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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近距離看哈貝馬斯

▲哈貝馬斯

簡介

每一個人對待哈貝馬斯,都可以有自己的方式和態度。無論是讚揚還是批評他,都能懷著一份真實、真誠和正當之心,也就是哈貝馬斯所倡導的交往理性。

哈貝馬斯中午到的上海,晚上7點鍾,準時出現在座落上海書城的世紀出版集團13樓會議室。這是個小規模的內部座談,正式參加的上海學者不過7-8個。大師滿頭銀發,看上去比我想象得要年輕,雖然在北京輪番出場,但精神依然。我坐在他的對面,終於感到與大師的距離其實並不那麽遙遠。

座談的主題是話語民主與民族認同,大師上來一口氣講了近一個小時。聽老外演講,也不下幾十次了,但大師畢竟是大師,有著德國學者的邏及嚴謹,表達極為準確、乾淨,一如讀他的文章。雖然面對的只是幾個人,他依然很有激情,很投入,時而用各種手勢強調自己的看法,時而停頓一下,仿佛在心裡尋找一個更好的表達。因為坐在他對面,經常有機會與他的眼神交叉,我發現大師目光如炬,但並不嚴厲,透出一種他所提倡的包容和親切。

隨便說一下,曹衛東的翻譯很漂亮,很專業,他私下對我說,這幾天,陪著哈貝馬斯,累死了。但大師的精神狀態好像比他年輕的翻譯更好。

提問開始了,包括我在內,總共向他發出了12個問題。專業性都很強,哈貝馬斯笑笑說:看來你們都深思熟慮啊!他很認真地一一作答,一個個尖銳的問題,落在他無所不包的體系中,化為一屢屢青煙。

本來大師特地關照,希望讓他也提一些問題,與中國同行討論。當主持人打斷大家的提問,要讓大師提問時,哈貝馬斯說:剛才我與汪道涵先生見面,問題都問完了,你們的問題都很好,還是繼續提問吧。--看來,大師喜歡挑戰,喜歡對話,他的為學風格實踐了他的交談倫理。

最後,大師終於忍不住,提了一個問題: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這麽快,為什麽在中國有這麽多的會知識分子會接受歐洲的後現代理論,對尼采、海德格爾、福科和德裡達感興趣?為什麽?他補充說,在北京座談時,北京的朋友還不承認中國有後現代。

我想,這個問題肯定讓他內心有點困惑,甚至有點沮喪,可能在他看來,在中國西哲界,研究後現代和現象學的,比較起研究他的交往理性,實在是太多了。對此,複旦的二張對此作了一些解釋,但大師顯然不滿意或不理解他們的解釋,他進一步反問道:我們要接受後現代,首先要理解後現代,難道後現代理論真的能夠解決中國的現代化前途? ---這的確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我不想隱瞞我對哈貝馬斯的敬仰之情,那是一個渴慕思想和知識的人,對一個為人類智慧作出了卓越貢獻的大思想家情感的自然流露。我深深感到,在中國知識界,可能也包括我自己在內,對知識和智慧的尊嚴缺乏神聖的敬仰--那種類似對上帝的仰慕之情。如果在中國對思想家的尊重,有德國的一半那樣多,我們這個社會又豈止而智慧一倍!當哈貝馬斯在我們知識人這裡獲得尊重的時候,意味著我們有可能在權力和金錢面前獲得某種尊嚴。

我們與大師智慧上的不平等,令我們在情感上不自覺地敬仰他,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在人格和理性上依然與他是平等的。對大師最好的尊重,是盡量完整地理解他的思想,並作出批判性的反思,而不是“六經注我”或“我注六經”式地,簡單接受或批評他的隻言片語。

我在座談會上提的兩個問題,就是借助羅爾斯的觀點,對他的第三種民主模式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哈貝馬斯也認真地作了澄清和說明。不妨在這裡公布一下我的現場記錄。

▲羅爾斯

問:“我最近正在將您的著作與羅爾斯的著作作比較性閱讀。我想問的是,民主的程式和自由的商談是否必定產生正義的結果?如果不能,比如無法保證阻止納粹主義的上台,那麽是否仍然要像羅爾斯那樣,優先選擇正義的原則?”

答:“即使有了民主的程式,我們依然無法確切地知道結果是對還是錯。程式無法保證結果絕對正確,它能夠保證的是對結果的推測。我們可以通過對結果的推測,來不斷地修改和調整法律。”

再問:“羅爾斯在與您討論正義問題時,強調程式正義有賴於實質的正義。您後來研究以憲法愛國主義為中心的政治文化時,是否意味著部分地接受了羅爾斯的觀點,有了實質正義的內容?”

再答:“羅爾斯誤會了我的意思。程式不是純粹的,其中包含了規範性的內容,有道德的內涵,包括了私人的自律與公共的自律。”

不過,這樣的澄清並沒有全然解決我理性上的疑惑,在最近正在撰寫的論文中,我依然對哈貝馬斯民主理論在正義方面的弱勢提出了自己的質疑。儘管如此,我依然尊敬哈貝馬斯,並為自己有這樣一次當面討論的機會而高興。情感上的敬仰與理性上的獨立,原本是可以並行不悖的。

▲哈貝馬斯

每一個人對待哈貝馬斯,都可以有自己的方式和態度,我只是表達了我的那一份。我只是盼望,無論是讚揚還是批評他,都能懷著一份真實、真誠和正當之心,也就是哈貝馬斯所倡導的交往理性。

2001年4月

圖片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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