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裡米亞戰爭：一場地緣與信仰的帝國博弈

當地時間2014年3月16日，克裡米亞舉行全民公投，約95.5%的投票者支持克裡米亞加入俄羅斯。圖為親俄羅斯民眾舉行慶祝活動。圖/視覺中國

《克裡米亞戰爭》

作者：（英）奧蘭多·費吉斯

譯者：呂品/朱珠

版本：理想國|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10月

從2014年克裡米亞舉行獨立公投、加入俄羅斯開始，這塊被譽為全世界十大戰略要衝之一的半島，再次成為新聞媒體的高頻詞匯。而2018年底，烏克蘭與俄羅斯再次在克裡米亞的刻赤海峽交火，顯然，對克裡米亞的爭奪，並未隨著公投的結束而終結。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奧蘭多·費吉斯的《克裡米亞戰爭：被遺忘的帝國博弈》，洋洋灑灑幾十萬言，將150多年前發生在克裡米亞半島的那場戰爭場面呈現出來，也將19世紀中期整個歐洲的國際關係作了細致入微的刻畫。在一般的歷史教科書中，1853至1856年間的克裡米亞戰爭，基本上算是維也納體系“百年和平”中的意外插曲，但費吉斯認為，這場戰爭是歐洲國際關係的轉折點，它改變了19世紀下半葉歐洲外交的理念和規則，這場戰爭留下的影響至今猶存。

克裡米亞戰爭

歐洲國家與俄羅斯的群毆

其實，“克裡米亞戰爭”這個名稱本身就掩蓋了這場戰爭的複雜性，塞瓦斯托波爾（克裡米亞港口城市）的爭奪戰讓戰爭進一步聚焦。“在塞瓦斯托波爾有幾百座紀念碑，許多都矗立在軍人公墓裡，那是在圍困期間，由俄羅斯人建立的三座巨型墓地之一，有十二萬七千五百八十三名在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中陣亡的軍人埋在那裡。”可以說，克裡米亞以及塞瓦斯托波爾已經變成俄羅斯的“國家圖騰”，而不僅是俄羅斯最重要的海軍基地。從1954年克裡米亞半島劃給烏克蘭之後，俄羅斯人就一直試圖將這個半島拿回來，尤其是冷戰結束烏克蘭與俄羅斯分家之後。只有弄清歷史的來龍去脈，才能理解當下克裡米亞半島和刻赤海峽發生的故事。

費吉斯努力還原克裡米亞戰爭的整體面貌，將其置於黑海、“東方問題”，乃至整個歐亞大博弈的背景下去理解和闡述。他批評很多英國人只是關注克裡米亞戰爭的細枝末節，而沒有能力和意願去呈現戰爭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原因之一是英國在這場戰爭中扮演的角色比不上法國，無論戰場表現還是後勤補給，英國軍隊都落在法國後面，在戰後談判過程中，也是法國起了主導作用。《巴黎條約》的簽署，本身意味著法國從拿破侖戰爭的陰影中擺脫出來。費吉斯超越了“英國視角”，從大歷史的視野去講述這段被英國人遺忘的歷史。他說，“本書也是第一部資料大量取自俄羅斯、法國、奧斯曼帝國和英國文獻的書，全面反映了地緣政治、文化與宗教等因素是如何影響主要參戰國介入這場戰爭的。”

在費吉斯看來，“克裡米亞戰爭是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戰爭，它使用了最新的工業技術、現代來複槍、蒸汽機和鐵路，還採用了新型的後勤和通訊手段，電報、軍事醫學上的一些重要發明，以及戰地風雲記者和攝影師也出現在戰場。與此同時，克裡米亞戰爭又是最後一場依然遵從‘騎士精神’的戰爭，戰場上交戰雙方靠戰場使者傳信，在戰鬥間隙，雙方會同意停火以便轉移屍體、救治傷員。”這場戰爭帶來了幾十萬人的死傷，漫長的戰爭對峙、落後的後勤保障給士兵造成嚴重的身體和精神損耗。

從戰場範圍來看，克裡米亞戰爭可以說是歐洲大戰，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從巴爾乾到高加索都是戰場，參與戰爭的國家也不僅僅是俄羅斯、奧斯曼帝國、英國、法國和撒丁王國，甚至還攪動了奧地利、瑞典等國。到1855年，塞瓦斯托波爾要塞陷落之後,英國並不想退出戰爭，而是希望將這場勝利作為對俄作戰的起點。只是因為法國、奧地利等國不願意繼續這場漫長而看不到結果的戰爭，與此同時，法國和俄羅斯也開始進行了外交接觸。

克裡米亞戰爭的“戰場”遠遠超出了黑海範疇，而具有了“帝國之戰”的意義。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確立了戰後的兩種大國秩序：一是俄羅斯和英國所代表的側翼大國，俄羅斯代表著大陸帝國，而英國代表著海洋帝國，從歐洲來講，兩個帝國並沒有交集，但是從歐亞大陸來說，兩個帝國在中東和印度有交集，英國恐懼的是俄羅斯南下而威脅到印度。二是俄羅斯和奧地利建立的保守主義同盟，其中奧地利首相梅特涅是操盤者。

克裡米亞戰爭意味著這兩種大國秩序都已經崩裂，尤其是曾經聯手製衡歐洲大陸霸權的英國和俄羅斯之間的衝突，在拿破侖戰爭期間，英國和俄羅斯是中流砥柱，克裡米亞戰爭無疑是“聯盟的顛倒”。俄羅斯和奧地利之間建立了保守主義的君主聯盟，反對國內革命和民族主義，尤其是在1848年歐洲革命期間，俄羅斯軍隊充當了“歐洲憲兵”的角色，但是在1854年，奧地利加入英法聯軍，讓俄羅斯從歐洲國際體系的主導者淪為“孤家寡人”。

可以說，克裡米亞戰爭是歐洲國家對俄羅斯的群毆。從彼得一世開始，俄羅斯就希望成為歐洲國際社會的一員，但是這次戰爭對俄羅斯無疑是一次打擊，歐洲強國寧願為了保護信奉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而與俄羅斯進行決戰。

戰爭動機

宗教衝突與帝國權力之爭

克裡米亞戰爭並不是一場意外，每一場戰爭都有深層次的原因，戰爭也是對每個國家的終極考驗。費吉斯認為，“參加克裡米亞戰爭的各方都有自己不同的動機，民族主義情緒、帝國間的紛爭與宗教勢力交織在了一起。”戰爭最初的原因是巴勒斯坦的聖地爭奪，即伯利恆的聖墓到底由天主教還是東正教保護，奧斯曼帝國在比較強大的時候，可以作為仲裁者，但是隨著奧斯曼帝國的衰落，聖地保護的問題就變成了法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問題。當然，法國和俄羅斯是在18世紀通過與奧斯曼帝國簽署不平等條約，而獲得了乾預奧斯曼帝國內政的資格。

費吉斯強調，宗教是引發克裡米亞戰爭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俄羅斯。“領導和保護奧斯曼帝國內的東正教徒，是俄羅斯自我授予的宗教使命，中心任務之一就是重新奪回聖索菲亞，將其恢復為東正教的教堂之母，同時把君士坦丁堡變成一個擁有從莫斯科到耶路撒冷廣大土地的東正教帝國的首都。正是這份使命感引發俄羅斯和奧斯曼帝國的衝突，最終導致了克裡米亞戰爭。”宗教一直是國際政治中的恆久因素，而尼古拉一世取代那個騎著高頭大馬進入巴黎的亞歷山大一世，奧地利的首相梅特涅在歐洲革命期間離開了權位，新一代的領導人沒有意願去維系大國之間的平衡。

宗教是俄羅斯擴張的動力，但是僅僅因為宗教，戰爭可以控制在俄羅斯與奧斯曼帝國之間，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戰爭。然而，克裡米亞戰爭，主要是英法和俄羅斯之間的戰爭，戰爭的起因是宗教，但深層次原因是歐洲權力結構的變化，俄羅斯在黑海沿岸，尤其是高加索和黑海北岸的擴張衝擊了歐洲的大國權力平衡，尤其是巴爾乾地區。從葉卡捷琳娜大帝開始，俄羅斯就有一個肢解和瓜分奧斯曼帝國的方案，整體來說，就是巴爾乾半島東部（即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歸奧地利，多瑙河兩公國（現在的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則成為俄羅斯的附庸，君士坦丁堡成為一個自由城市，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俄羅斯軍艦可以自由進出黑海海峽。毫無疑問，這個方案打破了歐洲的勢力平衡，無論英國還是法國都不能容忍俄羅斯成為一個地中海國家，而奧地利也難以容忍俄羅斯軍隊越過多瑙河。

從17世紀開始，俄羅斯軍隊多次進入巴爾乾半島，但是多瑙河一直是俄羅斯潛在的“邊界”。即便是巴爾乾的斯拉夫人願意得到俄軍的幫助，但並不願意接受俄羅斯的統治。俄羅斯在黑海地區的擴張，其實已經超出了其實力限度。與此同時，19世紀，俄羅斯在歐洲大陸的擴張，比如說進入巴黎、鎮壓歐洲革命，引發了歐洲的“恐俄情緒”，關於“彼得大帝遺囑”的傳言，被歐洲外交官視為俄羅斯擴張野心的證明，雖然這份文件已經被證明是偽造，但是，這種恐慌一直延續到冷戰結束。

當然，歐洲國家也有一個肢解和分裂俄羅斯的計劃，主要內容包括將芬蘭還給瑞典、波蘭建國、多瑙河兩公國及高加索歸還給奧斯曼帝國，等等。在19世紀中葉，歐洲國際關係的觀念在發生變化。無論俄羅斯的尼古拉一世，還是法國的拿破侖三世，都有意改變歐洲的現狀，拿破侖三世希望通過戰爭改變法國“戰敗國”的地位，而尼古拉一世認為，奧斯曼帝國衰落已經為俄羅斯擴張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尼古拉一世突然訪問英國，與英國女王商討瓜分奧斯曼帝國的方案。“尼古拉一世以為只要說服維多利亞女王和她手下的高級大臣就可以了，沒有意識到議會、反對黨、公共輿論以及媒體可能會影響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當戰爭開啟之後，英國的主戰派將戰爭的目標設定為永久地削弱俄羅斯帝國的力量，使之無法與大英帝國抗衡。

宗教矛盾、權力政治，以及領導人的個人欲望相互交織，最終釀成了一場看起來意外的戰爭，克裡米亞半島這片海與陸、遊牧與農耕、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交接的地帶成為“絞肉機”，幾十萬人的鮮血澆鑄了克裡米亞半島的地緣政治結構。

孫興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