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我將在西南大學鄉村建設學院的演講記錄整理成文，反套2011年上海世博會的中文口號，題為“鄉村讓城市更美好”。在文章的結尾，我提出一個設想：以“城鄉結合度”這個新的指標，取代“城市化率”，來衡量中國——和其他類似地區——的社會進步。
這裡就想進一步說明，這“城鄉結合度”大致是什麽意思。
1
這是體現了類似中國這樣的社會，被動卷入以“西式現代化”[1] 為標準的全球化、幾經顛簸之後，勢必形成的一種重新構想社會進步的衝動。“類似中國這樣”的意思是：
一，幅員廣大，歷史悠久，文化的累積比較豐厚，有富於韌性的社會和精神傳統，走老路的慣性也比較大。這樣的社會，不容易被外來的衝擊——無論多麽強勁——一下子打散，即便有心改弦易轍，全盤X化，大輪廓還是會長期維持，變形緩慢。
二，較晚展開全面的西式現代化，走不了安全地消滅舊式鄉村的“發展”之路：這樣的路線，隻屬於那些相對佔得全球化的先機、能將自己的“發展”成本轉嫁給後來者的社會，即便“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其農業和鄉村的現代轉型，一定程度上也是靠了台灣和韓國殖民地的貢獻才完成的。像中國這樣體量甚大、卷入較遲的社會，沒有條件如此學樣。[2]
三，因此，在承受西式全球化的社會代價方面，負擔尤重。越是在較晚的階段卷入其中，要承受的全球化成本，就越不可能只是來自社會內部，而是有越來越大的部分，來自那些佔先機者的轉嫁。例如這三十年的中國大陸，無論“世界工廠”式的社會和生態損害，還是城市化對廣大鄉村的持續抽血和區別利用，都不只是本土因素作祟的結果，而是同時凸顯了全球資本主義秩序劇烈調整的深刻影響。
倘若上述概括大體不錯，類似中國這樣的國家，早晚得明白一個事實：不能照著那些西式全球化的佔先機者的“發展”圖景，來構想我們自己的社會進步，即便那圖景甚多可取之處，也只有局部參考的意義，何況其根本處的幼稚和短視，[3] 已經暴露得如此分明。
最近三十年來，中國官民的主流意見，一直是將城市看成先進之地、視鄉村為落後景象的，因此，一波波推進城市化、撐大城市吞咽鄉村的胃口，成為實際上的國策。即便這幾年有所調整，開始“……新農村建設”了，目前看到的情形，也多是一排排樓房、大街和商鋪，依然變相在造城鎮。電視和文告裡，袞袞諸公宣傳城鎮化巨集圖的時候，更是屢屢引歐美日韓為前例，一點都不掩飾其師法“西洋”的思路。
可是，中國大陸的實際國情，不斷地戳破這張巨集圖。鄉村太大、農民太多了，城市的大嘴撐到裂了，也只能吞下一小部分鄉村，數以億計的青年農民工——他們可是決心離開鄉村、要當城裡人的——依然被戶籍制度和樓價政策擋在城外，即便有一些退而求其次，返回縣城和鄉鎮圓進城之夢，卻因為當地難以充分就業，還是得掉頭往大城市去博生計：依然進退兩難。城市獨大的局面一旦形成，鄉村的蕭條便不可阻擋，[4] 城市仗著獨大之勢造出的那點繁榮，又遠不能抵消鄉村蕭條的衝擊，這結果，就是在大都市燈紅酒綠、夜夜笙歌的同時，整個社會在結構上頭重腳輕、日漸失衡。倘說在那些佔了全球化先機的地方，社會有可能以城市吃掉鄉村的方式求取發展，[5] 在類似中國這樣的地方也如法炮製，卻多半要釀就深廣的社會危機，儘管也能演出局部的繁榮。
事情很清楚了，我們只能從腳下的實況出發，來構想自己的社會進步的圖景：並非只有城市才美好，城市更不可能吃掉鄉村，在中國這樣的大地上，城鄉必須共存，只有在這個共存的基礎上，才能形成較為平衡、可以持續的進步之勢。
2
可是，在今天這個西式全球化已經大體完成的世界上，“城鄉共存”從哪裡入手？幾乎所有東西都在加速度地互相關聯、滲透和融和，“共存”不可能再以你我隔離、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展開，甚至都不大可能繼續你是你、我是我，界限分明了。最近二十年，類似美國、南非的種族隔離那樣等級森嚴的階層和地域分隔，又在從全球到地方的各級層面，近乎肆無忌憚地重新膨脹，不僅簇生於物質太空，也同步彌漫於精神太空。[6] 說得粗糙一點，“地球村”式的“文明”的弱肉強食似乎難以為繼，以鄰為壑式的野蠻正在卷土重來。因此，今天強調城鄉共存，其實是要創造一種前瞻的城鄉關係，它不只是平等的，能糾正目前這種強弱懸殊、榮損不成比例的局面，也不只是互利的，各方互通有無、彼此受益就滿足了，它更必須是開放的、互為參照、互相進入、甚至互為你我的，是要互相貢納各自的優長，合力克服各自的短劣，攜手創造新的互助大同的社會模式：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明確地說，城鄉共存的關鍵，是能否創造良性的城鄉結合。
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城鄉各有怎樣的優長和短劣呢？
先說城市的優長：首先是人來人往、五方雜處，哪一天城市嫌貧愛富、設卡拒人了，它的一大半誘人之處，都會隨之萎縮；[7] 其次是地處要津、八方輻輳，雖然這並非全因自然，有許多——而且越來越多——是人為造就，[8] 但交通樞紐的位置一旦確立，就會收獲各種有形無形的慣性匯聚，為上述的人來人往，奠定太空和物質基礎；再就是文化和精神蘊積，和與之配合的各種建築、機構和人身條件，儘管這些年日趨澆薄，它們還是能大體維持著，合力賦予城市一顆相對開闊的靈魂。至於另外那些一望而知的好處：公共資源的集中、服務業的發達、升官發財的太空大、警察臉上的凶氣少…… 其實都並非專屬於城市，而是來自政府配置資源時的偏向，或者資本持續投注的視線，一旦這些轉向別處，它們都會緊跟而去，一天都不肯多留的。
再說鄉村，歷經一個多世紀的天災人禍，今日中國的鄉村，至少其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趨於荒敝，乏善可陳。不過，鄉村的兩個從過去承繼而來的基本形態，卻因此得到保留：其一，大量的村落依然臥於山河田野之間，保持著深嵌於自然世界的歸屬感，至少不會如玻璃牆面的都市高樓那樣，令人以為可以完全存活於人造世界；其二，若乾在長期自耕農式的生活中養成的精神遺傳：從容而模糊的時間感、自食其力的生活態度、對熟人群體的親近習慣，以及對許多“界限”的缺乏敏感…… 也以日趨破碎的形態，繼續存活於鄉人的言行舉止中。
在西式全球化的世界裡，中國這樣的鄉村，與其他“前現代”的社會類型一樣，當然是缺乏競爭力的，它的許多年代悠久的內容，也因此凸顯貧瘠和狹隘，甚至拽著另一些本身並不如此的內容，一並承受萎亡之運。所以，今天來講鄉村的優長，勢必有一部分，是並非指向現實，而取自過去的狀況的。不過，隨著西式現代化的破綻日益深巨，事情的另外一面也明顯起來：“現代”極可能只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偶然狀況，許多“前現代”狀況對未來的意義，多半比“現代”更為長遠。因此，我們看鄉村的眼光也在改變，越來越能從實存的鄉村，從那些換了二十年前一定嗤之以鼻的“落後”景況中，發現別樣的涵義。即如上述鄉村的兩個基本形態，是否就明顯蘊含了可供救治城市病的多樣的藥素，完全當得起優長之稱？
不用說，上述這些概述多半粗糙主觀，一定有許多遠較我精當的描述，能更清楚地說明什麽是城鄉各自的優長。我所以勉力這麽做，只是想強調，所謂“良性的城鄉結合”，是真正的——而非一般想當然的——城鄉優長的結合，因為今天實際存在的城鄉關係，總體上幾乎相反，不是優長與優長融匯，而是短劣與短劣沆瀣。
即以今天中國大陸的人居太空為例：絕大多數已經城市化的太空，都一心要將原有的鄉村因素消滅乾淨，用水泥覆蓋地面，將天空越收越窄，居民日益習慣於四面牆壁，以小部門計算時間…… 雖然在霧霾等等的教育下，知道城市有病、甚至開始眺望鄉村了，但到目前為止，除了從鄉村把大樹挖進城來，或者節假日去“農家樂”一回，城市對鄉村優長的理解和學習，依然十分有限。另一方面，非常多的鄉村雖然遠離城市，依然——而且越來越深刻地——受製於城市裡形成的主流規矩，地裡的出產繼續賣不出好價錢，被城市趕出來的汙染企業，卻蜂擁到山野間來扎營，除了腦殘的電視節目和粗陋的消費趣味，別的真正有意思的城市文化，鄉村人幾乎接觸不到。
更糟的是所謂“城鄉結合部”，它正在全國各地——從都市邊緣到縣、鎮、甚至許多位處平原的大村中——快速蔓延。雖然是城鄉結合度最高的太空，但恕我粗暴言之，卻主要是混雜了城鄉各自的短劣因素：唯錢是命的價值觀、隨地吐痰的習慣、急功近利的短視的欲望、對權勢的豔羨和畏懼、一味模仿都市的建築和生活趣味…… 正是這些東西攪在一起，將“城鄉結合部”搞成了中國大地上最“髒亂差”的太空。這不奇怪，城市唯我獨尊、自覺不自覺地把城外當成垃圾場和排泄區，鄉村一無所有、只求攀上城市的邊角分一杯羹：城鄉不平等的這兩種後果搞到一起，要不髒亂差，大概也不可能。從這個角度看，“城鄉結合部”的髒亂差，也許比繁華都市與偏遠鄉村的觸目對比，更能凸現城鄉失衡的不可接受吧。
因此，容我再說一遍，作為一項社會進步的新指標的“城鄉結合度”，恰恰與現在這樣的“城鄉結合部”相反，是要建設一種平衡互助的城鄉關係，遏製其瘋長，進而以融匯了城鄉各自的真正優長的新太空，完全取代它。
這並非忽發奇想，至少在整個中國的現代早期，[9] 許多思想家和實踐者都有過類似、但氣魄和視野遠為寬大的思考。譬如章士釗1920年代提出的“農國”論，就明確闡述了一種以“農”為名的建國原則：根據自身條件——而非覬覦他國資源——確定的“發展”圖景、為了滿足本地人民需求——而非以國際商戰牟利——而展開的經濟系統、既容納貧富高低又不斷縮小其差別的社會政治……[10] 這樣立基於“農”之精神的現代規劃，在城鄉關係上，勢必是謀求平衡互補，不接受小大懸殊的畸形態勢的。從1910年代到1940年代，哪怕戰亂頻仍，沿著大體——或部分——類似“農國”的方向展開的各種鄉村和社會建設運動，依然東西南北、前赴後繼，[11] 給後人留下非常豐富的城鄉結合的得失經驗，限於篇幅，這裡就不贅述了。
我們今天構想新的城鄉關係，並非兩手空空。和前人奮鬥的時候相比，今天的大是大非，反而更為分明：置身於如此明顯的全球危機，身經目睹這麽嚴重的城鄉失衡，繼續像當年批駁“農國”論的年輕人那樣迷信西式的“現代化”，應該是更難了吧？如果這麽說大致不錯，如何將反思轉化為奮鬥，實地探索新的城鄉結合的路線，就是我們刻不容緩、著力要做的事情了。
3
怎麽做？我想以崇明為例，稍稍具體地說一點。上海是幸運的，儘管150年來，它一直是中國城市化的領頭羊，也最早飽嘗這狂潮的苦水，[12] 但今天，其他後進者紛紛趕上，有些還超過它，淹得更深、無法回頭了，它卻還有較大的余地，可以後退一步、轉換方向，嘗試良性的城鄉結合：這余地，主要就是崇明。[13]
崇明雖是上海的屬地，卻因其交通不便，[14] 一直保存著阡陌交錯、屋樹相伴的鄉村格局，[15] 沿其西北江岸圍墾出來的農田，更是大塊展開，近乎一眼望不到邊。這長期以來令崇明人自慚的“落後”面貌，如今卻成了上海市郊碩果僅存的優長之況：稀疏的人地比例、綠天綠地的植被系統、四通八達的活水網、乾淨而高氧的空氣、活躍自在的鳥群…… [16]
另一方面，也因為是上海的屬地，半個世紀以來，崇明分沾了不少大城市的優長。其中最醒目的，是優良的路線系統，不但路面齊整、縱橫相宜，更多有高樹夾道、濃蔭蔽天，[17] 令散步和行車者心曠神怡。更重要的，是一種新的自我定位：鄉土景況並非只是落後之相，它反而可以成為躍入真正的先進之境的難得條件。從市政府對“以生態立島”的方針的堅持，到島內外有心人對崇明如何“生態”的各式各樣的介入，十幾年來，這樣的定位逐漸明確，越來越多的崇明人，開始這樣談論江岸對過的“上海”了：“鈔票是多的，但空氣不好，吃不到好東西……”與其他物質性的輻射相比，[18] 對於這樣的鄉土自豪感的啟發和激勵，無疑是都市上海給予崇明的最優良的貢獻。
可以說，在這四季分明的大島上，城鄉各自優長的結合，並非只是未來的理想，已經有一部分，就是現實了。
當然，崇明並非化外之地，這些年席卷全國的各種城鄉短劣的沆瀣，在這裡也相當觸目：經濟停滯與流行意識聯手作祟，促使青壯年紛紛去上海謀生，一到晚上，許多村鎮都是燈光零落，見不到幾個年輕人；雖然開始明白藍天綠野也值錢，多數官民最向往的，恐怕還是舊式的都市化：高樓林立、車水馬龍、購物中心不夜城…… 長期的貧困和閉塞，更造成一種求小利不算大帳的短視和狹隘心態，這表現在行政管理上，就是聽任各種蠶食林地、破壞生態的地產項目蜂擁而起，[19] 令人禁不住疑心：它們是如何拿到許可證的？遍布全島的各式建築廢墟，[20] 則與這些新項目構成尖銳的對比，提醒人們注意：崇明依然有可能被搞成一處髒亂差的“城鄉結合部”。
城市化是一種近乎不可逆的人為之事，如果搞過了頭，或者走歪了，要想原地轉身，多半代價太重，社會承受不了。上海幸虧有崇明，那種水泥森林、滅絕鄉村式的城市化，還沒有吞掉這個島，它的面積又足夠大，如果大家意識到該走一條城鄉共存、優長結合、社會均衡進步——而非GDP導向的經濟獨大——的新路線，那就正可以在崇明試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崇明是上海求取未來的余地之所在。當然，另一個可能同樣存在，如果我們繼續糊塗、繼續短視、繼續欣欣然於舊式都市的“繁榮”，那隨著隧橋地鐵之類的相繼開通，用不了多久，崇明就會完全淪為小“上海”：中心區一樣光鮮奢華，邊緣區一樣髒亂差，一樣承受城鄉失衡的壓力，一樣不知道接下來怎麽辦…… 一旦搞到這一步，上海作為一個整體，也就和其他一線城市一樣，沒什麽余地了。
因此，今天的崇明正站在兩叉路口，它的選擇，同時意味著決定整個上海的未來。不用說，繼續走老路是容易的，把譬如當年“浦東開發”的那一套搬來就行了，事實上，城橋鎮的新城就是這麽造起來的。開新路就難了，困難一定多多，也無法快速出“政績”。但是，恰恰是這個難，清楚地提示了應該選擇哪一邊，我們都知道，下滑容易上行難！
如果決定走新路，具體怎麽走？請容我不避門外漢式的自以為是，列出如下這幾條：
在目前這樣的行政集權的體制下，政府怎麽做是關鍵，實際上，崇明之所以還能保持目前這樣的綠天綠地，很大一個原因，就是上海市政府堅持了“以生態立島”的方針。現在迫切需要的，是將這個還相當空洞的方針，具體化為切實的措施：如何細化巨集觀規劃，明確各部分的具體目標和實施途徑？如何安排一個分階段的長期的財政支持計劃？[21] 如何設定與上述巨集觀規劃密切配套的官員考核機制，以此引導官場風氣的整體轉變？如何在目前許多官員思想和精神水準都比較差這個現實狀況下，從島內外選擢夠水準、想作為的官員和非官員來任事？……
另一個同樣迫切要做的，是教育。事情都得人乾，這“人”不只是少數精英，也是千千萬萬百姓：官員和專家不合格，事情當然做不好，但光是這些人合格了，事情也還是很難辦。從這個角度看，類似如下的這些事項能否充分展開、長期堅持，是真正的關鍵所在：分別針對各類——從官員到村民——人員的不同方式的生態教育、[22] 從基層開始全面展開的聚焦崇明的史地教育、[23] 培養生態建設人才的教育和研究機構網、[24] 與海外——尤其那些與大陸類似的地區的——在城鄉和社會生態方面走在前面的實踐和研究者的廣泛交流[25] …… 尤其重要的，是百姓直接參與或發動、他們在其中擁有充分發言權、其參與決策權的程度日益提高的各類集體建設活動，[26] 在某種意義上，這類活動的教育功能，是比一般的課程和講座更大的。
再下來，就是都市上海對崇明的反哺了：大學、醫院、郵局、影劇院、音樂廳、免費Wifi系統、政府的其他公共服務設施 [27] …… 一旦這些城市生活的優良條件，都逐步充分地落戶崇明，“崇明”這個詞的涵義就會顯著地改變：不再只是一個生態條件尚好的鄉村地方的名字，而是開始代表“一座綠天綠地、真正先進的城市”了。
這一定會促引更多島外的牟利者躍躍欲試，要趁機來賺一票。這幾十年，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改善基礎設施，當地百姓卻得益不多，反而是各種有錢有權有關係的外來人大獲紅利：這樣的令人痛心切齒的現象，全國各地是太多太多了。實際上，就在崇明，類似的狀況也已經不少。因此，上述這些優質生活的硬體建設，必須更明確地服務於新的宗旨：崇明要的是健康、均衡和民主，[28] 是不緊張和有文化，是低消費和高享受，與所謂“做大蛋糕”的許諾相比，公平分享更重要！[29] 只要這樣的宗旨能落實為具體的行政規則，只要這些規則能得到嚴格的執行，那些一心牟利的勢力就多半得收斂手腳、另覓他途，各類真正有心於生態建設的人士，包括離鄉他居的前崇明人，反而會從各地——大部分自然是城市——持續地移居和返回崇明：這樣的有理想、能作為的奮鬥者，正是城市所能反哺的最寶貴的乳汁。
當然，未來的崇明不能隻以高品質的大學和醫院取勝，它還得有自己的非城市的法寶，其中堪稱基礎的，是高品質的綠色農業。在生態技術、財政政策、流通管道和分配模式等多方面進步的合力推動下，盡快使綠色農業覆蓋全島，一面向市場提供真正優質美味——而非如美國式飼料雞那樣胖大鮮亮，但營養粗劣、味同嚼蠟——的農產品，一面令務農者獲得相等——至多略低——於都市個人收入中位線的回報，[30] 以此形成食物生產的良性循環。必須明白，哪一天鄉村人靠務農獲得不低於城裡人的收入了，哪一天城裡人的營養攝入和食品安全才真能有保障。在我看來，崇明是有條件在這一方面做個示範的。
這其實也就是創設新的經濟模式的問題了。目前通行的經濟系統，無論外觀怎麽變，基本邏輯是一以貫之的：依據日趨單一的標準，[31] 追求持續的增長，以此來組織整個系統的運行。一百多年來，這個資本主義的邏輯逐漸深入人心，如果你說：“對於一個社會的經濟來說，是否增長並非關鍵”，我們中間有幾個人不覺得驚詫？當然，最近這些年情況開始改變，吃多了畸形增長的苦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類似“綜合生活品質”這樣的新指標，逐漸清晰起來：工作時間、興趣程度、思維狀態、人際關係、生活節奏、人生意義、審美感覺[32] …… 當這些經濟生活中實際存在的因素開始被意識到、被越來越明確地放到“年收入”旁邊一起端詳的時候，新的經濟模式的創造，就迫在眉睫了。
不用說，探索新的經濟模式，一定同時意味著重新定義什麽是“經濟”、重新安放“經濟”在人生中的位置，新的經濟模式，一定是和新的文化相伴而成的。這裡沒有篇幅展開來講，隻說一句，我們對經濟和人生這類更大範圍的對象的反思越是展開得比較充分，新的開闊的精神視野和人生理想在社會上越是蓬勃開展，前述那些相對具體的目標就越可能早日達成，譬如，消費者越願意為優質的農產品多付錢。[33]
最後列三件具體的須做之事。一是以極大的力度，保護崇明現有的大樹。崇明沒有山嶺，也少天然湖河，地理環境本來是相當一般的，之所以現在讓人覺得有鄉野風光，主要就是靠了1950-80年代植下的那些樹：經過幾十年的生長，它們大多高達二三十米、粗過一人環抱。可是，恕我直言，本地官民對這些大樹的珍愛之心，經常顯得非常稀薄，[34] 大樹被成排砍伐的事情，我就目睹了好多次。如此自傷根基的愚蠢狀況，絕對不能繼續下去了，建議盡快普查現有的大樹，登記造冊，明確每一棵的養護責任，定期核查，明獎重懲，凡管轄範圍內有大樹枯毀的，官員一並領監管不力之罰。
二是刹住地面水泥化的趨勢。舊式城市化的惡相之一，就是廣鋪水泥地面，在利索地消除泥濘的同時，阻隔土地與陽光雨水的互動，造成土壤板結，人絕地氣。雖然在目前階段，因了技術的限制，有些地面——例如交通乾道——還是不得不鋪水泥，但大量其他類型的地面，如非乾道的路面、商業建築的周圍，乃至私宅的院落，明明可以用其他方式消除泥濘的，[35] 現在都一律鋪設水泥，人土兩傷，[36] 這就不應該了。這樣的趨勢，在崇明同樣明顯，單是我居所附近這幾個月整治環境，水泥路面的蔓延就相當放肆。我當然知道，澆水泥是又快捷又便宜，弄那些磚來一塊一塊鋪，誰耐煩啊，還貴！可是，我們究竟怎麽看待土地？又如何計算得失？如果能懂一點人地互相依存的道理，明白許多無形之事——例如空氣和人的視覺感受——遠比眼前這點實利更重要，我們何至於不肯多費一點時間精力、多花幾塊錢？倘說現在還不能指望人人都明白這些道理，政府的理性的政策和行政乾預，就是必需的了：絕不能把崇明的建築地面，都搞成明晃晃的水泥地！
三是建設覆蓋全島的電動化交通系統。崇明地方大，不能如廈門的鼓浪嶼那樣禁絕汽車，但像現在這樣汽車越開越多，廢氣彌漫，對生活環境——不只是空氣——的破壞又太大：交通的電動化，似乎就是唯一的選項了。崇明的地理太空和國內電動汽車產業的技術進步，也為此提供了可行的條件。具體怎麽做，那是見仁見智，要多方——尤其是本地居民——商議、多番試驗和調整才行的，但大的目標和分階段的時間表，卻需要盡早確定，而且現在就著手來做，因為這牽涉到許多方面，並非可以一蹴而就。[37] 但我要說，惟其是一處城區和鄉村現在就已深度互嵌的地方，而且是要創造城鄉各自優長能全面結合的局面，崇明的電動化交通系統的早日建成，意義就尤其重大，它不但能令本地居民長遠受益，更能在“何為真正先進的社會生活”這類關乎大方向的問題上，給全國乃至更大的範圍，提供一個鮮明的啟示。
2017年8月 崇明
[1] 這裡須做一點粗略的解釋：我不相信人類有所謂共同的歷史進步的規律，也不覺得分處世界各地的人類社會，都會自發地走上主要由資本主義推動的所謂“現代化”的歷史路線，因此，用主要是基於歐洲經驗而形成的“現代”及其派生概念（如“現代化”和“現代性”）來描述18世紀以後全球各地的社會變化，本來並不恰當；但因為最近300年來，借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等等方式，最初在西歐形成的“現代”和“資本主義”的社會模式及其擴張勢能，又確實如大潮一般，逐漸席卷全球，形成我們今日置身的所謂“全球化”的局勢，在這個意義上，用“現代”之類概念來概括非西歐地區因被動卷入這個“全球化”而形成的社會變化，又具有某種便利性，只要我們清楚，被如此概括的上述變化，往往依各地自然、歷史、文化和社會條件的差異，而有極大的分別，即便試圖用“現代”之類概念來凸顯其共同點，也必須同時明白：對許多非西歐社會來說，“現代”之類概念的涵義，往往是完全不同的。正是基於如上看法，我雖仍用“現代”之類的詞來描述19世紀中期以來中國的社會變遷，卻同時要加上“西式”之類的形容詞，以避免涵義的混淆。
[2] 自從中國大陸的GDP總量超過日本、躍升至全球第二，一種“中國正在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結構的中心部位、不再是邊緣的發展中國家了”的判斷，在全球逐漸傳開。正是因為有此種判斷，這十年中國資本和企業的國際擴張（包括所謂“一帶一路”的龐大計劃），才引起“新殖民主義”、“勢力擴張”之類的尖銳批評。但我覺得，上述判斷其實相當片面：時至今日，西式全球化已經喪失了帶動“邊緣”或“後進”地區——以先後相繼的方式——共同“發展”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個別地區即便機緣湊合，在GDP意義上的經濟方面快速“崛起”，也一定同時在若乾長遠來看更為重要的方面付出難以償還的代價，且這代價的深重程度，往往與其GDP式的“崛起”速度成正比。即以生態汙染為例，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歐洲、澳洲和日本等地都經歷過“先汙染再治理”的階段，但今天的依然面積廣大的“後發”地區（包括中國大陸），顯然再演不了同樣的劇目。因此，儘管今天中國大陸資本和企業的“進軍海外”，確有資本主義式擴張的鮮明色彩，但如果因此以為中國正在快速擺脫西式全球化的“後來者”的被動境遇和孱弱狀況，那是一廂情願了。
[3] 例如在人類-自然關係上的唯我獨尊和對無止境的物質繁榮的迷信。
[4] 近年來，部分沿海和臨近都市的鄉村地區的經濟狀況的改善（例如農民開始享受醫療和養老保險、地方政府改善基本設施），引發了一種認為“鄉村處在歷史最好狀況的”的判斷。我對這個判斷有兩點補充：1，如果把廣大內陸地區的狀況考慮在內 （許多地方——例如安徽有些地方——農民的養老保險金就低得不可思議），或者注意不同年齡段的農民的區別，恐怕很難在整體上說鄉村處在歷史最好水準，除非這個比較的對象是大災荒地區和戰爭年代、或者1950-1970年代那樣的普遍貧困的時期。2，隻從貨幣收入的角度去判斷鄉村/農民的狀況是不夠的（儘管貨幣收入是關鍵指標之一），鄉村/農民在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結構中所處的基本位置，是至少同樣重要的依據，而在我看來，今日鄉村/農民的上述結構位置，如果對比譬如19世紀的狀況，是難以支撐類似“處在歷史最好水準”這樣的樂觀判斷的。
[5] 本文所謂“城市吃掉鄉村”，是指城市將鄉村徹底改造為自己的附庸（包括用工業化的方式徹底改造農業，變農民為跟製造業流水線上的工人基本無異的農業工人），而非指將鄉村全部改變為城區。
[6] 最近這一波因為移民問題而在歐洲和美國愈演愈烈的強化邊境隔離的政府行為、全球各地城市的所謂“紳士化區域”（Gentralized area）與各式貧民窟的新的分隔，思想政治領域裡的各種勢不兩立的敵我意識的再度激化，都是這方面的顯例。
[7] 例如從飲食到思維的豐富多樣、各種規模效應（包括提供給平民子弟的機會比較多）、較高程度的流動性（這構成刺激各方面吐故納新的關鍵條件）…… 這些都是建立在門戶開放、五方雜處的基礎上的。
[8] 例如出自政府的規劃建設和大資本的商業布局。
[9] 本文所謂“中國的現代早期”，大致指19世紀晚期至1940年代。如此界定的依據，見王曉明：《<中國現代思想文選>序》，王曉明、周展安編，《中國現代思想文選》，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版。
[10] 見章士釗1923年在新聞報和《甲寅》周刊等處相繼發表的《業治與農》、《農國辨》和《何故農村立國》等文。
[11] 即使在抗戰正酣的1940年代上半葉，發端於1920年代中期的“鄉村建設運動”，仍有一部分在大後方繼續展開。至於中共主導的各式“土地改革”運動，更是貫穿於整個戰爭時期，這些運動雖多出於政治和戰爭動員的功利意圖，但其客觀效果卻有令農民自重的一面，因此也可納入這裡所討論的問題視野來看。
[12] 一旦城鄉失衡隨著它所屬的整個西式現代化潮水的暴漲而達到社會難以承受的地步，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就不只有盡得其利的一面，也有飽受其害的另一面，就一般民生層面而言，住房、基本物價、空氣和飲用水…… 都是明顯的例證。
[13] 崇明是長江出海口淤積而成的東西向的狹長島嶼（東西兩端相距約130公里，南北江岸相距約15公里），目前總面積1200余平方公里（在中國的島嶼中，僅次於海南島），戶籍人口60餘萬（包括主島南面的長興、橫沙二島）。在上海10個郊縣中，它是最後一個改“縣”為“區”的（2017年）。
[14] 在2012年連通崇明和上海市區的長江隧橋及崇（明）啟（東）大橋全面開通以前，崇明與島外一直以航運相通，長江口風霧較大，航船經常因此停航。
[15] 僅有南岸的縣城（城橋）和堡鎮兩處地方，略具城市模樣，但也比上海市區差得遠。
[16] 雖然這20年陸續有外省農民來崇明務農做工，但本地戶籍人口中，卻有極大一個部分在市區就業居住，因此實際人地比例並沒有明顯增大；1950-1980年代，除了大量圍墾土地，還栽下了大批行道樹和人造林，這些如今高豎於路邊的成排的大樹，構成了崇明島植被系統的最寶貴的部分；也是在1950-1980年代，崇明建成了俗稱“26縱+1橫圈”的主乾河網，其中每一條都通長江；不單東西兩端和北江岸的許多部分，因圍布大片濕地，成了大批候鳥往返於西伯利亞-澳洲途中的落腳之地，崇明全島的田間村中，也都有無數鳥雀棲息，那些廢棄的農場宿舍和工廠區，更成了鳥類聚居、屎（蛋）殼遍地的天堂。
[17] 港東公路和林風公路之間的那一段北沿公路，就是突出的例子。
[18] 例如都市的各種新設施、新技術和新規則的快速傳入，以及（在全國範圍內財力相對雄厚的）上海市政府的各種專項撥款。
[19] 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像豬群一樣圍著蠶食崇明唯一的大型人工林的那些新的地產項目：別墅區、大型會所、度假村…… 這片杉樹林是1950年代由原建設公社組織、在圍墾地上栽種的，隨後在此基礎上組建國營林場，1980年代將其北部改建成森林公園，南部則分給幾個度假村式的建築項目：在這個過程中，林地的實際面積已經不斷縮小；最近15年，上述地產項目的蠶食更加劇了這個縮小的趨勢。儘管政府開始在其北面擴建5000畝林地，但那些60-70年樹齡的杉樹的大面積毀壞，顯然絕非短時間可以彌補。
[20] 這可以說構成了崇明的一個特殊“景觀”，其中大部分是國營農場建造的居住、管理和工業用建築，隨著1990年代這些農場的被撤銷和倒閉而成為廢墟的，但也有不少原非農場所有的建築（例如廠房、村鎮公用設施和民居），因為各種原因也形同廢墟。
[21] 既然崇明是在給上海乃至全國的許多類似的城鄉地區實驗一條著眼於社會的長期發展和進步——而非短期經濟利益——的路線，上海乃至中央政府的充分的財政支持，就是一個必要條件。
[22] 這個“生態教育”的基本內容，除了一般的生態和環境保護的理論和觀念的宣傳，更包括對整個“西式現代化”的歷史分析（以便破除大陸官民中非常普遍的西式現代化崇拜）、對全球/中國的城市化歷史和城鄉關係的反思式介紹（以破除對舊式都市繁榮的迷思、發展對城鄉未來的多樣想象），和對“什麽是健康和高品質的人生”這一類關乎個人、社會和國家基本價值的大問題的充分討論（以打破目前日趨普遍的只顧自己眼前物質利益的“小器化”心態）。
[23] 此處的“基層”既指社會組織層級的（自然村和城鎮社區），也指教育層級的（小學）；“聚焦崇明”則包含從點到面的不同層面：家族、村、鎮、農場、工廠、河道、碼頭、堤壩、島嶼…… 直到崇明與周邊地區的歷史關係；這樣的歷史和地理教育是培養崇明人的鄉土感情和自審意識的基礎：如果缺乏這樣的知識和心理基礎，崇明人不可能走出一條城鄉共存/結合的健康路線。
[24] 崇明應該成為密集這樣的教育和研究機構的地方，可以從兩方面來逐步實現這個“密集”：一是從島外——上海、江蘇乃至海外——邀請合適的學校和研究所來崇明設立分支機構；二是改造島內原有的教育和研究資源，例如部分師資力量較強的中學、各類官辦和民辦的博物館、圖書館乃至檔案和規劃部門。
[25] 單是在中國大陸周邊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如印度、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韓國和日本，更不要說台灣了，都有很多在城鄉建設上走在前面的思想、組織和社會實踐，它們積累了大量的文獻和經驗，值得了解和借鑒。
[26] 舉一個例子：這5年間，上海市和崇明政府持續撥款，整治河流、路線、橋梁和村鎮（包括住宅區）環境，由於這些整治的方案設計和經費使用等等，都是政府安排、企業操作，百姓幾乎不參與（儘管許多項目直接影響其日常生活），就是站在邊上看，甚至嘖有怨言（我在不止一處地方聽到村民對於其村口園林式景觀鋪設的抱怨），這些耗資巨大的生態建設項目，顯然沒有起到應有的教育作用。如果當初換個思路，發動村民和居民集體參與這些項目的規劃和實施，令其能不同程度地形成“這是在建設我們的家園”、“我們要對家園負責”這樣的意識，物質性的建設項目，就同時能發揮生態和史地教育、乃至民主和公民教育的有效作用。
[27] 其中不可或缺的是：食品、飲用水等各類安全監測和管理系統、緊急救助系統、出入境服務設施和垃圾處理系統。
[28] 如果將“生態”理解為人與自然的關係，“民主”所針對的，就主要是人與人的關係，如果一個社會的內部格局是貧富懸殊、弱肉強食，這個社會不可能形成人與自然的平衡關係，說得粗糙一點，“民主”是“生態健康”的一大前提。
[29] 豎立某種據說是公共的長遠的發展目標，以此要求弱勢者為之犧牲其現實利益，同時作為交換，許諾其未來會得到補償：這樣的論述，正是“西式現代化”過程中各類強勢者借以營私的常用手段，這些年我們聽慣了的“只有做大蛋糕，弱者才能多分”的論述，正是其變種之一。
[30] 就目前情形而言，務農者的收入要達到這個水準，主要有來自兩方面的障礙，一是在城鄉不平等和美國式大農場農業（或曰工業化的農業）的衝擊等因素下形成的全球性價格倒掛和市場失衡；二是不同範圍的本地分配體制的不公，以崇明為例，來自安徽的農民（實際下田者，而非其上一級的承包者）對稻麥田的田間管理的年收入，每畝僅90元上下，且多年沒有實質性的提高。前者顯然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得到扭轉，只能通過地區性的政府補貼來平衡；後者則相對容易改正，雖然這需要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相關方的持續努力。正因為是這麽看，我才覺得，先在類似崇明這樣面積不很大，地理、人口和政府財政等重要條件基本具備的地方，較大幅度地提高一線務農者的實際收入，是有較大可能的。
[31] 最近三十年，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標準明顯是趨向單一，不但“經濟”日益取代“社會”而成為“發展”的第一指標，而且“貨幣”日益取代“物質”而成為“財富”的第一指標。這表現在社會層面，就是GDP之類指標的獨大，表現在個人層面，就是“年收入”之類指標的獨大。
[32] 這裡說的“審美感覺”，是指人因為從事經濟活動而發生的一類情緒性的感受，如為了談生意而與品性猥瑣的大客戶觥籌交錯時的厭惡感、或者為了較高的薪水而忍受惡劣的辦公室文化時的不舒服。
[33] 這兩年，每當討論農產品價格這個話題，我都會遭遇這樣的質疑：農產品價格提高，城裡的窮人怎麽辦？我的回答是：現在這樣的富人享受高品質的食物、窮人吃粗劣食物的狀況，正是城鄉失衡和貧富懸殊的惡果之一，理當盡早消除，因此，對城市低收入者的食物補貼，應該與農產品的優質化、價格提升、流通中介簡化等變革同步展開，而且程度相當，互相配合。
[34] 最近這幾年，崇明政府開始意識到大樹的風光價值，展開了好幾個大面積種樹的項目，但每次看著那些枝細乾軟、在風中瑟瑟搖擺的小樹群，我總忍不住感慨：早知今日，當初為什麽聽任那些大樹被毀呢？
[35] 例如過去江南街鎮以薄磚人字形側排形成路面，和現在以回字形中空方磚鋪設地面（這在停車場尤其普遍），都是現成可用的做法。至於蚊蠅的滋生，現在也多有能加以限制的可用之法，構不成必須鋪水泥的理由。
[36] 水泥地面對人的傷害，並非只在難接地氣，更有（陽光反射造成的）刺目、（在南方地區特別明顯的）揚塵和令人易生呆板醜陋之感等更為直接的方面。
[37] 其中有三個方面是現在就可以著手的：一是完成島內所有公車輛（包括各類計程車）的電動化；二是通過管理和財政政策（牌照、稅收、補助等），和足夠的充電設施的建設，引導居民將各類自用車輛電動化；三是仿效國內許多旅遊景區的做法，建設若乾大型的接駁站，將來自島外的非電動車擋在入島的進口處。目前較為困難的，是大型載物車輛的電動化，但以目前電池技術的快速進步，這類車輛的電動化應該不會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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