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大爆炸 | 武俠小說的出版具體是哪年解禁的？

“改革開放40周年”特別策劃《生活大爆炸》第7期

文 | 諶旭彬

1985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金庸的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金庸說，這是大陸出版機構第一次獲得他的授權，也是第一次按照合約向他支付版稅。①

這一年，是以武俠小說為代表的通俗消遣讀物大爆發的一年。

據官方統計，“1985年上半年，新武俠小說、舊小說出版量高達四千多萬冊。”②

這種爆發，是通俗消遣讀物長期供應不足所累積的結果。

80年代之前，中國圖書市場上流行的通俗消遣讀物，只有《三國演義》《紅樓夢》《西遊記》等有限幾種。1949年10月~1966年4月，《水滸》印了267萬冊、《三國演義》印了646萬冊，《西遊記》印了379萬冊，《紅樓夢》印了284萬冊。其後印量減少，70年代尼克松訪華，各地新華書店被要求投放“四大名著”，但全國庫存僅剩3800余部，遠不足以裝飾圖書市場的繁榮。③

圖：1953年版《三國演義》

1978年時代驟變，民眾開始期盼能夠在“四大名著”之外，讀到更多的純通俗消遣讀物。

但該年國家出版局開出的35種大量印行（共計超過了2000萬冊）的圖書名單之中，全是《郭沫若劇作選》《戰鬥中的青春》《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契科夫小說選》《牛虻》之類，或屬革命小說，或屬嚴肅文藝，或屬古典文學，並無一本純通俗消遣讀物——書單中的《一千零一夜》消遣性質稍強，據許力以披露，在成都開售時，竟出現了讀者提前“一天零一夜”蜂擁排隊的情形。④

圖：1978年出版的引發哄搶的《一千零一夜》

出版社敏銳地覺察到了這種需求。大量的舊俠義、公案小說以“整理古籍”的名義被推向市場。

1980年下半年，僅《三俠五義》一書，即有全國十餘個省、市出版社在出版，印數高達446萬套，“居十多年來我國出版的古今中外文藝作品之冠”。這其中，“有一個出版社就印了一百一十五萬套；還有一個出版社印了九十九萬五千套。”

可供對比的是：自1949~1979年，只有兩個出版社出過《三俠五義》，共計隻印了36.8萬套。

與《三俠五義》一並在1980年大火特火的舊小說，還包括《封神演義》、《楊家將演義》、《俠女奇緣》，《俠女風月傳》，《濟公傳》，《龍圖耳錄》，《施公案》、《呼延慶打擂》，《西遊補》等等。其中，《封神演義》印了300多萬套，《楊家將演義》印了250多萬套。⑤

圖：左，1959年中華書局版《三俠五義》封面；右，1956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三俠五義》封面

西方偵探小說，是另一種深受80年代讀者喜愛的通俗消遣讀物。

出版社也同樣對這類小說重滿了熱情。以群眾出版社為例。該社自1980年1月，到1981年9月，“出版了一批國外驚險、推理和偵探破案等小說，品種多，印數大。據不完全統計，有二十五種(其中新出十八種，再版七種)，總印數為一千二百多萬冊。”其中最受民眾喜愛的是《福爾摩斯探案集》，共計印了430餘萬冊。⑥

一家出版社已然如此，全國的狀況可想而知——據官方的有限統計，至1980年5月，《東方快車謀殺案》在浙江印了124萬冊；《譯林》雜誌的《尼羅河上的慘案》共印了76萬冊（包括單行本）。⑦

圖：1980年群眾出版社《福爾摩斯探案集》封面

如此大規模出版純通俗消遣讀物，出版社是有很大壓力的。許多機構和媒體曾直接將80年代初青少年犯罪率的飆升，歸因為舊俠義公案小說和西方偵探小說的流行。一種典型的意見認為：

“偵探小說在外國，從總統、部長，一直到下面一般的讀者，是一種消遣的東西。…… 這幾年青少年犯罪簡直是壓不下去，過去幾天看到報紙上判一個死刑，過去幾天又一個死刑，以身試法的還是不少。北京有個17歲的孩子殺了他的同學，他就講他看了電影，那上面一個晚上殺了5個人，就是《尼羅河上的慘案》。”（陳翰伯語）

1982年4月，國家出版局頒布政策，宣布禁止舊俠義、公案小說和西方偵探小說的出版：

“鑒於近年來俠義、言情、公案等舊小說的出版已經太多，自文到之日起不許繼續出版。所有正在印製的這類小說一律停印，已印好的暫行封存，聽候處理。”“這類小說的縮寫本，根據這類小說改編的連環畫，以及從港、澳、台引進的所謂新武俠小說、言情小說等，也照上述規定執行。”⑧

但民眾有需求，市場是不會消失的。

1984年，上海作家協會主辦的《文學報》，以增刊的形式連載發行了金庸的《射雕英雄傳》，全套七冊，共計發行了100萬份。《文學報》獲利89萬元。

稍後，福建《海峽》拿到了《文學報》的全套紙型，也以增刊的形式，發行《射雕英雄傳》100萬份。《海峽》獲利60萬元，《文學報》獲利48萬元，印刷廠獲利80萬元。⑨

報社、雜誌社需要利潤，民眾需要娛樂消遣，雙方可謂“一拍即合”。

圖：《射雕英雄傳》福建《海峽》文藝版書影

市場不但不會消失，還會向無視其規律者彰顯自己的威力。

1985年，新華書店系統發生了一次嚴重的“圖書進貨失控”。這場事故，讓書店首次意識到，在自由市場裡，民眾是有自由選擇的權利的。他們愛讀什麽，不愛讀什麽，並不由新華書店愛賣什麽、不愛賣什麽來決定。書店留下了這樣一段事後總結：

“進貨失誤重點是文藝書和連環畫兩大類，它受到了同類內容的新武俠、傳奇，言情等小說、期刊，小報的衝擊後，需求量大幅度下降，造成大量積壓，許多書店只好削價大拍賣。連環畫三折出售，文藝書四、五折拍賣，經濟損失嚴重。”

“最直接的是各種發行管道自編、自印、自發一千多萬冊(套)新武俠，傳奇，言情、探案等小說，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新武俠、傳奇小說熱。這不但衝擊文藝圖書市場，而且也打亂了整個圖書市場的供求關係。” ⑩

於是乎，1985年成了通俗消遣讀物大爆發的一年，也成了武俠小說飽受爭議，引發政策反彈的一年。

這年的3月份，文化部下達指示，明確規定新武俠、舊小說以及據此改編的連環畫須專題報批後才能出版。4月份，“全國出版局（社）長會議”專門強調不要濫出新武俠小說。5月，出版局指示，上述圖書征訂必須有出版局批準的檔案。6月，文化部下達通知，重申新武俠小說的出版必須嚴厲控制，“未經批準的在製品，一律停排、停印、停裝；已成書發往書店但尚未發行者一律封存”，否則將實施經濟製裁。……11月，“全國出版社總編輯會議”宣布，“新武俠小說，根據新武俠小說、古舊小說改編的連環畫，近兩、三年內不再批準出版。”12

與上述禁令相對應的，是這年的3月份，《光明日報》刊文稱，數學家華羅庚評價武俠小說乃是“成年人的童話”。此說一出，深受民眾認可，很快流行全國，人人皆知。

圖：80年代末90年代初流行的“全庸”、“古尤”作品

新政策讓通俗消遣讀物的出版，在1986年進入谷底。港台武俠小說名家的作品，除小部分出版社能夠依靠“統戰”的蔭庇合法出版之外，大部分轉入地下成了“擅自翻印”的非法出版物。首家獲得金庸作品授權的百花文藝出版社也做了檢討，說自己“在一九八四年開始的‘通俗文學熱’的衝擊和影響下，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如：一九八五年曾翻印出版了梁羽生、金庸的新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廣陵劍》……”

不過，這次谷底是短暫的——據不完全統計，1985年出版了至少24部大陸作家撰寫的武俠小說。可供對比的是：1980年只有1部，1982年只有3部，1984年只有6部。經歷了1985年的高峰，1986年因政策原因短暫跌至4部，1987年又迅速攀升至17部，1988年是23部，次年是20部。13

這種跌宕起伏之中，有市場的力量存焉。

1992年8月8日，古舊俠義公案小說、新武俠小說，終於迎來了它最重要的命運轉折點。

該日，“為貫徹鄧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談話精神，深化出版改革，簡政放權”，新聞出版署下發檔案，將“古舊小說專題審批權”、“新武俠小說的專題審批權”下放，出版社“可按一般選題管理程式安排出版”。?

不承擔思想教化功能的純通俗消遣讀物，終於可以自由地出版與銷售。

中國人的休閑閱讀，自此開始以加速度變遷。

截至2017年12月，據中國作協的統計，中國的網絡文學用戶總數已達3.78億人，其中手機網絡文學用戶高達3.44億人。

為了一本《一千零一夜》，提前“一天零一夜”去書店排隊的故事，已成為遙遠的天方夜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