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塔西
就在今天，《一出好戲》突破6億大關之時，微博名為“炅靈子Bess”的網友實名舉報黃渤導演的《一出好戲》抄襲她的作品《男人危機》！
該網友本名於夢媛。她列出了證據為：2013年的《男人危機》拍攝許可證，以及《男人危機》與《一出好戲》故事類型、核心創意、主要人物等故事架構的對比，還宣稱曾邀請過黃渤參演，並給黃渤發過劇本。
目前，黃渤工作室和《一出好戲》片方並未做官方回應。吃瓜群眾普遍表示，還是信得過黃渤人品。但當初黃渤說要拍電影的時候，很多人第一反應是：該不會是第二部《泰囧》吧？或者《大鬧天竺》了。
結果這部處女作《一出好戲》正式亮相後，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
各大公號開始了花式誇讚電影內涵大賽，電影被貼上“現代寓言”、“魔幻現實主義”、“人類社會進化史”等標簽，對標《蠅王》《荒島求生》《歡迎來到東莫村》等經典電影。
而大家對於黃渤的討論，一瞬間上升到金棕櫚大師“是枝裕和”的待遇，顛覆了所有對黃渤持有草根底層印象的觀眾認識。“民兵葛二蛋”、“農民牛二”、“屌絲黃達”、“盜賊黑皮”、“青島貴婦”居然拍出了一部有觀眾門檻的內涵電影，打入了高知觀眾層。
據說《一出好戲》在找投資的時候，被某資方拒絕的理由是：黃渤只要拍不符合人設的電影就有很大風險，比如《記憶大師》中的小說家角色。
圈內人盡皆知黃渤情商高，但是情商高，會講話，更多的指涉是世故的一面，與電影中龐大的社會隱喻思考無法直接等同。因為揭露社會本質性問題、擁有批判性意識的電影，歸根結底更符合精英知識分子的人設。
如今看來，《一出好戲》怕是要重新定義黃渤的人設。
走出知識分子家庭
黃渤出生於標準的知識分子家庭。
1974年文革末期，在甘肅支邊的父母，生下了他。4歲時，隨父母來到山東青島，父親成了當地農業局的一名幹部，有著老派知識分子的頑固作風，而工作於計生委的母親則是一家之主，素有“鐵娘子”風范。
這種家庭出身的黃渤卻有點壓抑。
童年住在機構宿舍樓裡，有著被家人稱道的繪製人類基因圖譜的美國組專家舅舅，黃渤從小就被父母被給予了上清華北大成才的厚望，房間掛滿各種名人名言和勤奮的格言。但事與願違，黃渤一直不怎麽安分念書，除了語文其他科經常倒數，還總是給家裡製造“麻煩”。
對黃渤來說，出逃壓抑的家庭環境，是遲早的事。初中時候，黃渤就成了父母眼中“不務正業”的孩子，經常半夜偷偷跑去舞廳唱歌。“唱歌那種場所，尤其按那時候家長的觀念，怎麽可能是好地方呢？”黃渤2011年接受鳳凰娛樂頻道的採訪時說，講述了輟學唱歌的來龍去脈。
剛開始憑興趣唱沒有報酬，後來一個南方老闆開了個叫“海之夢”的演出場所，黃渤第一次試探性地要了60塊錢一晚上的演出費，“結果人家真給了，你知道嗎？我的天哪！”黃渤溢於言表描述著第一次要價的場景，那個月演出下來，黃渤足足賺了2000塊，而當時他父母的工資才300塊。
黃渤故意將這筆錢全部換成零鈔，拿著很厚的一疊錢往父母面前一放，像是炫耀也像是宣告獨立，他具備了出走的基本條件：養活自己能力。1993年，還在念高中的黃渤不顧父母反對，輟學當駐唱歌手，徹底出走了知識分子家庭。
駐唱歌手解決了基本生存問題，就像在《一出好戲》裡，於和偉飾演的張總酣暢淋漓的主題發言：生存問題之後就是換個活法。隻不過，黃渤追求的是音樂夢而不是資本夢。黃渤先是南下廣州，後又北上北漂，隨著時代音樂中心的遷移而遷移。
“那個時候，眼前老有團亮光”黃渤說，“覺得廣州現在音樂火，可以去那兒演演，但好像又跟自己沒關係，亮光就滅了。”
90年代初，廣州成了中國流行音樂的中心城市，一大批流行歌手從這裡走出來，黃渤加盟一家唱片公司，火了毛寧和楊鈺瑩這對金童玉女，南派音樂中心的盛況似乎跟他沒什麽關係。
“再後來，火又在北京亮起來了”黃渤形容自己就像飛蛾似的，感覺哪裡有火就往哪裡撲。90年代末，南派音樂中心廣州開始走下坡路，大量歌手紛紛北上，人氣與地位大不如前。黃渤1995年就去了北京，但風水還是沒有輪到他頭上。他日複一日駐唱，拿著小樣兜轉於各家唱片公司。
“我印象特別深，去一家公司給人家遞一個小樣，對方都說好好好，回頭再跟你聯繫……可是等你一出門，就扔在旁邊一個小倉柯瑞”黃渤回憶說，那段時間家裡經常打電話問：“唱夠了沒？”不甘示弱的他還向家人許了各種未來的巨集願。
沒多久，北京那團火也就滅了。“慢慢地，對自己的堅持產生了一種懷疑”黃渤說。1996年，音樂夢碎的黃渤咬住牙沒回家，在姐姐資助下回青島開了家車床工廠。不懂行、不會經營的他，又遇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欠了債，嘗盡人生百態。
“那時候，真的是經歷了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態。生意好的時候別人對你的態度，跟你沒錢的時候那副嘴臉，真的是不一樣”黃渤說。
成為知識分子
“我當時沒搞懂一件事，導演到底是幹什麽的？你看哈，各司其職——編劇寫完劇本，然後攝影在拍，演員在演，服裝穿好衣服，化妝給化，所有拍完了，剪輯剪出來，那導演乾嗎？只是喊個‘開始’跟‘停’的嘛，那為什麽到最後要掛上什麽‘誰誰誰導演作品’，跟你有什麽關係……這個莫名其妙的尊重來自於哪裡？就是覺得有必要去學一下。”
這是黃渤2000年第一次拍電影的感受，管虎的《上車，走吧》開啟了他學習導演之路，北京那團火被重新點燃了。
但導演之路並沒有黃渤想象地那麽好走。
2001年黃渤出演楊亞洲導演《愛情滋味》裡一個劫匪，開拍前，導演看見他的時候說“這，誰讓你來的呀？這不胡鬧嗎，這哪兒能行。角色雖然戲不多，但挺重要，怎麽能亂找。”
黃渤在2010年的《楊瀾訪談錄》上回憶這段經歷說，這些話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咬咬牙，堅持過來了。
此時的黃渤還正在努力考取北京電影學院，連續兩年落榜後，黃渤先上了北電的進修班，邊學邊考，終於考上了配音系。這時，已經27歲的黃渤才一隻腳踏入知識分子大門。
黃渤與劉亦菲是北京電影學院02級同學
作為演員的黃渤，剛入行就錯過了“鮮肉”的階段。“儘管自己不願意承認，但其實已經步入中年演員的行列了。尤其現在不斷有新人出現，市場也開始蓬勃，你隱隱約約會覺得有些責任在身上”黃渤2015年接受《易時間》的採訪說。
黃渤認為現在媒體關於數字數據的討論已經白熱化，“數據好像能代表好多，都覺得它很有說服力。它的一個表現就是現在我們飛速發展，影院的發展，觀眾群的膨脹等等。它不是你的一己之力，它也不是電影的所有，它只是電影的其中一部分。電影除了有娛樂屬性，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屬性。”
肩著責任的黃渤，在好友王迅眼中，一直是一個在不斷學習的演員。念電影學院的時候，分析一部經典電影，足以讓研究者受益額外知識。
王迅和黃渤
黃渤為了自己的電影，進行了漫長的知識積累過程，他在《一出好戲》的採訪中說：“裡面牽扯了好多有關經濟學、社會學以及哲學上的東西，有一些超出了我的知識範疇，你必須要有一定的高度，抱著俯視的態度，才能調配裡邊的故事，才能嬉笑怒罵，遊刃有余。”
王迅在談論黃渤學習管虎、寧浩與陳可辛的時候，更多的是技術層面。比如管虎會把所有能拍的素材都拍了。實際上，黃渤學到的不止於這些表面現象，更多的是一種思考表達方式。
黃渤與管虎
管虎《鬥牛》《殺生》作品中悲劇小人物對抗體制與命運的主題，荒誕狂歡式的群體表現特徵，以及超現實的虛構時空，《一出好戲》不僅都有呈現，還表達了新的注解。小人物馬進在集權與資本社會反抗，再到他建立起烏托邦社會集體狂歡群像，隻不過黃渤最後讓愛情喚醒了人性的真善美。
同樣，黃渤從寧浩處學來的也不止演員表演調教法，《無人區》荒無人煙的極致環境裡所呈現的人性，一環套一環的弱肉強食生存法則，《一出好戲》荒島壞境裡，每個心懷鬼胎的人物。
黃渤與寧浩
黃渤在採訪中也表達了這樣的觀點：“當同一公司的人們淪落到荒島之上，所有制度都不複存在，固有等級被瞬間打破。沒有長官，沒有下屬，每個人都會放大自己的欲望與掙扎。”
回歸知識分子身份？
繞了一大圈，黃渤好像回到了原點。
拚命逃離知識分子家庭氛圍，卻又回到了知識分子式的思考。輟學追求音樂夢，後來卻念了北電，拿了電影獎。黃渤說，這簡直是對多少年來努力唱歌的他，一種諷刺。
黃渤比誰都懂得曲線救國的道理。王迅認為黃渤從陳可辛處學來的是浪漫，這或許就能理解《一出好戲》中舒淇飾演的姍姍，為什麽會被拍得如此之美。但其實，黃渤學來的是一種妥協式的表達。
黃渤在採訪中談到與陳可辛的合作，“他是一個很聰明的導演，會拍電影也懂得行銷自己的電影。《親愛的》，一開始我以為是個文藝片。但他的拍法，找了一級演員的陣容，把這樣的題材跟商業元素結合到一起。”
在創作《一出好戲》的過程中，黃渤一直問自己：“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是不是可以有自己的表達？”顯然，陳可辛的電影為他提供了個人表達與商業元素結合的可能。
《一出好戲》將喜劇元素與現代寓言、社會批判、人性反思結合，這些元素放在一起會讓影片產生多維度。
黃渤說：“並不是我來告訴觀眾們這裡面的深意，而是觀眾看到什麽，那就是什麽。”這或許說明了，為什麽《一出好戲》知識分子的說教性沒有那麽強烈。
《搜索》中的知識分子立場飽受詬病，陳凱歌被認為站在道德制高點，批判網絡暴力，像是將《無極》的積怨表達了出來。這種情緒性的表達方式，被認為單一，且沒有說服力。
網絡輿論的理性與非理性，暴力與民意，陳述與表達，都有著複雜的緣由。為什麽不能把對這種複雜性表現出來，讓觀眾自己評判呢。
黃渤點到為止的表達，是少了幾分鋒芒，多了幾分圓滑。
2012年，黃渤接受時光網採訪時，形容自己的人生就像爬樓梯。當自己逐漸達到曾經設定的目標之後，人就會變得茫然，“我以前的目標是在10層樓，每往上攀爬一段我就會很高興，爬到了第8層、第9層的時候，我就忍不住會想，到了第10層該乾嗎呢？”
然後，他意識到他需要不斷地提高自己眼界和審美。“眼界和審美不會因為我演了多少部戲就有所提高，而是來自於對生活的理解、對藝術的理解、對文學的理解、對社會的理解。”
當記者進一步追問應該怎麽提高自己眼界和審美時，黃渤像是打馬虎眼，又像是饒有趣味地說：“自己跟自己待著，畫畫兒，寫寫歌。”
他在《有點意思：我的電影日記》中寫道：《一出好戲》的名字換了很多版，所有名字都不足以概括他的想法。作為一名演員，可以經歷很多人沒有經歷過的事，體驗不同的人生。讓人投入，也讓人保持距離，更容易讓人看破生命本身的荒謬。一幕幕，小到微小事件，大到家國人生，都像是一出戲。
人生願景實現，最好的祝願應該莫過於：“願你有一出好戲吧。”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