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洋 編輯：南七道
本月，國內多位網紅因為卷入調侃地震，毆打侮辱他人等系列醜聞，被平台封禁或者聲譽一落千丈。其實，網紅作妖已經不是國內的個案現象，而是全球的通病了。在美國，雖然YouTube等視頻平台，已經意識到了相關，並采取了一系列管制措施，但是效果有限。如何管理網紅違背社會倫理甚至違法的言行，已經成為全球各大社交和視頻平台頭疼的問題。
在收入來源上。Facebook和Instagram基本靠平台分成和自接廣告。在Youtube上，網紅的收入來源要豐富很多。具體主要分為三類：平台分成、廣告合作和眾籌。最好的方法就是斬斷這些違規網紅的收入，讓他們切身的利益受到損失，但是隨著行業發展，這種方式的效果也越來越有限。
在YouTube上，有一個網紅叫史蒂文·克勞德（Steven Crowder），因為發表了歧視同性戀的歧視言論，遭到很多人的反對和抗議。於是，平台開始采取措施，禁止克勞德在他的視頻裡植入和投放廣告，這樣的目的就是為了限制他的收入，讓他受到處罰。但是效果卻很有限。當事人克勞德根本不在乎這些處罰措施，“對我個人來說影響並不大。”
克勞德在YouTube走紅之後，建立了自己的網站，然後通過網站銷售T恤、帽子、貼紙等周邊產品，還有一些付費視頻，這些收入已經成為了他的主要收入。 通過自己網站、銷售商品和付費服務，不僅可以賺錢，更重要的是，網紅們通過這種方式，減輕了對YouTube等平台的以來，這樣即使是平台規則不斷變化，他們自然有自主權和安全感。在這種情況下，網紅即使違規，被視頻平台處罰，他們的的廣告分成減少或者受影響，但不會致命。他們仍然活得很好。
在一個網紅剛起步時，因為精力財力人力有限，往往只會專注一個平台，國內的微博、微信公號、抖音、快手，國外的Facebook、YouTube、Ins等。這個階段對平台的政策和扶持都會特別依賴，但是一旦做大了之後，很多網紅就開始推自己的APP，自己的網站，電商平台等，收入更加多元化，對平台以來越來越少，也導致了他們對平台的政策越來越輕視。也意味著有更多的違規言論出現。
在YouTube，剛剛入圈的YouTubers，他們會非常謹慎認真，因為他們要依賴平台的廣告收入和分成。但對於像超過400萬人的克勞德這樣的網紅，措施效果有限，其他的變現渠道產品，讓平台的處罰力度急劇下降。
不僅僅是國外網紅，國內也是如此。快手的頭號網紅二驢（井園林），之前粉絲超過3500萬，根據官方公開的相關判決書，僅僅在2018年5月初到6月底，就收到直播打賞970萬人民幣。因為他直播間的內容涉及低俗、色情、炫富、辱罵粉絲、扮演黑社會等等，最終被平台封殺。但是，他完了嗎？並沒有。2019年6月22日晚，二驢請到了剛從坎城回來的李宇春、陳慧琳、林志穎表演。主持人華少。推出自己的護膚產品和酒品。當晚銷售額為4000萬。這不含他和老婆網絡直播打賞金額。
這種情況越來越明顯，要徹底封殺一個違規但沒有違法的網紅，越來越難，因為他們的變現途徑越來越多。有網紅說，“我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但另一方面，平台也在不斷努力，2017年，Youtube正式宣布，將取消全球第一網紅PewDiePie的電視劇《嚇嚇PewDiePie》第二季，而且封殺其Youtube主頻道的高級廣告權，也就是說Youtube將不再主導推廣PewDiePie，主要原因是因為這位瑞典網紅通過其視頻播客發表關於猶太人的種族歧視言論。PewDiePie在Youtube粉絲超過5300萬，僅僅是通過其品牌內容收益超過千萬美元。
“但我們得承認，這些措施的效果越來越有限，儘管我們在努力解決問題。”這是相關平台的人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出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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