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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拾遺
心 裡 有 束 光 ·眼 裡 有 片 海
拾遺
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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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她的故事，或許內心會有陰影，
其實，那是有一片陽光照了進來。
這片陽光也是一句話：
若有詩書藏於心，歲月從不敗美人。
她就是鄭念，被譽為中國最後的名媛。
01
鄭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於北京，長在天津。
祖父姚晉圻，清末民初大儒，
逝世後，時任總統黎元洪明令國史館為之立傳。
父親姚秋武留日歸來，軍中少壯，官至將軍。
家世顯赫，加之本就天生麗質，
也就不難理解，鄭念還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時，
就曾四次登上《北洋畫報》的封面。
成為天津衛的風雲人物。
要知道，上一個因登上《北洋畫報》而名聲大噪的人，是趙一荻，
也就是那個16歲與張學良私奔，
成就一段世紀愛情傳奇的趙四小姐。
一時間，鄭念成為天津名媛圈裡最炙手可熱的人物，
憑己家世及美貌，
覓得門當戶對的如意郎君，
鄭念本可書寫出一段屬於自己的愛情傳奇。
這本也是那時天津名利場司空見慣之事——
不管家世如何，才情如何，
女以夫貴，這是當時女性都逃不了的命運。
未料，鄭念的美，只是在天津曇花一現，
並無激起任何波瀾。
鄭念一步一個腳印，中學讀完之後，
考入燕京大學，再遠赴英倫，
獲取世界名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碩士學位。
“明明可以靠顏值，偏偏靠才華”，
用來形容鄭念，再恰當不過。
在倫敦期間，她與同校的鄭康琪博士相識相愛，
並結下百年之好。
那年，她正青春，20歲。
在少女時代，她的美驚豔四方。
跨入青春時，她走進一段平凡的婚姻。
命運波瀾不驚，她要自己書寫。
而一段屬於鄭念的美麗傳奇，才剛剛開始。
02
結婚後，戰事頻繁，
鄭念隨任外交官的丈夫一直在外漂泊。
她的女兒，就出生在澳大利亞。
1949年，反其道而行，
鄭念毅然隨夫主動回到上海——
為新中國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鄭康祺曾受聘為市長陳毅的外交顧問，
後出任英國殼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經理。
殼牌石油是1949年後唯一特批留在大陸的西方石油公司，在當時石油產業基礎薄弱的大陸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7年，丈夫患癌症去世，
鄭念接著擔任英籍總經理的顧問。
那時的上海不能說一片狼藉，
但也可謂百廢待興。
隻從服裝上就可見一斑：
中山裝和列寧裝成了風靡一時的“時尚”
無論男女老少。
這跟窮有關，但也是那時的時尚。
一些有錢的人，為了不與大眾趣味脫離，
也只能跟風穿。
但鄭念，似乎沒有這種覺悟，
她試圖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隻穿旗袍，家裡陳設明清古董，出門有車接送。
她在上海的家，被一位老朋友稱作是“這個色彩貧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滿幽雅高尚情趣的綠洲。”
連鄭念自己也對自己家充滿自豪感：
“我的居所，雖則稱不上華廈美屋，
但就是以西方標準來說，
也可屬於趣味高雅的了。”
鄭念並不自知，這種努力本身，
是對一律化生活方式的抵抗，
在不久的將來，這種抵抗，
將讓她接受命運的蹂躪。
03
1957年，丈夫去世後，
鄭念不得不獨自一人照顧女兒。
那年她42歲。
歷史的大潮已幾起幾落，
失去了丈夫這個依靠，鄭念卻依舊孑然從容，
有意無意與浮躁的社會疏離著。
她家有豐富的唱片收藏和唱片機。
平常工作之餘，就和女兒梅平躲在家中聽唱片，
也樂於邀請女兒的朋友來家中一起欣賞。
但平靜的日子，總是很短暫。
終於在1966年一個悶熱的清晨，
鄭念被裹挾著進入了這場歷史風波的中心。
只是，在預感到風暴臨近之時，
鄭念並未慌亂。
先是早上，面對兩位不速之客，
“我故意把步子放得悠閑緩慢，
極力做出鎮靜自若的神態。”
中午，鄭念被迫參加了一場批鬥會。
晚上，家裡的傭人很為她擔心：
“你這樣孤零零一個人，我們真不放心你。
假若先生還在世，那就好了。”
“謝謝你，陳媽。謝謝你對我的關心。
告訴老趙和廚師，不要為我擔心。”
嘴上說不擔心，但她確實想念丈夫了。
“自他逝世後，我這還是第一次，
不為他的去世惋惜。
謝天謝地，他不在了。
否則，他必然難逃一場凌辱和迫害。”
她想起了亡夫，卻不是哀怨命運，
反是為丈夫慶幸。
她51歲了，畢竟還是一個女人，
可在面對可能隨時把自己碾得粉碎的風暴面前，
優雅從容，緊張但不畏懼——
命運或許如刀，那就讓我來領教。
04
不可避免地，1967年，
鄭念還是被投進了看守所。
理由是她資產階級式的生活，
長期留學供職國外，有很大的間諜嫌疑。
鄭念當然不承認這莫須有的罪名，
因而在沒有任何審判的情況下，
在看守所飽受6年多折磨。
看守人員驚奇地發現，
這個依靠剝削壓迫傭人，
過著腐朽資產階級生活的老太婆，
依舊把獄中生活過成了“資產階級”味道。
她借來掃帚，把監牢打掃得乾乾淨淨。
還給存水用的臉盆做蓋子防塵，
甚至還編了一套運動操，讓自己保持清醒。
每當看守員嘟囔著嫌麻煩時，
她就振振有詞地背出語錄：
“以講衛生為光榮，不講衛生為可恥。”
讓看守員無言以對。
就這樣，她把狼狽不堪的獄中生活，
過成了其他囚犯羨慕的“詩和遠方”。
當然，並不是只有“詩和遠方”，
有段時間，她的手被長時間反銬在背後，
但即使拚著手部致殘的後遺症，
她也堅持每次上完廁所都拉上西褲的拉鏈，
只因為敞開褲鏈“太失體面了”。
她也從未放聲嚎哭，向看守祈求，
因為她受到的教育中那是“不文明的”。
6年間，她從未承認任何罪名，
也從未揭發任何人。
那時，在交代材料的底部，
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
鄭念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這幾個字。
命運要判她有罪，可鄭念堅信，命運可以改寫。
05
終於，1973年，有人向她宣布，
將要對她寬大處理，釋放出獄。
未料，她竟然拒絕了釋放，
反是強硬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無罪，
並且要求賠禮道歉，
還要在上海、北京的報紙上公開道歉。
“瘋了。”他人眼中，鄭念的要求很好笑。
最終，兩個人強行架著把她扔到了街上。
此時，站在大街上的，
是一個年近花甲的老人，
體重從100斤，降到70斤。
回到住處後，
時隔多年，第一次照鏡子，
看到自己的衰老、憔悴模樣，
她大吃一驚，
“只有一雙眼睛顯得特別明亮，
這是因為我隨時要提防外界。”
這雙明亮的眼睛，只是在聽聞唯一的女兒死了後，
稍微黯淡了一瞬，隨之重煥光彩。
她不相信女兒像她那麽熱愛生活，怎麽會自殺。
她沒有因為失去了唯一的女兒而消沉，
反是積極治病，重新修繕住所，
並動用一切關係追查女兒死亡的真相。
她老了，虛弱了，可依然鬥志昂揚，
生活只要還在繼續，她依然要活得漂亮。
不是證明給別人看，
更是驕傲地活給自己的命運看。
1980年，鄭念去了加拿大，
隨後定居在華盛頓。
她的離去，不是以一個失敗者的姿態，
而是勝利者的姿態——
她的罪名已全部被平反，
在她的頑強追索下，
迫害女兒致死的凶手也已經伏法。
06
命運待她從來不公——
因莫須有的罪名，入獄6年，
唯一的女兒在此期間去世。
時間於她異常殘酷——
生命的下半場，孤懸海外，
獨自抵禦歲月的侵蝕。
踏上離開祖國的船時，她已經65歲了。
命運從來不曾放過她，可她從來沒有推，
留下一身的傷痕和內心的疲憊；
她也從來沒有放過命運，那些走遠的望和念，
她依舊準備拚命去追。
1987年，她出版了全英文寫作的《上海生死劫》，對那段不堪歲月進行了深刻地回憶。
一經推出，就成為風靡歐美的暢銷書，並一版再版。
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庫切都忍不住在《紐約時報》上寫書評：
“在人的水準上，她的回憶錄最偉大的可貴之處，
在於她對自己抵抗心理和身體的壓力的記錄。”
也正是在這本書中，她用了筆名：鄭念。
既是紀念丈夫，也是紀念女兒。
而與其說，這是一部回憶錄，
毋寧說，這是她改寫自己命運的記錄——
記錄下一個真正高貴美麗的靈魂，
記錄下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命運。
07
與張愛玲在美國的孤淒晚景相比，
鄭念的晚年要優渥充實得多。
她在華盛頓上等住宅區購有二房二廳四個浴室的180平方米公寓。
她的生活依舊優渥，但不奢侈。
她將著書所得的優厚稿酬設立“梅平基金會”，
專門資助大陸留美學生。
只是生活中的她，要獨自體味孤獨。
“在美國，一個老年人，沒有家、沒有孩子、沒有親人，是很苦很苦的。”
晚年接受採訪時，鄭念這樣說。
2009年的一天，她在浴缸裡摔倒起不來，
因一人獨住，無人知曉。
好在次日上午，她約好的一個朋友來訪，
按鈴無人答應，特地叫來大廈管理員打開房門，
鄭念才被送入醫院，但已元氣大傷，
醫生告知她的壽命最多只有一年。
她聽了，平靜地回答：
“我已經活夠了，我要準備回家了！”
數月後，鄭念走完了她的一生，
以94歲高齡辭世。
回頭再看她去世前的影像，
從她的眼中，似乎一點看不到歲月孤苦的痕跡。
《上海生死劫》中文譯者程乃珊感歎：
“她是那樣漂亮，特別那雙眼睛，
雖歷經風侵霜蝕，
目光仍明亮敏銳，只是眼袋很沉幽，
那是負載著往事悲情的遺痕吧！”
時光雖然磨蝕了她的容顏，
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她身上高貴的氣質，
那種透過歲月塵土奪目的美，攝人心魄。
08
在鄭念逝世後，人們紛紛讚其為“最後一個貴族”“最後一個名媛”。
她，當得起這樣的稱讚。
但也許，“真正的美人”，才是對鄭念最高的評價——
無論身處何種命運的漩渦，
她都不放棄去發現人生的美，創造生活的美；
無論在哪個年齡階段，
她都只聽從內心對尊嚴的堅守，要美得體面。
這，才是對一個女人最高的評價：
真正的美人，她們其實是具有更高人生品質的人，
從未讓年齡捆綁她們的人生，
都以極大的勇氣相信可以改寫命運，
進而抵禦命運的無常，
就像從沒有不需要抵抗重力的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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