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館之父”何鏡堂：為激蕩向前的中國而設計

封面新聞記者 曹菲 攝影 楊濤

——嶺南初夏，廣州城。華南理工大學東區住宅群裡的一處軒敞小院，一位老者笑著揮手。謙和、儒雅，滿頭銀發卻精神矍鑠……他就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何鏡堂。也許你還不太熟悉他，但如果告訴你，那個極具中華神韻的世博會“中國館”就出自他的手筆，你會驚呼：原來就是他呀！

在工作室裡的何鏡堂

這是一位81歲的老人，交談中卻邏輯縝密、聲音洪亮，全然看不出年紀。採訪在何鏡堂工作室進行，工作室外看不起眼，內裡卻別有洞天。幾杆翠竹、兩樹枇杷，盈盈方塘裡錦鯉自在優遊，玻璃屋裡可聞屋外鳥鳴。歷時十年，他將這座20世紀30年代的老建築改造為工作室，通透、圓融的建築理念全在其中。

在這裡，何鏡堂與團隊創作出一個個震撼世人的建築作品：汶川大地震震中紀念地、錢學森圖書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擴建工程、上海世博會中國館……

這些建築成就了何鏡堂，也記錄了激蕩向前的中國。

“我們要的就是，一看，中國的”

何鏡堂主持設計的中國館

——東方之冠的成功在於對傳統建築元素在時代背景下的升華。何鏡堂用“古”意“新”風來詮釋中國館，他說：“我們的方案裡有一種氣在，響應了正在慢慢升騰的民族自信。”

“中國館之父”，這是何鏡堂最顯著的標簽。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主持設計上海世博會中國館時已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年近七旬，“如果我沒有去競標，就坐在評委席了。”

作為中國的“第一件展品”，承載了中國民眾的無限期望。如何在浩瀚的華夏文化中提取出最符合期待的一個，是他和團隊遇到的第一個難題。

通過幾輪智慧激蕩，何鏡堂將中國館主題定為“中國特色時代精神”。它必須表達熱烈歡騰、雍容大度的泱泱大國氣概。

如何完成這一精神表達？他選擇用“中國器”。

何鏡堂設計的中國館。（翻拍自受訪者提供畫冊）

層層評選，“中國器”從344個方案中脫穎而出，“東方之冠”橫空出世——它居中升起、層疊出挑，宛如“華冠高崇”。它整合了豐富多元的中國元素，傳承經緯網絡和中國架構的神韻，象徵昂揚熱烈的中國精神。

毋庸置疑，東方之冠很中國。在各種關於東方之冠的描述中，出現最多的是“鬥拱”一詞。“有人說它像鼎，有人說像鬥，還有人說像火鍋，但沒有人說它不像中國的。”何鏡堂說，“假如一個館設計出來放到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行，顯然不是中國館追求的。我們要的就是，一看，中國的。”

“建築的最高境界是它的文化，一個有影響力的建築不僅能完成功能，更主要的是它的精神和生命力，它是有靈魂的。”將理性與感性完美融合，是何鏡堂走進建築殿堂的原因，也是他畢生的追求。

“建築師是半工程師半藝術家，你學建築吧”

——他和一個職業邂逅，結下終生不解之緣，看似偶然，卻暗藏睿智。何鏡堂多次在人生重要關頭展現出抉擇的智慧，最終成就事業的輝煌。

1938年4月2日，何鏡堂出生於廣東東莞。

地處珠江三角洲，東莞河湧密布、荔林處處。充滿生機的亞熱帶風光，啟蒙了何鏡堂最初對美的感知；閑暇時跟隨哥哥在東江之畔寫生，則讓他對嶺南水鄉的韻致體悟更深。

恬淡的生活持續到高中畢業。

“我喜歡數理化，也喜歡畫畫，大學讀什麽呢？”老師一語點醒他：“建築師是半個工程師、半個藝術家，那你學建築吧。”就這樣，何鏡堂考取華南工學院建築學專業。

大學時期的何鏡堂

“我讀書還是蠻勤奮的。”輕描淡寫一句。然而，他寫碩士論文時的一段插曲，後來成為華工的“勵志傳說”。

1964年，何鏡堂去北京為畢業論文準備資料，他找到一本很切題的英文書，可是手邊沒有複印設備。他當即決定，把書抄下來。

教育部西單二龍路的小招待所裡，一瓶墨水，一杆鋼筆，一疊裁好的透明紙；坐在板凳上，以床為桌。不分晝夜，他硬是把這本60頁、圖文並茂的書抄錄下來。

你很難評判何鏡堂的成功是源於天賦，還是倚靠勤奮。或許就如他自己所說，以智慧和汗水書寫美好人生。

1963年何鏡堂在常德調研

“畢業後想大乾一場，卻無法從事建築創作”

——人生總會有挫折。他躺在田邊地頭樹蔭下，仰望麗日藍天，感慨世界白雲蒼狗般地變化，內心彷徨：“這輩子難道就這樣過下去？我的建築師理想能實現嗎？”

27歲，何鏡堂碩士畢業，正當他想大乾一場時，困難不期而至。此後18年，他無緣觸碰摯愛的建築事業。

畢業後，他先被分到湖北省建築設計院。建築部門，卻沒人搞建築。不久部門也被取消，他被迫當起農民。

他不知道這種日子何時才會結束。十年？二十年？還是一輩子？彷徨之中，他聊以消遣的是畫速記，寥寥幾筆，也能連綴起與夢想的距離。

上天眷顧勤勉之人。一年後，他被分到北京輕工業部設計院，與同在北京工作的夫人團聚。但是輕工業部主要是設計廠房，很難進行建築創作。

“我要在這個部門熬到60歲退休嗎？”他心有不甘，希望找個地方發揮專長。彼時，他回廣州探望母親，那是改革開放的最前沿，他感受變革與發展的氣息；同期華工建築設計研究院剛剛成立，希望他能歸隊。

1983年5月4日，何鏡堂舉家從北京搬到廣州。這被他稱為人生中第一個重要決策。

“用了16年，我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了”

——人生有點戲劇性，“我是45歲起步的建築師。45歲之前，我沒有一篇文章，沒有一個像樣的作品，沒有一個獎；45歲之後，我用16年搶回了失去的時間。”

回到廣州的第三天，機會就來了。

“深圳科學館在招標，不知道你能不能參加？”聽說消息時，何鏡堂正在五山買搬家的東西。行李沒運到，房子沒落實，招待所裡，他和妻子連軸工作二十天，最後一夜甚至通宵，終於完成模型。

何鏡堂與夫人設計深圳科學館

第二天一早，何鏡堂坐車趕往深圳。“那時的深圳速度真得很快，下午評標，黃昏時我們就被告知中標了。”45歲，他終於打響了人生的第一炮。

從此，何鏡堂立下“三到位”的奮鬥方法——每個工程都要做成精品，都要得獎，做完後都要在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

作品質量有保證，創作機會也越來越多。何鏡堂的人生走向順遂。

1992年，任華南理工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院長；1994年，被評為中國設計大師；1997年，任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首任院長；1999年底，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他用16年搶回了失去的時間。

期間，他曾有機會移民美國，卻選擇留下，“我所有的機會都是國家給的，我的事業就在中國。”這被他視為人生第二個重要決策。

耄耋之年仍奔忙在設計一線的何鏡堂

“過去就讓它過去，當了院士也從零開始”

——光靠一個人是做不出建築的。“我感恩社會給我機遇，感恩我的學生幫助我。我有一批非常好的學生，我教他們建築，他們使我變得年輕。”

1999年，61歲的何鏡堂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當大多數人以為他將退居幕後時，他卻做出人生中第三個重要決策——從零開始，重新奮鬥。

當時正值全國大學大發展，他帶領團隊投入校園設計競賽。全國200多所大學設計都出自何鏡堂團隊手，他因此被稱為“校園建築設計掌門人”。

同期，他主持創作了許多文化建築：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擴建工程、上海世博會中國館、汶川大地震震中紀念地、錢學森圖書館、青島G20峰會主會場……

若以院士身份競標落敗，不會尷尬嗎？這些對於何鏡堂來說都不是問題。他常對學生說：“不要怕輸，輸多會贏的。”

採訪期間，何鏡堂的博士陳思瀚發了這樣一條微信朋友圈：“凌晨兩點多還在為一大早的匯報溝通準備和討論，希望一切順利。”配圖正是伏在桌案前修改方案的81歲的何鏡堂。

耄耋之年，何鏡堂仍奔走在建築創作和人才培養的一線。未來，他希望緊跟時代發展，用建築作品記錄激變前進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