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在4500元的大學生生活費裡，能讀懂中國嗎

撰文/宋金波

在我看來，“大一女生要4500元/月生活費遭媽媽拒絕！”這類“新聞”，通常來自於一個“製造”出來的話題。

網上流傳的“大一女生每月要4500元生活費”的截圖

通過不明來路的“熱帖”，設置反差巨大的場景，撩撥起閱讀者內心隱秘而易共鳴的某種情緒，在傳統媒體時代這就是常見的套路，自媒體繁盛之後更滿目皆是且效果奇佳。像年度性反覆流傳的《月薪三萬還是撐不起孩子的一個暑假》這種帖子，就是如此。假如傳統媒體的理想之一是“在這裡讀懂中國”，這些新聞最終做到的經常是“在這裡讓你讀不懂中國”。

自然，“策劃”出來的新聞，背後也可以有真問題。

有闊太太炫富，就可能有大學生炫富；有社會人哭窮，就可能有大學生哭窮。“一葉易色而知天下秋”，大學生也是人，是社會局部，必然不會與這個社會的整體氣質相去太遠，有什麽大驚小怪？

但或許，大學生和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人”又不一樣。中國有“貴族幼兒園”“貴族小學”“貴族中學”，但“貴族大學”還不多。大學生生源無論在地域上還是在階層上，都會更廣泛。這樣的大學階段，大概是很多人一生中惟一一次和那些經濟條件、社會階層相去較遠的人，“在一個鍋裡吃飯”了。過了這個階段，各回各家，各找各媽，在大都市的格子間裡低頭不見抬頭見，或是在某個生產車間蜂飛蟻走，不管怎麽著，身邊都是和自己差不太多的人。當然，有人會飛升，有人會沉淪，但是，除了做領導秘書，離你最近的，總是和你條件差不離的。

相比之下，年輕敏感的大學生，肯定更容易感受到“差別心”吧？

差別心來自於人根深蒂固的秉性。你說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大學生與今天的大學生在這一點上有什麽不同嗎？他們更高尚或更低俗嗎？我可不敢說。當年的大學生面對的經濟社會條件和現在倒是大不同。絕對數上，當時的收入水準，當時的基尼系數，與今天相比，無疑都差別巨大。“同學少年都不貴”，就算有差別，也不會拉開到讓人眼暈的地步。

電影《中國合夥人》裡刻畫的八十年代大學生

我1992年上大學，入學時還需要帶糧票。此前兩年大體宏觀經濟通縮，與八十年代末的情況沒差太多。對多數人來說，舒膚佳的香皂與兩面針的香皂，或者吃飯的時候有人多一副雞架一瓶啤酒，這種區別，可能會生發一些豔羨一些差別心，但斷不至於形成碾壓，形成兩個世界的斷層與隔膜，更不會激發出冤罪殺機感。如果當時一個寢室裡有人饅頭鹹菜，有人瑪莎拉蒂，可能會不大一樣。

短缺與匱乏，限制了想象力——攀比與衝動消費，大約也要靠想象力才能繁茂。

我們是農林學校，學費本身就不高，生活費，多數同學每個月百元以下也夠了，但一些來自西南或中南山區的同學，家境確實不好，有些甚至達不到每月四五十元。一位江西同學，喜歡書法，為了買一套《三希堂法帖》，足足一個學期，都是鹹菜饅頭白水。而這已經不算是最差的條件。農林院校有獎學金，平均五十元每人。成績好些的女生靠自己的獎學金已經可以完全夠吃，還能給男朋友分點。

1990年由上海書店出版的這套《三希堂法帖》，定價85元

1992年，高考錄取率25%，當年只有75萬人踏入大學校門——這一數字在2018年是近800萬人。那時的社會，對大學生多少還是另眼相看，加意照顧。我相信，包括相當多城市家庭子弟在內，多數大學生在學校食堂不會比他們的家人吃得差，甚至會吃得更好。

1992年，“南方講話”掀起的新一輪開放還沒拉開帷幕，我所感受的，應該是一種普遍並且穩定的世相。當然，其時“改開”已屆14年，更早的大學生，有更多的苦故事可講，那是無疑。不止在大學，當時的中國，憶苦思甜，一代一代間，已是定式。要到新世紀，大學擴招，教育產業化，經濟突飛猛進，人心才開始更容易失衡。失衡的人心，正是很多撩撥人心的網帖死命盯住的社會G點。

我並不想為貧窮粉飾。貧窮本身不會帶來任何美好。對有些家境更差也更敏感的同學，我能感受到他們有時難以避免的不適和尷尬。那幾年，《平凡的世界》在大學風行，無非是與這種仍然普遍的校園生活發生了共鳴。在那時，以及那之前很遠，無論是文藝作品，還是學生作文中，類似因為貧窮而做了某種錯事，甚至造成不可挽回後果的故事，懊悔甚至懺悔的人心，比比皆是。至於表面所常張揚的某種“安貧樂道”，倒更可能是匱乏下的“禁欲”美化，不然，80年代、90年代讀書的大學生，何嘗看見他們在進入社會後對物質主義絕緣了？

1990年出版的《平凡的世界》

這也是我對“大一女生要4500元/月生活費遭媽媽拒絕！”這類新聞有些反感的原因之一。一路操作下來，無非老生常談，不如不說，甚至能感受到這種百無聊賴的關注背後，有某種強製與強迫的普遍心理。

我對經濟發展帶來的人的健全有過很大期望。朋友交流，我一直堅持，1990年代後出生的年輕人，是中國第一代整體遠離了饑餓記憶的人。饑餓是可怕的尊嚴碾壓機，它能在極大尺度和範圍內破壞一切美德、傳統。它會在人類最底層的認知面板上，留下本能的恐懼——對匱乏的恐懼，對失去飯碗的恐懼，對能剝奪掉一碗飯的任何強力的恐懼。它讓人們的行為變形，從扯光公共衛生間的衛生紙，哄搶降價商品，到安於歲月靜好，不肯為公眾利益多付出一點力量。

我一直相信，“90後”及更後的年輕人，會因為缺少這些可怕的記憶本底，顯得更超脫、更自由，遠勝於在匱乏、饑餓、恐懼中成長的先輩群體。

但今天看，也許能影響一代人發展的因素太多，物質條件、經濟發展，只是其中一面。今天我們的“90後”“00後”，與歐美，與日本，與中東、非洲，乃至與同在華人世界的那些同齡人，他們所說的，所做的，所關心的，所願付出的，毋庸諱言，差別巨大。與三十年甚至四十年前與他們同齡的學長們，同樣很容易區分。

我在校時，見過最晚的1980年代入學的大學生，我始終覺得他們身上有某種後來的大學生身上缺少的東西，外向的、激烈的，充滿理想的，家國與共、身土一體的，你可以說那是某種熱情，也可以說是某種幻覺——甚至這種區分本來就是我自己的某種錯覺。這種感覺，與是否存在一個金光閃閃、人心向上的1980年代一樣充滿爭議。

《中國合夥人》的劇照

我想，也許一個重要的區別是，對彼時的大學生，大學是一種人生創業，是孤注一擲的投資，是改變自己與家庭命運的創業，是自覺與國運相關的浮沉。而對現在的大學生，大學的屬性，則更像一種消費，甚至不是自己的消費，而是父母的，自己充其量是在為父母打工。創業者與打工者、消費者的心態，終歸不一樣。

我不覺得這不同的心態必須要有高下之分。身土一體的理想主義，並不一定帶來理想的世界。求田問舍，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既可以消解虛偽的宏大，也可以淡漠真實的記憶，既可以無視精心編織的謊言，也懶得去追求另一種世界的真與美。

無論基於哪一種立場，為了哪一種目的，對這一代年輕人的表現，態度都會是矛盾的、猶疑的、曖昧的。不是一個簡單的結論就可以為他們定性，為他們圈定一個明確的未來。

《三體》中，劉慈欣說：“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格言像玩具風箏，就這樣飄來飄去。

對大學生活費的記憶，或許已經是幾十年來幾代大學生僅有的共同興趣點了：“還記得你爸媽花了多少錢供你上大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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