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饒夢溪
編輯 | 二維醬
本文由短故事學院輔導完成
前言
喧鬧了幾個月，劉強東一案最終以“證據不足”而決定不起訴。我想起當年自己和萊恩教授的往事，以及調查結果“證據不足”對我公示的一刻我心裡的無奈與失望，心情忽然變得很沉重。四年前，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女生在自己的宿舍床上被強奸了，強奸者是同校的同學，而學校法庭的判決也是“證據不足”。在接下來的一年裡，她決定無論走到哪裡，都要抱著那張重達23公斤的床墊。她想把自己承受的傷痛，心理壓力和社會的不信任和指責用重量的形式給人看——這重量不會輕易隨著身體的愈合而消散，其存在不因他人的不信任而受到動搖。
因為成長環境較為開放，“重男輕女”、“性別歧視”這回事，一直被我當做一個歷史問題，而非社會現實。直到2014年大學畢業，我來到美國讀電影和媒介藝術研究生，夾在中西文化衝突和美國本土多元文化的對立之中，經歷的事情多了，對自己身為女性這件事，以及女性在社會中面對的種種阻力和偏見，逐漸有了認知。
01
香蕉的“陽具”隱喻
到美國的第一天，多年未見的發小心心來接我。我們在紐約街上經過街角水果攤，一個黑人小哥忽然出現在我眼前，要給我東西。我嚇了一跳，定神一看，只見他抓著一隻剝開的熟到快爛掉的香蕉，要給我的是一塊爛乎乎的、一寸多長的果肉。
“甜著呢。”他說。
我有些懵，不知如何反應，便要伸手去接，被心心一掌扣下。黑人小哥的手指細長，側面能看到黝黑手背和褐粉掌心的界線。我還在驚歎，心心已經鐵青著臉扯著我走了。我不明所以，又回頭看了小哥和他指尖一坨香蕉幾次，他一直嘿嘿地笑，亮晶晶的牙齒突兀極了。
這件事情給我的印象很深。後來在電影學院第一年末，我圍繞這個橋段，寫了一個叫“香蕉盒”的短片劇本。故事裡一個非裔高中學生暗戀一個叫蘇芙蓉（Saffron）的高中世界史老師，他在課後留下來，堅持要送給蘇芙蓉一根熟透了的香蕉。蘇芙蓉不肯收，但又明顯受到了引誘。
班上的美國同學們讀了我的故事，面面相覷，一個白人男同學憤然離席，臨走前宣布他不會參與這個電影短片的攝製。跟我關係好的肖恩告訴我，這個劇本這麽寫是有問題的。
有什麽問題？我一頭霧水。
肖恩說：“你不能寫一個白人女性對一個黑人男性有性幻想。大家會覺得你物化或者貶低黑人男性，說白人可以當他們是性玩具。”
我笑：“我寫的是香蕉，沒有寫性幻想啊！”然後把在紐約和心心經歷的香蕉事件講給了肖恩。
肖恩皺眉：“真抱歉你經歷了這種事。你的朋友做得是對的。”
什麽意思？我仍然不明就裡。
你竟然不知道……肖恩組織了半天語言。香蕉在美國具有很強的男性生殖器象徵。你有沒有在街上遇到過那種忽然對你展示他們的生殖器、嚇唬你，然後哈哈大笑的神經病？你遇到的這件事，性質跟這個差不多。
看著我驚訝的臉，肖恩歎氣：“你那個扯著你離開的朋友，比你可懂事多了。Althea, 你要學著保護自己。這裡很危險，歡迎來到美國。”
02
在美國，我開始恐懼異性
扯著我離開、肖恩口中更懂事的心心比我小兩歲，早我四年來到美國。我初來乍到，她給我傳授經驗：威廉斯堡下午可以來，晚上就最好不要，女生一個人危險。
心心口中的危險，我在剛到費城的第一天晚上明白了。費城是全美第四大城市，但出了名的不安全。我們學校所在的北費城區城區破舊，犯罪率高，每天太陽落山至天明，都會有戴頭盔的校警騎著自行車沿校區一圈圈巡邏。
晚上不到十點，我去學生宿舍樓下街對面的便利店換硬幣打算洗衣服，寬大的一條街被昏黃的路燈照的通透，空無一人。我一手攥著硬幣，一手舉著一隻美式曲奇站在路邊等綠燈，忽然被三個騎著小輪車的黑人圍住。他們一陣哄笑，騎著車繞著我團團轉圈。他們唱：小妞舉著一個小餅乾，小妞舉著一個小餅乾。唱了一遍又一遍。
我害怕極了，只知道故作鎮靜的死死盯住街對面的信號燈，待燈光轉綠，拔腳便跑。跑過了街，便是宿捨的大門。我目不斜視的一直衝進電梯，電梯裡沒有旁人，而我嘴唇都在顫抖。回到房間，我把手裡的硬幣往地上狠狠地一摔，嘩啦，滾得滿地都是。我趴在硬得不近人情的彈簧床墊上，哭了。
此後費城就入秋了。天黑得越來越早。很長一段時間，一過晚上五點，我就不敢一個人在街上吃飽太閒。出門怎麽不起眼怎麽穿，能不與人對視便不與人對視。我對街上的男性們充滿了恐懼，覺得隨便一個人都有可能會傷害我，侵犯我。這種恐懼，對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一個人上下學的我而言，從未體驗過。
有一天我從超市出來，拎著兩個袋子回家，心不在焉，在離宿舍五個街區的地方迷了路。眼看天越來越黑，街上幾乎沒有行人，偶爾一些黑人小孩坐在自家門前的台階上，他們停下交談，沉默地看著我經過，每個人的眼睛在我看來都是曖昧的虎視眈眈。我慌極了，恨不得找個地縫躲起來。
我敲開了一扇門，開門的是一個西班牙裔的中年男子。我說：“我迷路了，你知道某某學生公寓在哪裡嗎？” 他說：“我不知道。你是學生？”他看了我兩眼，說：“這樣吧，我開車帶上你，在這附近街區轉幾圈，我們一起找。”我一聽就往後躲，不肯答應。他看著我，說：“我不是壞人。我們一家都是基督徒。今天是禮拜日，我們剛從教堂回來的。主送你敲開我家的門，是讓我們幫你，你不要怕。”
我看著他，覺得在他眼神裡看見了憐憫。可我還是猶豫，慢慢地搖了搖頭。
他歎了口氣。
“你等著。”他說，轉身進了門，再出來的時候，扶著一個頭髮灰白的老奶奶。老奶奶並不會說英文，只是一直對我微笑。中年男子開了車出來，把老奶奶扶進後座，然後對我說：“這是我媽媽，她跟我們一起走。你不用擔心我心懷不軌。你上車吧，我們真的不是壞人。”
我們在街上開了幾圈，很快回到了我熟悉的街道。下了車，我一直感謝他們，中年男子隻翻來覆去的說：“這都是主的意思。”他不會說英文的媽媽，一直在車後座上看著我們微笑。
03
自我保護，女生額外的生活成本
我跟班上其他九個人熟悉了以後，跟他們說了遇到的這些事。三十多歲的白人羅伯特瞪大了眼睛，很真誠的樣子，說：“Althea，你遭遇這種事，我真的為你感到抱歉，也難怪你覺得費城不安全。中國沒有這樣的事嗎？”
我說：“沒有，至少我沒有在北京遇到過。從小到大我一個人上下學，坐人擠人的公車和地鐵，通勤超過五十分鐘，都很少有陌生人會跟我說話。上大學的時候在上海，合唱團排練結束以後從音樂學院回五角場，有時候覺得害怕，但沒有真的遇到過什麽事。在美國，隨便什麽人都可以跟你說話，對你指指點點。”
“他們跟你說什麽？”羅伯特問。
說什麽的都有。客氣的，你很漂亮。我喜歡你的外套。不客氣的，你的腿不錯。小姑娘，為什麽哭喪著臉呢，笑一個。笑一個！第一次有人在街上這樣叫我的時候，我還以為對方是善意的，真的對他笑了。
羅伯特神色凝重說道：“Althea，歡迎來到美國。他告訴我，不要理他們，這些都是無聊的男人，他們會從搭訕陌生女人的行為中獲得作為男人的地位感，尊嚴感。他們不尊重你。”羅伯特說：“你得明白什麽時候該拔腳就走，要怎麽保護自己。”
開始我覺得，笑一笑也沒什麽關係，又不會掉一塊肉。後來才漸漸意識到，如果笑了，其實是默許了一種不合理的邏輯，鼓勵更荒誕的行為。
買了自行車以後，一天晚上，我騎著車穿過一個不太安全的街區，停在路口等信號燈。一輛吉普車忽然在我身邊停下來，坐在副駕的男人搖下車窗，幾乎是揪著我的耳朵大罵：婊子！嚇得我幾乎從自行車上跌下來。還有一次，我在自行車道騎行，忽然發覺眼前有異物飛過，下一秒就有小石子落在臉上。我環顧四周，發現是不遠處一輛小車，裡面的四個男青年對我尖叫擺手。
在美國四年有余，這些事每天都有，我經歷多了也就見怪不怪了。有兩年，我和一個白人男朋友同居。他的房子在不太安全的街區，但從學校騎車，不過十五分鐘路程，我圖方便和省錢，常在晚上騎車回家。有一天，男朋友非常鄭重地對我說：“Althea，你能不能不要騎車了，我可以給你訂Uber。如果我的朋友和鄰居們知道，我讓你在晚上九點以後一個人騎車從學校回家，他們會覺得我對你不好，會看不起我的。”
我默默坐著，沒有說話，不知道是應該覺得感激還是生氣。在這個國家，好男生從小長大都被教育要強壯，勇敢，要懂得“呵護”女生，要體諒和保護自己的家人。然而，對於他們而言，體諒的意思是——“那個被新聞報導在街上被奸殺的女人，萬一是我的女朋友，該多麽可怕啊！”但同樣一則新聞，女生的恐懼卻是：那個被奸殺的女人，隨時都有可能是我吧。
這種男生很難設身處地理解、而於女生卻是切膚的恐懼，是MeToo全球性潮流之中很容易被忽視的一點。這種恐懼來源於我們對男性權利的默許：男性是保護者，同時也是施暴者。女性需要依附於一些男性的保護，遵守某種行為規範，從而使自己的人身和社會安全不被另一些男性侵犯。提出要為我訂Uber的白人男朋友，即便是滿心的好意，卻在無形中指責我在天黑後騎車回家的行為是不負責任的——不但對我自己的安全不負責，而且會給他這個男朋友加上“保護失敗”的冤罪殺機感與社會壓力。
04
那個女孩，熾熱地注視著我的眼睛
女生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承擔的類似“自我保護”的責任，太多了。關於“女生穿著暴露是否會誘發強奸”的討論已經不新鮮了。穿著之外，女生的言談舉止，舉手投足是否得體，是否讓人覺得輕浮和，有否足夠強烈的自我保護安全意識，都成為將性侵、性騷擾和性別歧視歸咎於女性的潛在原因。
我在美國第一次嘗試約會軟體和一個男生見面，雖然沒有擦出愛的火花，但這個比我大兩歲的費城本地男孩卻關心起了我的人身安全：你應該隨身攜帶防狼噴霧，有一些街區，晚上的時候不要一個人去。通過約會軟體和人見面，一定要注意安全。
為什麽男生無需承受這樣的精神壓力，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約會約炮，或者在清晨或深夜一個人出門呢？
在研究生院第二年，批判性寫作課的萊恩教授約我去圖書館的咖啡廳見面。這是個頭髮花白的老紳士，講課很慈祥，回復郵件也很詳細。我選了他做我研究論文的導師，課後常在教室裡問他問題。他偶爾會拍拍我肩膀，摸摸我後背，唯一一次覺得有點別扭是他捏了一下我的胳膊肘，我也都裝作沒在意——我告訴自己，莫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見面當天，我早早到了，帶著電腦和論文草稿。萊恩教授遲到了幾分鐘，主動說要給我買飲料。我說，不用不用。我們雜七雜八的說了許多有的沒的，就是沒有談到我的論文。最後他說：“Althea，我覺得你和我之間雙方互相有好感。”
我立刻：“沒有。沒有沒有。我有男朋友。”
萊恩教授說：“真的？可你一直讓我覺得你對我有意思。”
我連連道歉：“對不起，我不知道我做了什麽，讓您誤會了。”然後引導話題為他找台階下：所以您叫我出來是想告訴我不能對您有好感吧？老師，這都是誤會。
萊恩教授沒有接這個話茬。我們又坐在聊了一會兒，我如坐針氈。之後一起走回學院，進樓之前，他轉身擋住大門，說：“你得保證今天我們倆的談話不能洩露出去。”
一整個下午我都有些失魂落魄的。左思右想，我到了系主任辦公室，想問問他的意見。我說：“老師，我遇到了一些事情，可我不能告訴你當事人的名字。”然後，我複述了萊恩教授的話。
系主任面色凝重，說：“這個人，是麥克萊恩嗎？”
我愣了。系主任又說：“就是麥克萊恩吧。”
原來，萊恩教授有前科，系裡的老人們都知道。然而他是終身教職，之前的內部調查，都沒能造成實質性的影響。
“你想怎麽辦？”系主任問我。
我說：“只要能把我的論文導師換人，讓我以後不需要上萊恩教授的課，就行。”
系主任點頭說：“好。這個很容易。不過，如果你想把這個事情舉報到更高一層的話，系裡可以幫你聯繫。舉報的話，學校會對此成立小組調查，但事情會拖的久一些。”
他壓著下巴看著我，眼神閃爍，視線越過眼鏡框上沿，重複：“如果你想上報的話，系裡可以幫你聯繫。”
“如果我上報了，調查結果出來，一切明了，你們會開除他嗎？”我問。
“我不能保證。”系主任說。
遇到這樣的事情，是我在展望美國求學生活的時候，想也沒有想到過的。我想了半天，說：“好，我舉報。”我不希望別的留學生再遇到類似的事情——就讓我成為萊恩教授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吧。
舉報之後是長達六個月的漫長調查。我的朋友們大多都被叫去了陳述證詞，問題包括：你覺得Althea是不是一個隨便的人？你覺得她會不會勾引萊恩教授？有人告訴了我，我心裡很難受。
萊恩教授有終身教職。最終的調查結果，學校決定：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萊恩教授違規，但是我們會對他進行談話教育。
對於這樣的結果，我很難笑得出來。當天晚上，我收到一個女同學的簡訊：Althea，我站在你這邊。我感謝了她。她說，你看到那封郵件，不要太在意。我相信沒有人會相信他說的。
我說，什麽郵件？
萊恩教授寫了一封給全系同學的公開信。大致的內容是：同學們，我欠你們一個解釋，為什麽Althea在三周後就缺席了我們的批判性寫作課。她一直在對我示好，在課堂裡熾熱地注視著我的眼睛，還誣陷我。學校就她的誣陷進行了整個學期的調查，最終證明我是清白的。
我啞然失笑，把郵件轉發給了系主任。當天晚上，三位系長官打電話給我，希望我不要太難過，如果覺得郵件太難以接受，可以去看心理醫生疏導一下心情。他們說，學校很重視這件事，會給我一個交代。
05
未來，不該是充滿憂慮的
“郵件門”對我的精神打擊很大。我曾經憤怒的抓住每一個在學校裡跟我共事過的男生，問他們：“你們覺得我注視你們的眼神熾熱嗎？你們會不會誤會我對你有意思？”
亞當哈哈的笑了，拍著我的肩膀說：“你不要亂想。不是你的錯。”過了一會兒又說，不過你可以考慮從此以後戴墨鏡，這樣別人就沒辦法曲解你了。
斯蒂夫說：“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以後不要那麽直愣愣的看人了，是有可能會誤會。”
我在北京的老朋友小徐聽我說了這件事，反而怪我不應該舉報，然後讓我反思我平日的行為：你看，為什麽就你一次又一次的遇到這麽多這樣的事情呢？一定是你自己的行為舉止不注意。而且，你這種長相，放在北京大家不覺得有什麽，在西方可能會被認為是東方古典美的代表……
我很生氣。
調查委員會的兩位女性對我進行過幾次後續跟進訪問。她們告訴我，萊恩教授有終身教職，沒有足夠的證據很難請他離開。但她們相信我說的話，也告訴我她們採訪到的我的朋友們都站在的一方。她們說，她們會約談萊恩教授，讓他反省自己的做法。
萊恩教授繼續在學校任職。我和他偶爾會在學校走廊裡遇見，每次他都會迅速掛上一個微笑，對我點頭問好。我覺得尷尬極了。
我跟調查委員會說：“萊恩教授每次在樓道裡一定要假惺惺的向我點頭問好。這讓我很困擾——我不習慣對人，尤其是長輩，粗魯和不敬。他這樣做，強迫我維持一種表面的和平，這給我很大的精神壓力。”
調查委員會的人說：“你不理他就是了。這裡是美國，女生可以對人粗魯。”
又是一個“這裡是美國”。可為什麽，要做出改變的總是我呢？為什麽面對他人不合理的行為，總是我在承擔額外的責任武裝自己，偽裝自己，保護自己，從而使對方放我一馬或者知難而退？
性別平權需要爭取的，不僅僅是男性和女性在發展機會和社會地位的平權。需要改變的，是更深層次的性別社會結構和文化，每一個人對男性和女性“存在”的平等認知，作為生命的平等認知。這意味著，不將男性的特質，心理習慣和認知態度，作為規定女性合理生存方式的標準。
我想起了那個帶我回家的西班牙裔基督徒男子，在我用不信任回應他的一腔好意時，他沒有生氣，沒有責備我，沒有轉身離開，而是請出了他頭髮花白的老母親來安撫我的情緒，然後一直送我回家。這個人，理解我為什麽不肯接受他的幫助，理解在這個社會上，為什麽一個女生對一個陌生男性伸出的援手會心存恐懼。
心存恐懼的存在於這個世界上，要處處提防別人的傷害，是很累的。與其讓女生們加強自我保護，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讓施暴者停止施暴，讓我們身處的世界變得更安全。
三個學期以後，萊恩教授被學校強製勒令退休了。系主任告訴了我這個消息，我鼻子有些酸。
直到現在，我還會時常想起這件事。萊恩教授想必依然十分憎恨我。我的舉報有將他變成一個更加尊重女性，懂得聆聽女性的男人嗎？
06
“鹽柱”在美國首都華盛頓
那個冬天，我做了一個叫做“蒙目”的裝置藝術，在費城外的艾賓頓藝術中心展出了一個月。在展廳裡，六十多張照片被松散的懸掛在半空，照片裡是一個被蒙眼的女人的臉部特寫。我用投影儀在每一張照片上都投映了新的圖片；這些圖片是從大眾媒體和廣告中搜集的女性照片，照片裡的女人們無一不賣弄風情，眼神挑逗。
我們的媒體中充滿了在男性視角（Male Gaze）中被物化，被欲化用以刺激消費的女性刻板印象。這些刻板印象不是女性的真實生活狀態，卻在社會中進一步的強化著我們對女性的不合理期待和要求，讓女生們寸步難行。我希望能夠邀請男性進入女性的視角，產生作為“人”的共鳴——既然共享著社會空間和資源，性別平權這件事，不應該是女生們的獨白，而應該是男性，女性和所有性別之間的對話。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開始將性別平權問題置於藝術創作的中心。受到Halcyon藝術工坊資助的“鹽柱”項目，是一次更有野心，更大規模的社會對話。在這些對話中，我希望女生們能更好的表達自己的情緒和需要，男生們能更加清晰的認識到社會上遺留的男性特權，還希望性別權利意識還未成熟的青少年們可以盡早參與這場對話，在對話中形成健康、互惠的人際關係。
這些對話會通過小型工作坊的形式開展，而工作坊中機甲狂潮的靈感和情緒會被記錄在小紙片上。最終，我會用這些小紙片製作大型的光塑燈籠和互動裝置，見證每個人對平權運動的參與，點亮參與者的心路歷程與向平全社會的前行路線。
我在國內的爸媽，實際上對我在美國從事的事業不是很了解。他們問我，我半開玩笑，我在搞社會運動呢，提倡性別平權。
我媽說：“人在國外，不要說太敏感的話，你要保護好自己。”
是是，我明白，我也怕。安慰她的時候，我會想，希望我們下一代的媽媽和女兒們，可以活得亮堂堂的，滿心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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