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黃益平 訪問/歐愛萍 編輯/楊溪
各界對每年全國“兩會”的關注，源於期間釋放的諸多宏觀政策信號，不過，有些政策信號清晰而直接，另外一些則隱含在看似直白而平平無奇的文字之中。比如，今年的貨幣政策，由於之前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闡述的很直白——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不轉急彎，此次政府工作報告延續了這一政策指導思想，那是否就意味著貨幣政策不會有太多變化、無需過多關注呢？
在和“騰訊·原子智庫”的對話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資深教授黃益平認為，貨幣政策留一些空間，是因為你不知道下一次什麽時候要出現問題——今年我們要面臨的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歐美的貨幣政策會怎麽調整。
黃益平教授指出，上一輪美聯儲從2013年開始討論、2014年真正退出量化寬鬆政策、上調利率，對新興市場國家造成了巨大衝擊——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回流美國，這些國家的貨幣就開始貶值，利率上升，資產價格下降。包括中國，到2015年下半年，貨幣貶值壓力很大。但中國隻受到了一定的壓力，像土耳其、俄羅斯、南非，則爆發了金融危機。
“這也是我們下一輪需要有所準備的事情：哪一天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忽然轉向。”黃益平教授說，應對的策略是：第一，匯率的靈活度，要容忍匯率起起落落；第二，涉及到總體的金融體系的穩健，必要時可能還是需要利用一些已有的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手段。
此外，黃益平教授還詳細解答了對中國央行數字貨幣的相關疑慮：使用場景、隱私、安全性、支付生態和可能的國際結算應用。
以下是訪談內容：
有一個大致的經濟增長目標，有助於協調政府各部門工作
原子智庫：之前很多討論中提到，由於去年經濟增長的基數較低，預期今年的增速會比較高，有些提出可能在8%上下。但是，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增長目標是6%，可否請您解讀一下是基於怎樣的考慮和判斷，這個數據是不是比較保守？
黃益平：其實也沒有太多好解讀的。現在大家都感覺6%可能有一點保守，但是保守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實現，也不是一件壞事情。如果一定要解讀的話，可能可以從兩個方向來猜測。
第一，今年增長的不確定性確實也還是存在的。比如說疫情到底會怎麽演變，現在也還不太知道。我們去年采取的一些政策，可能今年還會有一些後遺症爆發出來。比如說杠杆比較高、金融風險等問題。今年可能還會碰到新的問題——現在也不是很清楚。因為去年世界各國都采取了非常激進的貨幣政策，原來大家預期，可能明年年底之前不會調整，因為美聯儲主席是那樣說的。但是現在大家都在討論通脹風險，美國的國債也有反應，所以如果通脹快速回流、回潮，也不排除政策調整就會加快一些。政策調整、尤其是美聯儲推出的零利率、量化寬鬆等政策，對世界各國又將造成新的影響。就像上一輪它寬鬆時，錢往全世界走；它開始收緊後，錢會往美國流。這對很多新興市場國家會造成新的壓力——由於流動性減少，就有了貨幣貶值、利率上升、政策價格下行的壓力等等。
第二，我們過去其實一直有爭論，政府還要不要確定經濟增長的目標、增長到底多少。我個人傾向於認為，過去確實把整個經濟增長的目標看的太重了。看太重的後果，就是把增長目標定的比較死，這對各級政府的壓力是挺大的，我們確實也看到了很多重視短期增長而忽視了一些長期的效率結構性問題，甚至讓一些結構性矛盾變得更突出。
那是不是就不設重大目標就可以了？也有爭論。很多人說，發達國家沒有具體的經濟增長目標。我猜可能是因為發達經濟體相對比較成熟，增長波動區間相對較小。比如美國，在全球危機以前，它比較好的增長潛力在4%左右。潛在增長率相對來說比較穩定，所以政府設不設中短目標，其實差不太多，經濟比較穩定就可以了。但我們的潛力是在變化的，有一個大致目標，對各個部門的工作來說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因為我們不完全是市場經濟，市場沒有完全形成，不能完全看市場情況來抉擇。如果沒有一個增長目標，可能在協調一些投資、貨幣政策時會有困難。所以，從指導、引導各政府部門的政策來說，設定目標也是有必要的。
兩個方面都有道理，如果強調過多、過於重視短期增長，可能會造成結構性的矛盾變得越來越突出，所以確實有很多人呼籲不設目標。包括我個人，過去也認為，設定經濟發展目標讓我們對短期增長過於重視了。但是，反過來說完全不要了，行不行？我們畢竟是個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我倒也覺得應有一個大致的目標，這可能對協調工作有幫助，但不要把它變得那麽硬。
今年要準備應對歐美貨幣政策可能的調整
原子智庫：關於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目標，您有什麽看法？
黃益平：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沒有什麽出乎意料的內容，其實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已經說的非常清楚了，由於大危機最嚴重的階段可能已經過去了，所以對於今年的宏觀政策，我預期應該是會出現一些微調——去年的力度非常大，是因為碰上了這樣百年不遇的疫情，到了今年，肯定會有所調整。
但到目前為止，增長的反彈還不是很穩定。去年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尤其是出口，有一部分其實是因為疫情時特殊因素的貢獻，但這個因素是不能長期持續的——當然，疫情也有一些負面影響。在我們去年的增長中，投資和消費其實就一般般，沒有出口那麽好。但是投資和消費裡有一些結構性的問題，比如基礎設施投資比較強勢，在上半年和年中的時候，房地產投資也不錯，但是製造業相對較弱一些，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這種復甦的背後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政府的影子，這種反彈也不是長期可持續的。
如果這個增長的反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疫情和政策的因素，那麽今年如果我們沒有這兩個因素，經濟還能不能保持這樣的增長態勢？從短期看，宏觀政策還是要繼續給予支持。另一方面，政策肯定要拐彎，但是用中央政策部門的話來說，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不轉急彎。這已經把話說的很清楚了——要調整，但是不能急轉彎。因為今年的經濟增長，一定意義上說，仍然需要政策的支持。反過來說，今年如果完全沒有政策支持，還是有一定的難度。
原子智庫：關於貨幣政策轉彎的問題，其實之前也有一些討論，所以其實現在整個的大基調也還是比較符合市場預期的，是比較穩健的調整。您覺得這是否是吸取了2008年金融危機後刺激政策退出過快的教訓？
黃益平：2008年的時候，我們的4兆刺激計劃力度非常大，但我不覺得那個時候是退出太快了——現在回過頭來看，出手很猛，但退出是相對比較遲緩的。要是拿這一次跟上一次比較，主要差異不是退出的快慢，而是這一次政策支持的力度肯定沒有上次那麽大——央行一直在說保持正常的貨幣政策，采取了很多流動性措施來支持中小微企業，但沒有像2008年那樣激烈的措施。
現在也還不好說退出，它什麽時候退出，我也不知道。但宏觀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任何政策都好，都是用來維持宏觀經濟穩定的，它要不要退出、要不要加大力度，完全看經濟的狀況。比如說，今年上半年達到8%、10%了，貨幣政策退出的可能性就會大很多；如果兩個季度過去，增長還是在4%、5%，那可能不但不能退出、還要加大力度。
我們央行在疫情中這一次的反應，總體比較謹慎、穩健，沒有跟著歐美大水漫灌。儘管社會上、市場上有很多質疑，我其實是比較支持央行的做法。我的看法是：第一，確實經濟沒有糟糕到那樣的地步，經濟拐彎拐過來了。第二，貨幣政策確實要留一些空間，因為你不知道下一次什麽時候會出現問題。像歐美這樣的來一輪就到零利率、大幅度擴張的手段，當然有好處，因為他們的市場已經相對比較成熟了，但畢竟還是會有一些後果。今年我們要面臨的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歐美的貨幣政策會怎麽調整。
討論當下經濟形勢的焦點、尤其是金融形勢，我一直關注的是兩個事情：一是去年放了很多中小微企業的貸款——這當然很有必要，但客觀的問題是，這其中有一批貸款是要出問題的。因此，今年銀行出現一些不良也好、或者債券違約也好，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當然，我並不認為這就會引發多大的系統性問題，但對於很多中小銀行來說，如果今年出現一些不良，可能壓力會比較大。《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到這一點，要給中小銀行補充資本金——這樣才能持續發展、持續支持實體經濟。
二是哪一天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忽然轉向。上一輪美聯儲從2013年開始討論、2014年真正退出量化寬鬆、利率往上調，對新興市場國家造成了巨大衝擊——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開始回流美國，這些國家的貨幣就開始貶值，利率上升，資產價格下降，資本外流。包括我們國家，到2015年下半年，貨幣貶值的壓力很大，中國隻受到了一定的壓力，但像土耳其、俄羅斯、南非，就爆發了金融危機。這也是我們下一輪需要有所準備的事情。
原子智庫：您剛才提到美國的寬鬆貨幣政策如果調整，有可能會產生溢出的風險。我們應該如何做好準備、去面對這種風險呢？
黃益平：第一，匯率的靈活度，要容忍匯率起起落落。如果是資本外流，貨幣肯定要貶值，如果是適當地貶一下，政策不緊張，也許市場就穩定了。第二，涉及到總體金融體系的穩健。很多國家，資本進進出出都沒問題，但是有些國家，資本一進出，就引發了很大的問題。這還是因為監管框架、市場機制不夠健全。但是政策在短期內要發揮特別大的作用，也比較難。所以，在特別短的時間內，沒有太多的辦法，我們可能還是需要利用一些已有的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手段。這不是最佳的做法，但當面對大的風險，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建立起特別完善的市場機制來應對衝突和波動，也許就可以用一些管理的辦法。
當然，從大的方向上來說，政府老是在管理資本流動是不對的，但是要把它放在一個具體的場景裡頭來討論。我們反對資本項目管理，是因為覺得這種管理是降低效率的、是不公平的、是反市場的，簡單來說就是會有效率損失。但是，對於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如果美國出現大的貨幣政策調整、如果不管理資本流動，有可能會引發一場金融危機。去管這些資本項目流動，會有效率損失；不管，也許就引發了一場金融危機。在這兩個之間，你選哪個？政策選擇，理念很重要，但歸根到底，最後其實就是在不同利益和力量之間做權衡。
數字貨幣不同於電子支付，其具有法償性
原子智庫：數字貨幣這兩年非常受關注，包括今年的北上廣幾個地方政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都把數字貨幣列在了其中。中國的數字支付現在已經應用的非常廣泛、成熟。為何央行還需要來研發數字貨幣呢？
黃益平：出發點可能主要有這幾個方面的因素。第一，從加密貨幣到穩定幣、或者是現在的電子貨幣——比如，像支付寶、微信支付，也是一種人民幣，但其實是加了一定的企業的信用在裡邊。你在支付寶裡的錢是人民幣，但如果支付寶壞掉了，對你負債的機構不是中國人民銀行，而是支付寶或者微信支付；而將來如果用數字貨幣，就直接是央行的負債。你只要記住密碼，就可以到央行去兌換——它有法償性。
第二，我們現在移動支付用的人民幣，功能非常有限，只能是小額支付；而數字人民幣就是人民幣，人民幣的三大功能以及將來要發揮的功能，它都是有的。比如支付的媒介、計價的部門和投資儲值的工具，它是一個更加全方位的系統。
第三，還有一個很客觀的問題：現在的移動支付，數據收集和分析有很強的企業特性，如果將來數字人民幣落地了，至少在數據的收集、儲存上，央行將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原子智庫：相當於從企業轉向官方來做這個事情？
黃益平：對。電子貨幣在一定意義上來說，還是一種企業轉換過的人民幣，不是央行直接發行、具有法償性的人民幣。
原子智庫：它的應用場景會有一些區別嗎？
黃益平：應用場景上從支付來說，當然沒有太大的區別了，但是將來會有很大的差別。舉個例子：央行說，數字貨幣第一步只是用於替代生活當中的一些現金，其實就是一些零散的支付，和現在的移動支付就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將來它可以用於大額支付，比如機構和機構之間做貿易、投資——顯然現在的移動支付是乾不了這個事情的。將來，還可以用數字人民幣設計一些投資產品，你持有人民幣，就可以給你支付利息。央行的數字貨幣成熟了以後，和人民幣功能是一模一樣的，唯一的差別，就是數字化。
原子智庫：目前包括比特幣在內的一些數字貨幣，很重要的一點是為了打破各國央行發行貨幣的壟斷權。現在由央行來發行數字貨幣的話，是不是跟數字貨幣打破壟斷最初的宗旨是背道而馳的？
黃益平：跟誰的宗旨是背道而馳？背道而馳是比特幣的宗旨，但不是央行的宗旨。貨幣要不要壟斷？嚴格意義上的貨幣，當然是要壟斷的。因為現在說的都是主權貨幣，主權貨幣都是有主權信用背書的。它要沒壟斷，那還得了？但是現在或者將來，也可能逐步會引發一個貨幣市場，這個貨幣市場，可以有比特幣這樣的加密貨幣，也可以有臉書過去叫Libra、現在叫Diem的貨幣，它就是這種穩定幣。
穩定幣應該是在主權貨幣和加密貨幣之間取了一個權衡，因為加密貨幣本身是沒有內在價值的。它本身並不值錢，我們認為它值錢，它就值錢；我們認為它不值錢，就不值錢。哪一天大家覺得比特幣就是一組符號、沒有任何意義，它也許就完全不值錢了。這和主權貨幣不一樣，主權貨幣有主權信用背書，只要主權機構沒有倒，你就能把錢給兌換出來。穩定幣應該是做了一個權衡。
像比特幣、甚至穩定幣，在一定意義上來說，是想打破央行對貨幣發行的壟斷；但是也可以反過來說，央行就不想發起這個壟斷，而且他認為發起這個壟斷，市場會變得非常混亂。央行也許就是為了參加這樣的一個競爭——原來就是他一家獨大，但是現在雖然有人不把比特幣稱之為貨幣、數字資產，但終究是出現了新的競爭者。央行不願意放棄這個戰場，我覺得也很正常，而且也有道理。
哈耶克曾經說過，貨幣將來都可以由私人機構來發行。在歷史上也曾經有過，但是現在似乎還沒有到那一步，所以主權信用貨幣還是很重要的。所以，央行在一定意義上的壟斷，還是有意義的。從打破壟斷的角度來看，也可以把它解讀成央行不願意放棄這樣的戰場，央行也是可以參與競爭的，至於它是不是還能維持它的完全壟斷地位，那就看它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將來哪怕是都用比特幣、都不用美元或者人民幣了，也將由市場來決定。
原子智庫：前景還是有待來觀察的？
黃益平：我個人並不認為比特幣能真的替代央行的數字貨幣，但起碼它會和比特幣形成一種競爭。
原子智庫：央行研發數字貨幣，外界有一種解讀，認為可以打破國際收支中的美元控制。您怎麽看？目前如果說國際收支結算中人民幣的使用量上不去的話，數字貨幣被廣泛使用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黃益平：這個很簡單：人民幣還沒有國際化，你把它做成數字貨幣，是不能在國外得到廣泛使用的。數字化本身並不改變人民幣是不是國際化的特徵，這個需要由政策來決定。也就是說，你把它數字化了，但並不改變它在國外是不會被接受、難以廣泛使用的這樣一個客觀事實。
但是，對於將來人民幣國際化的推動，數字貨幣可能有一些幫助。舉個例子，現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其中的一個工作，就是人民幣承擔跨境貿易和跨境投資的角色。如果直接用數字人民幣，可能變得更安全、更快捷，成本可能更低。但前提是，已經有人願意接受使用人民幣了，你才能用數字貨幣去做。否則，光把它數字化，是沒有任何作用的。
數字貨幣要重視數字鴻溝的問題
原子智庫：目前研發數字貨幣的話，最主要的難點是什麽呢？
黃益平：這個我還真不知道。我覺得沒什麽難點吧？因為這個技術本身並不是很困難，就是一組密碼。要說難點，可能主要是在運行、運營的過程當中，要保證用戶的體驗，要保證安全、快捷。
原子智庫：還有一種擔心，有人擔心使用數字貨幣會暴露個人隱私，您怎麽看？
黃益平：這個都是相對的。現在用支付寶、微信，有暴露隱私嗎？只要在線上，肯定有數字足跡在外頭，所以要是覺得擔心這個，將來還是可以用紙幣。人民銀行已經說過很多次了，紙幣是會一直長期存在的。長期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有的人不會用這些數字貨幣，但也確實考慮到有一些人不願意買個雞蛋、牛奶都被記錄下來。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說，現在數字貨幣錢包的設計應該有9家，將來可能還有更多，央行就是雙層發行機制。將來數字貨幣的錢包是多家機構設計的，是多家相互之間做交易造成的結果，每一家機構獲得的信息可能都是局部的信息，最終掌握全部大數據的，可能只有一家機構。如果這樣，就看你擔心不擔心暴露隱私。原來的數據是在個別大科技公司裡，而將來是記錄在央行，你擔不擔心？潛在的擔心肯定是有的。但對央行的信任度是不是會稍微高一點？
原子智庫：從推廣數字貨幣的角度看的話，您覺得我們還有哪些優勢嗎？同時，有哪些問題需要解決的嗎？
黃益平：問題我現在不知道。我覺得在四個城市，在一些場景都會試點，就是看在運營過程中有一些什麽樣的問題需要改進、調整。這個事情本身，將來要推廣開來，應該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現在可能有幾個方面是值得關注的。
第一，我們現在用的移動支付，不僅僅是簡單的支付工具，其實有一整套生態系統。在整個生態系統裡，用他的支付工具來買機票、訂食品，我所有的活動其實都在這裡頭。將來如果數字人民幣出來了之後，會不會也形成一個新的生態系統？這樣，大家用起來才方便，它才會普及開來。
當然，現在有一種說法，將來在支付寶或微信支付的账戶裡，直接就可以把數字人民幣放進去。也就是說，你的數字錢包裡，既可以直接放央行的數字貨幣，也可以放原來的人民幣。這樣對它的這個影響就不太大——當然，會涉及到用的這個工具的適配性。如果工商銀行或者中國電信、銀聯也做了這個東西，將來能不能開發出同樣的系統？因為你要讓用戶真的有地方可用、變得很方便，才會被使用。我們現在使用電子支付已經習以為常，中國有70%的人用互聯網，所以基礎應該是比較好的。
第二，將來搞成數字人民幣，雖然紙幣還會繼續使用，但它必定會使得一部分人的生活變得更加不方便，也就是“數字鴻溝”的問題。尤其是央行推出這樣的數字人民幣，要特別關注這樣的問題：不能在提高效率、使得大部分人的生活變得更方便的同時，使得另一部分人的生活變得極其不方便。
原子智庫：您在之前的採訪中說過，我國數字貨幣應該是處於世界領先水準的。但是在很多技術上，美國、歐洲一直是相對比較領先的。所以，我們的領先優勢從何而來？未來還能繼續保持領先嗎？
黃益平：我們主要是動手比較早。大概在2014年，當時的央行行長周小川就號召大家一起來研究這件事。而世界上大部分的央行，是在2019年臉書發布了加密貨幣Libra的白皮書以後才變得比較積極。原來大家覺得比特幣不能成氣候，所以也沒有人很重視。但後來臉書一推出——臉書對大家的觸動是，它擁有30億用戶，如果穩定幣推出，立馬就會變成一個國際貨幣、國際支付，這對現行的主權貨幣和現有的金融體系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為什麽2009年以後各國央行的數字貨幣一下子加快了，我猜測是因為大家感覺，如果央行不動手，數字貨幣的市場將來也許就被這些機構給佔領了，他們不想沒有作為、就拱手讓人。
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如果別的央行都去努力地做了，你不做，那將來還有一個央行數字貨幣之間的競爭。因為，過去都是美元主導，將來到底是什麽貨幣主導，其實還不知道。現在當然還是美元最重要；但是國際貨幣，一般來說，最後會向很小的數量集中。到了將來數字貨幣時，規模效應會變得更加明顯，會變成一家獨大，有一個好用的，其他的就不需要了。
我覺得也不排除有可能我們將來會碰到一個新的空間，就是央行數字貨幣的競爭。對於各國央行來說，他們也不願意完全放棄這樣的競爭。所以，數字貨幣的發展在2019年以後明顯加速，感興趣的央行也變得越來越多。
從技術上來說，我們到底有多少優勢，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和印刷科學研究所，這兩個機構合在一起，區塊鏈知識產權是很多的，有一些技術優勢，但不見得就一定比歐美其他機構做的好。現在相對比較領先，最主要的還是動手比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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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運營編輯：鞠芝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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