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的貧困限制了這位母親的勇氣和愛

1

最近一段時間，有一個熱點新聞，河南省太康縣一位叫王鳳雅的小女孩，因為視網膜母細胞瘤而去世。在其患病期間，母親楊美芹在網上進行過一次眾籌。孩子去世之後，有人在網上指責這家人詐捐15萬，並且挪用善款給得了兔唇的小兒子治病，小鳳雅的病情被一拖再拖導致死亡。

後來經過媒體、慈善平台和當地警方證實，眾籌金額為38000元，而不是瘋傳的15萬，家屬公布了明確的花費明細，已經把剩餘的1000多元交給了當地政府有關部門。至於挪用善款給兒子治兔唇，這也是如假包換的謠言，孩子治療疾病是去年的事情，花費全部由嫣然天使基金會承擔。

當然就算是這樣，想消除公眾的憤怒，依然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他們糾纏於兩點，向這位母親發難————

1、楊美芹到底有沒有主觀故意或者失誤，造成孩子錯過最佳治療時間？

2、為什麽這個病的治愈率很高，但是家長卻沒有全力以赴為孩子治病，這不是惡，是什麽？

剛開始看到這條新聞時，我也有這兩點疑問，畢竟在志願者和圍觀群眾的聲討聲中，這的確是無法忽視的疑點。但是我的內心又隱隱覺得，單方面的資訊流，總是會習慣性屏蔽掉不利於自己的一面，雙方的資訊是不對稱的，這是受過嚴格新聞訓練的我，一直以來警惕的。

直到今天看到了丁香醫生深度報導團隊的一篇文章，這些疑問才找到了答案。在這篇叫做《王鳳雅之死：農村家庭殘酷物語》的報導中，作者非常詳細地展現了一個極度貧窮的家庭，在遭遇兩個孩子生病的困局時，那種無力和掙扎。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看看，看完了我基本上能得出一個判斷，母親楊美芹在女兒小鳳雅的救助上，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極限，用她的話說，更深層次的治療“我覺得我做不到啊”。但是在來自城市的志願者和圍觀群眾看來，這個母親沒有傾家蕩產去治病，就是在犯罪，無異於謀殺。

2

我們總是習慣於從自己的角度想問題，從未想過愛在倫理上是沒有條件的，絕對付出的，而現實中卻經常受製於客觀條件，不得不經常做出妥協和退讓，缺乏基本經濟基礎的愛是脆弱無力的。

一無所有卻要不顧一切的付出，這種愛已經失去了愛的意義，與粉身碎骨同歸於盡沒有差別。

一個丈夫智力有缺陷，兒子還在治療兔唇，五個孩子需要撫養，年收入不足兩萬元的極端貧困家庭，女兒王鳳雅的病隨時都可能成為壓垮這個家庭的最後一根稻草。

極端的貧困限制了這位母親的勇氣和愛，基於現實的層面考慮，她能夠為王鳳雅做的其實並不多，她認為自己盡力了。

當然在大城市的人看來，這種愛是有選擇的，點到即止的，讓人如鯁在喉的，看客們憤怒的根源在於——他們想象中的世界，是來自於城市的基本倫理；而客觀的現實，則是農村人在悲劇來臨時的蒼白無力，這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發生了一次激烈的對撞。

從城市人看來，楊美芹沒有全力以赴救助女兒；在楊美芹看來，癌症是一個無底洞，兩萬塊錢的押金就把她嚇尿了，她能做到的就是這些，否則可能搭上全家的未來。

從某種程度上說，她需要在恐懼面前做出選擇，讓這種家庭去花費巨資治病，顯然是不切合實際的，這就是殘酷的現實。

3

從理論上說，視網膜母細胞瘤的生存率很高，在歐美的一些發達國家，眼內期視網膜母細胞瘤的生存率高達 95%。就算在中國，這種病的生存率也是90%以上。多名醫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楊美芹去年11月第一帶孩子看病時，保命的幾率還是很大的。

這也是很多網上指責他們的人，質疑最多的一點，既然籌到了十幾萬，為什麽不趕緊給孩子治病，一拖再拖，最終無力挽回。

事實證明，十幾萬是子虛烏有的事情，籌到的38000多元是不夠治病的。

權威眼科醫生趙軍陽表示，眼球摘除手術大概幾千塊錢，裝一個假眼義眼一萬多，化療每次三四千加上所有住院費不會超過 5000 塊錢，做 4 次化療，包括交通食宿 5 萬塊錢也夠了。保眼治療貴一點，費用大概是十幾萬。

十幾萬，對於城市人來說沒什麽，對於一個年收入不到兩萬元的家庭來說，這是一個天文數字，上面寫滿了絕望二字。

我們對貧困農村的現狀了解多少，我們就能理解楊美芹幾分，這完全是認知上的巨大矛盾衝突。

這是一次來自城市的俯視，以及農村的悲情仰望，勾勒出一個讓人欲哭無淚的現實中國。

楊美芹和網上指責他們的人，他們做的都對，他們又做得都不對。

至少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楊美芹不是惡魔，她只是一個欲哭無淚的母親。

4

每次遇到這樣極端的社會新聞，我都想在紛繁的資訊中抽絲剝繭，最終得到一個可以說服自己的結論，最終都會看到一出關於命運的慘劇，這種慘劇可以複雜到你很難用對或者錯來定義。

我把這個新聞說給我媽聽，她難過地直擦眼淚，說自己心疼小鳳雅的遭遇，也很理解楊梅芹到做法，她說這家人可能就像活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人，一大家子連基本溫飽都可能都得不到保障，得了什麽病之能在家裡硬抗，更不要說這類聽上去非常嚇人的癌症，基本上之能選擇等死。

在大病來臨選擇等死這方面，其實中國人沒有什麽太大的差別，甚至不分階層和學識。

作家周國平的女兒妞妞，曾經得的就是這種病，雙眼多發性視網膜母細胞瘤。他和楊美芹一樣，選擇了放棄。他放棄的理由是絕望，“沒意義，完全沒意義。世上是有絕望這種東西的！既然難逃一死，何必再讓她在死前遭受這番痛苦呢？”

時隔多年後，周國平想起這件事情，就痛苦萬分，認為自己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悔恨是一種事後的聰明。在悔恨者眼裡，往事是一目了然的。他已經忘記了當初選擇時錯綜複雜的困境和另一種可能的選擇的惡果。此時此刻，已實現的這種選擇的惡果使他成了那種未實現的選擇的狂信者。他相信，如果允許他重新選擇，他將不會有絲毫猶豫。”

當時周國平的這個選擇，就在國內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他寫的關於這件事情的書，在西方醫學界被當作倫理教材來看，沒有誰從道德層面去定義他到底是對還是錯。

沒想到妞妞的悲劇，二十年後在小鳳雅身上重現，就連結局都如此相像。

5

在癌症面前，中國人往往十分脆弱，這種脆弱一方面來自於經濟上的壓力，另一方面是對癌症的無知和恐懼。

去年英國BBC電視台的一檔叫“Victoria Derbyshire”的時政欄目，直擊英國華人社區的健康問題，其中提到的一點就是，華人社區普遍存在諱疾忌醫、醫學常識匱乏的現象。

在片中，受訪的腫瘤科醫生Lip Lee認為，華人有一種傾向，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疾病，包括腫瘤，其實早期正確治療沒有問題，可以不需要受苦。但是很多人否認，認為痛是正常，那是命，或者選擇去看中醫。他說，“很難說服他們和癌症抗戰。”

那是命，說得多好啊，有多少中國人，其實就是信命。

有人指責這家人，說你們都這麽窮了，還要生五個孩子，不就是想要個兒子嗎？不在農村生活的人，不知道男丁對於家庭的重要性，跟不明白人口對於勞動的重要性。

正是因為貧窮，所以才要多生，正是因為多生，造成更劇烈的貧窮，這同樣也是命。

在苦難來臨的時候，有能力反抗者信命，無能力反抗者也信命，一切都是命，似乎成了解釋這類悲劇最無奈，好像又是最合理的邏輯。

如何去理解生命之意義，這是一個浩瀚的命題，至少到現在，很多人依然不懂，或者說沒資格去懂。

這才是我深深感到悲傷，乃至於絕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