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何謂美好生活？人們追求平等幸福的生活，但何謂平等，又何以幸福，卻是一個難題。據說在雅典的廣場上，蘇格拉底經常提出此類難題。人們一開始總是信心滿滿地給出答案，但在蘇格拉底的反駁與追問下，卻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無知。但當人們反問蘇格拉底時，他卻總是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在蘇格拉底看來，這個看似無力的回答已經足夠了——因為自知自己的無知，正是一切知識的開端。
但柏拉圖的《理想國》卻並未停留於此，而是在這部長篇作品中建構起完整的理論。柏拉圖之所以創作本書，同樣與蘇格拉底有關。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被公民法庭提起指控，罪名是褻瀆神靈和腐蝕青年。但這些罪名只是表面的，審判的真實背景是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失敗後的內亂。這場審判的結果也讓柏拉圖對雅典的民主製心灰意冷，重新開始思考人與城邦的根本問題——何為好生活？何為理想政體？
什麽是好生活？
在《理想國》的開篇，蘇格拉底前往雅典城外的比雷埃夫斯港參加一次向女神的獻祭。比雷埃夫斯港是當時最大的港口，也是雅典海軍的基地。由於海軍更多依靠第四等級的力量，因此這裡也被視作民主派的大本營。對於蘇格拉底來說，這可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所以他看完獻祭就要趕回城，但卻被一位老朋友玻勒馬霍斯“強行”留下，並帶回家中。正是在玻勒馬霍斯的家中，蘇格拉底與眾人開啟了一場漫長的對話。
首先出場的是玻勒馬霍斯的父親克法洛斯。在對話的一開始，蘇格拉底就出言不遜。在看到克法洛斯已步入老年後，他立即追問克法洛斯，人老了是不是很痛苦？對此，克法洛斯表現的很平靜，回應說年老也有年老的好處，雖然感官已經衰退，不能再享受美食與美色，但也因此從欲望的束縛中擺脫出來，過上了心平氣和的生活。但蘇格拉底卻不罷休，宣稱克法洛斯之所以內心平靜，只是因為有錢，並追問有錢的好處。克法洛斯也並不責怪，繼續回應說，有錢的好處就是不用說假話去騙人，也不用虧欠他人的債務而膽戰心驚。
這時，蘇格拉底抓住克法洛斯的這一回答，追問克法洛斯，如果有話實說和有債照還就是好生活，那麽這個定義是否完美呢？蘇格拉底舉出反例，比如，醫生有時隱瞞病情，卻可能對病人是好的；再比如，有人借了朋友的武器，但朋友卻瘋了，此時不歸還武器也可能更好。因此，有話實說和有債照還並完美的生活意義。通過這場論辯，柏拉圖試圖表明，克法洛斯並不理解美好生活的本質，而只是看到了表象。
在克法洛斯之後，玻勒馬霍斯繼續與蘇格拉底辯論。他繼承了克法洛斯的觀點，提出“恰如其分”的生活。玻勒馬霍斯舉例說，就是把善給予朋友，把惡給予敵人。但蘇格拉底依然不滿意，他反問玻勒馬霍斯，有沒有可能錯把壞人當朋友，而把好人當敵人？如果是這樣，那“恰如其分”豈不是幫助壞人、損害好人。通過這層論辯，柏拉圖意在強調，必須首先理解真正的“好”，掌握關於“好”的知識。在這裡，柏拉圖暗示應由有知識的人來區分敵友——顯然，哲學王的主題已隱藏其中。
“美好”是照顧弱者的利益
就在這時，沙拉敘馬霍斯突然粗暴地打斷了對話。此前他一直在旁聽，並對談話的內容大為不滿；此刻他終於按捺不住，要向蘇格拉底發起真正的挑戰。在他看來，符合生活邏輯的“好”就是強者的利益。因為人們一般把合法的視作正義，不合法的視作不義。沙拉敘馬霍斯的定義，顯然並不符合一般人的道德直覺，但卻包含了對世界的敏感洞察。尤其是在當時的希臘，城邦之間的相互攻伐與征服，無不遵循強權即公理的準則。
但蘇格拉底決意挑戰沙拉敘馬霍斯。他首先抓住強者利益的定義，質疑強者會不會誤判自己的利益，錯將有害的當成有利的，從而制定違背自己利益的法律。顯然，蘇格拉底意在再次提醒讀者，“好”的建構須以關於“好”的知識為前提。其次，更重要的反駁是，蘇格拉底宣稱，“美好”並非為了強者利益，而是為了照管弱者的利益。比如醫生的技藝是為了病人的健康，牧羊人的技藝也是將羊養的肥壯。以此類推，統治者的技藝也是為了照管百姓的利益，讓人民安居樂業。
但這種論證著實令人生疑。醫生治病真的都是為了病人麽？難道不是為了賺錢？或是為了個人的名聲？如果說有的醫生確實是為了病人好，但這世上真有牧羊人是真心為了羊好麽？把羊養的肥肥壯壯，不就是為了賺更多錢麽？要理解這個問題，必須注意，在與沙拉敘馬霍斯的論辯中，蘇格拉底反覆強調，他問的是“真正”的醫生和牧羊人。這裡的“真正”，意指最好的、最完美的。回到柏拉圖的理念論哲學中，蘇格拉底所追問的也並非現實中的醫生和牧羊人，而是醫生和牧羊人的完美“理念”。現實中的醫生和牧羊人總是有缺陷的，但蘇格拉底卻執意要追問人們心中公認的最完美的醫生和牧羊人。
這時我們才理解了蘇格拉底的邏輯：當我們說一個醫生是好醫生時，一定是指他的醫術高明，能治好病人的病，而非能賺錢。當我們稱讚一個好的牧羊人時，也是指他的養羊技術好，而非賺錢多。儘管賺錢可能是醫生和牧羊人的目的，但卻並非判斷醫生和牧羊人的技藝完美與否的標準。反之，如果醫生隻知賺錢，甚至坑害病人利益，那麽他在病人心中早已不是“真正”的醫生。一個隻知賺錢，而根本不在乎羊的人，也並非“真正”的牧羊人，至多是一個精明的生意人。因此，真正的統治者，也就並非隻知自身利益的強者，而應是那個一心一意都為了百姓利益的人。如此一來，通過將論題引向對完美理念的討論。
基於德性的分配
在蘇格拉底的步步緊逼下，沙拉敘馬霍斯開始放棄自己的主張。於是，從第二卷開始，蘇格拉底開始討論城邦正義。轉向的原因，是因為在蘇格拉底看來，城邦同樣是一種有機體，與人的靈魂分享相似的結構。
城邦的建立，由三種人構成——統治者、護衛者和勞動者。在柏拉圖看來，最理想的政體是哲學王政體，即由擁有知識與智慧的人來擔任統治者。較之統治者，護衛者雖不擁有最高的智慧，但卻擁有勇敢的美德，敢於舍身為國、保衛城邦。除此之外，勞動者既缺少智慧，也不夠勇敢，但他們具有節製的美德，願意服從哲學王的統治。在蘇格拉底看來，這樣一種依據各自美德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的城邦，正是一個和諧的城邦，一個正義的城邦。
與城邦由三部分構成一樣，個人的靈魂亦由理性、激情與欲望三部分構成。理性是人運用計劃和推理來實現目標的能力，對應的是智慧的美德；與哲學家的位置一樣，理性在靈魂中居於統治者地位。激情是靈魂中愛好榮譽、渴求勝利的部分，對應的是勇敢的美德，同時也是靈魂中居於理性之下並輔助理性的部分。最後，欲望是靈魂中最低等的部分；較之統治者與護衛者，城邦中的勞動者更多是受到欲望的影響。因此，與勞動者的被統治者地位一樣，欲望也應在靈魂中處於被支配的地位。
用柏拉圖在《斐多篇》中的比喻來說，人的靈魂就是一駕馬車，理性是馬車夫，激情是一匹白馬，欲望是一匹黑馬。理性竭力把馬車往正道上趕，黑馬努力將馬車拉向邪路，而白馬則努力幫助馬車夫。如果理性能夠成功的支配激情與欲望，並使之處於和諧狀態。一個激情與欲望受到理性製約的人，在生活中也自然不會去做欺騙、違約或背叛朋友的壞事。
回到歷史中，在當時的希臘世界，每種政體都有各自的“應得”。比如，貴族製的“應得”是血緣，官職也依據血緣分配；在寡頭製中，“應得”是財富，根據財富多少來劃分公民的等級與權力；在民主製中，“應得”是自由民的身份，權力應由全體公民平等分享。但在《理想國》中，所有這些傳統的標準都被否定，唯一的標準就是人的德性與品質，職位的分配也同樣依據德性——有智慧的人居於統治者，勇敢的人擔任護衛者。
站在今天的視角，柏拉圖過於抬高理性與知識的地位，並輕視勞動者的美德與品質。但如果放在歷史的語境中看，較之過去以血緣、財富、自由身份來分配職位的種種做法，柏拉圖所倡導的依據人的內在德性來分配政治權力的美德正義觀，無疑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亞裡士多德的延伸
在繼承柏拉圖的基礎上，亞裡士多德提出“美好”是平等的分配，但這種平等卻並非單一的標準，而是數量平等與比例平等的混合。
亞裡士多德的例子是分配笛子。假設要組建一支演奏笛子的樂隊，但笛子的音色有好有壞，演奏者的水準也有高有低，那麽應當如何分配笛子呢？音色最好的笛子應分配給誰？對此，有人會認為最好的笛子應分配給水準最高的人，這樣有助於演奏出優美的音色；也有人建議分配給演奏水準低的人，這樣可彌補其水準的不足，增強樂隊的整體效果。對此，亞裡士多德的方案是，首先，無論演奏水準高低，每位演奏者都應得到一隻笛子；其次，最好的笛子應當給演奏水準最高的人，因為這樣最有助於實現好笛子的優美音色。
在這裡，亞裡士多德區分了兩種平等。一種是數量平等，就是對所有人的一律平等，比如所有樂隊成員都應當得到一隻笛子，不能因為演奏水準低就剝奪獲得笛子的權利。另一種是比例平等，即依據內在品質的分配，比如演奏水準高的人應當得到好笛子，而水準低的演奏者只能得到較差的笛子。當然，對於比例平等，問題的關鍵是依據何種標準。在這個問題上，亞裡士多德堅持目的論，即以事物的內在目的為標準。既然笛子的目的是被演奏，那麽演奏水準高的人顯然最有助於實現笛子的目的。
因此，真正的美好生活，即社會正義不可能只是基於德性的差序正義，而更接近於亞裡士多德的兩種平等的混合。但這並非對柏拉圖的否定。在這個意義上，正義的本質是複雜的，柏拉圖與亞裡士多德都堪稱最偉大的思想家，從各自的視角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理想國》對這一問題的解釋和表達，是它成為經典之作的根由。
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本文根據“東方講壇·思想點亮未來”系列講座的演講速記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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