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時間的呐喊”到“空間的彷徨”

讓文藝成為一種生活

從“時間的呐喊”到“空間的彷徨”

文 | 李壯

文學應當以怎樣的姿態來面對、表現和闡釋現實?換一種更加具體的說法，如果作家想要在現實主義文學之中注入強大的“理想性”或曰“精神指引力量”，此舉在倫理上是否可行、在操作上如何實現?現實主義文學的“理想性”話題，近年來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這當然與今日中國的具體語境有關，如現實本身呈現出空前的複雜性、現實主義文學潮流強勢回歸、文學“培根鑄魂”的使命得到再度強調等。然而，如果放長眼光，我們會發現，這一話題其實早從現實主義文學引入中國之初，便已經擺到了作家和文學批評家的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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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茅盾在《文學上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一文中便進行過這樣的思考:

寫實主義的好處，同時也是寫實主義的缺點。他把社會上各種問題一件一件分析開來看，盡量揭穿他的黑幕......但是徒事批評而不出主觀的見解，便使讀者感著沉悶煩憂的痛苦，終至失望。

茅盾所言的“寫實主義”，基本可以約等於“現實主義”。茅盾的矛盾之處在於，依照現實主義的“原教旨”，文學應當客觀、冷靜、真實地再現世界;然而茅盾及其同道之人對現實主義文學的期許和野心，顯然不止於此，煩憂和失望的一再重複，顯然不是他們引入現實主義文學的本意。

關於這種困擾以及困擾過後的“理想性突圍”，美國漢學家安敏成在其專著《現實主義的限制——革命時代的中國小說》高職門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缺少“模仿論”傳統的國度，現實主義文學之所以在意涵特質上發生了扭曲、並最終溢出了自己的最初邊界，乃是一種根源於中國歷史語境的必然:“在中國，現實主義的引進帳為兩個階段:首先是在晚清救國運動的背景下，其次作為五四啟蒙運動的一個部分......新文學無疑是產生於一個多災多難的時代，個人以及整個民族都處在連續不斷的動蕩與混亂之中”，因此，“現代中國文學不僅僅是反映時代混亂現實的一面鏡子，從其誕生之日起一種巨大的使命便附加其上”。

這種“巨大的使命”，落實在文學革命之上，就是通過文學喚醒民眾的靈魂、凝聚社會的力量、推動國族的複興、實現歷史的進步。這其實是中國新文學與生俱來的“理想性”基因。

嚴複論說西方現代文明時，有過“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的觀點;王鍾麒曾經對小說與“公德心”“愛國心”“合群心”等關係大書特書。

梁啟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

五四時代，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的號召和努力，顯然與此一脈相承、並在實踐層面上大大前進了一步。

這就能夠解釋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狂熱引進西方文學理論並格外鍾愛“現實主義”的原因。西方文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種種實踐被認為是為中國文化發展提供了成功範本，而其中的文學“現實主義”，則因顯示出鮮明的科學精神以及關心介入公共生活的民主精神，被寄托上了巨大的渴望。知識分子們相信，現實主義文學會激勵讀者投入到事關民族危亡的重大社會政治問題中去，因而有益於更廣闊的社會與文化變革。

在此，我們看到了“現實主義”話題背後鮮明的“時間”元素印記。當這種來自西方的文學手法被冠以“先進”之名，它顯然已被放置進線性歷史觀和社會進化論的思維框架之內，並且人們的期待在於這種“先進”能夠真的引領我們進入那未來時間中的應許之地。文學在“現實主義”名下是否能夠做到“對外部現實的無限逼近”，似乎並不是知識分子們關切的重點，文學與世界的關係被替代為其與歷史進步的關係。由此，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漸漸轉向了如何整合現實、闡釋現實並反作用於現實的狂熱。它在對現有世界的模仿中，暗含了它的闡釋、它的想象、它的態度、它的鼓與呼。對未來理想世界的饑渴，高懸於那些與“現實主義”有關的狂想之上，並漸漸以全新的生長衝破了這一概念原初的含義。

這深刻地決定了五四時代文學骨子裡的“理想性”衝動乃至形態上的“理想性”實踐。魯迅固然沉痛於“我”與閏土的隔絕，卻也特意寫到了下一輩宏兒和水生的情誼。巴金《家》中對封建大家庭的批判背後，當然也寄寓著一代年輕人打破“舊家”組建“新家”的理想渴求。再進一步，文學既要反映、描寫現實，又要指引、推動現實;既是當下現實的鏡子，又須成為照亮未來現實的燈炬，並以此真實地參與到中國革命的大使命大任務之中。這一點，從1949年第一屆文代會召開前夕，《文藝報》發表的《團結起來，更前進!——代祝詞》裡的提法便可見一斑:“經過了近30年的偉大而艱苦的流血鬥爭，人民革命終於得了勝利。在這個鬥爭裡面，文藝也是參加在內的”。

在這樣的語境之下，“理想性”及其所著意昭示的未來理想圖景，在現實主義文學中漸漸顯得自然而然甚至必不可少。在此，文學的現實主義不僅是要“再現”和“模仿”，更要落腳在“啟迪”與“鼓舞”中。我們從中聽到了一種強有力的“時間的呐喊”:它是歷史甬道內部強大壓迫力和吸引力的產物，現實主義文學的“理想衝動”，乃是從責任感和求生欲中自然且必然地生發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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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今天，當那種曾經環繞著五四時代作家的“救亡圖存”的歷史緊迫性，不再持續出現在新一代作家的日常生活和寫作之中，現實主義文學的“理想性”似乎已不再像曾經那樣顯得不言自明，而是重新成為了值得關注和討論的話題。我們身處在一個迅速崛起並保持高速發展的時代，當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建立起來，我們自己成為了自己的時間標杆，那種對現代性和現代文明進行純粹追趕適應的語境已經成為過往。與之相應，曾經長久高懸在文學頭頂的那枚“歷史磁極”隱退了。更廣闊、更複雜的共時性社會生活，以前所未見的速度鋪展、擴張開來。文學關切現實的重心，便隨之由歷史命運的集體性“燃眉之急”，傾斜向個體在現有歷史語境下的“自我安放”。它所直接指向的，不再是線性歷史想象和總體性時間敘事，而變成了現代主體的處所問題、位置問題、角色問題、身份問題，是其與現存世界秩序的深層關係問題。這些話題，無疑同空間結構(具體的或象徵的)貼合得更加緊密。

穿出時間的甬道，這個時代的作家進入了空間的迷宮，他們和他們筆下的人物，要在這迷宮中一遍遍尋找和確證自己的位置。這關乎人物個體的自我認同，亦構成了一代人想象自我、理解世界的方式。文學的內在邏輯，由時間層面的縱向點射，更多轉向了空間層面的橫向散射。在《沉淪》中，鬱達夫讓年輕的主人公在自瀆放縱後的頹喪裡，悲歎“中國呀中國，你怎麽不強大起來”。這顯然是一種建基於社會進化論和線性時間觀的歷史價值想象。今天的失敗青年肯定不會這樣思考個人的境遇問題。從章某某(馬小淘《章某某》)、塗自強(方方《塗自強的個人悲傷》)到安小男(石一楓《地球之眼》)，這些年輕人固然同樣鼻青臉腫，但已絕無可能把“鍋”甩給祖國的發展進度，他們面臨的問題其實是在社會結構中被邊緣化，或者說是對自己被安排的位置和角色存在著深刻的不認同。

再舉一例，魯迅當年探討過“娜拉出走後怎樣”的問題。他認為，“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進而是那句著名的“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沒有路怎麽辦?當然是要進行總體性社會變革，好給人“辟出路來”。今天呢?當21世紀的中國娜拉推門走出門外，她會發現自己站在熙熙攘攘的商圈街頭。遍地都是路，甚至原本不是路的地方也可供行走。魯迅所謂的“無路可走”，直接關聯著社會總體變革的“大理想”，這理想幾乎是不存疑問的。而今日的娜拉們，她們面對的卻是個體選擇的“小理想”，這些理想會隨著一人一時一地的具體境遇而產生偏移調整，因而是曖昧的、複雜的、充滿不確定性的，它也因此而在某種程度上退化了整體共振和群體通約的能力，故而很容易在“小徑交叉的花園”裡，落入相對化的時間想象和絕對化的空間處境之中。

在此意義上，“時間的呐喊”正在被“空間的彷徨”所取代。這裡的空間既是實體意義上的，更是象徵意義上的，它意味著一整張社會功能網絡、一整副生產關係鏈條，如同列斐伏爾所說的那樣，空間是一種生產方式，甚至意味著一種自我再生產，“交換的網絡、原材料和能源的流動，構成了空間，並由空間決定。這種生產方式，這種產品，與生產力、技術、知識、作為一種模式的勞動的社會分工、自然、國家以及上層建築，都是分不開的”，而“這些生產關係，在空間和空間的可再生產性中被傳遞著”(列斐伏爾《空間與政治》)。這種空間網格的細化切分、及其對個體生活經驗和情感結構的切割重組，造成了我們時常提及的“碎片化”狀況。它的確為今天現實主義文學內部“理想性”的展開和成立製造了難度、提出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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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時間到空間的轉向，客觀上導致了文學的某些困境。當民族存亡已不再成為問題，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已經成為現實、或在可以預期的未來即將成為現實，那種曾經催生並支撐了中國現代文學極其明晰而迫切、作為龐大對象出現的“理想”隱退了。隨之隱退的，還有文學登高一呼、山鳴谷應的共情影響力。在高速而平穩的歷史快車上，人們各歸其位、對號入座，過起了自成體系的小日子。縱觀新文學百年歷史，這樣的情形我們其實並不曾經歷太多。

因此有些時候，我們可以理解今天的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為何顯示出一定程度上的“理想性”疲軟。諸多在創作實踐中頻繁出現、遭受詬病的問題，也正與此有關。例如“失敗故事”問題，我們的現實主義文學為什麽常喜歡寫那些暮氣沉沉、疲倦不堪的失敗者?因為在個體經驗的世界裡，“坍塌”比“建構”更容易在集中化的矛盾中產生出戲劇性的轟響;反而是個體成功的故事，一不留心便容易被消費主義的快感邏輯捕獲，落得個“通俗”“膚淺”的指責。再如“情義危機”問題，“惡”與“狠”之所以在文學故事中出現較多，是因為人性的黑暗面似乎更容易顯得“深刻”，它超出了一般人的常規情感邏輯、是一種反常化的經驗甚至是“反理想”，而面對如此複雜、寬闊的當代現實，找“反例”總是比找“通約數”來得簡單。又如“行動無能”問題，當下中國小說裡的人物常常陷入某種迷茫狀態，他們常常是以凌亂鋪張、似是而非或者不知所終的方式來展開自己的話語和動作，尋尋覓覓、思緒萬千但最終也沒有得出什麽所以然來，把某種暗示性的精神啟迪寄寓在含義曖昧的行動或處境之中，而不嘗試給出答案，似乎正形成新的“故事套路”。還有“經驗堆砌”問題，眼花繚亂的時代生活符號以純粹數量堆積起巨大的安全感和自信心，仿佛填塞進足夠多的經驗材料便是寫好了人物與生活;可惜，它們常常只是以景觀化、模式化、背景板式的方式出現，既遊離於人物的精神世界之外，亦未曾對現實世界本身有更本質的觸及。

這些症候，顯示出寫作者在處理現實經驗之時，理想性及精神指向的萎縮、缺失。那些堆砌的經驗、散亂的動作、低沉的情緒，固然可以構成現實的吉光片羽或特定觀照角度，但顯然不意味著現實的全部，更不足以在其中寄寓文學的洞悉和人的理想性。要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作家努力去拓開總體性的視野和思維，從更大更高的視角，以更精微熨帖的觀察，去全面而深刻地體察我們所身處的現實。

在許多年輕的作家身上，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對這些症候的克服與超越。當作家對當下時代的空間邏輯擁有更深刻的認知和更細膩的適應時，就不難更好地處理文學與當代現實的關係。糾纏困頓裡的理想飛升隨之成為可能:石一楓《借命而生》裡固然充滿了無奈不甘，但更有力的是人物的執拗與堅持;雙雪濤《飛行家》在平凡的喜悲下埋藏著隱秘的夢想，小說中李明奇那句“我和你們有些不同”的自白，與曦光裡兀然升空的熱氣球一樣奪人心魄;王佔黑《街道江湖》系列涉及老齡化問題，本應悲苦的題材，卻在文字的擦洗下顯示出溫情和趣味;鄭在歡《駐馬店傷心故事集》中多次寫到的那位聖女菊花，其看似不可理喻的拒絕姿態，其實暗藏著極其可貴的精神世界自我堅守。

當集體性的歷史焦慮漸漸融化在以更寬闊方式打開的個體生活世界之中，時間邏輯主導的文學想象，便隨之進入了空間邏輯的範疇。這似乎造成了傳統“理想模式”的承續困難，但絕不意味著文學不再有理想可言。事實上，在偌大的生活之網上，每一處連接點上都承載有獨特的故事;關於其自身的“理想”，都存在著自己獨特的話語模板及想象方式。即便我們已難以用同一種理想範疇去通約和指引所有的故事，那種人性光輝和精神力量的注入，依然成為可能甚至不可或缺。在明確、具體、穩定的理想模式退隱之後，重要的是建立起觀照時代的總體性視野、想象時代的綜合性方式，以此讓不同的話語和經驗匯織出可共鳴的精神氣質、呈現出更豐盛的理想藍圖。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9年7月29日2版

本期編輯 | 叢子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