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性治療用上VR技術 在戒毒最前沿感受中國創新

【環球時報報導 赴雲南特派記者 胡雨薇】地處西南邊陲的雲南是我國禁毒鬥爭的最前沿，也是司法行政戒毒工作的最前沿。《環球時報》記者近日走訪雲南省的幾所強製隔離戒毒所，並在昆明採訪“2019國際戒毒論壇”，在“最前沿”感受戒毒工作的進展和挑戰。該論壇聚焦“戒毒新技術和新方法”，由司法部和雲南省人民政府共同舉辦，是我國司法系統首次舉辦的戒毒領域的國際性交流活動。雲南戒毒所開設的“新型毒品矯治專區”、在技術上的創新和管理上的自信給參加論壇的14個國家和地區的近百名代表留下深刻印象。

戒毒所特設新型毒品矯治專區

雲南省作為我國毒品危害的重災區和禁毒鬥爭的主戰場，近年來已引進多批具有體質測試、運動數據分析和運動安全警示等功能的系統和技術。今年上半年，全省參加運動訓練的戒毒人員達標人數有1萬多人。在走訪雲南省第三強製隔離戒毒所(簡稱“省三所”)時，那裡特設的“新型毒品矯治專區”引起《環球時報》記者的特別注意。省三所醫生佔青青告訴記者，近兩年來這裡收治的新型毒品吸食者越來越多。據介紹，將新型毒品矯治區隔離開來主要是因為新型毒品的脫毒方式有別於傳統毒品。長期依賴新型毒品的人往往表現出精神脆弱、抑鬱和狂躁的傾向，如果還處於急性脫毒期，毒癮更容易發作，對戒治往往表現出反抗情緒。

正在省三所醫院裡做“經顱磁”治療的吸毒人員小李告訴《環球時報》記者，20歲那年，他第一次在朋友的唆使下嘗試混吸麻古(麻古是泰語音譯，是一種加工後的冰毒片劑，外觀與搖頭丸相似)和冰毒。這次來強戒所已是“二進宮”。在和記者短短幾分鐘的對話裡，小李的反應總會慢半拍，眼神略顯空洞和呆滯，即便是最簡單的問題也需要停頓好幾秒鐘後才回答。

“以前聽說新型毒品不太會上癮，就忍不住嘗了下，結果很快就發現自己根本無法控制。從一個月一兩次，慢慢發展成每天都要吸，毒癮上來時感覺頭是炸裂的。然後就去撞牆，接著會發脾氣，砸東西，有時候還會出現幻聽，經常沒緣由地開始自言自語。”小李這樣描述自己的痛苦經歷。短短半年時間，在工廠做技工的小李因“不在狀態”從生產線上退到後勤部門，再後來就被徹底辭退。他形容那時候的自己：“嘴巴像一個無底洞，吞噬著金錢和精力，吐出來的，是極度滿足後的虛妄。”

採訪中，佔青青表示，被稱作“強姦藥”“嘮嗑藥”“搶劫藥”的麻古成癮性很強，可以直接影響人的中樞神經系統，有迷幻作用，吸食後還會產生性欲亢奮等生理上的反應。長期服用會導致情緒低落及疲倦、精神失常，損害心髒、腎和肝，嚴重者甚至導致死亡。據了解，省三所裡吸食新型合成毒品的多以年輕人為主，在被強製隔離之前他們往往混跡於城市裡酒吧、夜店一類的場所，以時髦自居，吸食的理由也五花八門，有希望減肥的，也有希望提高性能力的。

給小李做治療的經顱磁治療儀是省三所新引進的一套先進設備。重複經顱磁刺激是一種安全的神經刺激技術，通過改變特定腦區功能水準而對成癮患者實施精準的乾預治療。據《環球時報》記者了解，這種治療儀目前也已廣泛應用於包括失眠、抑鬱、焦慮等精神心理疾病的臨床治療。

“大麻娛樂性合法”是危險信號

除新型毒品對年輕人的毒害加劇外，近年來大麻在青少年人群中的使用也有增加趨勢。特別是在一些國家，“娛樂性大麻”使用合法化，正日益引起國際性的擔憂。省三所一名警察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近年來流行將傳統的大麻物質製作成種類多樣的大麻餅乾、巧克力等常規食品，對青少年有很強的誘導作用。根據國家禁毒辦日前發布的《2018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來看，雖然我國吸毒人口數量首次出現下降，但新型合成類毒品呈快速發展態勢，且大麻濫用呈現上升趨勢。

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公布的數據，從2000年到2015年，全球因毒品造成直接死亡的人數增加了60%。聯合國國際麻醉品管制局副主席、中國藥物濫用防治協會會長郝偉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而這個增加主要發生在北美，跟近年來北美一些國家和部分地區相繼開放大麻娛樂性合法化不無關聯。郝偉在論壇上公開表示：“2018年，加拿大在這個問題上開了一個壞頭!”目前，非醫療大麻使用合法化的國家包括加拿大、烏拉圭、美國部分地區和荷蘭。在郝偉看來，大麻娛樂性合法化違反了1961年的《聯合國麻醉品單一公約》。他在論壇上強調，受管制物質僅限於醫療和科研用途，這是一項基本原則，是國際藥物管制法律框架的核心，沒有例外。郝偉呼籲國際社會需要對大麻醫療性合法化和娛樂性合法化冷靜區別分析，“避免盲目被一些倡導‘大麻合法化’的觀點牽著鼻子走”。

此外，暗網銷售也成為國際社會上的一條販毒渠道。暗網銷售在一些歐洲國家已經越來越猖獗。來自歐洲的調查數據顯示，從2014年到2018年，歐洲在暗網進行毒品交易者約從4.7%上升到10%，人們使用虛擬貨幣交易，使得暗網成為非法獲取毒品的一條新型主流渠道，也為全球打擊毒品犯罪帶來重大難題。

針對性治療用上VR技術

論壇上被提及的另一個爭議點是國際社會關於“是否該關閉強製隔離制度”的討論。對此，郝偉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如果吸毒人員能通過強戒治療而意識到自己的問題，逐漸轉為自願戒毒，這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隔離治療的理念本身沒錯，而怎麽管理才是症結所在。國際社會有些人總喜歡拿人權說事來打壓強製措施，這是一種思潮，而實際上這種思潮不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他強調說：“中國現在有這樣的機會來展示自己的自信，理論的自信，制度的自信，管理的自信。”

“實際上，這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中國強製隔離戒毒的情況。呼籲關閉的論調是基於他們對南美國家的一些調查，比如違反人權、HIV擴散的問題，但這是一個管理問題，而不是關閉它的理由。正如監獄也會產生很多問題，為什麽我們不去關閉監獄?關了就解決問題了嗎?這些人該到哪兒去?”郝偉在大會上的這番發問也引發各國參會代表的思考。

來自泰國的國際麻醉品管制局前主席威羅·蘇眉對此非常認同，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走訪雲南省的強戒所和運動康復中心後，他對中國戒毒所裡的先進技術和完善管理印象深刻。蘇眉解釋說：“我不認為哪一套理論可以適用於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在泰國，我們也有強製隔離的場所，這不是剝奪自由，而恰恰是提供給戒毒人員更多選擇的機會，就如同中國的戒毒所一樣，給他們提供治療和職業技能培訓的機會，幫助他們重新回到社會中。從我此次觀察看，中國的強製隔離戒毒所中沒有出現任何侵犯人權的行為。”

美國密歇根大學精神病學系成癮中心主任弗雷德裡克在參觀雲南的戒毒所後，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這是他第一次參觀中國的強製隔離戒毒所，他為中國戒毒所康復中心智能化、科技化和個性化的方法感到欣慰。弗雷德裡克還表示，他期待看到中國更加多樣化的戒毒形式，例如社區戒毒的成功模式。

在雲南戒毒一線和國際論壇上，《環球時報》記者聽到最多的是人們在談論：過去各國政府多把禁毒工作重心放在打擊毒品供應方面，而在減少毒品需求、給吸毒成癮者提供治療方面的投入還明顯不足，這也導致一系列因吸毒而引起的公共衛生問題。因此，各國專家都希望看到政府加大對戒毒矯治方面的投入，把毒品供給端的減少和需求端的抑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國內各個強戒所陸續鋪展開來的運動戒毒療法，正是我國政府加大對戒治投入的具體體現。在雲南省第五強製隔離戒毒所(簡稱“省五所”)的運動中心裡，《環球時報》記者看到，強戒人員首先走到指揮系統前“刷臉”完成簽到，隨後，螢幕上的訓練指揮系統會根據其在以往的測評中得到的數據來制定一套個性化的運動處方。接著，他們會領取到智能手環，並通過導流和電腦叫號系統被分配到特定的設備進行訓練。每個人的運動時間、反應速度、心率變化等數據會實時顯示在大螢幕上，並最終生成體質綜合分析報告。

在省五所面積上百平方米的運動中心，擺放著幾十套智能運動器械和康復訓練設備，這讓記者和國內外學者感慨，這裡的智能化程度甚至超過很多私立康復運動中心。戒毒人員梁某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康復訓練前他很容易生病，長期依賴毒品讓他易感困倦疲憊，身體也瘦弱。現在，康復運動中心定期會有專家來為他做康復訓練指導，加之合理的飲食搭配，每周三次的訓練逐漸讓他元氣恢復、情緒穩定。身高1.77米的梁某體重現在有85公斤。

除了運動戒毒，VR(虛擬現實)戒毒技術的應用也自2018年開始逐漸成為全國各大戒治中心的一大亮點。記者現場體驗後得知，戴上VR頭盔後，戒毒人員仿佛置身煙霧繚繞的KTV包廂中。記者採訪時，看著畫面裡高逼真的吸食場景，戒毒人員小牧不由得輕輕吞咽著口水，身後的電腦螢幕裡顯示著他的心率等生理指標，暴露著小牧還處於急性生理脫毒期。這些數據將幫助小牧盡快獲得一套有針對性的治療方案。

AI戒毒領域中國做出貢獻

在應用新技術方面，雲南省多所戒毒所還融合了眼動儀毒癮(渴求)測評技術、環境音樂乾預治療技術、人工智能(AI)自殺風險評估系統、AI抑鬱評測系統、瑜伽康復訓練、中醫藥戒治方法等多項戒毒新技術新方法。來自上海的一位戒毒專家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中國已為國際社會AI戒毒領域做出了很多貢獻。

戒毒領域的國際合作非常重要。美國紐約大學馬倫研究所的學者珍妮爾·普魯特在論壇上詳細介紹了美國社區治療服務中對於物質濫用者照料水準的分級，即通過多維度的評估，為患者提供細化的分級治療服務，使患者得到更有針對性的後續治療。這給中國做好社區戒毒康復工作提供了借鑒。弗雷德裡克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過去美中兩國在戒毒方面一直有著密切的技術層面的交流，他希望兩國能拋開政治原因和其他各方面的干擾，繼續在該領域攜手前行。他認為，兩國技術上的互信互動意義重大，也將有利於世界各國共同解決戒毒難題。

香港禁毒常務委員會前主席、香港成癮醫學會會長陳佳鼐關注的是腦神經科學研究預防複吸的新方向，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過去十幾年矯治的重點都放在如何“脫毒”上，而現在開始強調“脫毒之後如何防止複吸”的研究。陳佳鼐說：“近年來內地戒毒工作發展很快，兩岸也一直保持高效合作，我的團隊和北京大學中國藥物依賴性研究所也已經合作了20余年，未來也期待更多層面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