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財經》特派記者 金焱 發自華盛頓
編輯 | 蘇琦
疫情中心轉移到美國之後，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自己已經痛入骨髓地從疫情中走過了一遍，突然發現一切才剛剛開始——就像是剛看完一場電影，走出電影院，突然發現所置身的世界都在重複電影的鏡頭。
我說痛入骨髓，因為在武漢的疫情暴發之際，部門同事建了幾個疫情報導群，從大年二十九開始，每天群裡上千條實時信息，我即時接到最鮮活的、最真實的武漢和湖北的微縮場景。有些微縮場景最後在新聞報導中被呈現，更多的因為太瑣碎而隻保存於我記憶的某個角落。
我自己有些疫情信息疲勞。舉例說，一月下旬有幾天的時間，我忙於四處採訪美國專家了解疫苗的事，兩個多月後，我還是在四處採訪美國人士關於疫苗的事。一月我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看到各種求助信息，現在這樣求助的信息變成英文、西班牙文，在西方的社交媒體上四處傳；一月中國疫情嚴重時，我和家人聊不能出門，他們發來各種段子；現在美國人在家工作，也四處發段子，我一點都不覺得好笑，因為同樣的笑話我已經看過中文版了。
有的美籍華人自嘲說，他們“踢完上半場，踢下半場”，但真正在下半場隨著疫情進展而被像球一樣踢來踢去的，是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
這個群體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存在。他們不是美籍華人，他們是中國人卻身在海外。他們獨立，但還沒有完全意義上的經濟獨立。他們有家人和朋友，但是他們的很多掙扎和期待只能自己獨自面對。有一些留學生到了叛逆的年齡，他們和國內家長的溝通簡單至極。有家長無奈地告訴我，問孩子情況怎麽樣，回答說，挺好，就再沒有下文了，“我們也就只能相信挺好了。”
但他們在國內的家人看不到任何“挺好”的跡象。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經超過100萬例，美國疫情急速擴散，已成為全球確診病例數最多的國家，死亡人數也超過了中國。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本科畢業在opt期間的學生蘇添添算是留學生中非常幸運的一員。她給我解釋說，opt指在美國本科或者研究生畢業之後，可以申請留下來在美國工作一年或者三年，她現在在等秋季研究生入學。疫情對她來講，主要的焦慮集中在留學生的家長群裡。
她所在的一個家長群是去年迎接新生時建立起來的，現在變成了家長想辦法讓孩子回國；擔心孩子在美國的安全、住宿；擔心回國後學業受影響的信息集散地。比如家長在這兩天討論的內容是，是否可以呼籲各省啟動包機？比如擔心學校催留學生搬家，但搬家風險太大，孩子也沒車……；比如家長看機票，不過很多機票都被取消了。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近日表示，據中國教育部門統計，海外留學人員總人數達160萬，目前尚在國外的大約有142萬人，其中美國有41萬人。
這41萬人的擔憂、無奈和恐懼，他們對生活的思索和理解都因隔著太平洋而變得緩慢而抽象，但他們是一個個真實的個體，當新冠病毒在不同的城市落腳時，他們想逃離卻又有重重障礙。
高光時刻如此落幕
2020年是小G人生的高光時刻，她在美國最頂尖的學府之一、有“南方哈佛”之稱的杜克大學，今年四年的大學生活即將畫上句號，工作去年就已定了下來，一切都順風順水。年初她的籌劃是，春假時飛到秘魯去度假，然後等已辦好簽證的父母來美參加她的大學畢業典禮，然後一家人在美國開開心心地轉一圈。
3月是這些籌劃一一實現的開始，也是新冠病毒攻入杜克大學所在的北卡羅來納州的起始，3月3日，北卡州報告了首例COVID-19病例，一個維克縣郡的居民因此前到華盛頓州拜訪護理機構而感染。
3月7日是杜克大學7天春假的開始。美國表面上疫情並不嚴重：小G需要轉機的佛羅裡達州那時只有十幾例病例，但一周後佛羅裡達州感染者漲到二三百例，秘魯封國了。
最終在臨走的前幾天，擔心機場、飛機上等人流過於密集，小G最終放棄了秘魯假期。
疫情帶來的動蕩隨後就在杜克大學緊鑼密鼓地上演了。春假開始沒兩天，校長就在3月10日給全校發郵件通知春假延長到22日、又增加一周，且所有的課程從線下轉到線上。據說杜克大學國內大學生群的信息一下爆掉了，一分鐘有上百條消息。大家都在討論，要不要回去。
隨後的幾天，各種郵件紛至遝來，完全顛倒了中國留學生的生活。3月11日杜克大學通知學生盡量不要回校園、繼續住宿需要申請；3月12日學校又發了一封郵件，讓大家盡量不回校園，想回校園取東西或者住宿舍都要簽署表格，填寫原因。沒學生證的人，不能進校園。當天最晚一封郵件的內容是，請大家都不要再回校園，所有學生必須搬出宿舍，美國當地學生回家住，國際生除非是來自疫情很嚴重的地方，才可以留下。如果不是，學校都建議大家回國。
我收到小G的求助信息是3月14日，當天上午很多中國留學生的留校要求被拒絕。小G告訴我，中國留學生只有不到兩天的時間就必須搬出去，意大利同學留校要求也被拒絕了，反而不少美國同學被批準了。她的急迫和絕望隔著微信的螢幕裡也可以感覺得到，她說，“給我們喘息的時間太短了，只有兩天，然後3月16日學生的卡就刷不進學生宿舍了；我們現在找不到解決的辦法，這樣臨時通知，機票已經買不到了。”
4月初我再次找到小G時，她們所在的縣郡陡然增加了一百多例新冠肺炎患者。杜克大學商學院的一些MBA學生春假期間去了以色列，不少人被感染，都在校外公寓自我隔離。
回想起3月14日被推到懸崖邊緣的感受，小G告訴我，之前和學校的溝通都比較平等，但3月14日為爭取留學生的權益而與學校的對話，讓她人生中第一次有了“鬥爭的感覺”——雖然她們也明白，學校把她們留下來，成本和風險都會增加很多，但學校應該負起這個責任，學校的政策沒能保障她們個人的權益，她們對學校的舉措很失望。
炸了鍋的還有中國留學生的家長。他們寫信給校方說，學校非常匆忙的決定對中國學生和家長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們的孩子們沒有任何地方可去。他們在海外也非常焦慮，嘗試著摸清他們現在究竟面臨著怎樣的挑戰。（美國）CDC把中國放在最高級別的疫區，美國對於中國公民限制入境，在如此外部環境中，學校要求學生周一離校，請問中國留學生群體面臨的失學風險，學校有應對的策略嗎？所有即將回國的學生都將面臨巨大的危險，中途感染的概率非常大，杜克這樣做萬萬不可，出了問題杜克的名聲就毀了。”
這些家長抱怨說，同在美國，南加大給國際生提供住宿，食堂，安全和醫療保障，還勸大家不要著急回國。杜克這次這樣的做法是非常危險的，出問題就大了……在限定時間內把學生扔出校門外不人道。回中國的學生將需要使用VPN來得到課程資源或上其他網站。這對他們的學習會有巨大的影響。並且，如果他們被集中隔離的地方只有很差的網絡或根本沒有網絡，那該怎麽辦？
和小G一起鬥爭的有十幾個中國留學生，他們分頭負責把家長寫的郵件翻成英文，讓其他家長群發給學校施壓；有人起草發給學校正式提出訴求的郵件；有人收集整理被拒絕留校同學的信息；有人找周邊可以短期出租的房源；還有人在臉書上請願……。
3月14日晚再一次和我聯繫時，小G們的戰鬥已經有了成果，學校回應了留學生的訴求，絕大多數國際學生都可以留校。之後的幾個星期，小G的父母希望她早點回國，她3月24日花3萬多人民幣買了4月20日洛杉磯飛上海的班機，結果這班班機被取消了。
買機票成為中國留學生的新戰場。有兩個滯留亞特蘭大的中國留學生告訴我，他們買的5月8日亞特蘭大直飛上海的美聯航的班機突然被取消，沒有其他選擇，他們只好重新購買了5月4日的機票。小G無奈也重新購了票，這一次她買了5月2日，5月11日和5月31日的機票各一張——她不知道五月機票的具體政策出來後，哪個班機能飛；與此同時，她發現6月之前美國直飛中國的機票一張都沒了，只是有小道消息說，機票代理這類非正規的渠道可以花十幾萬人民幣買到票。
而那些成功買到機票回了國的同學，正糾結於網速、VPN和時差。
先活下來再說
我告訴朋友，我在做一個中國留學生的話題。她立刻發了朋友圈，然後在伊利諾伊州東北部埃文斯頓(Evanston)的西北大學學生小Y和我聊了起來。
伊利諾伊州已知的新冠肺炎病例自3月起激增，很多病例發生在美國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及周邊郊區。埃文斯頓人口只有六七萬，現在已有2000多人確診，做光遺傳學器件的小Y和我感慨說，“3%的人口感染濃度，太誇張了！”
小Y從大學本科起就在美國讀，今年已經是在校第8年了。在他的人生規劃中，2020年很重要：他在讀博四，2021年6月畢業前，2020年年底他要寫出三篇文章去投稿。疫情在他一篇論文都還未寫完的時候就從天而降。小Y的實驗樓裡雖然沒有病例，但隔壁的西北大學商學院樓有6個工作人員確診。
西北大學的科研活動全部停掉了。不遠處的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UIUC）也暫停了大部分的實驗室，隻保留了一些特批的項目進行。別無選擇，小Y每天宅在家裡：睡覺，打遊戲，寫論文。
小Y的論文雖然三篇都寫了一多半的內容，但只能做些文案類的工作，都需要補充實驗數據，而實驗需要大量的儀器和實驗空間，這些都是在家裡都無法完成的。小Y擔心要是實驗室停工持續一二個月，一切就可能都泡湯了。疫情直接影響了小Y的畢業進度和人生規劃，而他面臨的窘境是工科博士生普遍在面對的。
其實小Y也作了最壞的打算，晚點畢業——反正26歲拿學位和27歲拿學位都一樣，但他更在乎的是要活著，“反正活著才有事業嘛。”小Y說。
小Y說的活著不是矯情，大疫當前“活著”是他最大的憂慮。中國疫情最初暴發時、很快小Y就發現在美國超市裡，他已經買不到口罩了，那時他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峻。幾經輾轉，他在芝加哥搜集了700個N95，300個醫用口罩。N95他全部捐給家鄉的醫院了，自己留了20個醫用口罩，其余的給了爸媽。
雖然有防護用品，但他擔心自己會染病。到3月底有統計顯示，共有35例中國海外留學生的確診病例。小Y擔心美國不像中國，中國優先照顧外國人；美國優先本國人，他擔心自己會成為美國醫療資源短缺的犧牲品。在川普最初宣稱新冠病毒是“中國病毒”時，小Y覺得川普的把戲很幼稚——為掩蓋自己的失職來轉移注意力，但川普煽動的種族主義讓他覺得多多少少有點慌，因為他家裡沒槍。
小Y曾在美國街頭遭受過種族歧視，但他報了警，搞種族歧視的人也向他道了歉。小Y希望我不要提這事，強調它只是很小的個案。但多多少少我能感受到這件事在他心裡留下的陰影。曾經有個在美國生活了二三十年的中國人告訴我，他在外賣送餐時被美國人扔雞蛋和辱罵，那一刻的羞辱感讓他銘記終身。
小Y很認真地考慮了疫情下的生存問題。一方面他對疫情前景比較悲觀，覺得美國夏天也不一定能走出疫情；一方面美國政府不斷的秀下限，“我這人脾氣挺爆的，不太能忍事兒，萬一出去再遇到個反華事件吵起來，就可能有危險了。”
所謂反華事件，既體現在社交媒體上，也體現在案情中。我每天都收到一些不同國籍的人把中國和病毒聯在一起的謠言；新聞也在報導因疫情美國針對亞裔的犯罪增加，比如19歲的何塞·L·戈麥斯（Jose L. Gomez）在3月14日在得州米德蘭（Midland）的山姆會員店（Sam's Club）試圖殺害三名亞裔，其中包括一名兩歲的兒童和一名六歲的兒童。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一份分析報告稱，犯罪嫌疑人表示，他認為這家人是中國人並感染了新冠病毒，所以刺傷了他們。
總部位於舊金山的華人平權行動組織和亞裔美國人計劃和政策委員會（A3PCON）以及舊金山州立大學亞裔美國人研究系合作建立了一個網站，方便個人在其中記錄下自己經歷的仇恨襲擊事件。網站推出的因新冠肺炎疫情引發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種族歧視（Stop AAPI Hate) 的報告說，從3月19日到27日，亞太裔人匯報了750多起歧視事件。
擋住病毒同時擋住種族歧視的辦法是，宅在家裡不出門——小Y說，他們總不能破門而入吧？小Y的家裡存糧還能堅持兩個月。他相信只要能保證，糖，鹽，維生素的攝入就好了。他也會吃維C和維生素D3片來提高免疫力。現在他已經堅持三周不出門了：第一周他還有新鮮水果吃，但之後的二周靠吃水果罐頭——那是惟一的維生素攝入來源，蔬菜就不吃了。他也會點外賣：外包裝一般是紙帶或者塑膠袋，病毒基本的生存時間在5分鐘上左右。他點外賣也不會接觸人，拿到外賣後等10分鐘，洗完手再吃，感染風險幾乎為零。
但他已經有些堅持不下去了——罐頭總有吃反胃的時候，他在考慮出門買新鮮水果了。對於冒險出門，他已經有了非常周詳的計劃：開車，晚上9點半、超市下班前的15分鐘左右去，把人與人的接觸降到最低。戴上口罩護目鏡，全程手不碰臉，不用手機。回家以後，穿的衣服全部用酒精消毒掛客廳。任務完成。
社交恐懼
疫情在美國的上空盤旋，不同的個體有不同的感知。當在美國中西部的小Y苦撐之際，也有一些留學生主動選擇留在美國，疫情帶來了不同的生活，但他們可以選擇佛系。上大二的小W就是一例。她告訴我，學校網上授課，考慮到回國後要逆著時差上課，加上學期還有一個月結束，回國還要隔離兩周，一來一回比較麻煩。像她這樣的中國留學生就選擇留下，而她知道的另一半中國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小W的中國學生微信群上，大家開始分享一些多餘食物的消息，推銷自己做的東西的，很熱鬧。就算是外面（因病毒而）氣氛緊張，小W覺得改變出行習慣就好，除了買東西，取包裹，就不出門了。
這樣輕鬆的調子在亞特蘭大的薩凡納藝術與設計學院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SCAD）學室內設計的子洲看來，可望而不可即。
兩年前，子洲選擇離開紐約，轉學到SCAD。避開美國疫情重災區，沒有讓子洲覺得僥幸，因為轉學的另一個後果是，今年五月她原來的簽證到期，如果回國，她要在9月前重新更新簽證並返回到美國。現實是，北京、上海的簽證預約都已經排到年底了，成都的也排到暑假了，這讓她沒有完全的把握能夠拿到簽證並順利返回。附帶的結果是，她暑假也回不去了。
子洲拿的簽證是紐約布魯克林普瑞特藝術學院（Pratt Institute）的，那是她來美就讀的大學，因為入學成績好，學校給她安排了21個學分、七節課，子洲告訴我她直接累抑鬱了：室內設計是非常累的專業，紐約也真的非常讓人抑鬱，她就轉學到了室內設計專業排名全美第一的SCAD，感覺在南方，學校要放鬆很多。然後疫情蔓延，她開始在美國提心吊膽的過日子。
雖然我沒有見過子洲，但能從字裡行間感受到她的開朗和通透，以及她的“非常不開心”。她說：“疫情對我的最大影響是突然生活習慣的改變。從春假我們就開始隔離了，沒事兒做，朋友圈全是玩switch遊戲的。大家宅在家裡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就是刷劇、做飯、打遊戲。睡眠時間不固定，睡眠質量差，長時間看螢幕，非常勞累。我們現在用zoom來視頻網課，我的專業課是5小時：周一和周三從早上11點開始到下午4:30；還有兩節課是周二和周四，從早八點到下午一點半。長時間坐在電腦前面，一動不動，效率很低，心情很受影響。本來我試圖用學校的電腦，很多軟體我的筆電電腦都帶不動，很影響效率，很多軟體也沒有辦法下載。”
當地時間4月3日，佐治亞州確診病例是5444例，而五天前的確診數是2000例。子洲說她的大多數同學都“跑毒”了，很多人通過休學也跑了。但是她沒有這種可能。宅在家裡，她最長有連續10天沒有出門。
她說，“我現在就很想出門，但除了病毒恐慌，還有川普搞種族歧視，（讓我不敢出門）。我有很多朋友帶口罩走在街上都被騷擾或恐嚇；有一天，我帶著口罩在公園走，一半以上的美國人看著我繞道走，另一半雖然沒有繞道，但他們看我的回頭率很高，表情很厭惡那種。我帶口罩坐電梯出入公寓也會被人繞道，或者看到我帶口罩，選擇坐下一班電梯。一周以前，我有朋友住在華人區的家也被半夜打的全是彈孔。”
在我們聊口罩與歧視的話題時，有消息傳出，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敦促所有人出門時佩戴口罩。
用微信聊天，子洲不時會發來OK FINE+笑臉的表情符。比如她說，“如果身體好的可能會自我免疫；但醫療保險不健全的留學生，無親無故，如果身體不好的可能日漸惡化——醫生說，女性、肥胖、吸煙都是容易得病的，我們學設計的長期缺少出門鍛煉的機會，反正我得病了多半是要交代在這裡了”。之後她，發來OK FINE+笑臉的表情符。
子洲原來的想法是這個暑假找實習，最後一學期學完了用opt一年的時間找更好的實習，然後找工作，看是否有轉正的機會，能不能申請工作簽證。她說和爸媽商量，“我媽讓我不計代價地趕緊回去，我爸很理性、很冷靜、也很僥幸，他在算概率，說我在家得病的概率不會很高。而回國最差情況就是浪費一大筆房租的錢（一個月1700美元，簽了一年的約）， 晚一年畢業，或者在機場被感染回國治療。
我爸不想我回去，因為浪費錢還有風險。但在美國最壞的情況就是我死在這——我怕美國經濟下滑產生暴亂，警察又經常聚在一起，如果傳染了新冠很多會請病假。警力不支，暴亂的話啥都可能發生。如果民憤把矛頭指向華裔，我們走在街上被（槍）蹦也有可能——我有紐約的朋友買了一備份箱的槍跑去弗吉尼亞的山裡躲著了。”
子洲總結說，現在“人”才是比病毒本身可怕的，另一方面她擔心這種強製性的不讓人出門社交非常讓人恐懼：一個人的時間太多了，滿足不了情緒宣泄，容易胡思亂想，影響情緒；長時間的獨處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很久不社交就會社交恐懼，焦慮不安， 不自信沒安全感，擔憂身體，擔憂前程等——“我整個人都社交恐懼了，你不知道這個人有沒有病。如果是亞洲人朋友 想聚，也都是非常熟悉信任的關係才會偶爾一見，因為出門就有感染的風險。
雖然子洲也開始調整心態做一些興趣愛好，但是她最後說，現在我只想活著，準時畢業。
狀態不佳的世界
全世界的人們都因疫情而被迫見證歷史。傳染病曾在人類歷史上影響到整個人類的遷移、民族的盛衰、戰爭的勝敗、社會的榮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興滅、政體的變革、產業的轉型、文明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等等，但是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扮演的怎樣的角色尚不可知。
不管怎樣，疫情在所有人群中激發了辯論，每個人的思想深處也或多或少激起些許漣漪。一個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朋友給我講了故事，他的一個白人同學是該校新聞學院讀研的研究生，25歲了。他的學費和生活費都是靠自己兼職工作掙來的，沒用家裡的一分錢。他的父母一直都教育他：要靠自己的本事來掙錢，去納稅，這是作為公民的義務。
根據美國勞工部公布的數據，3月15日至3月21日以及3月22日至3月28日這兩周，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分別為330.7萬人和664.8萬人。也就是說，在兩周內美國已有近1000萬人丟掉了工作。在疫情暴發前，這一數據的最高紀錄為1982年10月的69.5萬人。
這個25歲的美國研究生轉瞬間成為1000萬失業大軍中的一員，沒了收入來源。為了生活費，他可以去向州政府申領失業金——各州法律不同，亞利桑那州接受碩士研究生申請失業救濟，有的州不可以。在他的世界觀中根深蒂固地認為，申領失業救濟的人都是人生輸家，沒想到有一天，他自己也不得不走這條路，自尊心很有點受不了。
子洲這次疫情的經歷也改變了她。她說，“這個時代很多事情正在發生大改變：世界格局。貨幣系統，工作方式——在家辦公變成了必要技能，這也啟發了我最室內設計的靈感，如何把工作和生活放在同一空間進行？一切都是未知，除了工作能力，需要很強的適應改變的能力。以前我很想去大城市，現在覺得有退路是最重要的。人太多的地方其實給每個人留下的資源和空間都更小。”
身在美國，無可避免地要有一些兩國的對比。她說自己以前對中國有些抱怨，但是現在看來，中國人團結意識強，在災難下可以很快執行止損策略；美國凸顯個人主義，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則不知道要以死多少人為代價。“我還是覺得人命最重要。”子洲說。
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培同學也有相似的感慨。他告訴我，從他自己在美國四處買口罩而不能、最終托國內朋友運過來的經歷就能看出：重大災難發生，考驗一個國家的生產力的時候，事實證明中國還是做得太好了。
培同學今年大學本科畢業，他和所有在念大四的中國留學生都要面對簽證到期的問題，這對大學本科另三個學年的留學生來講，不構成為問題。培同學說，大四的留學生有三條道路可選：回國；讀研，這條路並未因為疫情而被阻斷；第三條路，也是很小一部分人選擇的先在美國工作，然後讀研。
培同學非常清楚，疫情衝擊之下，現在在美國找到工作是小概率事件。畢業後，學校給了他們三個月的緩衝時間，要繼續延長就需要找到工作，然後opt生效，可以在美國有更長時間的停留。但他告訴我，客觀來講，情況很糟糕，都是裁員的消息。
我在哥大上學的朋友幫我對哥大的中國留學生做了一個調查，她告訴我，哥大商學院就業中心的郵件顯示，有4家公司取消了給商學院的5個學生的招聘職位，其中有4個學生被取消了暑期實習的機會，一個學生被撤回了全職工作的機會。
許多招聘MBA學生的公司已經縮減了招聘計劃，有數據印證了這一趨勢：有一個就業信息批露的網站顯示，招聘受疫情影響而不得不凍結或取消的的公司有436家。此前，自從大衰退結束以來，MBA畢業生的就業市場從未像現在這樣好。最好學校的就業率通常在95%以上，起薪也達到了歷史最高水準。
有一份3月26日洩露的關於MBA就業市場的報告稱，在116家主要公司更新的招聘信息中，40家公司以某種形式暫停、取消或撤銷了實習或工作機會。受COVID-19傳播影響較大的行業的公司，尤其是交通、酒店和職業體育行業，受到的影響最大。達美航空公司已經實施了凍結招聘的措施。文件顯示，捷藍航空也凍結了招聘。與此同時，萬豪國際正在取消實習機會。
好消息是，目前疫情對中國留學生拿到全職工作機會的影響不大。同時無論是大科技公司還是投行影響也都不大，而工程師一類的職位也還在穩定招人。被取消的都是偏財務和偏戰略、銷售一類的工作機會。
培同學雖然對前景也不樂觀，但是他對我說，這個世界狀態不佳，我們不能也跟著狀態很差，不能失去邏輯，不能失去方法。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