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駕崩前安排的“四大臣輔政”和鹹豐駕崩前安排的“讚襄政務八大臣”沒有根本區別，它們都是：皇權（並非皇帝本身而屬后宮勢力）與滿貴族間的權力鬥爭。只不過，康熙所代表的孝莊太皇太后和兩後一王在權力“欲望”上是不同的。
在本質相同的基礎上，有兩大不同：
（1）清初皇權不穩貴族勢力頗大，皇權只能依靠部分貴族勢力打擊囂張貴族，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視之為“掌握兵權”的權臣與皇權的鬥爭；晚清的貴族勢力已經不能控制兵權，對於“不掌兵權”的權臣只能依靠漢族地方武裝
從努爾哈赤、皇太極到順治，八旗內部各旗主的勢力頗大，皇帝更不能“一言九鼎”。
為了應對這種情況，利用各種手段從八旗各旗主、貴族強權力。例如順治皇帝“復活”明朝的“巡按制度”，重用漢人官員削弱滿貴族權力。最終，順治亡故後，康熙年幼“輔政四大臣”掌權，乃是貴族權力佔據上風。
在此情況下，孝莊利用“四大臣”間的不合拉一部分打一部分，直到康熙親征。也爭氣，皇權逐漸穩固，又經過雍正“鐵腕”，皇權終於壓製住了貴族權力。
（2）順治康熙時期，清朝處於上升期，面對巨大的漢人勢力，雖然皇權與滿貴族間有鬥爭，但總體上依靠“漢八旗”，皇權和大部分貴族仍然比較團結和上進；同治光緒時期，清朝已經進入朝代末期，大部分“八旗子弟”已經腐朽沒落、已經被“儒家化”，只能依靠漢地方武裝
“被儒家化”的典型特徵就是講究天地君親師、講究規矩秩序、崇尚虛談侈談實效。“提籠架鳥”是絕大部分“八旗子弟”的作為，整日無所事事，聽書看戲。
為什麽乾隆以後，子弟書以及各類曲藝、戲曲興盛的一個原因就是“八旗子弟”因素。各種“爺”文化興盛。
在這種情況下，儒家化後的滿人既失去了祖先的勇武，又沾染了我們漢人在朝代末期的通病——腐化墮落，更有了一種“爺”文化——表面強梁，為了個人面子兒可以什麽都不管。那麽，前者的腐化墮落是主體，如果想腐化墮落那就需要聽從皇權。
皇權內部分皇帝、后宮、外戚、太監、宗室五大部分，那麽，慈禧作為后宮勢力完全有資格代替皇帝。只要皇帝不親政，慈禧就可以永葆權力。這也是為何她喜歡讓“小皇帝”出現的原因。
相反，“八大臣”時期的滿貴族勢力，因為“八旗”已經腐化、對皇權倚重化，由此只能依靠曾國藩、左宗棠等漢地方武裝。慈禧、奕䜣等人則依靠傳統“忠君”思想，利用漢地方武裝間對於“榮華富貴”地希望心裡各個擊破，從而漢地方武裝也無法形成合力，如此，“八大臣”輕易地被慈禧、奕䜣等人消滅。
“四大臣”被消滅的歷程更複雜一些、其對皇權也更危險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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