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機構 羅漢堂
本文作者：魏尚進（作者為複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訪問教授、羅漢堂學術委員會委員，首刊於Project Syndicate網址）
發自紐約—我曾在今年一月的時候預測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在中國的傳播將在2月的第二或第三周到達轉捩點。事實上自2月22日以來該國的重症和危重症數量一路下降，甚至近幾日都未出現除國外輸入病例以外的新增病例。但不幸的是中國境外的新感染正迅速增加，並可能為公共衛生和全球經濟帶來災難性後果。
面對此次疫病大流行，各國政策制定者們可以從中國以及其他首當其衝遭受衝擊的國家身上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訓。雖然這些教訓對於那些尚未遭遇疫情大規模暴發的國家尤為有用，但最重要的一點則是它們必須迅速行動起來。
首先政府和公共衛生當局必須在疫情大爆發前加大準備力度，因為在新型冠狀病毒來襲時對檢測試劑盒、口罩、酒精濕巾、防護服，醫院病床和生命維持儀器的需求將會激增。在這方面歐美都沒有妥善利用手裡的六周提前準備時間；其他國家也應當立刻做好準備。
如果上述物料的國內供應有限，各國應考慮從中國，日本以及其他地方加大進口，畢竟這些大多都不是什麽高科技產品，許多國家都能生產——特別是目前急於恢復生產的中國，那裡的工廠具備相關產能，也可以對高漲的全球需求迅速做出反應。
此外，各國的國家應急計劃應確保能在疫情大爆發時提供足量的病床，尤其是在重症監護區。如果該項計劃缺乏可行性或供應不足，政府就需要考慮迅速興建幾家新的醫院，而必要時也可以引入外國企業參與建設。
同時公共當局還必須盡早、清晰且具備說服力地告知公眾如何通過個人衛生和社會隔離來最大程度地減少病毒的傳播。在這方面各級衛生官員甚至總理都向公眾提供了準確醫療信息的新加坡是一個極佳典範。
至關重要的是，一旦出現疫情跡象政府就必須及早采取果斷行動強製施行社會隔離。正如矽谷企業家托馬斯·普約（Tomas Pueyo）所表明的那樣，這類措施在中國相當奏效，也有必要在許多其他國家推行。
此外為了減輕疫病大流行所帶來的一些經濟影響，政策制定者必須向勞動者、企業和金融機構提供快速緊急援助。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短期內會對整體經濟產生強烈的負面影響，而某些行業所受到的衝擊甚至會延續到中期。
工廠關閉所造成的負面供應衝擊會通過供應鏈傳導到世界各地的下遊部門，包括那些目前尚未發生大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國家。此外疫病大流行將導致收入和需求萎縮，這又會影響到各地的上遊部門，商業收入和信心的下降則可能引發對產品和服務需求的縮減。而為了破除那些自我應驗的衰退期望，政府必須迅速推出緊急計劃，其中可能包括暫停企業稅收和貸款利息支付，對勞動者的財務支持和健康福利保障，還有對銀行的財務援助。
各國還需要盡可能（或更好地）利用數字技術。完善的在線購物服務可以抵消零售商和工廠所面臨的部分經濟困難，但這需要寬廣的上網渠道，企業和家庭對數字支付的廣泛接受以及高效且廉價的支付系統。儘管中國幸運地具備了這三點，但許多發展中國家卻有所欠缺，因此這些國家的政府應考慮對服務業實施緊急改革，讓那些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企業能迅速協助其建立相關基礎設施以推進國家公共衛生目標。
而在經濟刺激方面，一項國際間協調一致的方案在應對全球經濟衰退方面要比個別國家的孤立行動更為有效，特別是在實施財政刺激的情況下。當政府減稅或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臨時財政援助時，國內需求的增長可能會通過進口增加而“溢出”給外國生產者。對於那些進口額相對GDP比率較高的中小型經濟體來說這種現象尤為嚴重，也因此導致它們不願實施足夠的刺激措施。
但這個問題可以在國際協調下解決。當所有國家都增加其總需求時，匯率就不需要出現太多變動，全球需求的增加將使所有人受益。對此二十國集團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以在這方面發揮關鍵的協調作用。
最後，降低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也有助於對抗由疫病大流行引發的衰退。許多大型中央銀行已經將其政策利率降至近零水準，因此也很難拿出更多的手段進行應對，但同時依然有多個國家存在各種貿易壁壘，這既增加了生產成本，又減少了國內家庭的實際收入。
儘管經濟衰退的風險通常會誘使政府進一步提高貿易壁壘，但要增加全球產出和就業就必須要采取完全相反的措施。與財政擴張一樣，協調一致的貿易自由化提供了最大的成功機會，因為每個國家對國外企業的“讓步”也將改善本國企業進入國外市場的渠道。這也是世界貿易組織和20國集團需要加強領導的地方。
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有可能使世界陷入一場災難。但這場危機也為各國政府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去實施相關政策改革，不僅應對短期的公共衛生挑戰，而且可以增加全球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
雖然對危險和機會之間關係有著各種有趣解讀可不僅僅是中國人，但漢語中的“危機”一詞確實分別由一個表示“危險”和另一個代表“機會”的字構成。為此世界各國政府應把握時機，不要讓新型冠狀病毒危機所帶來的機遇白白溜走。
(本文作者介紹：羅漢堂於2018年6月26日在杭州成立，是由阿里巴巴倡議，並由社會科學領域全球頂尖學者共同發起的開放型研究機構。羅漢堂首批學術委員會委員以經濟學家為主，包括6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漢堂將攜手更多的全球社會科學家和實踐者，研究數字技術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深刻理解並主動參與這一變革。羅漢堂的研究服務全社會，應對最重要的全球挑戰，並著眼於人類社會的長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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