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國死了一個老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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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十二年（1896），當17歲的陳獨秀考中秀才的時候，他沒有想到，日後，他將如何劇烈地改寫一部現當代的中國史。

當時，他還沒有創立那個日後影響百年中國史的政黨，這位生於安徽懷寧（今安慶）的少年，3歲時父親就去世，後來被過繼給叔父陳昔凡。與別的孩子不同，每次調皮挨打，無論如何痛，他從來都不會哭一聲和求饒，反而是打人的祖父總是氣喘籲籲地說：

“這小子將來肯定是殺人不眨眼的強盜，將來不是蟲，就變成龍。”

▲陳獨秀。

今天，是陳獨秀誕生139周年（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在世人的眼中，他自始至終都是一位離經叛道者，“終身的反對派”，國民黨視他為洪水猛獸。他的夥伴們，也曾在很長時間，評價他是一位機會主義者、投降派、叛徒和漢奸。他兩邊都不討好，只有他那位同樣性情耿直、得罪人無數的學生傅斯年才會耿介地說，陳獨秀是：

“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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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劃過天空的彗星，他是早熟和孤獨的。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幾個省份的人先後影響了中國歷史：晚清史上，湖南人曾國藩、左宗棠和安徽人李鴻章先後崛起；然後，廣東人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開始登場；五四運動時期，安徽人陳獨秀、胡適活躍了起來；此後，浙江人蔣介石一度縱橫中國；再往後，又是湖南人毛澤東的橫空出世。

陳獨秀考中秀才那一年，正是戊戌變法（1898）的前兩年，這位少年秀才對科舉功名意興闌珊。第二年（1897），他考入杭州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學習，開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因為反清言論被書院開除，後來又因為參與反清宣傳活動，被清政府通緝，無奈逃亡日本，進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速成科學習。

他是個怪才，除了一個秀才的功名，他此後並無太多的學歷，但卻協助章士釗等人創辦了《國民日報》和自行創辦了《安徽俗話報》等革命報紙，辛亥革命前他被清政府通緝，辛亥革命後因為參與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他又被捕入獄。

從袁世凱的監獄出來，這位愛折騰的老秀才，又於1915年在上海創辦了後來影響中國百年的《新青年》雜誌。《新青年》是現代中國的一聲驚雷，這也讓當時剛剛當上北京大學校長、立志改革北大的蔡元培震驚不已，他立馬從北京南下上海，竭力想將陳獨秀延攬進入北大任教。

▲蔡元培與陳獨秀。

蔡元培是清朝的進士出身，曾擔任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這位出身不凡的老進士慧眼識珠，很喜歡陳獨秀這位毫不起眼的小秀才，那時候，陳獨秀下榻在上海的中西旅館，蔡元培經常去找陳獨秀，蔡元培去的很早，陳獨秀經常還沒睡醒，蔡元培就常常搬一把小凳子在門口等他睡到自然醒。

為了應付當時民國教育部那些“重資歷，輕能力”的技術官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蔡元培，甚至幫陳獨秀虛構了一個“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的虛假學歷和履歷，目的只是為了讓陳獨秀能順利當上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相當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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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常說，從五四運動開始，年輕人開始改變中國，但追究根源，首先源自於陳獨秀這位老秀才和老憤青的貢獻。

在北大，人人都知道陳獨秀很有才，當然，人人也都知道，他還很喜歡嫖妓。

在北京，擔任北大文科學長（系主任）的陳獨秀，很喜歡逛當時京城著名的買春街“八大胡同”，甚至他還曾經因為和妓女鬧矛盾，抓傷過妓女的下體。

對於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另外一位健將胡適，陳獨秀曾經拍著桌子跟胡適說：“你要認我是個朋友，你今天就跟你的老婆離婚，這麽醜的老婆，這麽小腳的老婆，沒有文化、沒有思想，你居然能夠容忍，證明你不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馬上跟她離婚。”

▲胡適與陳獨秀。

胡適跟陳獨秀一樣，年輕的時候也都喜歡嫖娼，但跟一生娶過四個老婆的陳獨秀不同，胡適一生卻對“包辦婚姻”的小腳老婆江冬秀愛護有加，一生隻認一個老婆，這讓當時作為“新青年”代表的陳獨秀非常不滿，認為胡適還是不夠OPEN和解放。

因為新文化運動和嫖娼這些共同愛好，陳獨秀和胡適這對安徽老鄉走到了一起，但也正是因為新文化運動和愛老婆這些事情，陳獨秀和胡適產生了很大分歧。

不要小看“愛老婆”這麽個話題，“新潮”的陳獨秀和“守舊”的胡適，卻即將代表此後主導中國的兩股思潮，他們在此後不同的人生選擇，揭示了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後，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巨大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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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陳獨秀與李大釗號稱“南陳北李”，在北京，陳獨秀開始傳播馬克思主義。

陳獨秀看不起胡適這些“守舊”文人，向往劇烈的新思潮，這也讓他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烈火在中國最早的傳播者之一，1919年4月，愛嫖娼也愛新思想的陳獨秀被迫從北大辭職，但這位40歲的老憤青，卻在1919年6月11月，跑到了北京新世界屋頂花園，像個革命學生一樣，向下層露台看電影的人群散發《北京市民宣言》，不幸再次被逮捕入獄，坐了三個月的牢。

▲李大釗與陳獨秀號稱“南陳北李”。

1920年2月，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捕，陳獨秀裝扮成財主模樣，跟著裝扮成账房先生的李大釗一起，乘著一輛帶篷騾車從北京直奔天津，乾起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創業運動。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遊船上秘密召開，缺席的陳獨秀，以自己的崇高威望，被選舉成為首任中央局書記。

在參與中國這場最偉大的革命運動之時，陳獨秀也陷入了感情的困惑。

陳獨秀的原配，是清末安徽統領副將高登科之女高曉嵐，陳獨秀跟原配育有三子一女，但卻始終跟她合不來；1909年末，陳獨秀喜歡上了自己的小姨子，跟高曉嵐同父異母、當時正在北京女子師范學校讀書的高君曼。

▲高君曼（1888-1931）。

對於這位天生麗質且受過高等教育的小姨子，陳獨秀很是傾慕，而高君曼也喜歡上了文學青年姐夫陳獨秀。1910年，31歲的陳獨秀和22歲的高君曼私奔到了杭州和上海，開始公開同居，兩人此後育有二子一女。

高君曼是個好女子。陳獨秀最為艱難之時，她不僅幫助陳獨秀出版《新青年》雜誌，而且掩護陳獨秀的革命活動，為他充當聯絡員，甚至一度與陳獨秀一起被捕入獄。但到了1925年，胃病發作的陳獨秀偶然到上海一家私立醫院看病，又看上了另外一位年輕貌美的女醫生施之英。

很快，陳獨秀開始帶著施之英到杭州和揚州等地度起了“蜜月”，作為當時黨內舉足輕重的人物，不辭而別、“離奇失蹤”的陳獨秀也讓黨內人士焦急萬分，還以為他出了什麽事情，於是公開在上海《民國報》上登出“尋人啟事”。正在瀟灑度蜜月的陳獨秀看到了，才發來電報說他“生病”了，最近休養了一段時間，剛有點好轉，準備回來乾活了。（電報原文是：“外出治病，初有好轉，可以扶病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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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這第三段感情，因為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最終戛然而止。

縱觀陳獨秀的一生，他始終只是個意氣頗高的書生，卻無意中改寫了中國的政治史。以書生卷入政治，終其一生也玩不好的他，是矛盾和困惑的。

黨成立後，作為主要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對於共.產.國.際的指示感到非常迷茫。當時，共產國際一方面要求黨與國民黨保持良好關係，另一方面，卻又要求黨要繼續推行土地革命，“懲罰反動軍官”，這種混亂和自相矛盾的邏輯，讓黨內人士感覺到困惑不堪。向來敢做敢言的陳獨秀，公開在會議上批評共產國際的出爾反爾和前後不一：

“以前季諾維也夫一向教我們幫助資產階級，現在史達林教我們二十四點鍾內實行土地革命。”

最終，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陳獨秀被停職。隨後，在大革命失敗和白色恐怖的風潮下，女醫生施之英離開了陳獨秀，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也相繼被捕犧牲，他的女兒陳玉瑩想為兩位兄弟收屍，卻被國民黨拒絕。1928年，家破人亡的陳玉瑩最終精神失常，病死在了上海。

1929年，張學良為了收回蘇聯在中國東北鐵路的特權，指揮東北軍強行收回了當時為蘇聯掌握的中東鐵路部分管理權，隨後，蘇聯軍隊出動擊敗東北軍，並趁機佔領中國領土黑瞎子島。國內部分人士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向來直性子的陳獨秀提出異議，並指出片面宣傳“擁護蘇聯”“於我們不利”，絕不能簡單地認為“廣大群眾都認同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最終，陳獨秀被開除出黨。

此時的陳獨秀惶惶如喪家之犬，這位本來意氣勃發的書生，一方面成為黨的棄兒，一方面又被國民黨追捕，無奈下只好隱姓埋名，寄居在上海熙華德路一座貧民窟的石庫門房子裡，1927年，也就是在這裡，陳獨秀遇見了比自己小29歲的單身鄰居、英美煙草公司女工潘蘭珍。

▲陳獨秀與潘蘭珍。

虎落平陽的陳獨秀分外淒涼，潘蘭珍則對這位隱姓埋名、賣字為生的孤苦老人充滿了好奇和同情，在同病相憐的彼此憐愛中，在上海的貧民窟裡，1930年，51歲的陳獨秀和22歲的潘蘭珍最終走到了一起。

而這，也是風流的陳獨秀，人生中的最後一份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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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被國民黨巨額懸賞通緝多年的陳獨秀最終被捕，這也是他第四次和最後一次入獄。一直到此時，潘蘭珍才知道，她愛戀的這位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陳獨秀。

對於陳獨秀的被捕，當時國民黨各界紛紛致電中央要求“嚴懲”、“處極”、“明正典刑”、“迅予處決”；而在另一邊，陳獨秀則被訓斥為資產階級走狗，《紅色中華》發表標題為“取消派領袖亦跑不了，陳獨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對於當時處於極度分裂的國共兩黨而言，對於陳獨秀的討伐，是當時國共兩黨難得的共識。

被捕後不久，陳獨秀與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解送途中路線泥濘顛簸，但陳獨秀卻總是睡得很香，這讓彭述之非常羨慕，對此當時已經53歲的陳獨秀說：

“吾已半老，別無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為。萬望勿作他想。”

被押送到南京後，當時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跑到監獄，請陳獨秀題字，對此陳獨秀也毫不客氣，直接就寫下了：“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大字。

▲1937年初，陳獨秀在南京老虎橋監獄。

對於這位遠在東方的知名人士，當時，就連科學家愛因斯坦都曾致電國民政府請求寬大處理，對此蔣介石說：“獨秀雖已非共.黨之首領，然近年····殺人放火，獨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1933年4月，國民政府江蘇高等法院公開開庭審判陳獨秀，名動一時的大律師章士釗免費為他辯護，對於法庭質控陳獨秀危害國家的說法，陳獨秀義氣凜然地說：

“我隻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政府並非國家，反對政府，並非危害國家。”

當時，章士釗全力辯護，試圖為陳獨秀辯駁減刑，但陳獨秀卻始終堅持自己的主張，不肯以貶低共產主義來為自己減刑，對此旁聽的人士紛紛驚歎說：真是“革命家”。

當時的報紙報導說，面對審判，陳獨秀在法庭上“態度安閑，顧盼自若，有時且雋語哄堂”，經常惹得法庭上哄堂大笑，而陳獨秀的《辯護狀》則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滬江大學、蘇州東吳大學甚至將其選為法學系教材。

最終，1933年，55歲的老憤青陳獨秀被法庭以“危害民國罪”判刑13年；後經上訴，減刑為8年。隨後陳獨秀被押解到江蘇省第一模範監獄服刑，這也就是俗稱的老虎橋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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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的監獄裡，由於何應欽、宋美齡等政要先後到訪，監獄長對陳獨秀也不敢怠慢。他在老虎橋監獄的日子，堪稱舒爽。

在自己的牢房裡，陳獨秀擺了兩個大書架，上面堆滿了經史子集。他的最後一個妻子潘蘭珍對陳獨秀不離不棄，在老虎橋監獄附近租房、打零工照顧他。儘管身陷囹圄，這位奇人向來不屑風俗。他甚至與前來探望的潘蘭珍在牢房中公開做.愛，這讓看守的獄卒很是不滿，沒想到陳獨秀卻將獄卒臭罵一通說：

“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卻沒有犯法。”

在獄中，陳獨秀開始反思史達林的大清洗和蘇聯的體制，此前，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說：“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民主與科學），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對於社.會.主.義的走向，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社.會.主.義是很長的歷史階段，根本目標是發展經濟，使最大多數人民幸福。建設社.會.主.義要吸收資本主義文明成果，不能馬上廢除私有製，初期允許多種經濟成分，而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主。”

許多年後，歷史將證明，他在牢獄中的思考，是何等深刻。

國共二次合作後，1937年底，陳獨秀最終被提前釋放出獄，當時，國民黨讓周佛海出面，請陳獨秀到國防參議會掛個名，“可保後半生衣食無憂”。另外，陳獨秀的北大學生、時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驊也稟承蔣介石的旨意，動員陳獨秀出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部長，但陳獨秀通通拒絕。陳獨秀說：

“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在大敵當前，國共合作，既然國家需要他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

對於陳獨秀的去向，延安方面則傳來消息，表示只要陳獨秀寫個“認錯書”，“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的全部理論和行動……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就可回歸到延安，但生性高傲的陳獨秀直接回答說：

“回黨工作是我所願，惟書面檢討，礙難從命。”又說：“時至今日，誰有過，誰無過，在未定之數，有什麽好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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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兩方面拋來的橄欖枝，他通通不予理睬，最終被冷落，成了抗戰的大時代中，一位邊緣化的小人物。

此前在1932年被捕前，陳獨秀化名發文猛烈抨擊國民黨在“九一八事變”後不抵抗，1932年被捕後，國民黨的上海警察局偵緝隊長慕名請他題字，陳獨秀則慨然寫下了“還我河山”、“先天下憂”的橫幅。

1935年他在獄中時，國畫大師瀏海粟前往探望並請他題字，陳獨秀則饋贈一幅對聯：

行無愧怍心常坦，

身處艱難氣若虹。

他是狂傲的，卻也是倔強的，不屈的。

由於出獄後始終拒絕各方面的招撫，陳獨秀生活日益潦倒。此後，他跟隨抗戰軍民從南京遷到武漢，1938年武漢淪陷前，陳獨秀又遠遷大後方重慶，並最終寄居到友人鄧仲純在重慶江津的住處。

為了維持生活，已經年過半百的陳獨秀開始種田，並向農人們學習如何種豆，這位在北京大學擔任文科長時，月薪一度高達300大洋的老先生，此時已經窮得需要為三餐果腹而發愁了。

傳記文學家鄭學稼曾經回憶說，陳獨秀到達重慶江津後，他有一次前往探訪：“他（陳獨秀）閱薛農山信後問我：‘吃過飯沒有？’我看方桌上盛好兩碗飯，一碗青菜，一碗菜湯。那飯是我從未吃過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樣飯菜，實無法下咽，因此撒謊說：‘已吃過了。’”

還有一次，老同盟會員、安徽老鄉朱蘊山提著幾隻鴨子前往探望陳獨秀，這才發現陳獨秀竟然因為胃病無錢看病而在床上打滾，看到陳獨秀家中僅剩的幾顆乾癟土豆，朱蘊山忍不住潸然淚下說：

“可憐呵可憐，仲甫（陳獨秀的字）竟然沒有東西吃！”

儘管陳獨秀窮困潦倒，但周邊的盜賊們看到經常有達官貴人前來拜訪，卻懷疑陳獨秀應該有點錢財，1940年，一夥盜賊偷走了陳獨秀的十幾件衣服和一部分尚未出版的手稿，還順走了陳獨秀心愛的篆刻陽文“獨秀山民”的四字印章，這也讓61歲的陳獨秀痛心疾首，他對妻子潘蘭珍說：“若印章和手稿能失而復得，我寧可被盜走全部財物，即使因之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亦無所不願……”

為了謀生和養活妻女，陳獨秀在江津整理了自己寫作的文字學研究著作《小學識字教本》，當時，該書原計劃由國民政府教育部出版，並由國民政府預支2萬元法幣的稿酬給予陳獨秀，但當時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小學”二字不妥，建議改書名為更為現代化和通俗化的名稱《中國文字說明》，沒想到陳獨秀卻認為“小學”乃音韻學、文字學綜合之古稱，始終堅持不肯更改書名。

當時，妻子潘漢珍跟陳獨秀說，家裡實在無米下鍋了，為何就不能遷就下改下書名，然後用稿費改善下家裡的生活呢，沒想到一生倔強的陳獨秀寧肯餓死，也堅決不同意更改書名，並轉而將稿費存到一個中介人手中，堅決不願挪用一分一厘。

就在艱苦窮病之中，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最終在重慶江津去世，當時，舉國上下正忙著抗戰對外，對於這位黨的主要創始人的去世，幾乎沒有任何消息見諸報端，後來有人評論說：

“如此一代人傑之死，此時此地，實有不勝寂寞之感。”

就在去世前，外號“火山”的陳獨秀曾經總結自己說：“（我的）個性不大適宜於做官”，“我半生所做的事業，似乎大半失敗了。然而我並不承認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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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玩不轉政治的書生，始終不願承認自己的失敗和無力。

就在1937年底出獄後，在寫給陳其昌的信中，陳獨秀寫道：

“我隻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所發表的言論，已向人廣泛的聲明過，只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

陳獨秀去世後，起初草葬於重慶江津，1947年，他的三兒子陳松年將陳獨秀的遺骸運送回到了安徽安慶老家落葬，由於擔心國民黨追查，陳松年沒有為父親立碑，這也讓陳獨秀的墳墓幸運躲過了文革的衝擊。

▲1943年：改遷前的陳獨秀墳墓。

陳獨秀一生共和妻子們生育有5個兒子和2個女兒、1個養女。陳獨秀去世前，他的長子陳延年和次子陳喬年已被國民黨所殺，大女兒陳玉瑩為兩個兄弟收屍不成，最終精神失常病死。小女兒陳子美，則在1949年後被打成牛鬼蛇神，最終，陳子美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身上綁著五個醬油桶，在海上泛舟十個小時逃到了香港，並輾轉到達美國。1991年，陳子美由於無錢繳納房租而被美國的房東起訴到法院，最終被才由“中華海外聯誼會”資助解困。

陳獨秀的四兒子陳鶴年，在1949年將妻子和四個女兒送回了北京，他自己則留在了香港工作。文革開始後，陳鶴年的大女婿被紅衛兵折磨致死；二女兒陳禎榮在“文革”中天真地說了句“對祖父陳獨秀也要一分為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女兒年幼無知，在“文革”中到商店買毛主席紀念像章時，認為價格太高，說了句“六角錢一個，太貴了”，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陳鶴年的小兒子陳禎祺，則於1968年被下放到內蒙古插隊落戶，一直到1981年才離開。

後來，陳獨秀孫女陳長璞在接受採訪時說：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

很少人會再記得這位落寞的老秀才和北大教授了，他畢竟只是一個玩不轉政治的書生。人生多少事，或許正如與他一般失意的明代書生楊慎所寫的《臨江仙》一樣：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