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亞於公元前一千紀邁入帝國時代，相繼經歷了新亞述、新巴比倫和波斯三大帝國的統治。上述帝國在擴張過程中，無一例外地把地中海東岸（黎凡特）收入囊中，以其作為走廊地帶從而進軍埃及。在帝國統治到來之前，地中海東岸的政治格局一直以“小國寡民”的城邦或地區性小王國為主，加之缺乏天然的地理屏障，從根本上決定了它們無法有效抵抗帝國大軍的進攻。新亞述帝國率先發動的軍事行動，使該地區普遍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古代以色列人選擇了抵抗外敵入侵的路線，結果公元前722年和前587年，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相繼亡於新亞述和新巴比倫帝國之手，耶路撒冷城的居民遭到流放，直至波斯居魯士大帝統治時期才得以返鄉。以色列民族則開始了失去國家庇護後長達數千年的流散歷程，直到1948年現代以色列國家的建立。腓尼基城邦在大敵壓境之際，則憑借自身的海上貿易網絡和海軍實力，發展出複雜多樣的應對策略：它們或用經濟和軍事利益換取政治自治，或趁帝國內亂反抗朝貢義務，或斡旋於帝國與埃及之間以謀求生存太空，其文明得以存續至公元前332年亞歷山大大帝的征服。
關於腓尼基人的稱呼和來歷，學術界尚存爭議。通行的觀點認為，“腓尼基人”（Phoenician）一詞接近於古希臘語中意為“深紅色”的詞；因為腓尼基人是製作紫色染料的專家，所以在古希臘語中如此得名。可見，“腓尼基人”是一個源自他者文化的稱呼，腓尼基人從未這般自稱，而是以所處城邦來確立身份。腓尼基人活動的主要區域分布在今天土耳其、黎巴嫩、敘利亞和以色列的沿海地區。根據希羅多德的描述，其最大範圍北起土耳其的伊斯肯德倫灣，南至以色列的阿什凱隆，往內陸延伸不超過50公里，這與現代研究的結論基本一致。主要的腓尼基城邦由北向南依次為艾爾瓦德、的黎波裡、比布魯斯、西頓和推羅，其他市鎮則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於這些城邦，各地間主要依靠海路而非陸路通行。
關於腓尼基人的歷史始於何時，學界也說法不一。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腓尼基歷史發端於公元前1200年左右，這一時期是地中海東岸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的過渡，也是“海上民族”在地中海沿岸登陸，造成城鎮普遍衰落、大國勢力急劇收縮、整個古代近東陷入黑暗時代的轉折點。因此，也有學者提出腓尼基人是“海上民族”與當地居民融合後的產物，但此說法有待檢驗。
腓尼基城邦以商業為立國之本。它們從事地方貿易，如西頓和推羅用木材，尤其是雪松，交換周邊地區的小麥、橄欖油和葡萄酒，但其商業活動的核心是海上的進出口和轉運站貿易。當它們被外部強權如新亞述帝國控制時，也受託採購象牙、貴金屬和珍禽異獸。對貴金屬的追求把腓尼基人引向了地中海西部、安納托利亞和阿拉伯半島。腓尼基人還是寶石和香料的重要轉運站商，也經營高附加值的工藝品如象牙製品。
在新亞述帝國擴張初期，腓尼基城邦的基本策略是以出讓經濟利益換取和平與自治。新亞述國王亞述納西帕爾二世（公元前883-前859年在位）頻繁征戰兩河流域以西的地區，迫使推羅、西頓和比布魯斯繳納貢賦。當其新宮殿在都城尼姆魯德落成之際，納西帕爾二世還從推羅、西頓、敘利亞和安納托利亞邀請了近5000名使節來參加盛大慶典。雖然納西帕爾二世及其繼任者攻克了敘利亞北部的一系列城鎮並將其轉化為殖民地和貿易點，但腓尼基諸城邦得益於貢賦的繳納，依然保持獨立。在公元前9到前8世紀之交，帝國境內的兩河流域南部和新征服的幼發拉底河以西地區爆發叛亂，王室成員在王位繼承上發生內訌，推羅趁機停止繳納貢賦，並在公元前8世紀上半期大力拓展在地中海西部的殖民活動。
自提格拉特·帕拉薩爾三世（公元前744-前727年在位）篡位上台後，新亞述帝國開始新一輪的擴張浪潮。國王通過戰爭手段重新控制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區並設定行省以加強統治。腓尼基城邦通過付出高昂的代價（推羅每年必須繳納150塔倫特的黃金作為貢賦）得以維持其附屬國地位，但須接受新亞述官員的監管。在另一位篡位者薩爾貢二世在位期間（公元前721-前705年），推羅繼續向帝國輸送大量資金，為營建新都杜爾·沙魯金貢獻財力。
在新亞述最後兩位國王在位期間，帝國奉行進攻埃及的戰略，從而打破了與腓尼基城邦和平共處的狀態。公元前677年西頓發動叛亂，抗議帝國對其與埃及之間貿易活動的干涉。國王埃薩爾哈敦不僅將西頓國王斬首以儆效尤，而且把原屬西頓的港口和貿易路線轉交給推羅進行管理，但同時對推羅額外征稅。公元前674年埃薩爾哈敦首次進軍埃及失敗後，推羅趁機停止上繳貢賦，並與埃及結成同盟。此舉招致埃薩爾哈敦出兵圍困推羅，切斷其水源和食物供給，推羅國王旋即投降，承諾上繳更多稅收和貢賦，他的女兒們被悉數充入帝國后宮。推羅國王並未就此臣服，在埃薩爾哈敦的繼承人亞述巴尼拔統治時（公元前668-前627年）再度叛亂，並受到類似懲罰。然而，推羅利用新亞述帝國末期被新巴比倫王國和米底人合圍的混亂局勢，趁機光複領土，重新獨立。其他腓尼基城邦在這一新舊帝國統治交替之際也得到喘息之機。
自公元前6世紀始，推羅逐漸喪失在腓尼基城邦中的長官權。究其原因，可能因為它地處孤島，地理位置相對孤立；也可能因為它屢次被外敵長期圍困，實力受損。時間最長的一次圍城發生在新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佔耶路撒冷城之後，長達13年（公元前585-前572年）。推羅最終投降，國王和王室成員被流放至兩河流域。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留下的一篇銘文中，一位名字不詳的推羅國王與其他若乾來自地中海東岸的國王一起，捐資修複巴比倫城的舊王宮。還有一份出土於巴比倫城的口糧發放名單，同時提及被流放的猶大國王約雅斤和腓尼基人。尼布甲尼撒二世征服推羅的目的與新亞述國王一樣，在於獲得艦隊和補給基地以進軍埃及，但他的軍隊最終未能深入埃及本土。
波斯帝國（公元前559-前330年）取代新巴比倫帝國後，在統治早期與腓尼基建立了和平互利的關係，給予各城邦高度的自治權，允許它們保留王室統治、政治架構和宗教習俗，並鼓勵它們拓展貿易，以便從其商業活動中獲取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波斯通過定期巡查的方式對腓尼基進行控制，但未向其派駐行政官員，這證實了希羅多德關於腓尼基國王投降波斯以換取自治的記載。
公元前480年，波斯在薩拉米斯海戰中敗給希臘聯軍後，與腓尼基的關係開始交惡。西頓、推羅和艾爾瓦德等城邦提供的艦只和船員是波斯海軍的中堅力量，但在公元前480-前450年歷次海戰中（如薩拉米斯、米卡勒、歐裡梅敦）損失慘重。重建艦隊和修複艦隻不僅耗資巨大，而且超過腓尼基造船廠的生產能力，甚至妨礙到腓尼基城邦在地中海東部開展商貿活動，損害其根本的經濟利益。同時，波斯對腓尼基城邦區別對待，西頓因為提供了優良的港口和規模最大的艦隊，從而受到青睞。這一政策加劇了腓尼基城邦內部，尤其是西頓和推羅之間由來已久的競爭。波斯國王阿塔薛西斯二世（公元前404-前359在位）統治末年，王室在王位繼承上發生內訌，帝國西部行省隨即爆發大規模叛亂。西頓也參與其中，結果遭到其繼任者阿塔薛西斯三世的強力鎮壓，此後再無力與推羅競爭。
公元前332年，亞歷山大大帝在格拉尼庫斯和伊蘇斯兩次大敗波斯軍隊後，南下來到地中海東岸。西頓、艾爾瓦德和比布魯斯迅速投降，但推羅堅持抵抗，其所在島嶼最終被亞歷山大的大軍攻破。之後，腓尼基與亞歷山大征服的古代近東其他地區一道邁進了希臘化時代。
縱觀腓尼基地區在公元前一千紀的歷史，我們可以試圖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進行分析和理解。面海背山、腹地狹小的地理環境決定了該地區以城邦為主的政權形態和以海上商貿為本的經濟模式，而地處西亞到埃及的走廊地帶和瀕臨地中海的位置則注定了它被企圖擴張的大陸帝國虎視眈眈的命運。保持獨立是腓尼基各城邦孜孜以求的目標，但由於力量對比懸殊，該目標僅在帝國內部發生危機或改朝換代時才得以短期實現。更可行的生存策略，則是通過向帝國輸送經濟資源和提供海上武裝力量以換取最大程度的自治。但這一策略也不可避免地損害到腓尼基城邦的根本利益，因為帝國在擴張過程中的資源需求輕易就消耗了它們世代積累的財富，迫使它們最終不得不反抗帝國的統治。如何在帝國的邊陲求得生存和發展，是腓尼基城邦始終面臨的挑戰。（作者系複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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