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穎 1983年出生，研究員。2009年博士畢業於北京理工大學信號與信息處理專業，同年到中科院光電研究院工作，在多源信息/信號輔助衛星導航增強方面開展了系統性的算法理論和工程應用研究工作。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北斗”離我們有多遠？
在一間十平米大小的會議室裡，36歲的徐穎試圖用身邊的案例說明這個問題。她晃了晃自己的國產手機，“總有人覺得沒用過北斗導航，但其實很多手機裡都有。”
看著杯子裡泡的枸杞，她又聯想到“北斗”在智慧農業方面的應用。這位80後博導、中科院光電研究院最年輕的研究員笑道：“我現在也到了喝枸杞茶的年紀了。”
徐穎在2016年的一次演講中“火”了，她用脫口秀的形式為“北斗”做了科普。演講視頻播放量超過2000萬次，《人民日報》點讚稱：“科普需要更多徐穎”。網友們稱她為“北斗女神”。
三年時間過去，徐穎仍頻頻出現在公眾面前科普“北斗”。她還同楊利偉等人一起，被聘為科普中國形象大使。
但她不能理解當時為什麽會紅，“get不到這個點”。“北斗女神”的稱呼，“聽起來像過氣網紅”。
從幕後走到台前，徐穎對曝光和流量依然持審慎態度，留有自己的安全距離。她希望工作和生活分開，不願看到女性因為身份和其他標簽受到區別對待。作為青年科研工作者，她想成為“出類拔萃、有突出成果”的科學家，給自己設定的目標完成期限是——“死之前”。
用故事講科學
“科研人”徐穎帶著一絲神秘。她的辦公地點位於北五環和北六環之間的一棟大樓裡，內部人員刷卡進出，訪客需要保安引導登記，留下身份信息。電梯外的牆面上貼著一條標語：保密意識是最好的防泄密措施。
徐穎沒有化妝。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很多，戴著學生“標配”的黑框眼鏡，外披素雅的針織開衫。
一開始，徐穎給人的感覺是“高冷”。她回答問題簡短，通用“嗯”和“對”來結尾；慢慢地，她放鬆下來，開起玩笑，大笑時，露出兩排牙齒。
徐穎說，選擇去做大眾科普，並非有意為之，而是偶然走上了這條路。
幾年前，她聽到過關於衛星導航系統的一個說法：美國的GPS系統是正版，俄羅斯的格洛納斯系統是高仿，歐盟的伽利略系統是低仿，中國的北斗系統充其量只能算淘寶“九塊九包郵”級別的產品。
這樣的誤解讓徐穎意識到，橫貫在科研工作者和普通人之間的那道屏障必須被打開，哪怕是一項已經在生活中得到廣泛應用的技術。
2016年5月，徐穎應邀參加中科院舉辦的SELF格致論道公益講壇。她以《來自星星的燈塔》為主題，就自己參與研發的北斗系統作了演講。
她拿《魯濱孫漂流記》舉起例子。“假設一個人漂流到孤島上，如果選擇GPS，他只能知道自己在什麽位置，無法通知別人來救援。如果用的是北斗，他既可以知道自己在哪，還能把位置發送到方圓幾十、幾百甚至上千公里之外。”
作為北斗系統的直接參與者，徐穎臉上透著滿滿的自信，“相信我，如果你選擇了北斗定位系統，很快就可以在救援船上和你手持GPS的小夥伴說再見了。”
靠這場演講，徐穎走紅了。
“北斗女神”大於996的日常
直到今天，徐穎還是不太習慣“北斗女神”這個標簽。在2018年的一次演講中，徐穎開場便解釋道：“作為一個求實講真的科研工作者，我非常清楚我的顏值離大家的稱呼還有極大差距。”
面對新京報記者的提問，她笑著反駁自己“網紅”的頭銜：“不，這可能差得有點遠”。對於如今泛娛樂化的社會形態，徐穎覺得存在即合理。“但很多東西確實不在我感興趣的範疇。”
相比之下，科研工作看起來高不可攀，令很多人望而生畏。徐穎明顯感覺到，光鮮亮麗的偶像能吸引很多年輕人的注意力。通過科普活動，她希望能讓科學走下神壇，走近大眾。
有媒體報導她時寫，調查數據顯示，正在上小學的孩子們對於未來的職業規劃，“明星和偶像”佔到很大概率，而“成為科學家”的榮譽感似乎已經消失無蹤。
徐穎記得這篇報導，她說：“在我們那個時候，科學家是挺榮譽的一個職業，還是希望以後的孩子們至少也有這種認知，雖然不一定都能做。”
徐穎小時候也夢想過成為科學家。中學時代，她是標準的“好學生”，學習成績常年排在年級前十，理科尤佳，經常受到老師誇獎。徐穎的母親是數學老師，父親在農技站工作，兩人對於孩子的選擇很少干涉。
按部就班的成長過程中，徐穎對未來的人生沒有太多設想，大學專業“信號與信息處理”也是她自己選的，並不了解將來會做什麽。直到本科讀完，徐穎考入北京理工大學碩博連讀，深入接觸到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那時候，她對“北斗”兩個字有著高度榮譽感，看到有人用北斗或者誇北斗，都會不自覺地興奮。
進入中科院近10年，作為導航部的三名副主任之一，徐穎主要負責接收機、信號體制等技術方面的工作，同時主抓一些科研項目，她個人承擔的項目總經費一度超過5000萬元人民幣。
能力提升的同時，壓力也在增大。最近幾年，徐穎出現了脫發和失眠的症狀。聽說黑枸杞泡水能減少掉頭髮，她也開始端起茶杯。但失眠的問題不好解決。有時候睡到半夜，她會突然醒來。“我不確定是因為工作壓力大，還是人到了年紀，出現中年危機。”
每天早晨，徐穎習慣在七點鍾起床，不堵車的情況下，從家到部門需要40分鐘左右。為了節省時間，她一般會買點包子在路上吃，八點半前趕到部門，開始一天的工作。
天天泡在實驗室裡，面對一大堆數據與程序，徐穎也會覺得枯燥，但“這個行業本身就是這樣，一定是一段時間的寂寞和耕耘後，你才能得到想要的結果”。
前幾年，徐穎常常工作到凌晨，睡辦公室也是常有的事。最近兩年，她盡量減少這樣的情況出現。到了周末，徐穎的博士生王文博經常能在院裡看到她，“她基本上每個周末都來加班。”
相較於“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一周工作6天”的互聯網從業者，徐穎覺得自己只會有過之無不及。“科研工作一定比996的時間更多，我們沒有要求996，但一定會超出這個時間。”
既是“嚴師”又是“師姐”
工作壓力大的時候，徐穎的調節方式是“吃點好的，買點貴的”。考慮到時間有限，更直接的方式是喝奶茶，她調侃這樣的生活是“靠奶茶續命”。偶爾有空逛街，她會直接去買看上了很久的衣服和首飾。
平時在辦公室，徐穎的茶杯裡不是枸杞就是茶葉。最近一段時間，她開始和同事討論養生問題。“我也在反省，還是應該每天花一小時去鍛煉，哪怕走走路也行。”
實際上，徐穎的時間很難擠出來。平時忙於工作，周末不去加班，也會被各種活動和會議佔滿。整個四月，她基本上每個休息日都在出差中。“這周末要去合肥開會，下周末在長沙參加航天日的活動，之後還要去杭州，有個會也是在周末。”
完成科研任務的同時，徐穎需要擔任一名碩士生和一名博士生的導師。帶過的學生中，年齡最小的只和她差三四歲，相當於同齡人。
在董奧根眼中，徐穎是一位嚴師，該批評的時候絕不嘴軟。前段時間，他因為沒有按要求調整方向，被批評了一頓。沒多久，徐穎發來新的修改思路，還向別人打聽他的情況，覺得自己當時有些太過嚴厲。
“畢竟批評才能認識到錯誤。”董奧根的論文最多一次修改了8個版本。在徐穎那裡，錯別字甚至標點符號都是不被允許的。
在生活上，王文博看到的是一個接地氣、“和大多數科研人員沒有什麽不同”的徐穎。王文博評價，徐穎沒有太多導師的架子，找學生幫忙會很客氣，經常拿些水果零食之類的。“拋開師生這層關係，挺有實驗室裡大師姐的感覺。”
平時，徐穎也喜歡八卦，更多的是關心同事們的感情狀況。她樂此不疲地給年輕姑娘介紹對象，遺憾的是還沒有介紹成過。讓董奧根印象最深刻的，還有導師徐穎的“奪命三問”——有沒有和女朋友分手？為什麽還不分手？不知道談戀愛會影響科研嗎？這份幽默，讓董奧根意識到，科研人也可以很有趣。
工程師史雨薇幾年前曾和徐穎一起旅過遊，如今，她已經很少看到徐穎有假期。讓史雨薇感動的是，工作再忙，徐穎也不會忘記關心身邊的同事。“有段時間項目組科研工作繁重，聽說一位女同事掉頭髮，徐穎悄悄給她買了靈芝丸子。”
沒有不適合做科研的性別
在國家級科研機構工作，除了團隊的氛圍，徐穎更看重的是榮譽感。“我還是希望能做一點國家需要、人民有用的東西。”談到一些朋友跳槽創業，徐穎笑稱自己不走的原因是沒有人拿高薪來挖。玩笑過後，她還是堅持一個觀點：錢很重要，但理想是比錢更重要的東西。
曾經，一名女生來參加研究生面試。雖然對衛星導航了解不多，但提出的一個問題讓徐穎決定留下她。“我就想知道衛星為什麽掛在天上不掉下來？我覺得這是一件特別酷的事情。”從她身上，徐穎看到了成為科學家的一個基本素養——對於未知世界的好奇。“她現在順利畢業留在我們部門，做得也非常好。”
博士畢業找工作期間，徐穎曾遭遇過性別歧視。在一家企業面試時，一名男性面試官表示女生不適合做科研，徐穎聽完“懟”了回去：沒有不適合做科研的性別，只有不適合做科研的人。
後來，徐穎在演講中提到這段經歷，直截了當地指出：“我們並不以性別來判斷是否適合做科學，用性別判斷和用星座判斷一樣，都是毫無科學依據的。”招生時，她更在意學生是否踏實。
在工作中分配任務時，徐穎也不會根據性別去劃分。她不認為男生就一定思維開闊，女生就一定細致、有耐心，而是根據每個人的特點和強項去分配。“男生女生一樣用。”
但身為女性，徐穎還是能感覺到性別在社會層面的差異。“很多人覺得男生只要工作OK就OK了，女生還是要多花一點時間在家裡。”
看到朋友圈有人轉發“如何在工作的同時把家庭和孩子照顧好”，徐穎會評論“不要那麽為難自己，你做不到的”。她認為人的時間是有限的，花在一件事情上的時間多了，花在另外一件事情上的時間一定就會少，沒有必要給自己那麽高的要求。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科普這件事。走紅之後，徐穎希望有更多科研工作者站出來，而不是只有幾個明星式的人物。“一方面，每個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再就是超出我的研究領域，確實不了解。”
徐穎也有被難住的時候。參加科普活動時，曾有小朋友問“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叫什麽名字”，徐穎答不上來，只好告訴他“我回去查一下，查到了再告訴你”。還有學生問她怎樣看待中醫，讓她哭笑不得，“梗”在了現場。
這些經歷，徐穎回味起來會覺得有趣。她認為，科普必須確保講出來的東西是對的，是權威的。如果一個人什麽都講，在某些方面不見得就正確。“從我自己的角度，也覺得科學普及是一種社會責任。”
除了參加活動、做演講，徐穎也有過寫科普書的想法。但兩三年過去，一直沒有時間動筆。
在生活中，徐穎喜歡《三體》系列第二部，看到黑暗森林法則，會不自覺地起雞皮疙瘩。去年出版的《黃金原野》，她覺得看起來也不錯。
“如果沒有當科研工作者，我有可能會變成寫小說的。”徐穎認真地點了點頭。
同題問答：
新京報：過去一年，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麽？
徐穎：我自己又老了一歲，還是挺傷心的，覺得有點中年危機。至於科研方面，因為我們一直在進步，所以感覺會比較小一點。
新京報：你心中新青年的標準是什麽？
徐穎：新青年身上應該具備一些向上的正能量。每個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把本職工作做好。
新京報：未來，你對自己所處的行業有什麽期待？
徐穎：還是希望我們能有更多突破性的技術出現，中國能夠真正從一個科技大國走向科技強國。具體到北斗的話，還是希望應用能夠越來越廣泛，希望有一天，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用上了北斗。
新京報：對中國對國家和社會有什麽樣的期待？
徐穎：希望祖國越來越強大，人們越來越幸福，社會越來越正能量。
新京報記者 祖一飛 實習生 吳婕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楊許麗 危卓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