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華：歷史的轉折——美蘇冷戰起源的經濟因素

近年來，中美兩國的關係進入了一個非常微妙的時期，這也是兩國自關係正常化以來經歷的較大的轉變。許多人質疑，中美兩國的關係是否已經進入到前所未有的階段？兩國關係又將會朝著什麽方向發展？

2020年6月10日，華東師范大學世界歷史研究院和大夏書院聯合舉辦了世界歷史高峰論壇，邀請到了研究冷戰歷史的著名學者、華東師范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周邊國家研究院院長、世界歷史研究院院長沈志華教授作為主講嘉賓。

從2018年夏天開始，沈志華教授領導的團隊受國家相關部門的特別委託，對當年美蘇雙方在全球冷戰的起源、發展等問題，進行了再思考和研究，試圖給大家提供一些歷史的借鑒。本次講座，沈志華教授著重從經濟角度分析了美蘇在冷戰期間經歷的關係變化，以及經濟因素怎樣決定了兩國，乃至全世界的戰後發展。

冷戰起源的背景與邏輯

其實過去對美蘇冷戰起源研究很多，但是從經濟角度來研究的還是比較少，尤其是中國從這個方向來研究的就更少了。這次疫情期間，我作了這方面的專門研究，梳理出了一個思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先給大家梳理一下關於冷戰的概念和邏輯。

第一，關於冷戰前的學術爭論已經有幾十年了，從美國的傳統學派到修正學派，到後修正學派，新後修正學派，包括冷戰史新研究等等。這些學派主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冷戰究竟是誰發動的？是誰的責任？傳統派認為是蘇聯的責任，修正派表示是美國的責任，後修正派說雙方都有責任，新後修正派又認為還是蘇聯的責任，所以這個題目一直爭論不休。

第二個爭論是關於冷戰是在何時爆發的？這個也是眾說紛紜，有說是1917年的，1945年的、1946年的、1947年的、1948年的，當然每一年都有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所以這個問題也是爭論不休。但是如果我們想把這個問題講清楚，我們首先需要限定一下概念，即什麽是冷戰？現在比較公認的看法是，第一，冷戰從世界格局上講它是兩極格局。第二，從對抗來講，它不僅僅是兩個國家的對抗，而是兩個集團，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對抗。第三，這種對抗的本質是兩個性質完全對立、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對抗，不是一般性的衝突。例如宗教衝突、地緣衝突、經濟衝突等不能被看作冷戰衝突。但之所以叫冷戰，是因為這個衝突有個頂點，不會爆發戰爭。由於雙方都有原子彈，受技術因素的製約，所以衝突到頂點的時候，它就會往下回旋，進入緩和；緩和一段時間，但因為這個矛盾、分歧、衝突還在，於是又上升到頂點，這樣循環往複，拖了幾十年。

從冷戰爆發的角度上來講，我們要把握一個邏輯：美蘇雙方都有冷戰的意圖，發表過宣言，而且都有實施政策。在梳理歷史發展過程、歷史事件的時候，我們需要確定國家是在什麽時候宣布要進入冷戰了，什麽時候開始實施冷戰政策了，這樣我們才能夠確定冷戰爆發的時間。基於這個邏輯，我個人傾向於認為冷戰格局的形成是在1947年的7月到9月。美國方面的標誌性事件，就是1947年3月杜魯門主義和6月馬歇爾計劃的頒布，但是一個巴掌拍不響；而蘇聯方面的標誌性事件，是7月蘇聯和東歐拒絕馬歇爾計劃，9月共產黨情報局會議召開，特別是日丹諾夫做的報告。所以，到1947年的9-10月份，世界開始分為兩個陣營了。

第三個要梳理的是論證的邏輯，即戰後國際關係的變化。我們要看到兩條線索，一條線索是安全的問題，另一個是經濟的問題，兩個超級大國相互實施的戰略，一個是安全戰略，另一個是經濟戰略。

安全戰略的標誌性事件就是聯合國體制的建立，或者我們平常所說的橡樹園會議和雅爾塔會議（最後完成是舊金山會議）；經濟戰略，經濟對抗則表現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布雷頓森林會議）。雖然聯合國體制已經建立，采取了大國一致的原則，但是美蘇雙方總是覺得自己不安全，所以要加強安全措施。但是這樣的措施又使得對方覺得不安全，所以對方就開始加強它的安全措施，這反過來又讓本國感到威脅。這樣的情況周而複始地發生，就形成了安全困境。

經濟困境則是兩個經濟體系，即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對立。蘇聯社會主義就是計劃經濟，它不進入市場，不進入國際貿易體系，不進入國際金融體系；而美國作為資本主義國家是世界經濟，市場經濟。結果在戰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這種悖論得到了體現，於是在世界走向一體化的過程中，美國跟蘇聯兩家開始分庭抗禮。

現在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歷史的轉折點究竟在哪裡？什麽事件導致了美國政策的變化？什麽事件導致了蘇聯政策的變化？而兩國互相影響的事件，即歷史的轉捩點在哪？

歷史的轉捩點

第一個問題是安全體制。安全機制大體上是在1945年2月確立的，從德黑蘭會議到橡樹園會議，再到雅爾塔會議，基本原則確立了，最後到舊金山會議建立起來。這裡我想談幾個問題，首先，蘇聯的安全戰略究竟是什麽？蘇聯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孤島意識，在1917年10月革命成功以後，蘇聯就進入了內戰，同時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承認蘇聯，包括後來蘇聯加入國際聯盟又退出。總而言之，蘇聯一直處在資本主義的包圍當中，有一種極度不安全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形成了一種安全戰略：即領土擴張，以空間換時間。蘇聯的基本安全戰略就是把國家領土盡量地擴大，特別是戰略要地必須自己控制、甚至佔領，然後在國家周邊再搞一圈緩衝帶。

其實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的時候，蘇聯就形成了這個戰略，而且提出了具體的目標。首先要控制波羅的海的出海口，控制跟最北端跟歐洲的聯繫。蘇聯認為它得有一個安全地帶，而要建立這個安全地帶就必須去佔領波羅的海三國。其次，就是要控制芬蘭，因為芬蘭靠近列寧格勒港。第三就是控制波蘭，因為波蘭一直是進攻蘇聯的通道。

這三個目標是通過蘇德秘密條約實現的。西方原來談集體安全的時候，蘇聯也有這個想法，但是蘇聯的領土訴求英法不讚同，結果希特勒對此表示讚同，於是1939年8月份蘇聯就和德國簽訂了秘密條約，希特勒默認了蘇聯可以佔領波羅的海三國，並且不會干涉蘇聯攻打芬蘭，蘇德還同意共同瓜分波蘭，德國從西、蘇聯從東發動進攻。這樣蘇聯就可以把它的領土大規模的向外擴張。後來蘇德戰爭的爆發，則是由於兩國在蘇聯安全戰略的南邊腹地，巴爾乾地區的劃分問題上發生了衝突。史達林認為，北邊和中部的問題解決了，對蘇聯安全威脅最大的還有巴爾乾地區，控制了巴爾乾就可以控制黑海沿岸地區，下一步就控制土耳其海峽，到地中海的整個這塊地區也成為蘇聯的安全保障了，因此蘇聯要佔巴爾乾地區。但是希特勒不同意，想把巴爾乾地區給意大利。因為這個問題，所以希特勒在沒有拿下英國的情況下就發動了對蘇戰爭。而蘇聯的整個安全戰略正是在二戰的過程當中實現的，這也是英美對蘇聯戰後安全的保障。可以說，希特勒沒有答應蘇聯的條件，英美最後都答應了。

從結構和機制上講，美國羅斯福設計了聯合國這樣一個平台，實現他的“四大警察”的觀念：美國管北美，蘇聯管東歐，英國管西歐，中國管亞洲，這四個國家安全範圍內的事情各自來解決、來負責。只要大國之間不發生衝突，那世界就是安寧的。但從本質上講，那個時期主要的大國還是美蘇兩家，英國已經衰落，中國還沒有站起來。就是後來所謂的G-2，其實就是美蘇共治。這是羅斯福對全球安全治理的基本設想，也得到了史達林的同意。

英美首先承認了波羅的海問題，然後是芬蘭問題，同意按照戰前的狀態來處理這些問題。再者，在解決波蘭問題前，蘇聯先通過著名的百分比協定解決了巴爾乾的問題。在1944年10月，丘吉爾到莫斯科跟史達林協商，蘇聯在羅馬尼亞佔90%，在保加利亞佔75%，希臘英國佔90%、蘇聯佔10%，南斯拉夫各佔一半。這就是著名的百分比協定。原本美國對此表示反對，後來也默認了，於是巴爾乾的勢力範圍也就被劃分清楚了。

到雅爾塔會議的時候，一是承認了戰前的狀態，主要解決了波蘭和遠東的問題。把蘇聯的領土向波蘭、向西劃出了一大塊，然後為了彌補波蘭又把德國的部分領土劃給了波蘭，這樣所謂寇松線和波蘭問題都解決了。在會議後，東德和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巴爾乾、阿爾巴尼亞都進入了蘇聯的勢力範圍。另外，蘇聯也在雅爾塔會議上確立了日本海的控制區，從阿留申到千島群島都成為了蘇聯的勢力範圍，因此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也有了保障。

所以在安全的問題上，史達林是非常滿意的。但是美國也提出，蘇聯不能在所有這些區域內采取專製的一黨製體制，蘇聯可以控制這些國家、因為他們屬於它的管轄範圍，但是不能讓他們都變得和蘇聯一樣。對此史達林表示同意，並在1943年5月主動解散了共產國際。1943年初，史達林格勒戰役剛剛結束，歐洲戰場局勢有所扭轉，史達林就解散了共產國際。解散共產國際的近期目標是督促英美開辟第二戰場，遠期目標就是給彼此提供一個合作的空間，蘇聯也借此表示放棄實現全球共產主義革命的態度。後來在雅爾塔會議上，會議通過了《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這份宣言表面上含糊不清，其實美國的意思就是歐洲國家都要實行選舉製、多黨製，對此蘇聯也同意了。結果，在東歐、西歐、亞洲全都實行的就是聯合政府政策。

其實史達林對安全問題已經很滿意了，他不希望在這出現問題，所以他遵守了對西方的承諾。因此，從安全問題上講，蘇聯不會主動挑戰美國，一沒必要，二沒能力。並且按照國際四大警察這種劃分，美國和蘇聯根本就沒有地緣政治的交集，一個在美洲，一個在歐洲，中間隔著一個大西洋，一個太平洋，他們有什麽交集？有交集的地方其實就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日本問題，一個是德國問題。日本問題體現在關於三八線的劃分，原本蘇聯是想在北海道登陸的，但美國不同意，蘇聯也就退讓了，選擇通過遠東委員會參與一些政策設計。而德國問題就一直拖延下來，因為德國有個佔領區的問題。但是這也不是美國和蘇聯之間的矛盾，而是兩國關於怎麽處理戰後德國有著不同的見解。

因為蘇聯沒有理由去主動挑戰美國，所以從現在所有的史實上來看，冷戰的轉折點是美國主動挑戰蘇聯。美國首先表示了不滿，但是這個變化與地緣政治無關，更多的是意識形態衝突。而這個轉折點，則具體表現在華沙起義事件上。美國過去的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蘇聯的滿意度和不滿意度經歷過較大的轉變。原本美國人對蘇聯作為“希特勒的後勤部長”感到不滿，而希特勒攻打蘇聯後，美國和蘇聯成為盟友，民眾對蘇聯的滿意度也提升了。華沙起義則標誌了美國民眾新一輪的對蘇態度轉變。

1944年8月，華沙爆發了地下武裝起義。當時蘇聯軍隊已經打到華沙城下了，波蘭人希望蘇聯能夠配合解放華沙，但是史達林卻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因為起義的不是蘇聯控制的、原波蘭的共產黨員，而是倫敦流亡政府控制的人員。由於波蘭對於蘇聯非常重要，所以史達林不能讓西方控制波蘭。當然史達林的行為有其自己的政治目的，但這個行為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當時德國本來已經無力抵抗了，結果它連續調了6個師進入華沙，蘇聯對此也坐視不管，西方輿論界覺得蘇聯見死不救，眼睜睜看著十幾萬人被德國消滅，此事導致了美國和西方世界對蘇聯極大的輿論批評。

但是輿論的變化還沒有轉化為政策性變化。雖然在戰時英美也和蘇聯有非常多的小矛盾，但是由於戰爭還沒有結束，同盟國要擊敗希特勒、還要處理日本問題，所以聯盟不能破裂，這些矛盾也被擱置了。但在戰爭後期和戰後初期，蘇美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美國駐蘇大使威廉·埃夫裡爾·哈裡曼對美蘇關係的變化有著很大的影響，哈裡曼對蘇聯人在華沙起義時的行為非常不滿，不斷的寫回報告說蘇聯人不道德，而且他提出越到戰爭結束的時候，美蘇之間政治上的矛盾分歧就會越大。所以他提出了一個主張——把經濟作為外交的工具來使用。因為在戰後問題的談判中，例如租借清算的問題，貸款的問題，包括賠償的問題，都是蘇聯戰後重建時期的主要的經濟需求，而蘇聯的主要談判對象就是美國。所以哈裡曼就主張經濟談判當中不要輕易答應蘇聯的條件，如果要答應蘇聯，就要讓蘇聯在政治上在外交上做出讓步。在羅斯福執政時期，他的想法沒有被接受，但是我們已經可以從中看到一些經濟冷戰思維的痕跡了，把經濟製約作為一種工具來取得政治和外交上的效果。

到了杜魯門時期，美國決策者就接受了哈裡曼的經濟冷戰思維。左翼的羅斯福在1945年4月去世後，代表右翼的杜魯門上台後，政策也隨之轉變。羅斯福執政時期壓住的那些問題，像波蘭問題，像東歐的選舉的問題，都引起過美國輿論的很多不滿。等羅斯福去世，杜魯門上台以後，這些問題又重新冒出來了。另一方面，史達林對此感到非常困惑，他認為這些是蘇聯的地區，不論是選舉還是經濟政策都應該由蘇聯控制決定，不允許外國的乾預。並且蘇聯也保證了不去幹預自己勢力範圍以外的事件，包括法國、意大利、希臘的事件蘇聯都沒有乾預。雖然史達林在理念上陷入一種困惑，不過他覺得美國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但實際上這個問題對西方輿論的影響非常大，而西方的輿論會影響到美國的選舉，再加上兩黨之爭，於是就對美國的政策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

杜魯門上台以後做的第一個決定，就是宣布停止對蘇聯的租借，這也是美國針對蘇聯采取的經濟政策性行為。史達林對於停止租借感到非常震怒，表示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政策。事實上，當時的背景是歐洲戰爭剛結束，杜魯門第二天就宣布了停止租借，問題是對日戰爭還沒開始，美國軍方還期盼蘇聯加入對日作戰，杜魯門在蘇聯還沒加入的情況下宣布停止租借，說明他非常沒有經驗，不熟悉白宮的運作手段。白宮內部有些官員說不能再給蘇聯租借物資了，杜魯門就同意了，結果他之後才發現這個問題太大了。史達林一抗議，美國馬上就派羅斯福的私人顧問霍布金斯直接去找史達林解釋，說美國不是那個意思，這完全是行政操作失誤等等，之後又恢復了租借，但史達林對這個事情是非常失望的。那麽如果引起蘇聯不滿的是經濟問題，而美國第一個針對蘇聯的政策性轉變也是經濟轉變，我們就需要研究蘇聯為什麽對經濟問題如此敏感。

沈志華教授

冷戰起源的經濟因素——貨幣、金融和貿易

蘇聯在戰爭過程中的人員損失、物質損失，經濟損失都非常大，想要在戰後迅速恢復重建，就需要大量的資金、技術。戰後的歐洲也已經千瘡百孔了，只有美國沒有損失，並且經濟經歷了奇跡般的發展，所以這個援助只能來自美國。蘇聯非常清楚這一點，但最後美蘇真正的切割也是首先發生在經濟上。

在講這個經濟問題之前，我們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布雷頓森林會議，1944年7月，44個國家及政府在布雷頓森林召開了國際金融貨幣會議，在會議上美國表示希望與蘇聯、英國建立一個戰後世界經濟合作機制。

但是首先我想討論一個問題，就是美國後來對蘇聯使用的這些經濟製裁的手段，到底算是經濟戰，還是經濟摩擦呢？還是禁運、封鎖？西方歷史學界和經濟學界對這個概念的爭論也比較大，我覺得其實應該引進一個經濟冷戰的概念，用economic cold war （經濟冷戰）或者economic warfare（經濟戰）這兩個詞，把問題區別開來。經濟戰有一個基本的概念，它是指在戰爭狀態下使用的經濟手段，或者叫戰爭的輔助手段。手段還是禁運、封鎖，停止貿易、製裁等等，但是經濟戰是在戰爭狀態下使用這些手段。如果沒有戰爭，國家之間也會發生經濟分歧、經濟衝突，有時候也會使用製裁、禁運、關稅等等手段，但這些是臨時性的，等問題解決了，這些手段也就停止了。而經濟冷戰是介於這兩者之間，是指兩個國家長期對立、即冷戰的狀態下使用的一種遏製的經濟手段。有了這樣的區別，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我們是在哪個範圍內、在哪個概念下講冷戰起源的經濟因素。

第二個需要辨清的概念，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到底包含了哪些經濟體系。一般來說，布雷頓森林體系都是作為貨幣，最多加上金融，是貨幣金融體系。但我在研究後發現，其實布雷頓森林體系還應該加上貿易體系。從國際法角度上講，它是三個層面的問題，從結構上講，貨幣金融就是外匯管理、貸款、融資，然後是世界貿易。他們對應的國際機構就是國際貨幣組織（IMF），是國際貨幣組織，還有世界銀行（WB），當時叫國際複興開發銀行，是金融組織。國際貿易組織當時沒能建立起來，但是它有一個替代物，就是關稅總同盟（GATT），後來才出現世界貿易組織（WTO）。我認為這三個支柱、三個系統才形成了戰後的世界經濟體系，也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

我在看檔案文件的時候發現，國際貿易美國其實是早有安排的。雖然美國在1944年7月份組織的會叫國際貨幣金融會議，但實際上它預定了世界貿易的任務。並且它在宣言裡首先就表示我們穩定貨幣是為了開展世界貿易。從蘇聯來看，它最初加入的是貨幣和金融體系，但是它遲遲沒有決定是否加入貿易體系。為什麽？因為他一直在和美國談貿易問題，一直談到1947年。最後貿易談不成，貸款貸不到，蘇聯才最終放棄了。所以，從歷史角度考察也是這樣。

從美國的政策形成和蘇聯的政策發展的脈絡來看，應該把世界貿易體系加入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當中去，所以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橡樹園會議可以對等國際安全體系和國際經濟體系的設立。問題是國際安全體系建立起來了，但是國際經濟體系沒能建立起來；經濟體系沒能建起來，就成為了冷戰形成的基礎。如果經濟體系建立起來，那麽冷戰可能就打不起來，或者至少要拖延很長一段時間。

戰時美蘇的主要經濟關係就是租借，所謂租借就是由美國來生產蘇聯、法國、英國需要的武器裝備，甚至糧食、機器、設備、石油、汽車等等，生產完了以後再運到各地區。一切損耗的物資由美國承擔，如果在戰後這些物資還能正常使用，這些國家再把物資還給美國，或者清算以後還錢。美蘇經濟關係，無論從技術交流、生產還是貿易，其實都是以租借方式，包括貸款，來體現的。比如第一次租借前，美國就承諾給史達林10億美元的額度，在這個範圍內蘇聯要什麽我都給你製作。以後通過4次租借協議，美國對蘇聯的租借總計達到了100億美元左右和1750萬噸物資。到1945年，光租借就佔到蘇聯國民收入的16.2%，這對蘇聯的幫助確實非常大。戰後，蘇聯想延續租借，延續這種貸款體制，美國戰後繼續給蘇聯物資，之後蘇聯還商品給美國，兩個國家也就形成了一種貸款式的國際貿易關係。

但是美國在戰後就停止了這種租借形式，轉為貸款和賠償。反過來，對蘇聯來說，它最需要的是資金，這個資金有兩個來源，其中之一是美國提供的貸款；另一個是來自德國的賠償。但是英美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認為不能把賠償金額定得過高，不然德國社會沒法在戰後正常運作，類似法西斯上台這樣的事件又要重演了。然而，蘇聯的損失實在太大，直接的物資損失達到了1500億美元，如果沒有外來的補充，蘇聯要怎麽重建恢復呢？由於蘇聯的損失慘重，最後英美答應給蘇聯100億，並在雅爾塔會議上確定了賠償條件。在羅斯福去世之後，美國跟蘇聯成立了一個歐洲賠償委員會來協調賠償，但是關於賠償的矛盾之後仍不斷出現。

另一方面，還有貸款的問題，原本羅斯福在世的時候，蘇美有機會就這個問題達成協議，但因為那時戰爭還沒有結束，就沒有立即提出這個問題，也就錯過了在雅爾塔會議上解決貸款問題的時機。當時主要還有一個利息問題，蘇聯要求的0.5%利息和美國提的3%利息之間差距太大，兩邊的領導人也覺得這不是當務之急，貸款問題就耽誤了；加上之後美國政策變化，結果貸款問題就流產了。同時，貸款問題直接涉及到蘇聯是否要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表示，如果蘇聯要貸款，它就必須要加入國際貨幣和金融組織。一旦蘇聯加入了國際貨幣和金融組織，美國就通過世界銀行給你貸款；而蘇聯表示美國先給我貸款，我就加入這些組織，最後就在這個問題上僵持住了。

美蘇當時有個基本的概念——世界大戰都是因為貿易衝突引起的，而貿易衝突都是因為貨幣紊亂引起的。所以1942年後，美國和英國都在考慮怎麽通過穩定戰後的貨幣和金融，來推動世界貿易。同時英美都認為，出於保證戰後長久和平的考慮，國際經濟體系必須是一體的，大家制定共同的規則、共同遵守，避免因為貨幣戰引發貿易戰，貿易戰再引發軍事戰爭，因此，蘇聯必須加入這個體系。

一開始，蘇聯明確表示，金融紊亂、大蕭條、經濟危機都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造成的問題，我們不會遇上這些問題。所以美國跟蘇聯提加入國際經濟體系的要求，蘇聯並不理睬。但後來在1943年的10月份的莫斯科外長會議上，蘇聯開始明白戰後的經濟合作其實是要建立一套規則、一個體系，沒有這套規則，國家之間就沒法實現經濟合作，這也成為了蘇聯加入布雷頓森林會議的動力。到1943年底德黑蘭會議的時候，兩國提出了戰後全面合作，包括政治合作和經濟合作，所以史達林也答應了羅斯福，加入國際經濟體系。

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包括44個國家的外長或主要的經濟顧問一同來討論國際貨幣金融和貿易問題。但是在此之前，需要美國、英國、蘇聯、中國一起發表一個聯合聲明。在英國沒有明確表態的情況下，蘇聯先同意了加入國際組織，因此英國也不得不同意。從現在俄國披露的檔案看，蘇聯當時的訴求很簡單，第一，參加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才能體現我的大國的地位。第二，蘇聯也有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只有參加了國際貨幣組織才能得到世界銀行的貸款。當然蘇聯也知道這裡有風險，蘇聯經濟體制有自己的一些特徵，比如匯率是國家規定的、不受外國影響，出口進口都是國家決定的外貿壟斷，禁止一般公司做進出口等。所以蘇聯擔心，加入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會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危險引入到蘇聯來。此外，加入國際體系，還要和外國分享一些信息，比如國民生產總值、黃金儲備等等，蘇聯也對此有顧慮。但是，等到1944年7月21號會議結束的時候，蘇聯還是簽訂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世界銀行協定。

我認為在這個過程中，還是美國做了更大的妥協。首先，在美國完全接受或基本接受的蘇聯的要求之中，包含了最核心的基金份額的問題——也就是一個國家在基金組織資本金裡頭佔多少份額、在組織中有多大的發言權、影響力和控制力。美國在這個問題上完全滿足了蘇聯的要求。原本這個份額是根據國家的國民總產值、黃金儲備量、進出口貿易總額等因素計算出來的。最初蘇聯計算下來只有1億多美元的份額，後來不斷增加，羅斯福要求把政治標準加入考量，最後按照蘇聯要求達到了12億的體量，這完全是為了照顧蘇聯的地位和影響。第二個，是盧布評價的問題，也就是盧布的匯率、換匯是按照一個固定的價格來操作，還是可以讓蘇聯來決定調整？本來蘇聯完全是由自己來決定盧布的匯率，但是在加入國際貨幣組織後就不能這樣操作了。考慮到原來蘇聯的經濟體制不同，於是美國就承諾給蘇聯5年來慢慢過渡調整。第三個，就是基金會投票權的問題，保證蘇聯可以自然成為常務董事。這三個問題都是比較核心的問題。蘇聯也被迫接受了美國的兩個意見。一個是黃金認繳的問題，確認要用黃金，而不是盧布來做認繳，因為黃金保證是國際組織的原則問題，所以蘇聯最後也同意了。第二，是提供經濟信息，蘇聯也讓步同意了。這兩個要求也是建立一個國際貨幣金融組織所必須的。

但是，蘇聯的讓步也埋了一個伏筆，就是蘇聯可以自行決定提供的信息的真實性，比如蘇聯黃金儲備的多少完全是由它自己說了算的。美蘇在新開採的黃金是否列入黃金認繳、黃金存放地、還有外匯管制等問題上，雙方都做了妥協，但最關鍵的問題，還是銀行的份額。成員國一致認為，國家在世界銀行的份額應該跟在世界貨幣組織份額同等，基金組織的份額是12億，你在銀行也該交12億，但是蘇聯覺得有點不值。為什麽？因為它在銀行的本金僅僅代表它的責任，跟貸款多少沒有關係，所以蘇聯不想多交錢。蘇聯要保證自己的投票權、但交給銀行的份額又要盡量少。到會議最後一天，其他都談妥了，蘇聯堅持隻給9億，最後美國只能召開代表團會議，說蘇聯這3億的窟窿大家一起補，美國先擔一半，中國擔了5000萬，波蘭、加拿大也擔了一部分，就把這3億填上了。所以實際上還是美國做出了讓步。不過，到最後時刻，莫斯科來電也接受了12億這個方案，世界銀行的資本金就多了3個億。

關於美國為什麽一定要拉蘇聯加入組織：這問題的爭論也非常大，而對布雷頓森林體系，有兩種特別極端的看法，一個是說這個體系就是給蘇聯設計的，其設計者是蘇聯間諜。哈裡·懷特作為整個貨幣基金組織和銀行設計者、財政部的部長助理，是蘇聯間諜。但是現在看來，雖然懷特比較傾向蘇聯和左翼思想，跟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國務卿科德爾·赫爾、羅斯福總統的思想脈絡比較一致，但是他還是站在美國的立場上行事的。另一個極端的看法，包括當時蘇聯的官方看法，說美國設計這個體系就是針對蘇聯的陷阱。

我們之前提到，布倫頓森林體系是構建一個戰後國際經濟體系，也離不開蘇聯的加入，然而蘇聯的經濟體制跟美國的完全不同。但是美國方面的經濟學家，甚至包括羅斯福和懷特都認為，蘇聯已經不是典型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或是改良的國家社會主義。所以美國認為蘇聯有可能接受經濟改造，讓他們在國際組織中共存，這也和美國對蘇聯的經濟認知息息相關。而在研究美國解密的檔案後，我們可以發現布雷頓森林體系是給蘇聯的經濟體制改革預留了空間的。美國認為蘇聯的經濟體制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它是能夠跟市場經濟結合的。現在看最後形成的文件（基金協定和銀行協定），也確實專門有一章（第14章）談到兩種經濟體制怎麽融合，並給出了一個過渡期。所以美國設計這個體系，本來是想容納蘇聯的。

但是蘇聯對戰後世界經濟形勢的認識，還停留在一個傳統的觀念，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遲早要爆發，而且這種危機是周期性的，所以它不是一定要加入你們設計的體系。蘇聯對於自己經濟制度的認知還有兩個盲點，一個是蘇聯看到西方1929年、1932年的金融危機，而蘇聯沒有遇上危機，所以它認為自己的制度有優勢。第二個，蘇聯認為它之所以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支撐下來，是因為其國有體制的優越性。比如蘇聯一聲令下，拖拉機廠就轉成坦克車場，說轉就轉；糧食說調哪裡就調哪裡。這的確是它的體制起了作用。但是蘇聯的盲區也是存在的，其實蘇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本質上是戰時共產主義體制。在戰時，蘇聯的權力高度集中，完全由國家說了算。包括國家說工業發展多少、農業發展多少、說農業的利潤轉給工業就轉給工業，完全是長官意志，和市場無關。正因如此，它才需要對外貿、對金融實行壟斷，這個是適合戰時需求的——其實戰時多數國家都實行壟斷製。但從長期來看，這種經濟體制在和平時期的發展會面臨缺乏動力和激情、沒有創新、不追求質量、不計成本等問題。因此，蘇聯把戰時經濟體制放到和平時期，就要出問題了，這也反映了蘇聯對戰後國內的經濟形勢的判斷有誤。

另一個問題是，蘇聯對市場經濟的很多事情了解很少。懷特的回憶錄裡記載，跟蘇聯專家談判主要是給他們解釋很多經濟名詞的意思。我們試想，連蘇聯專家都不明白這些名詞，莫洛托夫、史達林能懂嗎？這也成為了蘇聯遲遲不能下決心參加國際經濟組織的重要原因。總體來說，蘇聯對戰後經濟的心態就是：對我有利，我就參加；對我無利或者有風險，我就止步不前。在這種狀態下，如果美蘇關係好，蘇聯會順著這個大趨勢加入國際金融組織、加強合作，但是美蘇關係一旦惡化，蘇聯隨時都會往回縮。實際情況是，隨著戰後美蘇關係越來越惡化，也就導致蘇聯拒絕加入國際金融貨幣貿易和貨幣金融貿易體系。

因此，美蘇之間的經濟問題沒有解決。雖然他簽署了條約，但是會議有規定，各國政府決定的條款，要回國內在1945年底前得到國會批準，國家才算就正式加入。結果蘇聯發了個電報，說這個問題我們還沒想好。美國也給予了蘇聯三個月的延長期，所以在1946年3月理事會上，蘇聯是以觀察員而不是理事的身份參加的。

美蘇合作的終點和對抗的起點——馬歇爾計劃

但是，最後導致蘇聯決定跟世界經濟切割的決定性因素，是馬歇爾計劃。當然，蘇聯最後也沒有發表聲明說我不參加國際金融體系和國際貿易體，但是到馬歇爾計劃的時候，這些問題已經都不存在了。馬歇爾計劃也是美蘇合作的終點和對抗的起點。首先，我們要看到史達林演說引發的連鎖反應。在1946年以前的美蘇關係其實已經惡化了，但是諸如波蘭問題、羅馬尼亞問題、保加利亞選舉問題，終究是發生在蘇聯勢力範圍內的事情，美國也只能對此表示不滿。但是，史達林的演說帶來了轉折，顯示出了蘇聯對美國的威脅。

在1946年2月9日，史達林發表了演說，其中有幾個主要觀點。首先，史達林表示蘇聯體制還是最優越的、最優秀的，我們憑借這個體制才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 第二，戰後我們要繼續這種體制，因為來自資本主義的危險仍然存在。史達林認為資本主義的危機是周期性的，最後一定會導致衝突和戰爭，所以我們要準備打仗。

其實史達林的演講不是對美國人講的，也不是對外國人講的，他是對老百姓講的。史達林之所以要強調制度的優越性和準備好面對戰爭，是因為戰後蘇聯發生的變化。原來蘇聯是封閉的，但是戰爭期間美蘇是盟國，開始了文化交流，特別是蘇聯100多萬軍隊到了歐洲後，突然發現這個世界原來不是我們看到的樣子。他們發現匈牙利的一個普通市民家裡頭都有蘇聯貴族家裡才有的抽水馬桶，這讓蘇聯戰士非常驚訝。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過去20年蘇聯說自己社會主義國家是最優秀的，資本主義國家都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結果士兵們發現一個戰敗的資本主義小國比我們這樣一個贏得勝利的社會主義大國的生活水準還要高。那麽人民就開始懷疑，這社會主義20年好在哪了？這種思想在國內廣泛的流傳，引起了領導層的擔憂。其次，還有很多民眾認為戰後要過好日子了，但是領導層認為，戰後還是得勒緊褲腰帶，度過重建恢復的時期，所以史達林就強調了西方經濟危機。此外，史達林強調戰爭的可能性，也是為加強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做準備，也提醒人們他們可能還是要過苦日子。再者，因為戰爭期間雙方經濟往來、文化往來，包括電影、雜誌、報紙交流越來越多，也讓史達林比較擔憂，他認為西方的影響再加上國內人心理變化的這種狀態，可能會引起內部的不穩定，所以他要加強控制。日丹諾夫主義也就這樣隨之出現了。

但是在美國看來，史達林的講話傳遞了一個信息，就是蘇聯還是準備打仗，並且是跟美國打。當時美國國務院就給駐蘇聯使館發了個電報，說到底史達林講話什麽意思？當時的蘇聯問題專家，喬治·凱南就發回了8000字的電報，解釋蘇聯行為的根源。電報內容的核心明確指出蘇聯要擴張，他以俄國歷史上的擴張作為依據，說這個國家從沙皇彼得大帝到史達林一直在不斷的擴張。其次，他說共產主義要搞的世界革命也離不開擴張。凱南表示我們得遏製蘇聯，不能讓它擴張。這個報告在白宮和整個美國的政府機構系統都受到極大的擁護。我認為，這個電報本身是有一些問題的。其實蘇聯擴張是有限擴張，在它保證了自己的安全範圍，包括加入了當時的雅爾塔體系、聯合國機制後，加上它的地緣政治上的擴張完成，蘇聯已經沒有理由去加劇擴張了。而另外一個人也對美蘇關係的惡化煽風點火，他就是丘吉爾。丘吉爾在1946年3月5號的鐵幕演說更加劇了美國的這種反蘇情緒。對於衰落的英國而言，它管理西歐的難度遠比美國、蘇聯和中國要高，因此英國需要美國的幫助。於是英國就表示現在英美都面臨著來自蘇聯的危險，我們必須聯合起來。

在這種氛圍下，美蘇關係進一步惡化了，而且美國的政策定向了，表示要反擊蘇聯的侵略。其實當時蘇聯沒有侵略或擴張，但就在這個時候，蘇聯的一些外交行為，即伊朗危機和土耳其危機，卻給了美國借口。伊朗危機是蘇聯想租用伊朗北部的油田，這本身是個經濟問題，應該通過經濟談判去簽訂協定，但是蘇聯卻表示要暫停撤軍，還要在庫爾德地區搞獨立自治，培養成立了庫爾德人民黨。雖然我們現在看俄國檔案，蘇聯並沒有準備讓庫爾德地區獨立出去，只是想嚇唬伊朗，但是這種張揚的外交行為馬上引起了世界輿論的譴責。之後，伊朗直接狀告聯合國，聯合國就開會討論，這時候杜魯門就給蘇聯發去了電報，說蘇聯繼續這樣行事，美國就要乾預了。結果史達林就讓步了，事情也就過去了。

土耳其危機也表現為蘇聯目標有限，但行為過激。原來蒙特勒公約對土耳其海峽的通航權規定，就凡是黑海沿岸的國家都可以自由通航，但史達林他不放心，覺得土耳其跟英國靠的太近，萬一哪天封鎖蘇聯就出不去了。所以史達林要求蘇聯需要在黑土耳其海峽地區建立軍事基地，土耳其當然不同意，說這涉及到我領土主權問題了。結果蘇聯也絲毫不退讓，說那我們來談土耳其哪塊地是原來蘇聯的，這一下就把這問題給擴大化了。於是土耳其就告到了聯合國，聯合國也覺得蘇聯行為過激了，結果最後美國航空母艦到地中海遊了一圈，蘇聯退讓了，這事又過去了。

雖然這兩件事過去了，但是美國和歐洲都覺得蘇聯太可怕了，蘇聯動不動派軍隊、動不動談領土問題，這不就是擴張的表現嗎？不就印證了凱南的判斷嗎？所以說，是蘇聯自己不當的外交行為導致了美國對他認知的進一步惡化。在這種情況下，美蘇談貸款問題、談租借清算、談貿易怎麽可能有結果呢？只能是無疾而終。

而1948年的希臘危機，一下把事情推到了頂點。希臘本身這個事件跟蘇聯是沒有關係的。對於希臘共產黨退出政府，到山上鬧革命，蘇聯是不支持的，因為史達林知道那是英國的勢力範圍。甚至到希臘民主共和國成立後，蘇聯還是不承認，因為蘇聯不想因為這個事去招惹英國。但是史達林抓到了英國在希臘有駐軍，說英國派軍隊去幹涉希臘內政，這是比蘇聯更嚴重的行為，在聯合國發表了相關言論。西方，尤其是英國，宣傳說蘇聯導致了希臘問題，雖然美國知道背後推手不是蘇聯，但是它故意不挑明，隻強調這個事危險很大。結果就是杜魯門主義的頒布，杜魯門主義說要援助歐洲，就造成了美國乾預歐洲的事務；也因為美國插手歐洲事務，美國就開始跟蘇聯有地緣政治的交集了。

與此同時，史達林的聯合政府政策也破產了，法國政府被踢出聯合政府，希臘開始內戰，中國也開始內戰，意大利共產黨也被踢出政府，包括東歐搞聯合政府也形勢不妙，所以蘇聯乾預的程度越來越高。很明顯，聯合政府政策難以維持下去，蘇聯到1947年的時候，面臨的是內憂外患的國際局勢——外交不行，國內緊張，經濟談判談不下去。

就在這個時候，美國提出了馬歇爾計劃，從現在看，其實美國馬歇爾計劃的意圖是非常清楚，第一，援助歐洲，援助歐洲的目的是防止歐洲發生革命。第二，就是切斷歐洲跟蘇聯的關係。所以美國內部討論是不希望蘇聯參加馬歇爾計劃，但是美國也不想承擔歐洲分裂的責任。而蘇聯對馬歇爾計劃的判斷又出現了錯誤，蘇聯認為美國資本過剩，錢太多沒地方投，這正是經濟危機的前兆。結果去談判後發現，馬歇爾計劃不是貸款，馬歇爾計劃是美國出資幫忙製作和幫助歐洲發展比較需要的方面，比如交通、煤炭、製造業等，美國製作完以後無償地給政府，政府再賣給企業或者私人，然後政府拿這筆錢去進行國家的重建。當然它裡面規定了很多條件，比如美國可以決定怎麽用錢，這就是美國控制西歐經濟的一個手段，我一方面援助你，但是我也控制你經濟。雖然美國馬歇爾計劃有它的目的，但是沒說不讓蘇聯參加。結果蘇聯得到情報說英美沒想讓蘇聯加入，史達林就直接退出了，並表示蘇聯勢力範圍內的東歐國家都不會參加馬歇爾計劃，這是非常錯誤的一個決策。史達林的退出正中美國人下懷，蘇聯主動切割後就不會對我們西歐發生影響，西歐的經濟恢復就由英美決定了。而且蘇聯脫鉤，導致它需要承擔分裂歐洲的責任。

蘇聯拒絕馬歇爾計劃就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所有的談判都終止了，經濟談判全部沒意義了，全球已經形成了兩個世界、兩個體系。結果，蘇聯沒有拿到貸款、放棄了參加貨幣基金組織、不參加關貿總協定，其他的經濟活動也全停止了。唯一還遺留的問題就是租借清算，因為蘇聯還欠美國錢，結果這個清算一直拖到了1952年才簽訂了初步協議，實際歸還的過程更漫長，甚至到蘇聯解體都沒還清二戰租借的錢。

結語

總的來說，我們發現經濟是冷戰的根本因素。從1945年戰爭結束到1947年冷戰爆發，從我們的描述和史實的發展來看，主動的是美國，被動的是蘇聯。事實上，不論軍事上還是經濟上，蘇聯是較弱的，它不願意跟美國發生對抗，也沒這個必要、沒這個能力去和美國對抗。而冷戰的發生，不外乎這麽幾個原因，首先這是歷史的慣性，是傳統的意識形態的對立，導致了美蘇雙方戰略互疑，頻繁的誤判和誤解。美蘇都朝壞的方向，朝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的方向去解讀對方的行為，結果就是看不清什麽是真相，什麽是表面現象，辨不清對方的目的。

第二個，就是目光短淺。雖然現在很多美國右翼批評羅斯福是理想主義，但是我覺得他確實有一個比較宏偉的目標，作為一個世界政治家，作為一個重要國家的政治領導人，他想的不光是美國的事，他想的是這個世界怎麽保持安寧，怎麽保持發展。但是到民主黨右翼杜魯門上台以後，美國就越來越從自身的立場出發了。這一點蘇聯也一樣，蘇聯也沒有認識到戰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缺乏這種全球化的意識。

第三個，互相刺激。這種刺激有外交行為的刺激，但更多的是輿論的刺激。仔細看蘇聯的宣傳和美國的宣傳，美國也不是它宣稱的自由世界，美國搞輿論戰、心理戰，是花了血本的。它的中央情報局，新聞局的背後主導，都是操縱社會輿論的。但這種社會輿論的作用和反作用，最後都起了是不好的作用。這對於蘇聯而言尤其嚴重，因為美國是個兩黨政治，蘇聯是一黨製，美國是兩種聲音，蘇聯是一種聲音。蘇聯報紙上說的，就代表了政府，而美國不是，輿論和國會都有不同的說法，有反對蘇聯、要求遏製蘇聯的，但是也有支持善待蘇聯的。而蘇聯的宣傳往往起了“親者痛仇者快”的作用，打擊了自己的支持者，卻給反對自己的那部分力量提供了借口。對蘇友好的聲音越來越弱，這也導致了美蘇關係進一步地惡化。

但是起最根本的作用還是經濟。隔斷了經濟聯合的基礎，冷戰的出現就是必然的。我說經濟是個根本問題，其實主要還是從蘇聯的角度來看的，因為美國的主動是從意識形態出發的，但蘇聯最後的切割是從經濟問題開始的。意識形態對立，都是一些表面的文章，美國對蘇聯也沒有軍事威脅、政治威脅，反過來蘇聯對美國也沒有，但是最後傷害蘇聯的是經濟問題，讓蘇聯無法容忍的也是經濟問題。

最後蘇聯貸款一分沒得到，賠償辦到一半也停了，還被國際經濟體系隔離在外。另外，從冷戰的結果上看，這種長期的隔離造成了蘇聯的經濟下滑，和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比如蘇聯的發展非常畸形，軍火工業和某個部門發展很快，但是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很慢；而西方的發展卻很快。冷戰最後還是因為蘇聯經濟實力的下滑而畫上句號，所以可以說，蘇聯不是敗在美國手裡，而是敗在自己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