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新聞裡看過其他“釘子戶”的遭遇。重慶“最牛釘子戶”，開發商為迫使住戶遷離，把四圍挖成深坑，留下房子高於地面十餘米，像孤島一樣聳立著。他從未擔心類似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大城市不會這樣做。” 他肯定地說。
文 |程靜之
編輯 |王珊
紅的，黃的，藍的，白的，圍成一圈一圈的洪德高架橋上，車像彩色橡皮糖一樣，穿梭在巨大的環形滑梯裡，伴著“簌簌”的氣流聲飛馳而過。每天只要一抬頭，11歲的郭浩就能透過窗戶看到這樣的景象。
他的家就在這座高架橋中央，一棟刷成黃色的八層小樓，被360度圈了起來。
2008年年底，廣州市海珠區洲頭咀隧道的中段項目啟動。白色的拆遷通告貼在了小樓的各個出口，這裡被規劃為配套綠地，但樓內幾戶人家不滿足補償條件，拒絕搬遷，最終，小樓被整體保留下來。
郭浩一家七口住在一層，如今是小樓裡唯一的常住戶。十年來，這裡水電照常供應，橋上還增設了隔音屏。除了旁邊的洲頭咀隧道控制中心，高架橋就是他們唯一的鄰居。
夜晚的洪德高架橋，路燈和車燈編織出兩條鮮亮的A片子，流淌向更遠處的高樓，融入深藍色的霓虹燈裡，“圈中樓”就像鑲嵌在中間的一顆黑石子，成為廣州的一道特色風景，郭浩一家被網友評為廣州“最牛釘子戶”，甚至是“最幸福釘子戶”。
但“從外面看好看，裡面是另一個樣子。”郭浩的爸爸郭利說，高架橋一點點聳起，樓裡的燈一盞盞滅下去，小樓最後變成一具空殼，成為附近流浪貓的落腳處。
高架橋破土動工那年，郭浩從媽媽的肚子裡跑出來，和高架橋一起長大。
他看著挖掘機像張開嘴巴的大鯨魚，一口一口咬著房子，最後變成平地上的一堆破碎瓦礫。高架橋建成通車後，他跑上小閣樓，透過鐵護欄的窗子向外面張望，擔心汽車飛進自己家，把房子戳一個大窟窿。
他最先發現橋上出現了兩層的公車，和奶奶嘗試了附近月台每一條線路的公車，到了總站又坐回來。在沒有玩伴的童年，這成為郭浩覺得最有意思的遊戲。
這裡沒有強拆，沒有斷水斷電，沒有鄰居，也沒有人注意。這些年，廣州塔、天河城等建築相繼落成，昔日的農田、林地、池塘變成今天的住宅、商場、路線。他們還要繼續與橋為鄰。在這個喧囂的城市，以文明的名義，成為大橋下面一顆特殊的“釘子”。
最牛“釘子戶”
永興街28號，要找到這個地址並不容易。
快遞員過了“永興街26號”，就再也找不到編碼了，“這裡還能住人啊？”他很驚訝。郭浩的老師來家訪，不小心走到高架橋對面的房子，怎麽也繞不進來。同學寒假時想找他玩，沒有找到，開學時告訴他，“你家太亂，太難找了”。
“就像繞著一條龍，我們的房子就是中間那個蛋”。郭浩的媽媽這樣說。
但在11歲的郭浩眼中，這個蛋殼一樣的房子，就是自己的豪宅。
這間藏在樓房背面的屋子只有三十平方米，被黑褐色的木板分成了兩層。一層有廁所和廚房，兩個人在裡面打轉都有些困難；二層小閣樓再被木板和發黃的布塊隔出三個小單間，三張褪色的木頭床幾乎佔據了所有的空間。冬天，陽光很難照進來。
三年前，大伯一家受不了高架橋的噪音，搬了出去。這之前，七口人“蝸居”在這裡。
“挺豪華的，是吧！”郭浩神氣地說，“我住的可是豪宅，因為有兩層。”
推開木門，“吱呀”一聲，屋裡的時間像是停滯了。老式日歷掛在左邊的牆壁上，橘色的低矮茶几上，一台有線電話用來和外界聯繫。這裡沒有WiFi，也沒有電視。
六七年前拆遷的時候，施工隊把有線電視的電纜剪斷了。父親郭利打了四五次投訴電話，對方說，只剩一戶人家，重新拉線會很麻煩，建議報停。最近，他們乾脆把閑置多年的“大屁股”電視機賣了，換了25元錢。
對於纏繞著家的這座高架橋，郭浩很不喜歡。“很醜，老土，都是白色”。要是把它改裝成過山車就好了，“在房子中間打個洞，繞著‘釘子戶’轉，比十環過山車還刺激，那才是‘最牛釘子戶’！”如果在兩邊掛滿亮著彩色螢幕的手機做裝飾，那就更好了。
很少有人知道這戶人家至今還住在這兒。小樓幾十米之外的住戶肯定地說：“沒有人住，從來沒看到亮燈啊”；計程車司機從高架橋上經過，“不可能吧，一棟房子只有一戶人，那多恐怖，和鬼屋一樣”；每天駛在橋上的公車司機甚至都沒有注意到這棟樓。
2015年高架橋剛通車的時候，媒體來了一波又一波，他拉著記者給自己拍了很多照片。
在學校裡，同學跑到他面前說：“你上電視啦！”
“嗯，知道了。”他沒告訴同學，家裡沒有電視。
放寒假了，白天，只剩郭浩和奶奶在家。他經常坐在短木沙發上發呆，偶爾在家門口的空地上跳一跳，或者自己下飛行棋，左手PK右手，再看一看“翻了幾百遍”的《中華成語故事》。
老師說，他在學校裡和別的小朋友性格合不來，打電話給家長，建議他們最好換個地方住。
高架橋下，小樓裡唯一的留守戶。程靜之 攝
小樓已是一具空殼，成為流浪貓的落腳處。程靜之 攝
橋與樓
郭利開一輛租來的藍色豐田汽車，行駛在廣州各個角落，他到過繁華的天河城，也到過老城區的小巷和髒亂的城中村，又窄又小的巷子裡，散落著各種瓶瓶罐罐和快餐便當。
夜裡兩三點，做滴滴司機的他收車回家，高架橋上的車稀疏了很多，周圍看不到一個人，也看不到什麽燈光，像被卷進一個大黑窟窿裡。回到家，他打開自家那盞瓦數很低的燈。
十幾年前，郭利家附近還是熱鬧的商業街。街道兩邊是兩排長形平房，中間用鐵網或木板隔著，年輕的老闆娘用粵語吆喝，“又便宜又漂亮，手慢就沒了，快點過來買啊”。
郭利的父親在附近的木器公司工作，“以前的老住戶大多和我爸爸是一個工廠的。”出門買菜，滿街都是互相打招呼的人。
他們所住的小樓一層是公司放木材的倉庫，每年交給公司1107元租住。
2004年，廣州市決定建設洲頭咀隧道，位於廣州西部老城區，跨過珠江，是廣州市最大的過江隧道。隧道區域環境複雜，芳村端北面有一家大型化學有限公司，又與有百年歷史的德國教堂及掛牌古樹“狹路相逢”，最後教堂為隧道“讓步”，進行平移。
據南方都市報報導，隧道方案借鑒了上海南浦大橋的經驗，在海珠一側隧道和內環路連接處，設定繞圈式引橋。內環路一方是高架橋，一方是地上通道，繞圈讓車輛能夠緩慢上升或下降，確保行車安全。
市政工程設計研究院為此設計了三種立交布置方案，最終選擇了耗資較大，對環境影響相對較少的一種，拆遷量也較合理。
看到貼在大樓旁邊的拆遷公告時，郭利沒什麽擔心，“跟著一起搬就是了”。拆遷辦提出了兩種補償方式：一種是給住戶提供相同面積的安置房，另一種是按市價提供等面積的補償款。
這對郭利來說遠遠不夠。
“我哥也有一個孩子，加上我老媽7個人，要麽多給我一套一廳一房，或者給一廳三房。”郭利說。他最初提出過三套房的要求。
拆遷辦解釋，按照政策，只能補償一廳二房（兩室一廳）。
雙方沒有談攏，挖掘機已經開了進來。每搬走一戶人家，施工隊就把電線和水管拆掉。
對郭利家，拆遷辦沒有過激的行為。為了保證這家人正常的生活，居委會的一個負責人說，“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以前的電是一個網絡出來的，哪根線能剪，哪根不能剪，就像照顧一個特殊的孩子。
一天，郭利家突然間斷電斷水，他找到拆遷辦負責人。
“我去看看。”身材微胖，有些禿頂的負責人說。他讓工人重新接回去，一兩個小時後，水電恢復了。
住戶一家家搬走，周邊的房子都被推倒了，他們像被包圍在一片廢墟中，黃色的泥漿從地面打的樁孔裡冒出來。“家就在面前，可就是過不去。”郭浩的奶奶說，有時候背著孫子去買菜，新挖的一條大溝橫在房子前，“出去了就回不來了”。
後來，拆遷辦的人留了一條小路，方便這家人出入。
一個大雨天，雨水滲進了家裡的四壁，泡了水的牆上，塗料都爆出來了，起了一個個小疙瘩。郭利又去找拆遷辦。負責人打電話叫來工人，找到被拆的排水管，用鐵皮把雨水引到另一個管子裡。
2015年初，隧道正式建成通車，拆遷辦從這裡離開，兩年後，負責人也換了新的一批。
郭利和新負責人反應情況，路線擴建辦特意為此開了一次會議，據他回憶，對方最終決定補償兩套房子，但手續又卡在了項目辦，認為這樣安置不合適。他們建議郭利找木器公司。
郭利夾在中間兩邊跑，最終沒有結果。
新修的路線把房子周圍的地勢抬高了，去年台風“山竹”來襲，晚上八九點，積水像海浪一樣一片片湧進家裡。郭利讓兒子趕緊上小閣樓，他和妻子把鞋子、衣服匆匆裝進布袋子往高處搬。不到半個小時，水就沒過了膝蓋，冰箱漂了起來。凌晨三點多鍾，水才退去，留下遍地泥漿。
房子邊角的木料老舊了，吸水太重也會掉下來。2010年，廣州開亞運會時，為房子“穿衣戴帽 ”，小樓外牆塗了一層鮮亮的黃色，邊框加了一些材料，增加了立體感和層次感，看上去大氣了。幾年過去了，好幾次，郭利看到脫落的材料砸在水泥空地上，碎成好幾片，他擔心，有一天會砸到家人。
郭浩和奶奶兩個人的午餐。程靜之 攝
喧囂與孤獨
郭利沒想過妥協，他認為房子既然納入紅線，遲早會拆，只是不知道會拖到什麽時候。
他在新聞裡看過其他“釘子戶”的遭遇。重慶“最牛釘子戶”，開發商為迫使住戶遷離，把四圍挖成深坑，留下房子高於地面十餘米，像孤島一樣聳立著。他從未擔心類似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大城市不會這樣做。” 他肯定地說。
最有希望搬離的一次，拆遷辦找到郭利，說申請批下來了，兩套房子，讓他們去辦公室簽合約。
一家人去看過要搬進去的那棟大廈，距離這裡只有4.4公里。嶄新的奶白色外牆、明亮通透的陽台，站在大廈高層遠眺，可以看到廣州塔和珠江。
那天中午，這家人下館子慶祝，只等最後一道蓋章手續通過。但三年過去，拆遷辦換了新的負責人，換房的消息還是沒有著落。
他覺得搬離這裡基本上不可能了。
白天的洪德立交與郭浩的家。圖片來源網絡
廣州大學公法研究員王達曾參與過許多徵收拆遷項目，遇到過形形色色的“釘子戶”。他認為為了公共利益修建高架橋，是沒有爭議的。
“最高法院確定的基本規則是合法房屋等面積安置，但在法定標準之外，同時還要考慮住房保障。”他說，政府在公平合理補償的大原則之下，還要突出社會保障，不應當形成今天這種局面，“不管是路線用地，還是綠化用地，都應該拆。兩側來來往往的車輛，很容易出現交通事故，對駕駛員來講是潛在的危險，對住戶更是一種威脅。”
他記得深圳一個村莊，上千戶都拆掉了，最後只剩一棟房子，拖延了九年時間。在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長期拆不掉，加劇了供地不足問題。
浙江大學一個博士在《土地房屋徵收釘子戶問題及其治理》論文中，曾對2003至2014年間有過完整報導的50個標誌性釘子戶案例進行梳理，發現征地拆遷過程都是一場漫長的“拉鋸戰”，基本經歷數年甚至數十年之久，因交通樞紐建設拆遷的不在少數。有人以極端形式抵抗，地方政府時常處於“四處救火”的窘境之中，大多數情況下以依法強徵收場，而對項目進行重新規劃，繞過拆遷戶房屋的，只有百分之四。
類似郭利這種橋與房並存的情況並不多見。廣州市建委的工程人員接受媒體採訪時解釋，由於留守戶所在的住宅樓並沒有擋住工程，隧道才能在留守戶堅持不搬遷的前提下也能開通。
郭利的母親今年84歲了，背已經佝僂，步履蹣跚。 一個人在家時，她總會把生鏽的鐵柵門鎖起來。“很多貨車停在旁邊”，居委會的人也提醒她，“要小心一點”。
她最怕刮風下大雨的時候，天色一下子沉下來，屋子外面的枝條甩動，玻璃乒乒乓乓地響。
她感覺自己一家就好像生活在荒島上。門前的橋一高一低、一層一層、一圈一圈地環繞著，車輛揚起的塵土總會落在家裡的茶几上，沙發上，廚房裡，她拿抹布一遍一遍地擦也擦不乾淨。
半夜，大貨車“嘭”地一聲急刹車經常讓她驚醒。
“奶奶，外面好吵。”睡在一旁的郭浩也醒了。
“那你就用被子把頭捂住吧。”
郭浩迷迷糊糊縮進被子，阿婆哄著他，一會兒又睡著了，她卻再也睡不著。
即將到來的除夕夜，阿婆的女兒和大兒子將回到這裡，十幾口人，擠在房子裡吃團圓飯。沒有電視，沒有春晚，這就是房子最熱鬧的時刻了，歡笑蓋過窗外車輛駛過的聲音。高架橋終於安靜下來。
程靜之
一頂鴨舌帽，一雙採訪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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