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 一面自剖，一面剖世

陳映真（1937-2016），台灣文學家、思想家、社會運動家。本名陳永善，生於台灣苗栗縣，祖籍福建省泉州市安溪縣。1959年以小說《面攤》進入文壇，曾獲吳濁流文學獎、《中國時報》小說推薦獎、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等。1985年創辦《人間》雜誌，開創中文紀實攝影報導先河。

陳映真手跡。

《將軍族》《夜行貨車》《趙南棟》

作者：陳映真

版本：理想國｜九州出版社 2020年6月

在當下讀到陳映真小說全集，是一次遲來的回望。回望二十世紀急劇動蕩的歷史和歷史後街上的無名者，回望一位知識人和理想主義者所走過的漫長生命旅程，也是回望一個人，如何與自身的虛無軟弱纏鬥，在思想和精神上執著探索新的出路，讓光進來，照進一個黑雲壓城的陰霾時代。

寫活戰後一代人痛苦不安的靈魂

1959年，還在淡江英專讀書的陳映真，在《筆匯》上發表了小說處女作《面攤》，奠定他小說的基調：對普通人生命的深切關注，超越界限的人道主義關懷，憂鬱悵然的詩性抒情，以及敘事手法的複調性。

《我的弟弟康雄》是陳映真早期小說的名篇，小說以康雄的姐姐“我”的視角展開敘事，透過康雄的三本日記，進入一個細瘦蒼白的安那其少年哀傷負罪的心靈。在那個充滿禁忌的時代，康雄身上那種朦朧的熱烈的悵惘的，卻在現實中無法深植的理想，那種自我與理想俱碎後死滅的沉沉的悲哀，深深地打動了當時台灣無數年輕人溫柔敏感的心，觸發了他們強烈的情感共鳴。作家三毛說，這篇小說她“看了一百遍以上，每遍讀都哭”。

康雄無疑是陳映真早期小說中的靈魂人物。或隱或顯地，他很多小說中都有一個康雄那般憂鬱彷徨的青年，張著一雙熱切而困惑的眼睛，孤獨地醒來，懷抱著某種模糊的理想去行動，繼而幻滅，終至墮落或死亡。革命者與頹廢者、神明與魔障、聖徒與敗德者，是酷似的孿生兒，在他心中並存。他是《蘋果樹》中在破敗街巷彈琴畫畫憧憬著一片“幸福的樂土”的林武治，是《鄉村的教師》中心懷家國理想卻被戰爭夢魘吞噬的吳錦翔……

《將軍族》中的另一些小說則展現出別樣的面貌，它們略顯滯澀怪誕，如夢魘般，籠罩著令人不安的陰翳氛圍，如《故鄉》《死者》《一綠色之候鳥》《永恆的大地》等，這些小說暗自埋藏著歷史與現實的骨節，而複墜於人物內心的幽暗不可解中。陳映真用這些密度極大、意涵極深的文字，密密編織成一張張堅實而纏繞的網，在歷史與人心的風暴中打撈，網住了一些堅硬的物質，而有意無意漏掉的，則隱藏在筆下人物憂鬱的目光裡，在放誕的言行中，在隱喻性和寓言體的筆法裡，在奇崛陡峭的意象中（如《面攤》中故鄉初夏傍晚那顆橙紅的早星，《祖父和傘》中那支“像一個神秘的巨靈”“有著一種尊貴魅人的亮光”的美麗的傘……）。這與當時極其壓抑的外部環境有關，亦與作者內心的大苦悶尚未找到思想與精神出路有關。

在《將軍族》收錄的二十四篇小說中，陳映真寫活了戰後一代人痛苦不安的靈魂，他們的離亂浮生，他們內心無名的悲哀。他所書寫的，或可用《鄉村的教師》中的一句話作結，“是一個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壞後的遺跡”。

把關注目光投向現代職場中人

在下一本《夜行貨車》中，像從一條幽暗蜿蜒的山路中尋到出口，小說風格轉而明晰清朗，骨骼分明。主人公從心靈的泥淖中拔足，進入“華盛頓大樓”。“華盛頓大樓”系列亦是陳映真歷經七年“遠行”之後重返文壇的作品，從中可看出他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在這些小說中，陳映真把關注目光投向現代職場中人，他們在資本主義企業制度和消費主義的席卷中，在日複一日的上班族生活中，無聲地承受著內心的磨損與異化，這些上世紀八十年代“台北漂”的故事，在當下讀來心有戚戚焉。

《上班族的一日》中，辭職才一天就感到仿佛被世界拋棄了的黃靜雄猛然驚覺：“這一整個世界，似乎早已綿密地組織到一個他無從理解的巨大、強力的機械裡，從而隨著它分秒不停地、不假辭色地轉動。”《雲》通過跨國公司女工工會的籌組與失敗的真實經歷，直指現代社會經濟生活與日常表象背後那操控一切的龐大權力結構。《六月裡的玫瑰花》《賀大哥》兩篇則分別通過軍曹巴爾奈和吧女艾密麗的愛情、越戰退役美國青年賀大哥尋求心靈救贖的精神流浪記，深刻呈現了無可逃離的戰爭夢魘對人毀滅性的戕害，亦著力探討愛的救贖的可能性，世俗之愛（《六月裡的玫瑰花》中的愛情）與精神之愛（《賀大哥》中的人道主義之愛、宗教之愛）。“愛，無條件地愛人類，無條件地相信人類。雖然這無條件的信賴，往往帶來甚至以生命當代價的危機。但是，讓我們相信。總有一天，更多、更多的人能夠不圖回報，而從一個人的生命的內層去愛別人、信賴別人。那美麗的、新的世界就伸手可及了。”這些話在當下讀來，如一劑猛烈的清醒劑，瞬間被擊中，再也不會忘記。

這些小說，更具時代與歷史關聯性的敘事架構，深入多層次多切面的當代社會現實，是陳映真“人間性”最為集中的體現。

以個人記憶召喚歷史的幽靈

在代表晚期風格的小說集《趙南棟》中，陳映真的目光越過繁華都市，投向歷史的幽暗岩層。《趙南棟》收錄的七部中短篇小說，講述台灣左翼青年從烏托邦到失樂園、被歷史撥弄的悲劇命運，講述喪亂時代普通人的世代斷裂與悲歡離合。一個一個的人，隱入歷史的背面，受欺壓，被遺忘，而陳映真用小說將他們一一打撈起來，使得大量無法說、不可說的家國身世苦痛經驗從幽暗歷史地表浮現，全景式還原從日本殖民時期至整個二十世紀後半葉台灣乃至亞洲第三世界的歷史與個人生活及兩者間的交錯與悖謬。青春情愫與理想主義交織，個人遭際與家國命運同構，筆力雄闊蒼勁、沉鬱渾厚，標誌著陳映真小說創作和歷史反思的最高峰。

陳映真的小說溫柔又凌厲，豐富卻純正，徑直觸碰靈魂。從1959年至2001年，縱觀陳映真綿延半個世紀的小說創作歷程，他以筆為刀，一面自剖，一面剖世；一面極深地刺向自己和筆下人物靈魂的最深處，一面又極深地刺向高度複雜的外部現實和歷史的關節處，內向敘事與外向敘事達到高度統一，形成一種獨特的文體。最吸引人的，是一種複雜曖昧又溫柔體恤的內心深度，和罕見的對具體的人深刻有力的關懷。他極度真誠，不斷地用文字、也用他的社會實踐剔除思想和心靈上虛浮贅余的部分，剔除個人氣質中對憂鬱和感傷的沉溺，不斷校正關注和思索世界的思想準線。

自剖與剖世這一核心特質，亦決定了陳映真小說中的人物、故事、敘事手法及最終呈現的藝術風貌等。因為這種身心高度沉浸的主體性寫作，和一般深具歷史意識的小說不同，陳映真沒有採用更普遍的第三人稱全知全能敘述視角，而是將其化作一種內向的有限敘述視角。他將幽暗的歷史與現實，投影到筆下人物的記憶中，化為他們縈繞不斷的夢魘，化為深沉的自省與思索。由此，在他的小說中，對歷史、對社會的關注與人物內心“道德律”的自我拷問同時進行，互相纏鬥，以個人記憶召喚歷史的幽靈。正如學者黎湘萍所指出的，“他的思考穿過現實的表面，將已化為靈魂深處的陰影的過去再現了出來。”由此，陳映真的思索愈發真切刻骨。他一面深切關注著後街上的無名者，一面不斷返歸自身，一直在思索，在一個理想遭禁錮的時代，人如何才是活著？何為人之罪？何為歷史之罪？如何創造一個“更好、更公平、更自由的世界”？他的小說中都是無可選擇地背負著歷史重壓與心靈罪疚的普通人，哀哀無告，或沉默地承受痛苦，或在痛苦中思索、懺悔。他們一生被拋擲、受磨難，卻背負著歷史的重軛，在為整個時代的錯誤而懺悔，這其中深刻的悲涼與批判意識不言自明。

在陳映真筆下，世界不再是巋然不動的龐大器械，歷史不再是冰冷的事實和數據，而是化作與人血肉相關的生命真實和情感真相，他以高度醇熟的藝術手法將混沌一片的現實與歷史密密編織進人心與故事的紋理中。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映真對人的真正關懷，對信仰與愛的堅定，對理想社會的想象與追求，對社會不義、歷史罪惡的反思批判，才真正有了堅實可靠的現實落點與情感依托，才如此真實切膚，觸碰靈魂。由此，陳映真的小說才真正成為一種“人的文學”，陳映真也被稱為台灣的良心、“五四”精神在台灣最後的傳人。

這也是為什麽我們在閱讀陳映真的小說時，常常在那些受欺凌的普通人和溫柔痛苦的故事中，感受到一種崇高的、令人深深動容的理想主義情感和浪漫懷想。極嚴酷的現實質地與極浪漫超越性的精神內核，在他的小說中擰成一股緊密咬合的繩索，互為合力。而往深裡看，這也正是兩個陳映真的衝突與融合，一個是極富藝術氣質、熱忱敏感的小說家陳映真，一個是厭棄幻想、積極投身社會運動的改革者、思想者陳映真。由此，陳映真的小說，亦展示了一顆偉大心靈所能觸及的深闊面向，一種矛盾而動人的複雜張力。

文/黃盼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