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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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平之後不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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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荃的人馬成群結隊四處搶掠，但他們卻沒能帶回任何值錢的東西。幾乎找不到任何糧食，而大街上到處都塞滿了男人的屍體，他們看上去很明顯是被餓死的”。
洪秀全所住天王府奢華，一枚純金玉璽竟重約30磅（27.21斤）。
“天王府的宮殿布置得非常華美，儘管它在南京城陷落的第二天就被燒毀了，但仍留下了充分的證據來證明它曾經是何等富麗堂皇。天王的玉璽——總共三枚，也都被找到，現
落到了曾國藩的手中。其中一枚用純金打製，約重30磅”。
天京城破後，忠王李秀成被太平天國的子民——離城幾英裡外的村民俘獲並押解回天京交給了清軍，而洪秀全的兒子逃走。”
1864.12月 18日 紐約時報。
天京示意圖
1863年3月——1864年七月，經過一年零3個月的較量，太平天國首都天京被曾國荃攻破，天京城破後，李秀成帶幼天王突圍而出，不久失散。1864年7月22日，李秀成被俘，8月7日被害。
幼天王在江蘇東壩與洪仁玕相遇，經浙江進入江西，10月分別被俘，11月在南昌遇害。
至此由1851年起，歷時13年，蔓延東南半壁的長毛之亂終於被清廷剿滅。
一時之間，頌聖之讚鋪天而至，中興之譽動地而來。清廷得意之餘，一面以一等毅勇侯的爵位加封攻滅太平天國的首勳曾國藩，一方面又訓誡其不要驟勝而驕，要其以不懈精神，繼續撲滅長毛余黨。
清廷又下恩旨，對被太平軍佔領多年的蘇杭地區，減免賦稅，廣開恩科，以示撫恤。
大患既去，聖澤八方，天下似乎要太平了。
然而，就在第二年五月，駭人的消息從山東傳來，原本已經勢衰的撚匪，跟長毛殘部合流，複聚成一支新撚，禍及魯，皖，豫，湘四省，而專職剿撚的欽差大臣，蒙古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山東兵高樓寨兵敗身死。
消息傳來，九重愕然，不勝痛悼。
太平之後，無複太平。
撚軍是什麽部隊，何以有如此強的戰力？
這要從撚軍起源處，慢慢說起了。
二、魯，皖，豫，湘聚之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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撚”是淮北方言，意思是“一股一夥”。
撚軍之名起源於“撚子”，最初安徽、河南一帶有遊民把紙撚成一股，裹上油脂，燒油撚紙用來作法行巫，於節日時聚眾表演，宣稱可以為人驅除疾病、災難。然後向鄉民募捐香油錢，購買油撚紙，這種遊民被稱為“撚子”。後來逐漸成為了一種農戶自助的會黨。
荒年歉收之時，許多農民加入撚子以求互助，避過饑荒後，又回家務農，故而撚黨的特點就是：“居則為民，出則為撚”。
由於1851年之後，清政府忙於應付太平天國和英法聯軍，統治能力減弱，撚黨在淮北一帶勢力大張，可謂之村村有撚，莊莊有撚。
撚黨勢力壯大後，就開始充當地方保護者，有時也勒索地方，逐漸發展成半農半匪的組織。
撚黨的活動還和私鹽貿易有所關聯，其前期首領張樂行，兄弟父親都是私鹽販子，每被清吏追拿，然後索性糾結武裝團夥，聚眾抗官，成為撚軍的長官者。
撚黨帶有宗族，商，會黨三種屬性，活動上聚散不定，流竄性很強，武裝混亂，人員也不一定，因此撚黨是一種不定型的半武裝組織。
撚黨轉型為撚軍後流竄五省，戰法飄忽不定，或因其初始性質所至。
太平天國派遣林鳳祥、李開芳率師北伐，這支部隊路過淮北，於1853年（鹹豐三年）6月7日佔領雉河集，張樂行和永城馮金標、亳州朱洪立等十八個撚首，得到太平軍的接納，在雉河集山西會館裡歃血為盟，樹立黃旗，號召農民起義，他們自稱“十八鋪聚義”，建立黃、白、紅、藍、黑五色旗總製，從此撚黨在形式上完成了建制，就可稱之為“撚軍”了。
雉河集即今天毫州市渦陽縣
張樂行等聚眾5萬餘人，趁太平軍北伐進入黃河、淮河流域，側應於皖、豫、魯、蘇、鄂交界地區，形成十餘支相對獨立的隊伍，使撚軍迅速發展至十餘萬人。
撚軍看似統一建制，其實五旗總是由幾大姓宗族組成，而且各自有各自的地盤，比如黃旗撚軍以張姓為核心,分布在毫州雉河集以北，藍旗撚軍以韓、劉、李、任、陸、張等姓族為主體,以順和集為中心,地處毫州與宿州之間,白旗撚軍的姓族也較多,包括龔、孫、江、王、葛等,地處雉河以南。黑旗撚軍姓族更多,包括蘇、王、宋、劉、李、楊等,地處雉河集西北。
撚軍五旗盤據地區
這些旗總名義上聯合，其實組織非常松散，很多部隊時聚時散，有的甚至中途回鄉務農，大部分首領隻熱衷於流竄打糧（搶掠糧餉）對於建制稱國毫無興趣，由此可見撚軍政治素質較太平天國又要低很多。
1853年年舊歷年關，撚軍在六安發生內訌。以綽號“餓狼”的劉永敬和綽號“小白龍”的劉天台二人為首的藍旗將領，自恃實力強大，反對和太平天國聯合，不服從張樂行的統一指揮，有的人擅自率部北歸，於是，在盟主張樂行的默許下，白旗旗總龔得樹以“反叛”罪名將劉永敬和劉天台處死，藍旗將領不服，劉天福和劉天祥等率部北歸。這就是撚軍史上的“六安事變”。
六安事變暴露了出了撚軍內部的真實情況，撚軍不是一支軍隊。五旗總只是幾大姓的家族集團，撚軍是一個以地域，鄉故，宗親為紐帶，軍事化和政治化的程度都非常低的武裝力量。
六安事變之後，撚軍五旗之間因為地盤紛爭的相互殘殺依然在繼續，即使在最危急的時刻也沒有停過。
比如,三河關、正陽關反圍攻戰中,黃旗、藍旗撚軍為爭奪糧食大打出手，矛戈相向。到了淮河中遊，張樂行與張龍之間竟發展為“討伐戰爭，尖銳地對立。到僧格林沁南下攻撚，撚軍面臨嚴重危機，藍旗撚首分紛投靠清軍，出賣張樂行等撚首。除了政治立場問題,就是挾私報復，是“六安事件”的延續。
1863年，淮南淮北撚軍征戰失敗，張樂行率撚軍在雉河集展開最後殊死一戰。可是,長期積蓄的私仇舊恨一齊發泄出來，以劉天福、劉天祥、楊瑞英、李四一為主的藍旗撚首一齊叛變，成為張樂行的最可怕敵人。最後雉河集被僧格林沁打破，張樂行身死。
從某個角度說，前期撚軍不是被敵人打敗的，是被自己人絞殺的。
到了撚軍後期，地域性的五旗總名存實亡。旗總們以人成軍,以宗族為核心形成大大小小的山頭武裝，後來紛紛出走。剩下張（以張宗禹為代表）姓，龔姓、蘇姓三個宗族集團結成鞏固的聯盟，長期戰鬥在一起，成為撚軍的核心力量。
所以撚軍不注重割據地方，只是長期流竄於魯豫皖湘地區，熱衷於在富庶地方就食。因為其根本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權。
不過割據建制和長竄流冦，這兩種風格的武裝力量誰優誰劣？
就政治正確而言，可能前者更優，畢竟打下根據地，封王建國是建立新王朝的第一步。政治上絕對正確，只是對於撚軍來言，這是一個難負擔的政治正確。
舉例來說，比撚軍素質優良許多的太平軍，在攻下南京，定都建制之後，就每每被清軍集中火力精確打擊，其後次次軍事行動，無論爭安慶，下蘇杭，打上海，看似風光無限，但是天京一旦有事，就不得不全軍回援。可謂縱橫天下沒有對手，天京一地盡拘自由。
1864年，李秀成攻打上海，本有勝算，因為天京被圍，三十萬大軍只能返回救援，幾戰失利，完全陷入被動。最後天京失手，玉石俱焚。
可見，如果一支武裝沒有足夠的實力(人員素質，軍隊規模，後勤能力，政治能力，制度能力）去強行建立根據地，是畫地為牢的昏聵之舉。而保持流冦本色，不以一地一城得失為意，不失為一些野路子革命軍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條路徑。
1863年，張樂行在湖北雉河集和僧格林沁二十萬精銳死磕，結果兵敗身死，而分兵而出的張宗禹部縱橫馳騁於山東，湖北，江蘇，安徽四省，遍及數十州縣，力挫勝保，擊斃僧格林沁，甚至令曾國藩都束手無策，靠的就是以走避敵，以走疲敵的流竄戰術，雖然其最終在1868年被李鴻章剿滅，可是如果軍事化低劣的撚軍去經營什麽根據地，只會滅亡的更快。
在張樂行身死後不久，撚軍的同盟者太平天國也至窮途末路，曾國荃以五萬湘軍，用圍城挖壕的戰術，將天京挖成一座死城，城中一萬餘太平軍百計突圍不利，糧草枯竭，漸呈頹勢。最終曾國荃攻下天京城牆重堡“龍脖子”，又用三萬斤火藥炸塌城牆，攻入城內，太平軍分崩瓦解，耗時一年的天京保衛戰結束。
清軍攻陷天京城牆
這場攻防戰，是以壕為塹，陷敵於客，使己為主的湘軍攻略完美模板。
湘軍的戰術脫胎於戚繼光的紀效新書，總體思路就是以守為攻，重視土工作業，挖深壕，結硬寨，層層推進，將敵人逼於死地，使其不得不瀕死一擊，己方以逸待勞，必然一舉獲勝。
曾國藩對此深有心得，謂之結硬寨，打呆仗，稱大陣必用呆兵。呆兵看似土鱉，卻令英雄束手，勇悍如陳玉誠，狡黠如李秀成，總被呆兵大陣層層碾壓，分割就戮。這種戰術直到一戰還有翻版，在凡爾登之戰，德法皆不敢浪戰，雙方用戰壕加鐵絲網層層推進，結果硬懟之下，機構槍絞殺了二十萬條生命。
曾國藩的湘軍以堡壘漸進戰術為強，而他未來的對手撚軍以長竄奔突為勝，這樣的精彩對決，想想都讓人興奮，不過不要急。我們先看看撚軍是如何用長竄流動戰術拖死一代名將僧格林沁的。
三 、魯豫大地爭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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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張樂行戰死之後。突圍而出的張宗禹等部率部回安徽，進攻太湖、潛山、桐城，以長竄之勢，在地圖上兜了一個大圈，於同治二年再次回到雉河集，此時較張樂行死去才一年。
此時天京已經危在旦夕，陝西的太平軍東下欲救天京，張宗禹本來就是太平天國加封的梁王，於是兩軍合兵一處，一起東下。僧格林沁率領的蒙古騎兵，湖廣總督官文的鄂軍、河南巡撫張之萬的豫軍和安徽巡撫喬松年的皖軍前往阻擊。兩軍大戰於鄂東地區，東下受阻。
夏天，天京失守，張宗禹與太平軍部將賴文光、馬融和等合圍湖北麻城，被僧格林沁清軍陳國瑞、成大吉部所敗，折入安徽宿松、望江、潛山、太湖之間，僧格林沁由英山追至豫西之鄧州。
多次和蒙古騎兵交鋒之後，張宗禹開始認識到騎兵是部隊機動性的主體，於是開始易步為騎，把撚軍主體轉化為騎兵部隊，使得撚軍的流竄能力達到了登峰造極的水準。
1864年12月初，僧格林沁親督翼長恆齡、成保及副都統常星阿等部進抵湖北棗陽，旋即而進。12月7日，撚軍敗僧軍於襄陽，然後揮軍北上，進入河南鄧州（今鄧縣）境。
撚軍在鄧州、魯山再度擊敗僧格林沁，隨即葉縣北走襄城、禹州，複經長葛，新鄭，轉入尉氏縣境。
僧格林沁行軍作風野蠻，剿撚屢次失手，讓他更欲滅撚軍而後快。於是僧王和撚軍在魯豫大地之上，開一場生死時速的角逐。
紅色為撚軍進軍路線，藍色為僧軍追擊路線
1865年2月11日，尾隨撚軍的僧軍到達尉氏縣城，撚軍已南下鄢陵。追至鄢陵縣北閻寨坡。撚軍探明追兵單薄，便以少數部隊誘敵，大隊回馬力戰，將其擊潰。
2月中下旬，撚軍由臨潁、郾城南下，攻西平，圍汝陽，僧格林沁只得於3月5日親督馬隊南下。撚軍見僧軍追來，便揮軍南下，進攻信陽州城南關。
待敵軍到達信陽時，撚軍又舉旗北上，經確山、遂平、西平到達郾城，然後攻挾溝，入睢州境。1865年3月29日，撚軍自河南考城進入山東境內。
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僧格林沁尾隨撚軍之後窮追不捨，從豫西、豫中、豫東、豫南，一直追到山東，行程數千里，所率的蒙古騎兵居然被撚軍被拖得精疲力竭，
“將士死亡者數百，軍中多怨言”。僧格林沁自己也被拖得“寢食俱廢，恆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兩巨觥，輒上馬逐賊。
而飄忽不定的撚軍，卻意猶未盡，又在地圖開始一波走位風騷的神操作。
1865年4月初，撚軍進入山東，經曹縣、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寧陽，甩開丁寶楨由袞州而來的劫殺，北趨寧陽、東平，途中擊潰范正坦部後，繼續北上東阿、平陰、肥城，然後轉頭南下寧陽、兗州、鄒縣、滕縣、嶧縣，經蘭山、郯城進入江蘇的贛榆、海州、沐陽。5月3日，再次又由邳州返回郯城，西走嶧縣，在臨城（今棗莊市西薛城）附近擊敗丁寶楨部後，再次北上寧陽、汶上——
如果把撚軍的行軍路線畫出來，從1865年4月到5月，他們就是地圖上由北至南，由南至北，心電圖般的高頻率飛竄，幾次官軍的堵截，都被衝破。而緊隨其後的僧格林沁已經成為一支孤軍，被撚軍牢牢牽住，最後引到死地。
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追到山東菏澤。得知撚軍主力在城西高樓寨屯扎。隨即率六千騎兵。二萬四千步兵進入高摟寨謀求與撚軍決戰。第二天凌晨，僧軍遭遇任化邦的藍旗馬隊，張宗禹的黃旗馬隊衝陣，又被柳林深處的撚軍埋伏，激戰三天，師老兵疲的僧格林沁終於被擊潰。
第三天凌晨，僧格林沁借助親兵五百紅孩兒的來複線膛槍殺出重圍，行至柳林附近，天色未明，中了藍旗馬隊的埋伏，撚軍用長杆鐮刀之術，將紅孩兒紛紛挑死，僧格林沁落馬後逃入一處麥田，被加入撚軍的太平軍小將張皮綆所殺。
高樓寨之戰
僧格林沁的敗亡有多個原因，和僧王自己一意孤行，友軍相互觀望馳援不利都有關係，但這終究是撚軍將長竄流兵的運動戰術的發揮到極限的一次輝煌勝利。
由此可見，在太平天國被剿滅後，撚軍是一支以賴文光為名義首領，接受了太平天國的建制，保留了五旗總的設定，性質介於稱王建制的革命軍和毫無組織的流冦之間的武裝力量。
他們在戰術風格上已經完全定型，其戰鬥能力極彪悍，其運動速度相當風騷，慣於流竄劫掠，不側重於割據建國，實力遜於太平天國，雖然不能對清廷造成顛覆性威脅，但也成為了清廷目下最為頭疼的狡頑之敵。
清廷賴以重任的蒙古鐵騎失利之後，為了剿滅撚軍，不得不再次啟用以曾國藩為首的漢臣，派遣以湘湖子弟為主清廷第一強軍——湘軍前往剿撚的戰場。
曾國藩對撚軍的精彩回合終於開始了！
四 、國之經綸唯湘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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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四年五月二十六、二十七，曾國藩接連接到三道諭旨：
“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著即前赴山東一帶督兵剿賊，兩江總督著李鴻章暫行署理（代理）。”
”
曾國藩被稱為晚清四大中興名臣之首，所憑借的功勞是剿滅太平軍，所依仗的軍事勢力是湘軍。所謂“中興將相十九湖湘”，湘軍將領及其幕僚成為當時中國政治、軍事舞台的主角。整個湘軍系統中位至總督者15人，位至巡撫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員不勝數。全國各地的優秀人才投入到曾國藩麾下。
後來人們總將中興四大名臣的後三位，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與湘軍系統和曾國藩看做一個整體，其實並不精確。
湘軍的確是由湘湖（主要指湖南湖北地區）師生親眷子弟組成的武裝力量，所謂四大名臣中的三位都生於湖南，曾國藩生於湖南長沙府湘鄉縣，是鄉紳農家子弟，為人拘謹小心；胡林翼是湖南益陽縣泉交河的官宦士家子弟，膽氣囂張，手段老辣；彭玉麟是安徽中產人家，性格方正，剛直不阿；左宗棠是湖南省長沙府湘陰縣人，出身寒門，以才高自許，目中無人。
晚清中興四大臣：曾國藩 胡林翼 彭玉麟 左宗棠
這四人在合作撲殺太平軍時有過蜜月期，可是好景不長，彭玉麟因為看不慣曾國荃在安慶，江寧的屠殺行為，和曾國藩間隙漸生；左宗棠出身貧賤，性格敏感乖張，和曾國藩相處時多有矛盾，在收復天京之後，因為曾國荃虛報幼天王之死事件，左宗棠數度上表攻擊曾國藩，曾國荃兄弟。老好人曾國藩也忍無可忍，二人矛盾激化割袍斷義分道揚鑣。左宗棠自立門戶創立楚軍，完全脫離了湘軍系統。相對來說，老練圓滑的胡林翼和曾國藩配合的最好，曾性格的緩懦和胡性格的敏勇互補，真正是一對感情事業雙雙飛的好基友。
可惜的是胡林翼在1862年就已經病逝，而同治四年（1865），彭玉麟正在策劃清朝的長江水師建設，分身乏術。左宗棠在五月初已經率一萬人弛援僧格林沁，由於不爽僧格林沁的驕橫，又覺得漢人爭功會引起其嫉恨，所以行動遲緩，至高樓寨時，僧格林沁已戰敗身死。
原來和曾國藩休戚與共的湘軍三大名宿死的死的，散的散的，還剩下的一個又與曾國藩銜怨頗深，在剿撚的戰場上未必會合作得力。曾國藩頗感蒼涼，對於催他北上剿撚的諭旨幾度托辭拒絕奉命。
曾國藩請辭沒有得到朝廷的批準，反而給他一個節製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的大權。曾國藩一面上疏推辭節製三省之命，一面知君命不能違抗，開始調兵遣將，準備北上。
此時曾國藩能動用的湘軍資源已經十分有限，在天京收復之後。他將湘軍陸師漸漸裁撤，使得名將星散，人員銳減，金陵只有5000人，此外就是駐寧國的劉松山部、駐太平的張詩曰部，加起來不過8000人。撚軍遵王賴文光，梁王張宗禹，魯王任化邦人馬號稱二十萬，並且馬隊強大，湘軍無騎兵，彭玉麟籌備的長江水師不能北上守黃河，所以湘軍不能和撚軍打奔襲戰，而撚軍活動範圍撚軍活動的範圍達湖北、河南、安徽、山東、江蘇五省，要和五省督府協同作戰，更是難上加難。
不過以挺經自許的曾國藩最能堅忍持重，很快他就根據有限的資源，拿出了一份完備的平撚方略。
1865年，6月2日，曾國藩上書同治，暢言治撚方略，核心之策就是一句話:“以有定之兵製無定之寇，庶幾漸有歸宿”。
曾國藩治撚思路是，撚軍是沒有定性沒有據點的流冦，他們流竄五省，運動神速，卻長之處就是無定。如果用精兵追擊，就成了用無定之兵製無定之冦，雙方在大地圖上你追我趕，冦不能止，兵也不能止，這樣官軍就被撚軍牽製，陷入被動。
要想成功，必須用有定之兵製無定之冦，撚軍流竄數省，我們不去隨他們而動，而是在撚軍流竄的關隘要害之處，設深溝高壘以待，阻止他們長竄之勢，再以重兵緩緩合圍，壓縮撚軍的生存太空，使其漸有歸宿，由無定變成有定，最後再一舉殲滅。
因此曾國藩擬以江蘇徐州為老營，在山東袞州，沂州，曹州，濟寧，河南歸德，陳州，江蘇淮安，徐州，海川，安徽廬州，鳳陽，潁川，泗州。所謂歷年撚匪出沒最熟之處，各駐大軍，多存糧械，一處吃緊，他處支援，此之為四省十三府之網。
四省之網
除了四省之網，他在1866年伊始，又籌劃河防。徐州、濟寧是運河防線的重點，臨淮是淮河防線的重點，黃河既是天然防線又有水師駐防，周家口是沙河、賈魯河防線的重點。從周家口到沈丘槐店再到安徽的正陽關，屬沙河防線。整個沙河的中下遊都駐兵防守。自正陽關以下，統屬淮河，由水師和皖軍會防。從周家口到朱仙鎮，屬賈魯河防線，劉銘傳部在周家口和朱仙鎮駐防。從朱仙鎮往北經開封到黃河南岸，有70裡沙地，無河可防，曾國藩命豫軍挖濠設防，嚴密防守。整個沙河、賈魯河防線與黃河防線和淮河防線連在一起。東以運河，北以黃河，西以賈魯河，南以淮河的自然天險為界，沿河築起長堤和碉堡，分兵守防，形成對撚軍大面積包圍圈。
四河之防
這個方略涉及四省，及黃河運河淮河，在地圖上看來，他是以東西南北四條河流為天然長壕，以四省之力重兵結寨，困撚軍於豫西一隅，然後漸漸逼迫，使其瀕於死地而滅亡。
這是一個比以往湘軍所結之陣大百倍的四面之網，前所未有的呆兵巨陣，如果四省之力能夠成功會攏，那麽撚軍必定滅亡。
不過，成功的戰略沙盤擴張了百倍之後，就會出現各種難以預料的問題，官軍在四省十三府的區域集結防線，在四條大型河流旁修築長堤，圍堵撚軍流竄時還要統一步驟配合行動，這樣軍事行動對於調度，指揮，通訊，後勤，是嚴峻的考驗，以當時清廷組織能力，和湘軍自身的技術條件，完成起來相當勉強。
除了方略實行的困難之外，湘軍本身實力也不足用。曾國藩早在1865年，6月2日的上書中也苦陳利害：
湘軍已經大部分裁撤，江南分駐之兵，可以調往北上的頂多三千人，原駐皖南的劉松山部願意隨我北上，不過兵數不多，需要到徐州後再行招募補充，雖然李鴻章願意調淮軍支援，可是歸我指揮的只有劉銘傳，周盛波等部，此等兵力完全無法和撚軍正面交鋒，至於老冤家左宗棠已經領了陝甘總督要去防禦回亂，恐怕無心也無力施以援手。
由此可見，曾國藩剿撚的更大的問題不在方略，而在人事，治下湘軍已經疲弊不堪，友軍派系紛雜難以信用，此權屬之爭，乃人心之患，是一個無法預測的變數。
縱然曾國藩叫苦不迭，請四至五個月的時間再建新營，訓練水師，可清廷心急如焚，不容他從容練兵，在嚴旨之下。他只好攜三千湘軍從金陵北上徐州，以54歲老邁之身去和中原之地和撚匪玩命了。
五 、四省之網漏如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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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將剛出陣，四省十三府之防還未布置停當，襲掠如風的撚軍就打了曾國藩一個措手不及。
在他離開金陵之時，梁王張宗禹率領一路撚軍又長竄到雉河集攻打皖軍，安徽布政使英翰在撚軍重圍之中連連向曾國藩告急，曾國藩被迫改變行程，折向雉河集，進駐臨淮關，調集湘軍，豫軍救援雉河集。
張宗禹見形勢不妙，於是避堅而走，繼續以走為戰，以走疲敵，讓新上任的剿撚統帥曾國藩親眼見識了運動戰的威力。
雉河集解圍後，曾國藩繼續北上徐州，而撚軍則分兵兩路，張宗禹一路撚軍打至河南南陽。盧氏，兵鋒掃及湖北襄陽，賴文光，任柱率別路撚軍於1866年1月19日從河南光州闖至湖北麻城，此時，清軍提督成大吉部嘩變，居然火燒營寨，接應撚軍。於是賴文光以麻城為中心，分兵四處，收取黃安，南至黃陂，黃州，西至孝感。曾國藩無奈，又分兵去增援湖北，大軍未至，撚軍已經回兵河南，來去如入無人之境，1866年4月初，張治禹重來山東，4月末，賴文光又打進曹州，開州，與張宗禹回合，5月，兩軍再次分兵西走，進入河南。
從時間線上看，在1865年7月21日，曾國藩抵達臨淮時，隨即調淮系劉銘傳，潘鼎新，張樹波，周盛波等各軍，湘軍劉松山，張詩日各部，分駐四省，至9月底，四省之防已經基本成形。可是就在此後，張宗禹，賴文光，分進合擊，在河南，山東，湖北縱橫馳騁，所向披靡，四省之網處處漏口，官軍疲於奔命，焦頭爛額。所謂迎頭攔截，有如虛設，這原因何在？
首先四鎮之設並沒有遏製住撚軍的長竄之勢，因為四省之間戰略縱深廣大，官軍據點相去遙遠，撚軍避堅而走，在空隙間隨意穿插，根本無法阻擋。第二，官軍消極避戰，既然上頭要我們隻迎頭不隨尾，那就坐等撚軍一頭撞來，他不來我不動，他繞我而去，我就笑看歡送。
曾國藩治下湘軍諸部兵力有限，此次四省之網主要依靠的是劉銘傳等淮軍力量，淮軍對曾未必聽命，至於其余地方守備部隊則更加輕忽。相較和太平軍對陣時，成了四省總督的曾國藩統禦全局的能力反而大大削弱了。這是人事之患，最難控制也最難預料，曾心知肚明，也只能困坐徐州，徒歎奈何。
平撚方略實行不順，各路友軍態度消極，曾國藩仍不畏煩難，又拿出了補救方略，針對四省之間防務間隙，他調劉銘傳一部為遊擊之師，又令李昭慶所辦遊擊之師，開赴前線。對撚軍橫追堵截，以補重兵圍堵之漏。
但這樣一來，等於複原了僧格林沁的老套路，以無定之軍製無定之冦，僧格林沁的蒙古騎兵都跑不過撚軍，劉銘傳，李昭慶新辦的騎兵又能有何作為？？
而曾國藩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經營四河長堤，以自然天險加人工碉堡困撚軍於中原腹地的方略。
這一次，他確實抓住了撚軍的要害。
六 、天塹不能鎖魯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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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撚軍由魯西而豫，又至皖，徘徊於懷遠。鳳台，睢州一帶。豫皖兩省，是中原平曠之地，四通八達，撚軍借此大規模流動，避堅擊虛，使官軍疲於奔命。所以撚軍不怵官軍據點，就怕由點成線，由線成圍，如果曾國藩的河防策略落實，黃河，淮河，運河，沙河——賈魯河成為四條天然長壕，那麽撚軍北不可以出山東，東不能至江蘇，南不能下安徽，至湖北，運動太空會被壓縮在豫西山多田少的貧瘠之地，如此就隻做困獸之鬥，無法避免被殲滅的結局。
於是曾國藩親至周家口，以湘軍守備賈魯河，命喬松年守沙河，命皖軍與湘軍水師同守淮河。此議一出，河南鄉紳群起反對，因為沙河，賈魯河沿岸盡是沙土，在這裡萬難建立堤牆，徒然勞民傷財。
曾國藩力排眾議，強行在沙河，賈魯河沿岸建立堤牆，堤牆一倒再倒，克服無數艱難，才在8月中旬勉強建成。
沙河，賈魯河防線初步完成，撚軍已至生死存亡的邊緣，如不能打破四河連鎖的格局，很快就會有被曾國藩聚而殲之的可能。
1866年7月——9月，撚軍數次力圖衝破河防，可是均未成功，9月24日，張宗禹賴文光牛洛紅任化邦四部在河南中牟會師，四部會同一起，目標沙河防線，欲拚死一搏，殺出生天。
1866年，9月24日，正是中秋時分，月明星稀，河南省城開封以南數十裡之地，官軍瞭望有火光隱隱出現，接著火光漸迤至北，逼近豫軍的沙牆長城。官軍馬隊馳探，發現沙河堤牆已經毀塌數處，後來查明，撚軍於二更時分，大隊騎兵潮湧而至，豫軍撫標三營未及攔截，人馬全被撚軍衝散，沙河堤牆本就虛弱，隨即被一股衝破，撚軍大隊向東疾馳而去。
賈魯河——沙潁河（沙河）
撚軍突破沙賈防線之後，進入山東水套地區，計劃再次突破運河防線，到海岱富庶之地飽食休息，但幾次攻擊運河提防都不成功，10月23 日撚軍在許州分兵，互為犄角，11月賴文光衝破清軍阻截，越秦嶺進入陝西，張宗禹搶渡運河失敗後，複折向西，再次突破沙賈防線進入湖北，如此一來四河之鎖西線全面崩潰，河防戰略宣告失敗。
坐鎮徐州的曾國藩這下感到涼涼了。
他治撚一年多，排艱克難，苦心經營四省十三府，又修四河防堤，精疲力盡已近厥竭，如今功敗垂成，又被官僚士紳物議攻擊，謗滿盈朝，至此實在難以為繼，於是奏請將李鴻章調來徐州接替他剿撚欽差大臣的職務，自己回兩江總督任上休養去了。
至此，從1865年5月至1866年九月，曾國藩治撚的生涯以失敗告終。
七 、成敗利鈍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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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剿滅太平天國之時風頭無兩，剿撚所用戰略思路和剿太平軍時一脈相承，為何太平軍盡相授首，撚軍卻逆襲成功？
個中原因主要為以下幾點。
一、 好的方略沒有的好的執行。
平撚方略之中要害是黃河，淮河，賈魯——沙河，運河的四河堤牆，要修築四堤，尤其需要四省合力，皖，豫兩軍配合，還有地方鄉紳出人出錢，這確實是個花費巨大，艱苦卓絕的人防工程。
河防的策略切中撚軍要害，但致命之方未能收致命之效，原因就在落實上，從當時總的情況看，無論曾國藩直接長官的湘淮諸軍，還是地方守備文武諸官，都沒有認真執行。“前者紛紛推諉，均願遊擊，不願防河。蓋防河興工之時，荷鍤負土十分辛苦，不比遊擊半行半住，稍覺安逸，防河者工竣之後，保守汛地，厥責甚重，不似遊擊者易於報功....將領皆欲做活事，不欲做笨事。”
後者如河南“河南文官之議，均謂賊衰，宜於速剿，不必為河防之謀。”連巡撫李鶴年也與曾國藩意見相左，派兵駐防，自朱仙鎮以北至黃河南岸七十裡，豫軍未有認真辦理，也不肯全力防守，從而給撚軍留下了突破口。撚軍數次從河南衝破沙——賈魯河防線，皆因此故。
曾國藩一生，最善結硬寨，打呆仗，最有耐心靜候成效。然而他麾下諸將和節製官員，都想做易事，當聰明人，不願下苦功，卻急於見成效，最後事與願違，如之奈何？
二、一個統帥卻無法統一指揮
曾國藩剿撚時，因為湘軍已經裁撤，不堪大用，於是又調淮軍相助，而四鎮之防，又要依靠各地的守備軍隊，因此，他指揮的部隊有，山東的東軍，河南的豫軍，安徽的皖軍，還有僧格林沁的遺部陳國瑞軍。
東軍，豫軍，皖軍都是為了防禦本省而由各省巡撫籌組的省軍，是地方部隊，習慣在本省作戰，以鄰為塹，不願赴它省。而撚軍行動飄忽不定，有意在蘇，魯，豫，皖，交界出沒，有時一日之間連跨二省，時而山東，時而江蘇，各省兵馬只是固守本地，不能共同一氣，就被個個擊破。
即使是曾國藩自己的嫡系部隊，由得意門生李鴻章帶出的淮軍，也大扯他的後腿，比如他命李鴻章的六弟李昭慶率領遊擊部隊和撚軍角逐，李鴻章相當不爽，執意請調李昭慶去固守濟南。他身在兩江，卻干涉曾國藩的指揮權，弄得曾國藩十分惱怒，但淮軍雖脫胎於湘軍，可已經自成體系，若李鴻章不買账，曾國藩也無力調動。
寒心之餘曾國藩大發牢騷，說，若淮勇不能平此賊，大局豈敢複問，若六七月毫無起色，國藩當奏請閣下（李鴻章）北征剿撚。
四省駐軍的消極避戰，門生故吏的處處掣肘，曾國藩徒歎奈何，若在1862年之前，湘軍最為銳盛之時，胡，彭，左等得力戰友尚在，局面又何至如此尷尬，所謂運去英雄不自由，此氣數使然，也非曾國藩之過錯。
三、殺傷撚軍的方略也殺傷了地方
為了切斷撚軍補給，曾國藩在四鎮十三府實行查圩，保甲連坐堅壁清野之策，修四河坊堤又要征用大量民夫，耗費各省錢糧，這給地方官紳帶來了極大的負擔。不僅百姓怨聲載道，地方官員也意見極大，比如河南巡撫吳昌壽就對曾國藩的各項指令逐一挑剔，拒不執行，曾國藩要堅壁清野，吳昌壽說正值夏收夏種，農忙季節，野不可清，到秋八月，又說秋收秋種，野也不可清。曾國藩要在周家口重點設防，成立大營，屯米萬石，同時屯集大量草料，吳壽昌說，烽燹所至，則求一升米，一束之芻不可得。還罵曾國藩在河南縱兵擾民，於民不聊生之際，大肆搜掠。對於修賈魯河，沙河，征發民工，吳壽昌也推諉不辦。曾國藩不得不將吳參劾而去，而換來的李鶴年也不比吳壽昌好些。賈魯河，沙河防線是四河防線的要害，沒有河南地方官的支持，自然被撚軍突破。另外地方鄉紳見僧格林沁追擊撚之勢讚忠勇，而見曾國藩坐鎮徐州以靜製動，便謗其無所作為空耗糧草，因此物議紛紛，謗滿盈道。也給曾國藩平添了很多麻煩，他自己也說，河南公事皆不順手，地方官員奏疏中對自己毀傷甚重。
1866 9月 撚軍破沙河防線，曾國藩自哀製撚無術，其實他自金陵北上治撚，軍令戰法條條有序，河防之策更切中要害，只是地利人和皆不在他，湘軍疲弊不堪，淮軍坐大自擅，地方官員輕乎散漫，這些原因。最終令其無功而返。
說到底，曾國藩還是太執拗。
彼時淮軍之勢漸盛，李鴻章正在成為清廷新晉大員，新舊交替，權柄更迭之時，曾國藩以許國之心，勉強抖擻，率疲憊之湘軍剿五省流竄的頑敵，或許本來就是赴了一個不合時宜的局。
曾國藩去任之後，他的河防之策被李鴻章繼承了下來，並以一貫之，終於在1868年徹底剿平了撚軍，至此淮軍替代湘軍，成了清廷最為倚重的武裝力量。
湘軍的時代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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