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任澤平團隊
導讀
美國正為不負責任的操縱付出代價，世界掀起“去美元化”新一波浪潮。2020年疫情爆發，美聯儲無節製放水，誘發全球高通脹；2022年俄烏衝突，隨意切斷俄羅斯金融機構與SWIFT系統接連；2023年激進加息，引爆銀行業危機，侵蝕美元信用……為降低對美元依賴，避免風險傳染，全球主要經濟體正紛紛降低美元儲備、囤積黃金、減持美債，選擇分散化、多元化的貨幣清算安排。
與此同時，人民幣國際化加快推進。首單以人民幣結算的進口液化天然氣採購交易達成，與沙特之間的首筆人民幣貸款落地，與巴西建立人民幣結算安排。如今，人民幣在俄羅斯已成為交易量最大的貨幣，在巴西已超過歐元成為第二大儲備貨幣。但我們必須認清，人民幣國際化仍處於發展初期，未來任重道遠，但人民幣崛起是大勢所趨、眾望所歸。
天下苦“美元霸權”久矣！外部霸權是內部實力的延伸。美元霸權建立在美國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之上，並淪為美國頻繁收鑄幣稅、金融製裁、長臂管轄、“薅羊毛”的工具……但隨著美國產業空心化、債台高築、內部兩級分化、不負責任的操縱，美元霸權基礎正在不斷削弱，也是帝國黃昏的余暉，金融實力滯後於經濟實力調整。美國或將通過極端手段維護美元霸權，加劇經濟、政治、地緣形勢複雜程度。
中國奉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中流砥柱。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堅持改革開放和把發展放在首要任務，時間站在我們這邊，內聖外王。
摘要
內部實力是美元霸權根基，美元霸權也對維持美國地位起到關鍵作用。二戰後，美國憑借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和巨額黃金儲備，建立了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70-80年代，美元脫鉤黃金，掛鉤石油，在信用貨幣體系時代進一步鞏固霸權地位。21世紀以來，美國霸權達到鼎盛，濫用美元霸權，頻繁金融製裁，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各國，維系美國地位。疫情爆發後，美國無限量量化寬鬆，隨後激進加息475個基點，引爆銀行業危機，侵蝕美元信用，各國掀起新一輪“去美元化”浪潮。在這種背景下，人民幣崛起是大勢所趨、眾望所歸。
美元霸權以計價功能為基礎，衍生出貿易結算功能，逐步擴展到投融資功能，成為全球儲備和貨幣之錨。具體來看，定價方面，95%國際大宗商品以美元計價；交易方面，美元佔據國際支付市場四成份額和外匯交易市場近九成份額；投融資方面，近五成國際債權以美元為面值；儲備方面，58%的國際儲備為美元資產，但佔比距疫情前均小幅下降；近兩成經濟體選擇直接盯住美元的匯率機制，全球均受美聯儲貨幣政策外溢影響。
美元霸權存在深層次問題，給美國自身和外圍國家均施加桎梏，短期難以撼動，但長期難以維系。對內，低儲蓄和高消費模式下，美國深受貿易逆差、產業空心化困擾，巨額債務和財政赤字攀升，收入差距拉大，並在後疫情時代愈演愈烈。對外，美國控制全球跨境支付系統，頻繁實施金融製裁，凍結資產，利用對國際組織的表決權，限制他國的融資渠道和融資條件，向全世界徵收鑄幣稅，輸出通脹使債務貶值，稀釋各國積累的外匯儲備，其他經濟體被迫承受輸入性通貨膨脹、債權貶值和金融波動。
國際貨幣體系新框架任重道遠，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並非一蹴而就。展望未來，在保護我國外匯和金融安全的基礎上，應當繼續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近期，人民幣國際化取得多項成果：首單人民幣計價的進口液化天然氣交易達成，中國沙特間首筆人民幣貸款落地，中國巴西貿易增加結算渠道等。但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仍然佔比過低，與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匹配，截至2022年底，人民幣全球支付份額僅2.15%，國際儲備份額佔比2.69%，與中國GDP佔世界比重18%不匹配；當前中國外匯儲備規模較大，約六成投向美元資產。
建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從貿易結算職能開始，逐步拓展到投融資職能、儲備職能、計價職能；修煉好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內功，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和監管；外匯儲備管理穩字當頭，統籌安全性與盈利性，逐步戰略性減持美元資產，戰略性增加高科技企業收並購、戰略儲備資源配置比重；最根本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深化改革開放和把發展放在首要任務。
風險提示：美元購買力縮水，美國信用下降
目錄
1 美元霸權百年興衰史
1.1 萌芽期（1900-1944年）：英鎊旁落，美國崛起
1.2 確立期（1944-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奠定美元霸權
1.3 強化期（1974-1998年）：脫鉤黃金，掛鉤石油
1.4 博弈期（1999年至今）：霸權囂張，去美元浪潮興起
2 美元霸權現狀
2.1 計價貨幣：95%國際大宗商品以美元計價
2.2 流通貨幣：41%國際支付使用美元，較2019年12月下降1.1個百分點
2.3 金融交易：47%國際債權以美元計價，較2019年四季度下降1.6個百分點
2.4 國際儲備：58%國際儲備為美元資產，較2019年四季度下降2.4個百分點
2.5 錨貨幣：19%經濟體貨幣匯率釘住美元，較2013年下降3.8個百分點
3 美元霸權深層次問題
3.1 對內：高消費低儲蓄、貿易赤字成常態、產業空心化
3.2 對外：利用霸權地位發動製裁，輸出通脹，世界買單
3.3 展望：美元霸權短期難撼動，長期難維系
4 中國應對：人民幣國際化崛起迎來戰略機遇期
4.1 穩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4.2 堅持穩字當頭，統籌外匯儲備的安全性與盈利性
4.3 外部霸權是內部實力的延伸，最根本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深化改革開放
正文
1 美元霸權百年
貨幣霸權是大國實力的綜合體現，是維持鞏固實力的主要手段。二戰後，美國憑借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和金融優勢，建立了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並將其意志強加於各國，攫取霸權利潤。
1.1 萌芽期（1900-1944年）：英鎊旁落，美國崛起
19世紀初，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為滿足戰爭籌資和殖民擴張需要，1816年英國確立金本位製，通過貿易、殖民等方式將英鎊主導的金本位製推向世界，1860-1914年約60%國際貿易以英鎊結算，1913年英鎊在各國官方外匯儲備中佔38%。這一時期，儘管美國在1894年GDP趕超英國，但美元並未成為世界貨幣，1913年美元佔外匯儲備份額不足5%。直到兩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實力和國際地位下降，逐漸失去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掌控，1931年英國宣布放棄金本位，結束了延續一百年的英鎊霸權。
1.2 確立期（1944-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奠定美元霸權
經濟、政治、軍事實力強大。二戰後，美國在經濟上完成工業化，GDP佔世界56%，黃金儲備佔世界75%，成為最大債權國，政治上積極推動聯合國並佔據主導地位，軍事上組建北約，為其掌控國際貨幣主導權奠定基礎。
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確立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1944年，英美等同盟國共同商討重建世界貨幣體系，代表英國利益的“凱恩斯計劃”主張設立全球央行並根據國際收支情況發行世界貨幣；而代表美國利益的“懷特計劃”堅決主張掛鉤黃金。最終布雷頓森林體系采納了懷特方案，35美元可兌換1盎司黃金，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
確立“金融投放，貿易回流”機制。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道奇計劃”等向其他國家資本輸出來實現美元投放，回流渠道為其他國家從美國進口商品和服務。這一循環在70年代之前得以順利運轉，起到了穩定國際貨幣秩序、重建世界經濟、推動貿易全球化的積極作用。
1.3 強化期（1974-1998年）：脫鉤黃金，掛鉤石油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隨著全球貿易擴張，各國對美元需求越來越大，但黃金儲備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流動性需求，同時美國深陷越戰泥淖，財政赤字增加，出口競爭力下降，貿易逆差出現，不得不增發美元。法國最先開始用大量美元兌換黃金，引發各國對美元信心危機，1971年美國單方面宣布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
石油美元確立，進入信用貨幣時代。為維系美元霸權地位，美國盯上以石油為代表的大宗商品，1974年與沙特達成協議，將美元作為石油貿易結算的唯一貨幣，並要求其購買美國國債，石油美元由此建立。貨幣體系首次脫離實物資產背書，進入到信用貨幣時代。
“貿易投放，金融回流”機制：美國購買其他國家商品和服務實現美元投放，其他國家投資美國國債、股票等金融資產實現美元回流。與黃金脫鉤的美元，不但沒有喪失國際貨幣地位，而且貨幣發行不再受黃金限制，國際社會對美元具有路徑依賴，美元霸權在信用貨幣體系下被進一步強化。
1.4 博弈期（1999年至今）：霸權囂張，去美元浪潮興起
美元霸權為美國企業帶來豐厚利潤、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賦予美國收割全世界的權利。為維持美元優勢，美國甚至發動經濟製裁、地緣戰爭等方式，遏製和打壓任何可能挑戰美元地位的苗頭。1999年歐元誕生之初，美國向歐洲腹地科索沃發動戰爭，打擊國際資本對歐元的信心；2002年中日構想貨幣互換和“亞元”，美國以釣魚島事件挑釁，“亞元”化為烏有。2003年伊拉克宣布在石油貿易中改用歐元結算石油貿易，觸動美國利益，美國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發動伊拉克戰爭，戰後臨時政府宣布石油出口改回美元結算。近年來，美國實施“美國優先”戰略，濫用美元霸權和金融製裁，“去美元化”訴求愈發強烈。以2022年俄烏戰爭為例，美國同歐盟、英國、加拿大共同發表聲明，宣布禁止俄羅斯部分銀行使用SWIFT系統。
後疫情時期，美國通脹高企，債台高築，激進加息最終引爆銀行危機，重挫美元信用。2020年疫情爆發初期，美國未能主導國際協調行動，而且繼續推高外債，推出無限QE，直升機撒錢。隨後，面對通脹環境，美國無節製加息，累計475個基點，引發矽谷銀行、第一共和銀行、簽名銀行等中小銀行先後暴雷。在這些事件背後，本質是美國加息導致的銀行經營環境惡化和資產負債表危機，體現出美國長期貨幣紀律缺失和金融監管失位。而這一系列危機，令全球投資者對美國經濟前景產生憂慮，進而將進一步動搖美元地位。多起“去美元化”事件隨之發生，包括東盟地區商議減少美元使用、提高本地結算比例，印度與馬來西亞商議使用盧比直接結算等。
2 美元霸權現狀
美元以計價功能為基礎，衍生出貿易結算功能，逐步擴展到投融資功能，成為全球儲備和貨幣之錨。
2.1 計價貨幣：95%國際大宗商品以美元計價
美元與國際大宗商品計價掛鉤，任何從事該種商品交易的國家和公司都需要儲備美元，增加美元需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的81種原材料價格序列，只有5種不是以美元計價；最新羅傑斯國際商品指數（RICI）覆蓋共38種商品期貨合約，其中僅有可可、橡膠、大麥、菜籽油等四種原材料不是以美元計價，權重佔比僅為5%。
2.2 流通貨幣：41%國際支付使用美元，較2019年12月下降1.1個百分點
美國在國際支付中使用率最高，約佔四成。根據SWIFT統計，截至2023年2月國際支付中美元的市場份額為41.1%，佔比全球最高，較疫情前2019年12月微降1.12個百分點；人民幣在國際支付中的市場份額佔比1.76%，位居歐元、英鎊、日元之後的第五位。
在跨境貿易融資中，美元佔比84.32%，遠遠領先於第二名。美元是各國跨境貿易融資中使用的主要貨幣，根據SWIFT統計，截至2023年2月，美元在跨境貿易融資中份額84.32%，較2019年12月的85.93%微降1.61個百分點，人民幣份額為4.47%，排名第三。
在外匯交易中，美元佔全球外匯交易88%。根據BIS最新的2022年度抽樣調查結果（2022 Trien年l Central Bank Survey），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美元交易達到6.6兆，佔比88%，排名第一；歐元排名第二，佔31%；日元排名第三，佔17%；英鎊排名第四，佔13%；人民幣佔比7%。
2.3 金融交易：47%國際債權以美元計價，較2019年四季度下降1.6個百分點
根據BIS國際銀行間數據（Locationalbanking statistics），截至2022年三季度，在按面額貨幣計價的未償國際債權（包括信貸和債券）中，美元排名第一，佔47.4%，較2019年四季度下滑1.61個百分點；歐元排名第二，佔31.2%；日元和英鎊分別佔比4.5%、4.1%，排名第三，第四。
2.4 國際儲備：58%國際儲備為美元資產，較2019年四季度下降2.4個百分點
根據IMF的統計，截至2022年四季度，全球已分配外匯儲備中，美元排名第一，佔58.36%，但佔比呈現遞減趨勢，自2020年四季度起跌破60%。美元在IMF特別提款權中的構成權重達41.73%，其次是歐元，權重為30.93%；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被納入SDR貨幣籃子，權重為10.92%。
2.5 錨貨幣：19%經濟體貨幣匯率釘住美元，較2013年下降3.8個百分點
美元是全球流動性之錨。當前普遍實施的匯率制度分為硬釘住（固定匯率製）、軟釘住（中間匯率製）和浮動匯率製三大類。其中，選擇固定匯率製和中間匯率製的經濟體，貨幣政策緊密跟隨錨貨幣調整，2021年，共有37個IMF成員直接將美元作為貨幣錨，佔比19.2%，距2013年的23%下滑3.8%。另有32個實施自由浮動匯率制度，佔比16.6%，但間接受到美元影響。
3 美元霸權深層次問題
3.1 對內：高消費低儲蓄、貿易赤字成常態、產業空心化
一是居民低儲蓄、高消費盛行，貿易赤字成常態。1980年以來，寬鬆的貨幣環境和金融創新下，美國個人消費支出佔GDP比重從60%快速升至70%。疫情爆發後，居民儲蓄佔可支配收入比例一度超過30%，但隨後快速下降至今年2月的4.6%。根據國民經濟恆等式，Y=C+I+G+NX，Y-C=S=I+G+NX，低儲蓄和高消費模式下，淨出口NX必然持續為負，貿易赤字佔GDP比重從1981年0.5%擴大至2022年的3.7%。
二是落入“產業空心化”陷阱，收入差距拉大。伴隨全球化程度加深，製造業產業鏈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美國產業空心化，美國製造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由20世紀50年代的25%大幅降至目前的11%，製造業就業人數比重則由30%降至10%，貧富差距分化，美國中下層階級受損，反抗情緒激烈。
三是巨額債務和財政赤字攀升。美聯儲以國債為錨發行美元，積累巨額財政赤字。截至2023年2月，美國債務總額超過31.5兆美元，佔2022年四季度GDP比重211%，政府赤字率迅速攀升，從2001年的1.9%增加到2021年的12.3%，2022年減緩至5.5%，但財政狀況仍不斷惡化。為解決債務困境，耶倫領導的財政部試圖用加稅等手段增收，但美國國會仍舊通過多項大規模支出法案，導致入不敷出的困局持續惡化。
3.2 對外：利用霸權地位發動製裁，輸出通脹，世界買單
3.2.1 顯性手段：切斷SWIFT系統，凍結資產，限制獲取國際貸款
一是美國控制全球跨境支付系統，頻繁實施金融製裁，凍結資產。CHIPS主導跨國美元交易清算，承擔世界上95%以上的銀行同業美元支付清算與90%以上的外匯交易清算。SWIFT是世界金融報文交換網絡，該系統董事會成員均來自美國銀行機構，美國政府可根據SWIFT報文追蹤涉及美元的交易信息。如果金融機構被CHIPS切斷支付通道就無法進行跨境美元業務，而一旦被SWIFT切斷報文轉換通道，所有外匯業務都將中斷。2012年美國切斷SWIFT與伊朗金融系統的報文轉換通道，導致伊朗有銀行無法與他國銀行進行結算。2014年克裡米亞事件後，美財政部對7名俄羅斯高級官員實施資產凍結並拒發簽證，並凍結17 家俄羅斯公司在美的資產。
近年來，美國更是頻繁將金融製裁作為現代化武器，利用粗暴手段，強行乾預他國經濟社會穩定，威脅他國金融安全。2020年，中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後，美國粗暴乾預香港事務，單邊發起針對中國香港政府官員的金融製裁。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與歐盟、英國、加拿大共同發表聲明，宣布禁止俄羅斯部分銀行使用SWIFT系統。同時針對俄羅斯實施一系列金融製裁，凍結俄羅斯的海外資金超過3000億美元。
二是美國利用對國際組織的表決權，限制他國融資渠道和融資條件。美國是IMF和世界銀行的第一大股東，投票權分別達16.51%和15.85%，牢牢掌控對他國申請國際貸款的決定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韓國向IMF申請貸款，被迫接受附帶一系列的政治和經濟條件的協議。2020年3月IMF宣布將向低收入和新興市場國家提供約500億美元貸款，幫助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而後美國卻針對性地阻止了IMF向伊朗發放50億美元的緊急貸款。
3.2.2 隱性手段：徵收國際鑄幣稅，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危機
一是美元霸權徵收鑄幣稅，輸出通脹使債務貶值。憑借外圍國家對美元的儲備需求，美國向全世界徵收鑄幣稅，低成本獲取他國的產品和服務。美國支付美元獲取他國經濟資源，若他國將美元儲備下來，美國獲得國際鑄幣稅收益，其代價是美國政府需要為他國持有美元儲備而支付利息。據測算，美國在1970-1980年每年平均國際鑄幣稅為85.25億美元，2001-2010年高達6345.93億美元。
二是美國貨幣政策外溢效應，引發新興市場資產價格大幅波動。美聯儲貨幣政策隻解決美國問題，但其影響卻具有強大外部性。美聯儲貨幣超發，市場風險偏好上升，過剩的流動性湧入新興市場，資產價格快速上升。而美聯儲收緊貨幣時，全球流動性緊張，市場避險情緒上升，資金流出非美國家，非美貨幣貶值壓力增強，引爆新興市場資產泡沫或債務風險。如1982年的拉美債務危機、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2001年阿根廷貨幣危機、2018土耳其貨幣危機等。
2021年以來，美聯儲激進加息，將“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這一現象愈演愈烈。2021年四季度，在美聯儲加息潮的推動下，外債高企疊加能源進口成本再度引爆土耳其貨幣危機，裡拉隨之大幅貶值，直至今年2月觸及歷史最低點。這背後的美聯儲貨幣政策外溢衝擊，與2018年土耳其貨幣危機如出一轍。2022年10月，受美聯儲持續加息影響和國內減稅計劃刺激，英國國債利率高位抬升，養老金損失敞口迅速擴大，引發養老金危機。
最終，美聯儲也為激進加息付出了慘重代價，以矽谷銀行、簽名銀行暴雷為代表的中小銀行業危機，為美國經濟復甦蒙上陰影。4月3日，美國最新PMI錄得46.3%，低於預期47.5%。
3.3 展望：美元霸權短期難撼動，長期難維系
當前國際金融領域的核心矛盾是囂張的美元霸權與日益衰落的美國經濟實力，二者已經嚴重不匹配，美國為了試圖維持不斷削弱的美元霸權，選擇了逆全球化與貿易保護主義，侵蝕霸權根基。後疫情時代，美國貨幣政策出現誤判，財政入不敷出加劇，引發銀行業危機與經濟預期下滑，損害美元信用。我們必須承認，美元地位目前仍然難以撼動，但長期來看將被撼動。
一是理論上看，美元霸權面臨“特裡芬難題”，雙赤字難以持續。特裡芬難題是指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無法在為世界提供流動性的同時確保幣值穩定。20世紀70年代後美國開始出現“雙赤字”，90年代後作為中心國的美國經濟不斷空心化。擬合1994-2019年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例與美元經常項目赤字的數據，兩者呈現“倒U型”關係，貿易赤字佔GDP比重超過4%，外圍國家對美元信心下降，其他貨幣部分取代美元成為外匯儲備。
二是從美國立場來看，美國綜合國力相對下降，“美國優先”戰略收縮，侵蝕美元信用。美國GDP佔世界比重從1960年30%下降至2019年22%，以往全球治理體系中，美國往往充當“世界警察”角色，但川普上台以來奉行“美國優先”政策，肆意修改國際秩序規則，動搖和破壞多邊、開放的國際秩序。疫情爆發後，美聯儲前期直升機撒錢超發貨幣、後期激進加息收緊貨幣，引發銀行業危機，對美元信用產生負面衝擊。
三是從其他國家立場來看，去美元化趨勢不可阻擋。當前不斷有經濟體嘗試脫離美元霸權，放棄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降低美元外匯儲備、加速研發數字貨幣，保護貨幣主權。例如德法英三國開發的INSTEX結算系統，為繞開SWIFT系統做了有益的嘗試。2020年3月31日德國外交部發表聲明稱法國、德國和英國已通過INSTEX完成了與伊朗的首筆轉账，以便歐洲向伊朗出口醫療商品。貿易結算方面，2023年3月30日，巴西宣布與中國增加開通結算渠道，可以選擇不使用美元作為中間貨幣，這是基於2月簽署的中巴人民幣清算安排合作備忘錄；3月31日，東盟各成員國同意加強本地貨幣使用，減少在跨境貿易中美元的依賴；4月1日，印度與馬來西亞同意以印度盧比進行貿易結算。
後疫情時期，美國通脹高企，債台高築，激進加息最終引爆銀行危機，重挫美元信用。2020年疫情爆發初期，美國未能主導國際協調行動，而且繼續推高外債，推出無限QE，直升機撒錢。隨後，面對通脹環境，美國無節製加息，累計475個基點，引發矽谷銀行、第一共和銀行、簽名銀行等中小銀行先後暴雷。在這些事件背後，本質是美國加息導致的銀行經營環境惡化和資產負債表危機，體現出美國長期貨幣紀律缺失和金融監管失位。而這一系列危機，令全球投資者對美國經濟前景產生憂慮，進而將進一步動搖美元地位。
儘管美元的國際地位正呈現下滑趨勢，短期內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仍難以撼動，國際貨幣體系新框架任重道遠。2009年周小川長撰文《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指出了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嚴重缺陷，提議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世界銀行在《全球發展地平線2011》報告中提到，未來將面臨三種貨幣體系格局，美元保持現狀、多極化貨幣體系和以特別提款權為主要國際貨幣的體系。
4 中國應對：人民幣國際化崛起迎來戰略機遇期
4.1 穩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元、歐元等主要儲備貨幣匯率劇烈波動，國內企業希望使用人民幣降低匯率風險，對人民幣跨境使用的需求快速上升。以此為重要契機，中國政府開始大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2009年7月，上海等5個境內城市率先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人民幣國際化正式起航。此後，跨境人民幣結算試點迅速擴大至全國，業務範圍也從貨物貿易擴展到全部經常項目。從2010年起，境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ODI）、境外直接投資（FDI）人民幣結算陸續開始試點，人民幣國際化得以順利全面啟航。根據Batten等人的研究，2012年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重要轉折點：2012年之前，國際化進程主要受國內因素影響，之後則主要受國際因素影響。
現狀：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與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匹配。截至2022年底，人民幣全球支付份額僅2.15%，國際儲備份額佔比2.69%，與中國GDP佔世界比重18%不匹配。根據央行發布的《2022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22年一季度，人民幣的國際化綜合指數僅有2.86，遠遠落後於美元的58.13。
跨境支付系統層面，中國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CIPS）成立於2015年，該系統支持人民幣結算，截至2023年3月已有1427家參與者，覆蓋全球109個國家及地區，日均交易約1.3萬筆，海外主要使用的國家是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和土耳其。
計價層面，中國儘管是石油、鐵礦石等主要進口國，但缺乏定價權。中國於2018年推出了原油期貨，2020年推出了低硫燃料油、國際銅、棕櫚油期貨。2021年，首批以人民幣定價並向境外投資者開放的期權產品在上海上市。但是主要國際大宗商品貿易普遍以歐美期貨市場價格為基準，人民幣計價結算比例持續偏低。
貿易層面，2022年跨境人民幣收付總額達到42兆元，比2017年增長3.4倍，在本外幣跨境收付總額中佔約50%。從全球來看，2011年12月-2023年3月人民幣全球支付份額從0.29%升至2.19%，目前是全球第5大支付貨幣。
投融資層面，長期以來，我國資本账戶不可自由兌換，跨境貿易投放的人民幣回流境內渠道不暢，在境外形成資金池，催生香港、新加坡等離岸市場迅速崛起，離岸人民幣存貸款、債券等業務2014年達到頂峰。但離岸和在岸市場存在套利空間，不利於匯率穩定。2015年811匯改後，離岸市場規模有所回落，離岸在岸匯率走勢基本一致，處於合理波動區間，港股通、債券通、理財通等人民幣回流的北向渠道也逐漸暢通。
儲備層面，人民幣2016年加入SDR以來，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佔比從0.29%增至2022年四季度的2.69%。目前已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包括日本、英國、韓國、俄羅斯等。但在份額方面，與美元約60%的佔比仍有巨大差距。
近年來，中國扎實推動金融開放，穩步促進人民幣國際化。2021年與2022年，財政部在中國香港分別發售200億與230億人民幣國債；截至2021年末，在有人民幣清算安排的國家和地區，人民幣債券未償付餘額 2713.5億元，同比上升 2.4%；滬港通、深港通、債券南北通、跨境理財通、RQFII等渠道全面鋪開，推進境內外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在維護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金融開放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豐富的跨境貨幣應用場景。
2023年3月以來，美國銀行業暴雷，經濟前景迷茫，美元信用遭遇嚴重侵蝕。在“去美元化”浪潮下，人民幣國際化取得多項成果：3月15日，中國與沙特之間的首筆人民幣貸款達成，交易雙方為中國進出口銀行與沙特央行；3月29日，首單以人民幣結算的進口液化天然氣採購交易落地，由中海油採購法國道達爾能源；3月30日，巴西政府宣布，中巴兩國增加開通結算渠道，可以選擇不使用美元作為中間貨幣。最新數據顯示，人民幣在俄羅斯已成為交易量最大的貨幣，在巴西已超過歐元成為第二大儲備貨幣。
在學術層面，學者對如何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行了細致研究。綜合劉韜、張賢旺（Yin-Wong Cheung）、黎麟祥（Edwin Lai）等人的理論模型與實證分析，擁有較為發達的國內金融市場的出口國，其貨幣將被更多使用於貿易結算；較為穩定的國內宏觀環境、開放的投資市場、簽署貨幣互換協議，也將加快本幣的國際化速度；同時，地理距離仍然是影響人民幣跨境使用的重要因素，但不影響美元和歐元，說明人民幣更偏向於一種區域貨幣，而非全球貨幣。學者指出，為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中國需要建設更加完善的國內金融基礎設施，並且依托“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加強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境資本市場投資，創造更多地人民幣跨境使用場景。
建議：應當把握當前美元霸權衰落的歷史機遇，繼續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從人民幣貿易結算職能開始，逐步拓展到投融資職能、儲備職能、計價職能，豐富投放和回流渠道，創造人民幣國際化的需求和場景。修煉好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內功，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和監管，逐步實現資本自由流動和匯率的自由浮動，真正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一是以“一帶一路”為契機，推進人民幣在跨境貿易計價和結算。繼續加強與“一帶一路”國家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持續推動人民幣清算安排；在沿線國家和地區爭取對礦石、有色金屬、石油等大宗商品進行人民幣計價結算；完善跨境人民幣支付系統，強化國際應用場景。
二是鞏固人民幣離岸市場。豐富以人民幣計價、交易、結算的投融資產品，完善離岸央行票據發行制度，推動離岸央行票據二級市場建設；完善基礎設施建設，逐步完善匯率市場化改革，落實好內地與中國香港之間的常備貨幣互換安排，減少在岸和離岸市場套利空間。
三是深化金融改革開放，加快建設國內開放平台，依托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提高人民幣資產流動性。加強境內資本市場建設，吸引外資廣泛參與金融市場建設，鼓勵中資機構“走出去”，加強不同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構建功能完備的期貨市場，豐富商品期貨、人民幣期貨等市場品種。
4.2 堅持穩字當頭，統籌好外匯儲備的安全性與盈利性
現狀：外匯儲備規模較大，近六成投向美元資產。1999-2022年中國外匯儲備餘額從1547億美元增長到3.12兆美元，年化增速14%，穩居全球第一。根據外管局2021年年報，2017年美元資產在中國外匯儲備佔比為58%，儘管相較於2005年79%已經大幅降低，但集中度仍較高，1998-2017年的二十年平均收益率為4.11%。與此同時，後疫情時代世界經濟形勢複雜，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劇烈，外部挑戰愈發嚴峻，中國外匯儲備的安全性與流動性需要得到重點關注。
建議：堅持穩字當頭，確保外匯儲備的安全性、流動性與保值增值能力。面對越發複雜的國際格局，應當統籌好外儲管理中的安全性與盈利性，應對潛在的外部衝擊。建議保留適度美元外匯儲備，應對國際收支、外債償還、匯率調節等需求。同時，戰略性穩步減持美元資產，部分儲備在合理範圍內投向黃金、石油、天然氣、鐵礦石、土地租賃權、農產品等戰略資源，外匯儲備出資向高科技企業股權並購出資，服務國家高質量發展。
4.3 外部霸權是內部實力的延伸，最根本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發展才是硬道理
70年前美元霸權的崛起，是美國當年經濟、軍事、政治等綜合國力保駕護航的結果，是美國綜合實力超過英國後的自然結果。
當前中國正處於復甦通道，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當務之急是全力拚經濟，綜合國力是貨幣地位的根基。展望未來，面對經濟活動恢復、逆全球化、人口下滑、老齡化加速到來、增速換擋、新舊動能轉換等內外部複雜嚴峻形勢，長期根本上應通過改革開放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如果未來中國能夠成功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10年左右躍升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未來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人民幣走向世界只是自然而然的結果。
為全力拚經濟，深化改革開放，有以下幾點建議：
一是提振消費，穩住宏觀經濟大盤。頒布針對中小企業稅費、利息、租金等負擔減免的一系列措施，休養生息；適當發放消費券，打通國民經濟循環堵點，積極幫助困難群眾度過暫時性難關；對於二孩和多孩家庭給予補貼，降低養育成本，等。
二是掌握數字經濟命脈，促進製造業轉型升級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大對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鋰電、儲能、自動駕駛、人工智能等行業的信貸、債券和股權融資的支持力度，培育我國新經濟、新技術、新產業。
三是支持房企三好生的合理融資需求，打通穩樓市的“最後一米”，有效防範化解優質房企風險，改善優質房企資產負債狀況，促使地產市場回歸常態並對接配套改革，打造具有健康發展長效機制的新發展模式。
四是優化營商環境，服務市場主體，尊重保護產權，鼓勵市場良性競爭，貫徹落實“兩會”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精神。
五是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推動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下降，解決企業融資難、貴問題。
六是正確認識企業家精神作為生產要素所發揮的作用，保持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形成穩定預期，引導正向輿論宣傳。
七是支持和引導平台經濟規範健康持續發展，積極推動平台經濟完成專項整改，提升常態化監管水準，法無禁止即可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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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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