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對縉紳特權的打壓為何失敗？

撰文：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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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劇《雍正王朝》中，“一體納糧，一體當差”是雍正皇帝改革的一部分，也是縉紳最抵觸的改革措施之一。巡撫田文鏡在河南試行“一體納糧，一體當差”，鬧得當地生員罷考，李紱、謝濟世等清流聯名上疏，被雍正皇帝斥為朋黨之爭。在電視劇裡，“一體納糧，一體當差”被標榜為雍正皇帝三大新政之一，成為他招惹士紳仇恨的重要原因，但在真實歷史中，“一體納糧，一體當差”雖然激起風浪，卻是一個很短命的政策，它甚至沒有推行到全國，就偃旗息鼓了。

明清時期，“納糧即是當差”（王毓銓語），編戶除了要繳納規定錢糧，還需要服役。這一點，劉志偉先生說得明白：“所謂‘當差’,即是服役。服役是基於身份上的依從關係而承擔的義務,也就是基於王朝國家與編戶齊民之間的人身支配關係而產生的一種資源供應關係。”“一體納糧，一體當差”，就是取消縉紳免稅、不用服役的特權，但和後世文藝作品的想象不同，回看雍正朝的奏折、諭令，提及“一體納糧，一體當差”的次數並不多， 清廷更沒有將它作為整體條令來下發，更多時候，清廷用的是“生員與百姓一體當差”、“紳衿裡民，一體當差”、“紳衿錢糧，按限催比”、“紳衿裡民，完納錢糧”這樣的用語。劉志偉指出：“自明代後期開始,特別是入清之後,雖然‘納糧當差’的說法時有所見,但在表述一般編戶向王朝國家承擔的財政責任時,更常見的說法是‘完納錢糧’。”

“紳衿裡民，完納錢糧”提出的大背景是康熙晚年日益嚴重的吏治腐敗和虧空。根據《清代戶部銀庫收支和庫存統計》(數據主要源於現存銀庫黃冊及其抄檔)，康熙六十一年，國庫庫銀27155088兩，錢138598串，並沒有網上傳聞的僅存八百萬兩那麽誇張（這個八百萬的說法，最早源於清代思想家魏源的《聖武記》： ”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庫存八百餘萬。雍正間漸積至六千餘萬......”），但從五十年到六十一年，國庫庫銀總體在呈下滑趨勢。而且， 康熙皇帝晚年的“寬大為懷”的確加劇了吏治腐敗和地方虧空。雍正皇帝即位時，內閣曾建議豁免中央戶部官員的國庫錢糧虧空，以示皇恩，但雍正皇帝就指出：“各省庫項虧空動盈上萬，是侵是那，總無完補。”吏治腐敗和地方虧空是雍正皇帝重點想解決的問題，早在雍正元年，他就設立“會考府”，任命十三阿哥允祥開展清查虧空的工作。

雍正皇帝認為，虧空的主要原因在官和吏，“實在民欠者無幾”。平民受剝削最多，卻承擔了大部分賦稅，地主縉紳，侵佔田土千萬，卻逃避賦稅，甚至隱瞞名下土地、雇農，加劇了社會不公。所以嘉興人錢陳群說：“康熙年間之耗羨，州縣私征，往往鄉愚多輸，而縉紳士大夫以及胥吏豪強聽其自便，輸納之數較少於齊民。”

這種土地兼並的亂象，就和皇族及縉紳的賦稅特權有關。早在明朝，皇室貴戚，縉紳宦臣，就享有賦稅上的優惠，皇族官紳，甚至可以不納糧不當差，“致奸偽者多詭寄勢家”，“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湖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與王府，則欺隱於猾民”，到萬歷時，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階層矛盾已非常尖銳。明廷政治家不敢從根本上動搖權貴利益，只是修修補補，奈何無濟於事。明亡清興後，清廷繼承明製，對土地兼並卻也沒有很好的辦法，到康熙晚年，土地兼並已十分嚴重，所以康熙四十三年，上諭：“田畝多歸縉紳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幾何？從前屢頒蠲詔，無田窮民未必均沾惠澤，約計小民有恆業者，十之三四耳，余皆賃地出租。”時人陳之蘭感慨：“今之世，富者一而貧者百。”

縉紳通過地緣、血緣或科舉同門的關係互相聯合，通過自己在政治、經濟上的特權，以及對知識的壟斷，成為影響地區治理的重要力量，豪強大戶，甚至成為地區的實際管理人，連中央委派的官員都忌憚三分。明清時期，中央政權難以管轄幅員遼闊的九州大地，縉紳成為分擔國家治理壓力的群體，然而，縉紳兼並土地也影響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造成政令不暢、陽奉陰違，其實質，是中央與地方權力分配上的衝突。馮爾康在《雍正傳》中總結了康熙末年縉紳的不法之處：勾結官吏，包攬詞訟；橫行閭裡，欺壓小民；侵吞錢糧，抗欠丁賦；偏幫宗族，掛名田產。這些都引起雍正皇帝的警惕。

為了限制縉紳的特權，雍正皇帝連發詔諭。比如：雍正二年，上諭：“百姓完納錢糧，當令戶戶到官，不許裡長甲頭巧立名色，聞有不肖生員監生，倚恃一衿，輒包攬同姓錢糧以為己糧，秀才自稱儒戶，監生自稱宦戶，每當徵收之時，遲延拖欠，不即輸納，該督撫即曉諭糧戶除去儒戶、宦戶名目，如再有抗頑，即行重處。”雍正皇帝強調，縉紳族人私立儒戶、宦戶以謀取特權的行為，要重罪論處。

電視劇《雍正王朝》把田文鏡塑造為推行“一體納糧，一體當差”的第一人，其實在田文鏡擔任河南巡撫前，雍正元年，河南鞏縣知縣張可標就告令“生員與百姓一體當差”，而後，朝廷在河南試行“紳衿裡民，一體當差”，然而，由於地方縉紳力量強大，政令流於一紙空文，雍正皇帝才把田文鏡調到河南。

田文鏡素有吏才，《清史稿》評價他“以嚴厲刻深為治”，“清釐積牘，剔除宿弊，吏治為一新”，但他的在河南施政，爭議很大。後來乾隆皇帝即位時，戶部尚書史貽直曾彈劾田文鏡“河南開墾，捐輸累民，甚宜速罷”“地方官畏其權勢，冀得歡心”，乾隆皇帝亦有旨：“自田文鏡為巡撫總督以來，苛刻搜求，以嚴厲相尚；而屬員又複承其意旨，剝削成風，豫民重受其困。”

田文鏡在河南強推“一體納糧，一體當差”，是他和許多縉紳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他把縉紳們弄得連連喊苦，縉紳們利用自己的關係、名望，大幅散播不利於田文鏡的言論，阻撓新政的施行。田文鏡和縉紳的矛盾日積月累，在雍正皇帝二年的“罷考事件”中爆發。事情的導火索是封丘一帶的黃河工程緊急維修，時任封丘縣令唐綏祖要求“每田百畝，出夫一名”，用於搶修黃河工程，當地縉紳、武生對“一體當差”早有意見，索性因此事大鬧衙門，並製造輿論，號召當地生員罷考。這件事鬧到田文鏡那兒，他為了維護新政，決定逮捕鬧事縉紳、武生，於是矛盾激化，罷考蔓延，多名官員參劾田文鏡，但都被雍正皇帝駁斥。

雍正皇帝的態度並沒有平息縉紳乃至清流的怒火，到雍正三年十一月，田文鏡和縉紳出身的讀書士子關係愈發惡化，他彈劾黃振國等人的舉動，更是激起了“不容讀書士子在河南立足”的罵名，這才有了雍正皇帝四年李紱等人對田文鏡的彈劾。

這起因河南罷考案引起的聯名彈劾被認為是雍正朝最大的一次朋黨事件，然而，僅僅因為李紱、謝濟世、黃振國同時彈劾田文鏡，而三人又互有關係，就判定這是朋黨行為，恐怕也是雍正的反應過激。李紱等人與田文鏡的分歧，根本上是由於二者的政治主張相差太大，在如何推行新政、如何處理縉紳關係等問題上有不可調和的矛盾，才導致互相彈劾。田文鏡對科甲子弟嚴厲的對待，讓素來善待讀書人的李紱看不過去，作為當時的清流領袖、“天下讀書人的代表”，李紱無法置身事外，所以在雍正四年，當他奉調為直隸總督，途中路過河南，才會責問田文鏡“何以蹂躪讀書人”，甚至對雍正皇帝條條陳述田文鏡的苛政，參他“任用僉邪，賢否倒置”，可惜李紱錯判了形勢，雍正皇帝正要大刀闊斧推行新政，田文鏡嚴厲施政恰恰符合他的期待，李紱這時候出來，反而觸碰了雍正的敏感神經，他對文官結黨向來忌憚，加之田文鏡煽風點火式的回擊，小小的罷考，如星星之火，就此演變成所謂的朋黨之爭。

這其實是中央與地方縉紳、皇權與士大夫之間的又一次衝突。雍正皇帝希望加強國家管理，削弱縉紳特權，但縉紳及其朝堂代言人勢必反對，河南一事是一個引子，田文鏡的舉動引起了整個縉紳集團的警覺，他們表面上是要維護讀書人的利益，實際上維護的是縉紳的特權，畢竟，田文鏡的打擊對象，是明確以縉紳為主體的，而雍正皇帝之所以力保田文鏡，是因為田文鏡在踐行他的意志，如果連田文鏡都倒了，“一體納糧，一體當差”就又要淪為一紙空文。

罷考一事極大地刺激了雍正皇帝，到雍正十二年，他下令：凡是邀約罷考的生員，就永遠停止他們的考試資格。雍正皇帝對田文鏡的信任從另一件事可見一斑：雍正五年，河南一個鄉紳和景惠匿名揭發田文鏡，後者奏其誣告，雍正皇帝就對和景惠處以絞刑。許多彈劾田文鏡的人都受到重處，也難怪田文鏡到後來自恃聖心厚愛，愈發剛愎自用。

雍正六年，雍正皇帝嘗試推進“一體納糧，一體當差”。他下令：“凡系紳衿錢糧，在稅收印簿和串票內注明紳衿姓名，按限催比……”八年，又命令州縣官要把文武生員應納的錢糧造冊送學官印刻頒發，按季申送查核（馮爾康：《雍正傳》）。

“一體納糧，一體當差”從沒有在全國普及，即便雍正三令五申，對目無新政的縉紳處以重罰，“一體納糧，一體當差”依然無法深入地方，遍覽史冊，真正稱得上嚴厲推行“一體納糧，一體當差”的官員，也只有田文鏡等寥寥幾人。

觸碰縉紳利益固然是“一體納糧，一體當差”無法深入的重要原因，缺乏真正推廣的人，也是關鍵。雍正時期，社會階層已經極為固化，滿洲貴族和縉紳子弟壟斷了科舉仕途，在朝官員大多由他們組成，階層利益掣肘，他們不願做孤臣，與整個階層決裂。而像田文鏡這樣的官員之所以推行，與他的出身和經歷有關。田文鏡是漢軍旗人，非科舉出身，原來只是個雜佐官，在基層受了很多縉紳和科舉子弟的氣，一直耿耿於懷。後來，他被雍正皇帝賞識，認定跟隨這位主子，是改變命運的唯一選擇，於是萬事尊奉上意，敢於得罪縉紳文官，用嚴厲的手段來推行新政。但也正因為田文鏡與後者積怨太深，他推行的新政，往往在他走後就人走茶涼。

在電視劇裡，田文鏡形象猶如清朝海瑞，頗為正面，不過在歷史上，田文鏡是一個毀譽參半的人物。罷考事件後，田文鏡依靠雍正皇帝的支持，繼續在河南推行改革，雍正皇帝對他的政績很滿意，雍正四年末，上諭：“（田文鏡）整飭河工，堤岸堅固，河汛安瀾，年歲豐稔；紳襟畏法，正己率屬，地方寧謐……實為巡撫之第一人。”然而，當田文鏡不再專任河南，擢升豫東總督後，他對河南的管理已經不如以往細致，備受恩寵之下，他也開始苛征田賦、瞞報災情。雍正皇帝死後，群臣針對田文鏡的大清算更是險些讓他名譽掃地。田文鏡尚且如此，可想而知，“一體納糧，一體當差”的命運。

到乾隆皇帝即位時，“一體納糧，一體當差”直接被廢止。和父親的嚴厲打擊不同，乾隆皇帝上任之初就給了縉紳一份大禮，他下令“一切雜色徭役，則紳衿例應優免”，相當於回歸“祖宗成法”，縉紳們的萬古長夜終於過去，曾經的特權一夜之間又歸還給了他們。

乾隆皇帝的治國思路決定了他不會延續“一體納糧，一體當差”，這可以從他剛即位時的一道上諭看出。在上諭中，他對比了乃父與乃祖的施政之道，乃祖康熙皇帝“休養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過寬之弊”，乃父雍正皇帝“振飭紀綱，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遠罪”，他自己盼望“時時以皇考之心為心，即以皇考之政為政。惟思剛柔相濟，不競不求，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和父親不同，乾隆皇帝主張寬刑省法、剛柔並濟，對於皇族和縉紳，他用相對寬厚的政策贏得支持，而對於農民起義和民間清議的文人，他選擇殘酷鎮壓。乾隆並沒有全面廢除雍正新政，雍正時期的軍機處、攤丁入地、改土歸流等都在乾隆朝得到延續，但那些嚴重觸犯貴族或縉紳特權的政策，是乾隆所不願推行的。

當“一體納糧，一體當差”被縉紳集體抵觸時，基層百姓本可以是改革者可以爭取的對象，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否廢止“一體納糧，一體當差”，在史冊上都找不到太多基層百姓的聲音，他們並沒有在“一體納糧，一體當差”被抵觸時站出來聲援，反而在官修史書中，有不少記錄新政執行後，河南民怨沸騰的記錄。這固然和田文鏡施政刻薄有關，但並不是唯一的原因。縉紳在地方網絡中根基甚深，他們不但可以左右地方的輿論，還可以通過取巧手段，把自己的負擔轉嫁給下層。“一體納糧，一體當差”實施後，許多縉紳不但大幅傳播不利於新政官員的言論，還加重了對雇農、雇工的剝削，致使後者埋怨新政。

其實，在康雍乾時期，土地兼並已經非常嚴重，地方上，地主莊園林立，大部分農民早已失去自己的土地，淪為地主的雇傭苦力。許多縣志和奏折可以反映這種情況，比如乾隆初年的《請定經製劄子》：“約計州縣田畝，百姓所自有者，不過十之二三，余皆紳衿富賈之產。”又如《金山縣志》，在敘述清中後期當地的經濟關係時就說：“務農之家十居八九，無田而傭於人者十之五六。”如此嚴重的兼並下，要動搖縉紳的利益，寄望於滿清統治者是不現實的，畢竟，他們本身也是貴族和地主。

有趣的是，無論是雍正皇帝還是田文鏡，都因為“一體納糧，一體當差”背負了許多罵名，但到新中國以後，尤其是歷史劇《雍正王朝》播出後，他們反而因此收獲了許多民眾的同情，甚至被一些議者視作體制內精英心憂百姓的典範。這場統治階級內部的一次失敗的自我改良，在百年之後成為體制內精英為了百姓與所屬階層鬥爭的符號，儘管它可能與真實歷史相去甚遠。

在中國，古老的帝王、官員容易成為各方宣傳自己立場的資源。就連那些盼望天下共治、民貴君輕的人們，都會找尋一個帝王、一個清官做符號，裝裱成對抗自身階層、為民請命的符號。就比如雍正，哪怕後者只是為了維護政權的利益，或者他們心中的“聖人法度”，也可以被後人裝裱成為百姓對抗權貴的代言人。這裡寄托了宣傳者的道德期許，也是因為，在中國，當人民內部遴選不出代言人時，訴諸君王與清官，往往更能爭取人心。

如果回到歷史現場，與其說“一體納糧，一體當差”是雍正皇帝的“為民之舉”，不如說，它服務於更為現實的目的，也就是填充國庫、削弱縉紳，進一步鞏固滿清治下的中央集權。“一體納糧，一體當差”和“軍機處”、“文字獄”等看似承擔了不同的政治任務，實則殊途同歸，都是地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皇權進一步發展的縮影。由於帝製社會的統治者性質，對縉紳的打擊注定是不徹底的、難以延續的，這也是為什麽即便執拗勤政如雍正，也無法真正推廣“一體納糧，一體當差”，留下的，只有獨對夕陽的嗟歎，和一江東流的黃河水。

（注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