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
新浪財經訊 “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2018年夏季高峰會”於8月24日至26日在南昌舉辦，主題為“中國經濟：初心與再出發”，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出席並演講。
張燕生對佛山的調查研究發現，佛山就是講政府、市場，社會沒有大和小，沒有強和弱，沒有多和少，“我們的研究體會，佛山講政府和市場就是一個鏡子的兩面。”他認為，佛山的草根能夠生存和發展，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作用、市場的作用、社會的作用，它形成了一個合力，來推動佛山過去的發展。
下一步，佛山草根應該要發展現代化、高品質、全球化。但是目前草根缺技術、缺人才、缺資金、缺管道、缺品牌、缺先進生產力。這種情況下，張燕生認為應該需要“雙引擎、兩個發動機”。
一個發動機叫雙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還有一個發動機叫“雙公”，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張燕生認為雙公比雙創更重要。
比如企業轉型，張燕生指出，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能夠培養合格的高素質的員工，這這就需要發展多層次的職業教育。國家喊的口號是對標歐洲，學習德國和歐洲，這些國家是如何構建雙元的教育體系？一半的孩子學習知識，一半的孩子學習技能。這種事情光是企業是做不到的，它需要全社會共同來做。
還有一個是缺技術，比如德國有一個機構，有22個研發工程師，它在7大領域幫助企業，缺關鍵的零組件怎麽辦，缺工藝怎麽辦，因此你可以看到它在共性技術和公共技術的服務，實際上對草根的發展至關重要。
德國為草根服務的共性技術和公共技術的服務機構有四個。錢是哪兒來的呢？1/3是財政給的，只要能幫企業解決問題，這個錢你就花。1/3是公共經費有償服務。張燕生指出，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到，營商環境、投資環境、市場環境、創新環境和政策環境，我們需要有一個好的政府，尤其是在轉型時期，它是至關重要的。
透視全球製造業的新格局，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
第一，從製造業的角度來看2017年是全球製造業企穩向好的一年，2016年全球的製造業的增速是2.1%。2017年全球製造業的增速是3.2%。
第二，2017年全球製造業企穩向好，哪些部分表現更好呢？可以看到發達國家的製造業的增長曲線、斜率要更陡峭。過去十年，發達國家的製造結構調整目前來看，應該講開始見效。
第三，在製造業當中表現最好的製造業是哪一個部分？高技術製造業的增長率是5.3%，顯著高於中等技術2%和低技術的3%。
總的來說，從全球製造業的形勢看，高技術製造業的增長態勢是比較好的，因此對中國的製造企業來講，怎麽能夠從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進入到中高端，這個對我們來講是進入到增長的快車道的一個貢獻。
現在美國挑起了貿易戰，它最擔心的是什麽？最擔心的是中國製造2025。我們希望通過中國製造2025，實現從過去40年我們的製造業有一個主要的部分，我們叫“代工”、“貼牌”，能夠轉向自主，能夠把我們製造業從全球價值鏈的低端能夠進入到中高端。
過去的40年，我們相當一部分製造業是簡單模仿，能夠走向科技創新。現在讓美國以及很多國家擔心，說中國製造業在2025、2035、2050，如果中國的製造業做強、做優、做大，我們怎麽辦？佛山歐神諾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景德鎮陶瓷大學客座教授鮑傑軍認為，當我們的製造業開始進入到全球價值鏈的高端，我們要能夠形成一個包容發展的心，不是替代傳統製造強國，而是創造。
張燕生認為，從這個角度來講，貿易戰一個方面對我們是不利的因素。但另外一個方面，它可能確實給我們帶來了思考，就是未來的製造業我們應該是什麽樣發展的新路徑。
在中國製造業轉型更新的過程中，佛山故事的特點是什麽？
過去東亞模式實際上是有兩組模式，一組模式是日本和韓國的模式，這種模式的知識產權是自己的，品牌是自己的，行銷管道是自己的。還有一種模式是台港澳企業的模式，這種模式主要就是代工、貼牌，嵌入到國際工序分工，是這麽一種模式。
從中國過去的40年用廣東為例，廣東有兩種生產模式，一種是佛山的模式，發展內生的市場經濟的中小或民營企業的模式，從製造業的最低端一點一點地往上走。還有一種模式就是代工貼牌的模式，傳統的模式是東莞。這兩種模式完全不一樣。東莞的模式是招商引資的模式，招商引資發展的模式就是營造一個好的投資環境，有一個好的服務型政府，有一套好的優惠政策，然後把境外的企業或者是外地的企業引到這個地方來，這是一種模式。往往這種模式大部分都是代工，大部分都是外資，大部分都是低端。
而佛山的模式，是政府把它的權力從佛山的市下放到佛山的區，從佛山的區下放到佛山的鎮，張燕生評價稱，“把權力一定要下沉到最基層，你才能夠形成民營企業草根經濟中小企業發展的土壤和環境。”
這兩種模式在過去的40年，它的發展的路徑是什麽呢？
首先看代工的出口、貼牌的出口，我們叫加工貿易和一般貿易的比重。在1993年鄧小平南巡時，加工貿易出口和一般貿易出口的比重超過100%，也就是說半壁江山是代工，是貼牌，是外資為主，是工序分工為主，是低端為主。從1993年以後，這種代工的模式持續增長，一直到2008年，代工才開始下降。
張燕生有的時候會在心裡問自己，“為什麽改革開放40年，有30年半壁江山是代工？”過去40年為了發展市場經濟，我們用小經濟體的模式代工來發展我們的市場，來發展我們的民營，來發展我們的製造業。從這個角度，當我們說中興通訊沒有關鍵核心技術的時候，代工貼牌怎麽可能有核心技術？企業怎麽可能科技創新呢？
佛山從2012年以後開始發生實質的變化，也就是這些草根經濟開始要從高速增長轉向高品質，然後從傳統要轉向現代化，而且從中國開始走向世界。
怎麽解決佛山的草根問題，張燕生認為，還是需要國家幫助它。像一些重大的科學裝置，一些重大的高技術製造業的項目。佛山人喊的口號是草根轉型。怎麽轉？對標德國。怎麽對標德國？怎麽能夠把德國的工業服務引到佛山來？
佛山人怎麽做的呢？把長春的一汽大眾引進來，GDP算長春的，稅收算長春的，然後這個企業落到這個地方，給草根一個榜樣，說跨國公司是如何生產、如何研發、如何銷售。我們中國從來都講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麽我講佛山很中國，市場能改變佛山的製造業，我相信市場也能改變我們中國。
張燕生稱，佛山最寶貴的是它的企業家，過去40年，改革開放對中國最重要的是開竅，開了我們14億中國人的竅。“所謂開竅，就是我們離世界不遠，我們離市場不遠，我們離現代化不遠。”
佛山沒有一流大學，佛山沒有一流的直接融資的金融體系，佛山沒有一流的真正在全球頂尖的領頭的創新型的企業，而且佛山也沒有世界一流的關鍵核心。佛山在過去的十多年、將近二十年，把中科院的各個研究所引到佛山，它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領到佛山，千方百計給佛山成立像台灣的工業研究院，成立關鍵共性技術、公共技術服務的平台。
“但是太貴了，”張燕生建議，佛山開展跨境創新網絡，“像蜜蜂一樣，全世界誰有人才我跟誰合作，誰有技術我跟誰合作，誰有工藝我跟人合作，誰有管道我跟誰合作。”
“剛才我說草根轉型比登天都難，但是如果是我們眾人拾柴火焰高，有可能能夠一步一步為草根構建轉型的梯子。”張燕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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