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還不到高枕無憂的時候

原標題：增產潛力1.8億噸，中國糧食生產三大瓶頸待打破

30多年前，富勉（化名）放了暑假，最期待去農村親戚家。湘西群山起伏，有一點點平地都種上了水稻，稻田碧綠，雞犬相聞，田園氣息撲面而來。現在，大片耕地荒蕪，沒有拋荒的種上了葡萄等經濟作物。

第一財經記者調查發現，耕地拋荒、種地收入低、種業大而不強，正在侵蝕中國糧食自給自足的能力，中國農業還不到高枕無憂的時候。而如果上述三大瓶頸被打破，中國糧食生產仍然擁有巨大的增產空間。

耕地拋荒問題亟待解決

作為長江中下遊地區的重要糧食產區之一，第一財經記者從湖北恩施、黃岡、孝感等地了解到，各地存在一到兩成的農地拋荒。主要是一些種植難度較大、灌溉不便、產出不高且不方便機械化運作的農地，拋荒程度與當地地形條件、機械化程度、種植難度、農業人口數量存在緊密相關。

湖北省黃岡市麻城市一位村幹部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當地背靠大別山，種糧的耕地不多，目前大部分是留在村裡的老人在種，收獲的口糧可以自給自足，但有不少原先種植板栗的地，因為板栗賣不上價被拋荒了。他反映，今年受疫情影響，一些人暫時沒有外出打工，種的地比去年多一些，但少量不太好種的田依然處於拋荒狀態。

在恩施，從巴東縣山村裡搬出來的田先生一家告訴記者，老家村裡之前只有少量耕地種水稻、苞谷，山地種煙葉等經濟作物，收入很低，這幾年，大部分原先住在山村裡的人都搬到了附近的鎮上或縣城裡，找到了工作就不願意再回去種地了，山裡的地絕大部分等於是拋荒了。

湖北省社科院一名研究員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目前整體拋荒的比例並不高，其中就包括一些耕種難度大、產出效益低的田地。湖北的山區和丘陵佔比不少，該研究員表示，對於易地扶貧搬遷的農民按規定應該為其重新分配耕地，但實際上很多地方都沒有做到，農民原來的地也因為搬遷後距離遠放棄了，這也可能會對當地的耕地面積有一定影響。

湖南、湖北等南方省份，歷來是水稻的主產區，光照、水源等資源豐富，不少地區一年可種早稻和晚稻兩季水稻，但是過去十年，水稻播種面積明顯下滑。

據可查到的最新國家統計局數據，早稻播種面積，2010年為570.5萬公頃，2020年降至475.1萬公頃，減少95.4萬公頃，降幅約17%。

雙季晚稻播種面積方面，2010年為620.8萬公頃，2018年降至527.3萬公頃，減少93.5萬公頃，降幅15%。

在中國的主糧作物裡，早稻和晚稻播種面積下降最為顯著。

小麥是中國另一主要糧食作物，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過去10年，小麥播種面積從2444.2萬公頃降至2019年的2373萬公頃，減少71.2萬公頃，降幅2.9%。

大豆是中國現在進口的主要糧食作物，國內播種面積也有減少，2018年全國大豆播種面積比2010年少了28.7萬公頃，降幅3.3%。

不是所有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在減少，玉米由於廣泛用於飼料、工業加工等領域，播種面積從2010年的3498萬公頃增長到2019年的4128萬公頃，東北地區等種植的一季晚稻、中稻播種面積2018年比2010年增加了近200萬公頃，與近些年口感軟糯的東北大米風行全國有關。

早稻、小麥等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減少，原因多種多樣，耕地拋荒是重要原因之一。

導致農村土地拋荒的原因有很多，總結下來主要還是幾個方面：一是農村空心化的同時務農人口老齡化，還能堅持種多久地存在極大不確定性，且老齡農民對新技術、新模式的接受度較低；二是務農收入相比外出打工和做生意低得多，種植收益的不確定性大且成本不斷上升，農民缺乏積極性；三是很多地方依然缺乏完善的農業基礎設施和系統管理，種植條件不太好的田地容易被放棄，此外，土地和灌溉水源被汙染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浙江大學環境與資源學院博導谷保靜也對記者表示，自己在土地流轉程度比較高的湖州調研時，發現當地也還是存在不少撂荒的地，主要是當地平均收入水準高，種地的收益很多人看不上，一些田地水網流轉不便也容易撂荒，“整體來看，南方地區特別是浙江、福建等地本身耕地就少，少量的撂荒還不至於影響糧食安全大局，但耕地保護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2018年修訂的《農村土地承包法》中明確提到，如果農村土地承包者兩年以上都沒有經營耕地的，任由其荒廢的，那麽發包方是可以終止承包方的土地經營權的，當然承包方也可以自動單方面停止繼續承包的。如果農村土地承包方出現對耕地進行拋荒的行為，那麽就會停止對其發放糧食三項補貼。隨著國家對農村土地拋荒問題越來越重視，獎勵與處罰措施並行，農村土地撂荒的風險和代價也會隨之提高。

規模化種地賺錢艱難

要解決農村土地拋荒、種植效益低下的問題，規模化是關鍵，未來的農業只有實現適度規模化經營才有出路。通過土地流轉，引進與市場有較強對接能力、現代經營管理能力的經營主體，推進規模化種植的同時，才能讓小農戶與現代農業實現有效銜接。

根據《農村土地市場藍皮書》指出，近年來種國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有序推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專業種植戶、家庭農場、新型合作社等）不斷壯大。截至2016年底，全國家庭承包經營耕地流轉面積達4.71億畝，流轉面積佔家庭承包面積的35.1%，近幾年的流轉速度在加快，多個省市的土地流轉佔比已經超過40%，有些地方高達90%以上。

江蘇省揚州市邗江區汊河鎮徐集村的80後種糧專業戶封勝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邗江區的耕地流轉佔比已經超過80%，汊河鎮的更高，在90%以上，僅徐集村裡的規模化種植戶就有20個，基本將村裡3200畝耕地包圓了。

儘管如此，土地流轉的佔比也還有限，廣大西部地區包括陝西、山西、新疆、甘肅、貴州等地，2016年前後土地流轉佔比都還徘徊在15%左右，仍有大量田地處在低效種植甚至拋荒狀態。土地流轉龍頭企業蘇墾農發(601952.SH)也僅有120萬畝耕地，在全國耕地總量中的佔比不足千分之一。

受農村人口大量穩定轉移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製約，目前大多數農村還不具備大規模流轉的條件，流轉市場的培育、規模經營的發展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管是家庭農場還是流轉企業，面臨的壓力和挑戰都不會少。

簽訂了600畝租地合約的封勝告訴記者，明年麥收後合約就要到期了，去年的小麥收購價極低，一年下來基本沒賺到錢，今年洪澇災害影響的300畝水稻，畝產預計要減少200斤左右。他苦惱地表示，“如果今年糧食還是賣不上價，我估計不會續約了，成本太高，每年光租金就要40萬，種子、農藥等都需要大量現金周轉，也沒有那麽大倉庫屯糧，想把糧食屯到價格高再賣都不行，賺不到錢，不如去幹點別的。”

徐集村裡有和他一樣想法和苦惱的種植戶不在少數，如果他們不繼續租地，又沒有下家來接盤，這些耕地將會由村委會接手，屆時沒有了大筆租金收入，村委會能否獨立承擔大片耕地的種植成本讓其保持規模化種植模式和產出，尚未可知。

隨著國內農業植保產業快速發展，飛防技術應用越來越廣泛，成本也在隨之降低。封勝2019年3月時還高興地表示，自己和村裡幾個種植戶合夥買了收割機、無人機等農機，投入的成本當年就收回了，為其他種植戶或農民提供農機服務的收益甚至比種植本身還高不少，“一架無人機提供撒藥服務，一年有4~5萬的收益，2018年農機服務的收益就佔了總收入的60%。”

僅僅過了一年多，封勝們就沒有那麽樂觀了，無人機撒藥成本從每畝八九塊快速降到了四五塊，競爭對手越來越多，不少農企巨頭和基層的經銷商都在提供全套裝務方案，他們這種小打小鬧的模式已經失去優勢，只能幫助自己的種植減少一點農機使用成本。

最讓封勝們擔心的，是糧食賣不上價，租金繼續上漲，而國家對規模化種植的補貼會逐步減少，他表示：“我們村每畝地租金最低的700，最高的有800多，在全國範圍內也算比較高的了；稻穀保護價補貼已經逐年下滑，一些國家項目補貼必須要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幫忙申請才有，最低要做到市級示範家庭農場才能拿到本地的補助和獎勵，門檻越來越高了。”

一位業內人士對記者表示，土地流轉和規模化種植經營是必然趨勢，各地不管采取什麽流轉模式，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要堅持保護耕地的原則，流轉出去的土地一定不能改變其原有的農業用途。另一方面，當下的規模化種植新興主體增長快速，卻不夠穩定，受合約期限限制和補貼政策、種植成本、自然災害、糧食價格的變化波動，能否長期穩定經營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相關政策的扶持力度和靈活性還有待提升。

假冒種子禁而不絕 阻斷增產空間

糧食高質高產，不僅要依靠先進的種植技術，更需要創新、高品質的良種。過去十年，雖然城鎮化不可避免佔用了不少耕地，中國糧食產量仍然實現了連續十幾年豐收，小麥、玉米、水稻單產水準顯著提高功不可沒。

中國的種業市場規模僅次於美國，全球第二大，但一直處於大而不強的狀態。在國際市場上，少數幾家大型種子集團（如先正達、拜爾、科迪華）佔據了大部分市場份額，而中國種業仍處在高度分散、中小企業為主、假冒套牌嚴重的初級發展階段。

科迪華大中華區總裁鄭子勤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國內種業目前分散而混亂，外資種業巨頭在華種業佔比也沒有多少優勢，最高的也不到6%。

他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近幾年國內種子行業正在從低谷中逐步復甦，今年國內的製種量同比下降了約10%。

品種是種子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產品的差異性和性價比很重要，但根本取決於企業的研發力和創新力，一個品種的研發到應用有一個繁瑣的程序和漫長的過程，研發周期長、科研難度大、資金投入大卻總是容易被套牌、仿冒，是所有正規種子企業的痛處。

以玉米為例，根據登海種業公告，玉米育種周期可分為自交系選育、雜交種組配和試驗三個階段，其中自交系選育長則3~4年，短則1~2年;雜交種組配與試驗階段需要6~7年，三個階段共計長達8~10年左右。

上述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市場上的套牌玉米種子佔比能達到1/4甚至更多，正規種子企業投入重金、多年研發出來的品種難以獲得對等的利潤，套牌種子商卻只要付出極低的代價就能攫取暴利，而查處的難度又很大，這樣的環境裡，沒有多少企業還願意沉下心做種子創新研發，市場上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如果一直這樣持續下去，中國種業難強大。

科迪華此前分別與登海種業（002041.SZ）、敦煌種業(600354.SH)成立了合資公司，鄭子勤認為，種子研發創新和入市都需要時間，存在一定周期性，“這兩家企業目前就處於調整期，本地市場的不規範，也讓他們受到了一些衝擊，但我認為中國種業未來的成長性依然良好。”鄭子勤對第一財經表示，種子行業的“散假套”問題，最終影響的是農民，他們能不能實現好的種植收益，取決於有沒有用對東西，加強種子知識產權保護，一方面需要更有力的監管，另一方面需要檢測鑒定技術的提升和應用，國內願意投入種子基礎研發和創新的企業才會有更多積極性。

在主糧作物中，中國小麥單產水準已經超過美國，平均每公頃單產5.6噸，美國只有3.5噸左右；水稻與美國相差不大，玉米單產提升還有很大空間。美國農業部數據，2019/2020市場年度，中國玉米平均每公頃產量6.32噸，同期美國玉米平均每公頃產量10.51噸，如果中國能追上美國玉米的單產水準，現有的玉米種植面積4200萬公頃保持穩定，還可以增產約1.8億噸玉米。拋荒的耕地如能重新複用，加上現代化的農業科技和種業支持，全國糧食供應將進一步豐裕。

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張紅宇對記者表示，對中國大國小農背景下農業的弱質產業特性要正視，發展現代農業遇到的風險種類更加繁多，影響更深刻，損失也更巨大。糧食總量、產業安全是農業風險管理的前提和終極要求，風險預防比減損更重要，由此需要著重提升基礎、信息、能力三方面的建設水準。

一方面，加大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力度，進一步強加耕地保護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同時，要加強對農業數字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增加農業風險管理事前預防的有效性和對不確定性風險發生概率的預判準確性，用科技手段扼製、減少風險發生的傳導性，避免發展成為重大災害；建立健全多層次的農業風險管理體系，創新農業風險管理體制機制，運用不同的政策工具服務好不同的主體、不同的產業，確保農業產業安全，才能確保糧食總量穩定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