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任劍濤：現代法蘭西文明的矛盾性由何造成？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閑談新知”

作者 / 任劍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一直到今天，法國對於建構現代政治的矛盾依然存在。一方面，熱情萬丈，想要建立完美政權的烏托邦主義一直延綿了下來。另一方面，法國的左右互搏沒有引領法國走向現代文明的康莊大道，這種極端形態對構建現代文明的啟示，是法國對後現代文明建設的貢獻。

法蘭西對現代文明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英格蘭文明，如果說英格蘭是第一個規範意義上的現代國家，在現代文明創製上對人類做出了重要貢獻，那麽法蘭西文明不遑多讓。在現代文明的實踐上，法蘭西的地位可能還領先於英格蘭。

現代法蘭西文明先發後至

英格蘭在現代文明建構中遭遇了國教的介入，因而宗教在其身份界定上能夠反映出來。同英格蘭不同，法蘭西文明在13、14世紀時，就有了現代文明身份的衝突，而這是中世紀晚期現代國家開始萌芽時最尖銳的問題。這種身份衝突即教士與民族成員的衝突，“我是一個法國人”，這是一個國家身份、民族身份，但如果“我是天主教的教會人員”，這兩者就有了衝突。一般來講，這兩者的衝突不是劇烈的，但13、14世紀時巴黎的約翰將兩者的矛盾鮮明地凸顯在整個歐洲面前。所以第一個在歐洲脫離世界宗教社會而建立民族國家的就是法國。隨著絕對主義君主專製國的建立，法國提供了現代世界第一個民族國家的形態。

“太陽王”路易十四統治期間，法國實行君主專製，成為歐陸的頭號強國。

我做一個簡單區分，現代國家一般說來至少有兩層政治文明的含義，一個是在形式結構上以民族為部門，如法蘭西民族、英格蘭民族建立了民族國家。另一層含義強調民族國家的政體形式：立憲民主。在這一點上，法國遠遠落在英國的後面。法國1789年才完成任務，英國在彭慕蘭大分流時期就已經徹底實現了民族國家和立憲民主國家的結構。

現代文明在結構上可以分為幾種情況。如果把現代文明建構分為6種類型的話，法蘭西文明在分類中屬於第二類。英格蘭文明屬於第一類，先發先至，其現代文明的起源從1215年算起。法國是先發後至，從13、14世紀開始建立民族國家，結果到1789年才落地為共和製國家，推翻了君主製，不像英國那樣是立憲君主製，而是以共和製為主。但後發有可能先至，比如日本的現代國家建構到19世紀迅速地完成，新加坡也是如此，它在1965年才建立現代國家。

法國是一個先發後至的國家，是建立現代文明的典範文明形態。隻不過法國的積極成分和可能的消極成分混雜，遠遠超過了英格蘭文明，為什麽是這樣？法國建立現代國家的特殊性證明了這一點。法國建立現代國家的第一個含義是建立民族國家，法蘭西民族要脫離基督教社會，就民族的先發性而言，堪為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典範。但相應地，法國人在建構現代國家的政治理論儲備上是不夠的。除了約翰在公民身份和教會成員身份，世界社會成員和民族國家成員之間有強烈的自覺感悟之外，法國人一直對公民跟國家的關係缺少關注。一直到1789年前，受英格蘭文明的影響，啟蒙運動的領袖，伏爾泰、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人才把公民和國家的關係從英國引進來進行建構。

位於法國菲爾奈小鎮的伏爾泰故居

現代政治文明特別強調兩重關係：世界跟民族國家的身份。在這一點上，英國是領先的，公民身份的建構在法國屬於比較晚近的事情。而且法國人一向比較驕傲，百年戰爭以後法國人領先歐洲，打著教皇的名義以非常頻繁的戰爭手段影響著歐洲大陸的歷史進程，那時四分五裂的德國根本不是法國的對手。就對歐洲大陸的影響而言，英倫三島遠不如法國。百年戰爭確實也催生了英格蘭人和法國人的民族身份、民族意識和建立民族國家的自覺性。

現代法蘭西文明的矛盾性

但政治理論上的後發性，使得法國很矛盾。要注意先發建立現代國家，但後發規範現代國家。法國的矛盾在啟蒙運動時比較突出，尤其是當現代文明骨乾要建構現代國家的時候。來自日內瓦的盧梭帶著非常矛盾的現代文明建構體系，跑到法國攪動了一池春水。一方面，他對理性在法國的所向披靡深有感觸，所以一到法國就跟跟法國的啟蒙大師們混在一起，頗受感染，早期成為法國理性運動的同路人。但另一方面，盧梭又是情感主義至上的人，對日內瓦小城的深厚情感使得他對歐洲中心巴黎的排斥感很強烈，因而對戲劇生活非常反感。盧梭是極致強調情感的人，但把所生育的五個孩子都送到育幼院。這個人講情實際上卻無情，這是非常古怪的事情。於是法國啟蒙運動建立現代國家理論時，斷然地出現了分流狀態，一方面以伏爾泰為首的啟蒙大師們堅持理性精神，另一方面盧梭代表了法國情感至上型的抽象人民理念。

1753年的盧梭，莫裡斯·康坦·德·拉圖爾繪。

對法國的認識，大家通過“戴高樂主義”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例如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獨立於美國路線，經常跟美國對著乾等。法國的情愫之所以這麽強烈，是因為它是現代文明建構裡的後發國家，其現代建構是是局部性的，是不規範的。只有立憲民主國家加民族國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文明國家，而法國一半領先一半滯後，所以它很矛盾。因而法國帶給我們的現代文明建構是個矛盾體。這跟英格蘭不一樣，英格蘭在1215-1688年的四百多年間漸進磨合出一個典範，其現代文明中沒有介入太多情感因素，而經驗主義進步也是一樣。而法國不僅在建立現代國家過程中是分裂結構，理論上是情感跟理性戰鬥的結構，而且法國人期望通過理想建構——而不是經驗磨合，要通過理性的設計，搞出美輪美奐的文明體。笛卡爾就是建構理性主義的代表，他希圖通過自己的設計而走出與培根經驗路線完全不同的法國路線。笛卡爾理念跟盧梭理念結合，對法國政治產生了極大的推進作用。這樣的矛盾結構在法蘭西極為深刻，揭示出後發現代國家建立現代文明的不易。

建立現代國家之後，法國的矛盾一方面在國家體系運作上體現出來。法蘭西第一共和之後有第一帝國、第二帝國的重建，又有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第五共和。在這樣的背景下，法國不僅在共和—帝製的架構上，而且在共和體制的行政架構上，都是一個矛盾體。法國的行政管理體制是非常古怪的，就中央政權和省級政權的關係而言，法國的省級行政區竟然有雙重行政首長。一般而言，行政如果要追求效率就一定是實行單一首長製，但在法國卻是雙重首長製。中央派出的機構首長和本地選出行政官員共同執政。

另一方面，法國建構現代文明的矛盾模式在思想上也有所反映。在現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建構上，法國既有麥斯特的極端政治保守主義，也有托克維爾宣告大眾民主時代到來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和《論美國的民主》，這非常衝突。這樣演變下來一直到19世紀、20世紀，法國最熱情萬丈的作家讓-保羅·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同學、是夫婦，但最後卻變成了敵人。薩特高度同情左派的革命熱情、革命願望和革命行動，甚至親自參加巴黎遊行，在1968年的五月風暴中堅決地與學生站在一起，反對官方主義。而雷蒙·阿隆恰恰站在五月風暴的另一面去指責學生運動。五月風暴導致的結果是兩可的，但左右兩派的互搏在法國卻從來沒有得到解決過。

《自由引導人民》，歐仁·德拉克羅瓦繪。

一直到今天，法國對於建構現代政治的矛盾依然存在。一方面，熱情萬丈，想要建立完美政權的烏托邦主義一直延綿了下來。另一方面，法國的左右互搏沒有引領法國走向現代文明的康莊大道，這種極端形態對構建現代文明的啟示，是法國對後現代文明建設的貢獻。法國人很熱愛自己的英明人物、思想領袖、宗教領袖和政治領袖，因而不太願意攻擊自己的名人，但福柯就是第一個死於艾滋病的世界名人。法國開辟了後現代文明理念，但又致力於解構現代文明，因此說法國既是創造者，又是解構者。代表德國文明的尼采說上帝死了，而福柯竟然說人也死了。法國18世紀的先驅們特別強調現代人的精神，例如愛爾維修就特別強調人是教育的產物，但後代的福柯卻說人都死了。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法國在思想上的先鋒性，對思潮的衝擊性，對社會的重構性。在這方面，法國在全世界一騎決塵，絕對領先，沒有哪一個民族能夠趕得上他。作為先發後至的現代文明，法蘭西的熱情遠遠超過英格蘭，不像英格蘭那樣讓人不開胃。

（本文為任劍濤教授在閑談系列“現代文明構建中的法蘭西”活動上的發言，經嘉賓本人修訂，編輯：未雪梨，標題為編者所加。）

嘉賓介紹

任劍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從事政治哲學、中西政治思想、中國政治的研究。出版個人專著和文集十幾部。近著有《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2012），《複調儒學——從古典解釋到現代性探究》（2013），《拜謁諸神：西方政治理論與方法尋蹤》（2014），《除舊布新：中國政治發展側記》（2014），《重思胡適》（主編，2015），《靜對喧囂》（2016），《公共的政治哲學》（2016）、《當經成為經典：現代儒學的型變》（20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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