摘要：在近代中國，文化傳統便正如人體免疫系統那樣， 起過兩重作用：它使中國人抗拒西方侵略者將所謂基督教文化強加於我，它又使中國人往往因憤怒於西方侵略而產生盲目排外情緒。相互矛盾的這兩重作用，使得近代中國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屢次陷於困境。
商代四羊方尊
中國文化的孕育過程，可以上推到五十萬年以前，或者更早。 但在中國，考古學意義上的文化，則開端於六七千年以前出現的新石器文化，比古埃及文化、古巴比倫文化要晚。
但是，自從人類脫離野蠻而進人文明以後，中國文化便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獨一無二的形態。這個形態，以它的系統性和穩定性從未間斷而傲視於世，它的獨立體系可以計算到19世紀的40年代。
既然如此，中國文化可不可以稱作超穩定系統呢？
不錯，中華文化從來沒有中斷過自己的歷史行程，這是世界上任何一種古老文化都無法比擬的。但這不等於說中國文化亙古不變，更不等於說中華文化的發展是個平靜的無衝突的過程。
從源頭看，河姆渡文化的發現，還不到十年，但對它的初步研究成果，已使中國文化一源論者結舌。而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在近年的普遍發現，又不僅使中國跨入文明大門的時代，比固有結論上推了一二千年，還使歷來以為中國文明由西北向東南逐步擴散的傳統見解，喪失了無可懷疑的地位。而且，考古學已經用事實說明，遠古以來的中華文化，不僅在時間上，而且在空間上，自古以來都色彩各異，經過數以千年計的矛盾和衝突，方才逐漸由互相滲透而互相交融。
中華文化由多源到一體，無疑要歸功於政治上的大一統。然而，譚其驤教授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已經清楚地顯示，在清朝以前的一統王朝，包括炎漢盛唐在內，罕有真正的統一，也就沒有真正的穩定，也就說不上超穩定。
那末，所謂中國文化的超穩定性，是否可用它的封閉性來解釋呢？
歷史上的中國曾經有過閉關自守的惡名。但除了清中葉，它都不盡符合歷史實際。由漢至唐一千年裡，不但人民不排外，統治者也沒有患上排外症。他們對於當時域外事物，豈止歡迎，還主動追求，甚至為了滿足貪欲而不惜訴諸武力。結果呢？帝王貴族得到了珍寶、名馬和服食即可歸天的長生藥，而中國的田園裡出現了原產大宛的葡萄、苜蓿、芝麻、胡蒜，來自中亞的石榴、蠶豆、豌豆、香菜，出於波斯的核桃，以及原產於埃及或西亞的黃瓜，等等；同時，中國的絲綢在古羅馬帝國如此暢銷，以致不斷因黃金外流而引起羅馬帝國財政危機。
南宋以後，統治者對待域外事物，便有點神經過敏了，尤以提倡僧侶主義的道學家為最。兩宋海外貿易的繁榮，遠過於唐朝，由朝廷設定專門機構兼攬管理和經營進出口貿易事務的制度，也在宋代完備起來。元朝統治者曾以世界征服者姿態出現，他們只有“排內”，沒有“排外”，自不待言。就是明朝，雖然朱元璋曾實行海禁，但經濟的需要終究衝破了政治的壓製；海上走私貿易的盛行，迫使他的兒子朱棣不得不改變乃父之道，重新開放東南沿海港口，並用朝廷直接派遣武裝船隊進行沿海貿易的辦法與民爭利。其著名的事例就是鄭和七次下西洋，其活動的效果就是15世紀上半期中國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海上強國。儘管由於統治者的心術違反經濟規律，也由於北方瓦剌、韃靼等少數民族的軍事壓力日益嚴重，使得明朝在景泰以後再無力控制海外航運和國際貿易，但對外開放的態度一直延續到它的末世。晚明士大夫中間出現過吸取西歐文化以發展中國文化的一股潮流，便是明證。
談論中國文化屬於超穩定系統的種種說法，在我們看來，至少與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的說法同病。黑格爾所說中國文明自古未變，所舉的例證都集中在清代前期，這是他通過歐洲傳教士的介紹所能了解的中國狀況。然而清代文化難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樣態麽？清朝前期文化屬於中國文化的一種劇烈變形。一個生產方式落後的少數民族，因緣時會，靠暴力征服成為中國的統治民族，將它特有的社會組織和生活方式強加給文明程度較高的多數民族。儘管沒有逃脫文明較低的征服民族最終被文明較高的被征服民族同化的命運，但清朝前期的統治卻使中國社會的自然過程受到嚴重阻礙，延緩了中國的歷史進程。
當清朝由於社會矛盾的加劇而有可能出現社會制度的轉變時，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再次中斷了中國社會的自然過程，迫使中國歷史走上了半殖民地的路線。黑格爾很注意必然與偶然的辯證關係，但他的歐洲中心論的史觀，使他違反自己的辯證法，將一定會在世界歷史中發生、但並不注定要在中國發生的事混為一談，因而他對中國歷史，雖然說了一些聰明話，在總體認識上說的卻都是些反歷史的話。假如對中國歷史不過一知半解，至多能夠摭拾清代以來中國的個別事例，卻宣稱自己發現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難道能令人信服麽？
與超穩定系統論者相反，還有一種國粹論者。他們從晚清起， 便宣稱中國文化在歷史上既屬世界第一，便可永遠保持下去，傳至萬世即三十萬年而不竭。粹者，純一不雜之稱也。所謂國粹，當然可以理解成無論世界怎麽變，中國文化卻可以照原來模樣維持下去，永恆地比人家優越。
應該承認，在晚清的中國被資本主義列強瓜分的危機屢現的歷史條件下，所謂國粹論者用回憶歷史來振奮人心，在邏輯上有它的合理性。但他們在科學上一開始便是錯誤的，錯誤的理論表現便是魯迅早已指出的諱疾忌醫。不過，這樣的想頭，並非一切中國人的通病，例如章太炎認定學習拿破侖、華盛頓的模式，是中國自強的唯一出路。然而章太炎就是近代國粹論的盟主，儘管他自命為國粹傳人時，頭腦中所裝的只是漢族文化之“粹”，而且在策略上很懂得不能盲目“排滿”。他的國粹論不過是企圖在中國搞一場意大利式的文藝複興的同義語。
恩格斯說過，“在一切意識領域內傳統都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難道中國文化的傳統，也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麽？
問題在於如何理解“保守力量”。從歷史上看，保守不一定全是壞事。一種優秀文化，只有形成傳統，才能不失去對外來粗劣文化的免疫力，正像人體沒有免疫系統便無法存活一樣。當人體健康的時候，自身免疫系統起著保護健康機體不受外來毒素侵害的作用。但當人體已經受到損害，需要輸血或者移植異體器官才能獲得新生時，這時候自身免疫系統便會成為病人獲救的障礙，因為它頑強地排斥異型血液或異己器官，也就是排毒和排外不分，勢必令良醫束手。
《音調未定的傳統》，朱維錚著，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出版。
我們看到，在近代中國，文化傳統便正如人體免疫系統那樣， 起過兩重作用：
它使中國人抗拒西方侵略者將所謂基督教文化強加於我，它又使中國人往往因憤怒於西方侵略而產生盲目排外情緒。相互矛盾的這兩重作用，使得近代中國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屢次陷於困境。如何看待義和團運動，從自立軍到同盟會，從清末到 “五四”，不斷引起劇烈爭論，便是顯例。
文化傳統在人們心理上的反映和行為上的表現，就是魯迅所說的“國民性”。這種性狀，固然不必是一國之民所盡有，卻可能為趙太爺、假洋鬼子和阿Q所共有。它既能促使阿Q憎惡假洋鬼子，也能驅使假洋鬼子不準阿Q革命，又使得趙太爺不準阿Q姓趙並將阿Q送上法場。因此，魯迅那樣討厭國粹論，那樣疾呼改造“國民性”，也許失之於偏激，提出的問題卻非常正確。這種“國民性”， 既然導致了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的失敗，不正視不改造，行嗎？怎樣才能兩全其美，既保護中國文化的抗毒力，又克服文化傳統的保守性呢？
“五四”以後，在文化上有過兩種主張，即“全盤西化”論和 “中國文化本位”論。二者的爭論，自有意義。意義就在爭論的本身，表明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感愈強，怎樣看待中國文化傳統的問題就愈緊迫。但是，全盤西化論也好，文化本位論也好，在理論上都是錯誤的。前者猶如要求取消自身免疫系統，後者好比無視自身免疫系統的排他性。二者在實踐上都行不通。
（本文摘自《音調未定的傳統》，朱維錚著，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出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編輯毛乃高，圖片來自網絡，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為：排毒與排外。）
作者簡介
朱維錚（1936-2012），江蘇無錫人，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生前為複旦大學資深教授、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從教52年。2006年獲德國漢堡大學榮譽博士，是漢堡大學授予中國人的首個榮譽博士，也是自季羨林之後德國高等學府授予中國人的第二個榮譽博士。朱先生治學嚴謹，功力深湛，眼光獨到，筆鋒犀利，具有深刻的現實關懷，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導者、開拓者和建設者，治學範圍涵蓋中國經學史、中國史學史、中國近代史、中國思想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多個領域，已刊論文及講演錄二百餘篇，著作十餘種，主持整理、編選和校注重要典籍近百種，《走出中世紀》等翻譯成英文出版，在海內外享有很高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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