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王朝的後花園，丹景山天彭牡丹的蜀性

在黃河文化區域，牡丹毫無疑問是花王。不但在於它碩大繁複的花態，以及君臨天下的咄咄逼人之勢，還在於它的文化隱喻，華麗、富貴幾乎成為了牡丹在民間落地生根的最大原因。

富貴文化就像飛蓬一般席卷而下，蜀地自然無法幸免。其實在今川西地區原本有牡丹，到唐末便漸次絕跡。王建建立前蜀，又從北方引種牡丹到蜀宮禦苑。宋《茅亭客話》一書記載牡丹花：“西蜀，至李唐之後未有此花……至偽蜀王氏，自京、洛及梁、洋間移植。”京即唐朝京城長安(今西安)，洛即洛陽，梁指梁洲(治今陝西漢中)，洋指洋州(治今陝南洋縣)。成都民間，堅信花蕊夫人最愛牡丹和紅桅子，孟昶命官民廣種牡丹，並說：洛陽牡丹甲天下，今後必使成都牡丹甲洛陽，還派人前往各地選購優良品種，在宮中開辟“牡丹苑”。牡丹繁盛之下，孟昶除與花蕊夫人盤桓花下之外，人與花相互彰顯，構成了蜀國一段綺麗史。孟昶更召集群臣，開筵大賞牡丹。

天彭丹景山具有獨特的季候，一直就是蜀王朝的後花園。唐肅宗上元元年（公元686）三月，杜甫應彭州刺史高適之邀遊丹景山寫下了《花底》，是歷史上詠天彭牡丹的開山之作，也是中國最早的牡丹詩之一！加上陸遊的《天彭牡丹花品序》，天彭牡丹由此成為與洛陽牡丹相頡頏的靈姝。

天彭牡丹裡，有原產的單瓣野生牡丹，俗稱“川花”，足以證明彭州是蜀地牡丹的故鄉，加上北方以及“藩地”品種雜交而形成的天彭牡丹，花大、瓣多(最多達 880 余瓣)、瓣基部多有紫斑的特色。而更為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丹景山牡丹最初由僧人看護管理，花在與時光的對望裡獲得了最大的慵懶，她們旁逸斜出，漸漸在岩石縫隙裡頑強繁衍，一些花被遮蔭後花色變異，形成了岩石、麗花、藤蘿、野草醞釀而起的一種蜀地韻致，宛如一幅皴法淋漓的水墨，這與洛陽庭院中的牡丹大異其趣。

與淮橘為枳反向而行，牡丹在西蜀上山下鄉，其形而上的屬性必須接受再教育，她降尊紆貴，開始在蜀地方言中裙裾搖曳，辨聲獵色。物性在變異中重塑，變一切不可能為可能，宛如花朵的延宕與內翻，翻出血肉之豔與骨髓之玉。在我看來，天彭牡丹的根性，並非天鵝之舞，而是一種峭拔於巉岩的凌波微步。

以牡丹自喻，歷來是女才子的特權，比如“賣殘牡丹”的魚玄機，比如《牡丹亭》裡的杜麗娘；而處於蟄伏、獨處時期的男性，梅花、廋竹、荷花、青松、菊花，往往成為了他們的精神鏡像。但在丹景山，至少有兩位天縱奇才者，卻偏偏對這岩石縫隙裡的牡丹，寄托了無限滄桑與心事。

第一個，是大名鼎鼎的碩儒王闓運。

查《湘綺樓日記》，光緒七年三月十五至二十一日，王闓運遊歷了彭縣丹景山看牡丹和遊灌縣都江堰。這是王闓運應丁寶楨之請入主尊經書院一年多後，第一次正式出遊，他平時之多去武侯祠、杜甫草堂散散心。他去彭縣，從城西出城到洞子口，一路過從義橋，龍橋“川水甚壯，水桐花盛開。”路過新繁還去看了看東湖：“東湖亭廊甚卑，結構勝於杜祠。”在新繁歇了一晚後，第二天從新繁出發，過清白江。王闓運在丹景山待了3天，十九號才下山，從桂花場，豐樂場進入灌縣。路上所見“唯彭縣種罌粟者多，余多種麥豆者。”

金華寺位於成都彭州市丹景山之巔，建於唐玄宗時期，其開山祖師為金頭陀。這位頭陀就是大名鼎鼎的新羅國（今韓國）三王子、神僧無相禪師，而且他同時又是大慈寺、淨眾寺、寧國寺的開山祖師。金華寺堪稱巴蜀最為巨集大的牡丹道場，牡丹奇異，從石穴岩縫中搖曳而出，因此有“仙牡丹”之說。王闓運記錄了光璽和尚對他說的話：此地牡丹“有二本是唐時舊窠，從石縫出。”“此寺花為金頭陀所植，未詳唐何代也。”他在唐風韻致感染下，欣然為金華寺撰寫了著名楹聯：“山中晝永看花久，樹外天空任鳥飛。” 後來還寫了一批詩文記錄這次壯遊，其中《天彭牡丹》一詩，表達自己不貪戀富貴的清高心態，詩乃以花喻人，詠物而持志，這是持才傲物者的最佳自我描述。

比王闓運走得更遠的是國畫大師陳子莊。

陳子莊弟子、著名美術家陳滯冬曾我說，需要糾正一個以訛傳訛的誤會：陳子莊先生1950年直到1976年逝世，就沒有再到丹景山。他數次前來觀花，均在民國時期。他繪製了上百幅天彭牡丹：紅牡丹、白牡丹、墨牡丹、狀元紅、綠牡丹……畫幅或大或小，大多繪製於陰晴突變、人生困厄的時期。落款時間、地點故意錯寫，他不願意讓人從中發現自己的牡丹蹤跡。

確鑿的事實是，他在金華寺前流連忘返，對唐時牡丹“狀元紅”反覆摹寫。人與花的無盡對望：人窮志長，花紅纏綿，那是怎樣一種心跡？

他至少在十幾幅牡丹圖上有詳細題款。比如，他的四尺中畫《紅牡丹》題款：“多寶寺在彭州丹景山之巔，懸岩斷壁皆生牡丹，蒼乾古藤，天矯尋丈，倒葉垂花，絢爛山谷，有豐碑書‘唐時舊窠’四字，則知其事久矣。予曾到其地，故為圖以記之。”

如今有人對此質疑，認為牡丹怎麽可能“天矯尋丈”？莫非陳子莊將薔薇認作了牡丹？將藤本當成了木本？進而認為陳子莊從來就沒有去過天彭。

對天彭牡丹十分熟悉的陸遊，寫有《賞小園牡丹有感》：“洛陽牡丹面徑尺，鄜畤牡丹高丈余。世間尤物有如此，恨我總角東吳居。俗人用意苦局促，目所未睹輒謂無。周漢故都亦豈遠，安得尺箠驅群胡！”鄜畤一地為秦文公祭祀白帝處，在今陝西富平縣，漢屬左馮翊，為長安“三輔”所轄，詩中借指長安一帶。此詩告訴我們，唐宋時代，就有“高丈余”的牡丹。

那麽，丹景山有無這樣的品種？晚清官員王培荀指出：“放翁《花譜》載，彭縣牡丹之盛，與洛下等。丹景山奇峰積翠，幽壑清泉，多牡丹，有高丈余者……”（《聽雨樓隨筆》266，巴蜀書社1987年10月1版，140頁）這就可以佐證，陳子莊所言天彭牡丹“天矯尋丈”，絕非虛言。

他的四尺中堂《白牡丹》題款：“吾蜀丹景山產牡丹，不在洛京下。余三十年前與‘盲禪師’到此。今寫白玉盤，能得其天趣。”他提到的“盲禪師”並不盲，乃是民國蜀中一位江湖異人，有武功，“盲禪師”為其名號。

仔細觀摩陳子莊的天彭牡丹畫，他是一反古人布局的（尤其是北方畫家的布局）。他多將花朵分成兩部分處理：花蕊間的花瓣較小，反而用色重，筆觸較短，多次點染；上面周圍大花瓣反向下垂，花瓣較大，筆痕也較淡而松。

歷來繪製牡丹的好手多為禦用藝人，衣食無憂，閑庭信步。窮得連好紙佳墨也買不起的陳子莊，大畫牡丹，自有超凡的寄托。

他用方言自況：“我畫牡丹，有時先將葉子一陣網起，然後畫朵花就完了，不一定硬要畫根杆杆來鬥起。”他喜歡純粹的顏色，畫牡丹不用白粉，這樣就使花色更抽象；有時，他用純墨畫花朵，濃墨點化，似乎要讓花喊叫出聲，把來自地底的苦澀盡情吐出；一般畫家淡色處理的花莖，子莊先生反而使用色彩畫枝杆。這就像梵高燃燒的向日葵，天彭牡丹在陳子莊筆下第一次得到了奇異的賦形和紙上命名，詭異而瑰麗，頗為驚心。那其實是他的夢與野地裡的牡丹，撞了一個滿懷……

花到極致必成妖，牡丹也被稱為花妖。據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載：“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豔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 我想，面對被孔雀的金風吹拂的牡丹，陳子莊只能跨上一頭斑斕的金錢豹，用豹須之筆繪出那一種刻骨的相遇。

他的眼睛其實早就看穿了歷史中牡丹的陰面與陽面，他在《談藝錄》裡說：“古人書讀得多，但論到畫畫，到底還是觀察少了，以致眼高手低。此外，所觀察與描寫的對象都限於庭園之梅，山林野梅的氣氛沒有體會過。古人畫的牡丹，也僅從庭園中看到的牡丹而來。我不喜歡畫庭園中的花卉，以其遭人工扼殺，違背自然規律，生命力薄弱。”

基於這樣的視覺，與其說天彭牡丹給予了陳子莊一種罕見而淋漓的野趣，不如說陳子莊賦予了天彭牡丹與世無爭、傲岸沉雄的氣質，那種渴望與天地一起老去的願望，天彭牡丹，承受了它們未必能夠承受的生命之重，那未嘗不是陳子莊關於自己藝術永在的一個生命設喻——

生在丹山北，

垂垂野意濃。

移入庭園裡，

胭脂血淚紅。 

近年來，丹景山和彭州市內各公園作為牡丹園地，向民間搜集遺存舊種並引進洛陽品種已達200 余品，約近百萬株。其中尤以丹景山範圍最大，已形成紅霞飛雲、粲然隴蜀的人文景。

《蜀王本紀》中還有如下記載：“李冰以秦時為蜀守，謂汶山為天彭闕，號曰天彭門，雲亡者悉過其中，鬼神精靈數見。”歷史學家任乃強先生指出：“瞿上，今彭縣北，海窩子‘關口’是也。……相對望，如闕，《元和志》謂之天彭門(一稱天彭闕)，自闕下瞰成都平原，有如鷹隼翔視。故古稱海窩子為‘瞿上’。”由此可見，距離丹景山牡丹生息地甚近的天彭闕，乃是蜀之神山——岷山的大門，牡丹或幻或化，總是蜀地的精魂。

5月中旬的一個下午，我穿過陸遊祠和高敞的楨楠林，來到金華寺之前，悵望著那些與岩石、青苔、野草喃喃對話的野地牡丹，我發現在連綿的溝壑裡，見到的更多的還是野草和岩石。但牡丹還是牡丹，花朵並不碩大，但靜靜開放；一些凋謝的花朵漸漸倒伏在石頭上，似乎睡過去了……這就像水，回到了水中那樣，天彭牡丹，勁骨剛心，這讓我感到了一種宿命：我必向天彭闕如甘露，我必如野地牡丹那樣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