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付一夫
要說誰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投資家，相信不少人都會第一時間想到巴菲特。可是在波瀾壯闊的金融江湖之中叱吒風雲的，絕不只有“股神”一人。
比如本文的主角，比巴菲特早出生18天的喬治·索羅斯。
說起索羅斯，有人將他譽為“金融奇才”，因為他創造過日賺10億美元的驚世記錄；有人罵他是“金融流氓”，只因他憑借著詭異的做空手段令不少國家的貨幣體系一度錯亂坍塌；他是很多人心中的“投資舵手”，一個不經意的舉動就會引來八方投資客的羊群般跟風；他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慈善老人”，自己賺錢的同時也在慷慨地為窮人花錢……
不同於巴菲特對於價值投資的堅守，索羅斯更像是個投機者，他的風格更加“囂張跋扈”，論投資業績，索羅斯創下的年複合投資收益率，甚至比巴菲特還要高出不少。
正因如此，索羅斯才成為了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金融巨鱷”——他既能在國際金融界興風作浪，令許多國家苦不堪言，又能展現出一顆悲憫之心，改變很多窮人的命運，就像瘋狂吞噬獵物卻又流著眼淚的鱷魚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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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12日，喬治·索羅斯出生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彼時的歐洲，正處於反猶太主義不斷抬頭的時期，匈牙利更是被當作爭奪與博弈的籌碼，處在東西方對峙的前沿。
當索羅斯剛剛開始上學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納粹德國入侵布達佩斯，索羅斯全家不得已開始了逃亡生涯，直到納粹德國投降，索羅斯才得以重返故裡。據索羅斯自己回憶，幼年的背景讓他從小就深深體會到了一種“不確定”的生存動蕩。
1944年是索羅斯生命裡極不尋常的一年。目睹意大利的投降，耳聞蘇聯反攻勝利的喜訊，匈牙利的所有人都篤定納粹敗局已定。和大多數人一樣，索羅斯也樂觀地認為猶太人的命運不會太壞，然而就在這一年，喪心病狂的納粹開始了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短短幾個月時間裡，有數十萬猶太人喪生。
萬幸的是，憑借著父親的高度警覺與大膽冒險，索羅斯一家逃過了這場浩劫，可是這段“預期與現實的巨大反差”，仍給索羅斯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也深刻地影響了後來索羅斯價值觀和投資觀——你所感到的哪怕最確定的東西，也可能和現實發展不一致，因為“這是一個不正常的環境，要忘掉你在正常社會裡的行為”；同時，這些經歷也潛移默化地塑造了索羅斯一生的冒險傾向，“為了生存，冒險是值得的。”
二戰結束後，索羅斯離開了匈牙利，並於1949年進入英國倫敦經濟學院（LSE）攻讀經濟學專業，那裡雲集了歐洲多位頂級大師。其中，大經濟學家馮·哈耶克和大哲學家卡爾·波普的理論觀點深深地影響了年輕的索羅斯，尤其是卡爾·波普的代表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不僅為索羅斯的求知生活奠定了基礎，還影響了索羅斯的一生。在以後的歲月中，索羅斯在不同場合屢屢提到這位老師，其哲學思想也成為了索羅斯能夠在華爾街獲取財富的理論之源。
畢業之後，索羅斯做了一段時間的推銷員，不甘於現狀的他於1956年來到美國華爾街，從此開啟了自己的金融投資生涯。經過了十幾年的歷練，索羅斯決定試水基金領域，並創辦了自己的首個投資基金業務——雙鷹基金。也就在此時，他認識了從耶魯大學畢業的吉姆·羅傑斯，兩人一拍即合，共同管理雙鷹基金，專門從事歐洲與美國證券市場間的套利交易。而後不久，索羅斯和羅傑斯又一起創立了量子基金管理公司，他們一個負責投資決策，一個負責市場分析，成為了當時華爾街著名的黃金搭檔。
此後，憑借著對市場的敏銳洞察以及大膽果斷的投資決策，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在金融市場屢屢告捷，管理資產規模不斷擴張，索羅斯自己的身價也水漲船高。此外，在量子基金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平均每年都能給投資者帶來35%左右的回報率，某種意義上講，量子基金已然成為了索羅斯在金融市場的代名詞。
這時的索羅斯，市場影響力還沒有達到人生中的巔峰時刻，直到1992年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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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英鎊一直都是最主要的貨幣之一，主宰這一強勢貨幣的是資本實力雄厚且管理經驗豐富的英格蘭銀行。可就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一向財大氣粗的英格蘭銀行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自1989年柏林牆倒塌以來，德國經濟迎來了快速發展的新機遇。與此同時，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也推進得有聲有色，尤其是當歐洲12個國家簽訂了《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明確了歐洲匯率體系的新框架後，幾乎所有人都預感到了一個龐大的經濟聯合體即將問世。
按照《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規定，西歐各國的貨幣不再單方面地盯住黃金或美元，而是彼此之間相互盯住；每種貨幣都允許在一定的匯率範圍內浮動，一旦超出了規定的範圍，各成員國的中央銀行有責任通過買賣本國貨幣進行市場乾預，以穩定該國貨幣匯率。
制定這一規則，本意是要維持歐洲各國貨幣之間的匯率相對穩定，然而各國經濟發展極其不平衡，各自基於國家利益，很難做到真正一條心，導致彼此間經濟基本面相去甚遠，這便是該匯率機制的巨大漏洞。
事實也確實如此，當時的英國經濟正處於日漸衰退的階段，財政支出困難重重，英國當局理應通過降低利率來刺激投資和消費，但為了維護英國的國際地位，又必須要繼續推行高利率，致使英鎊匯率價格不至於走軟。進也不是，退也不是，英國的處境非常尷尬。
這一切，都被索羅斯看在眼裡。他敏銳地預見到，由於要重建原東德，德國肯定要過一段經濟拮據的日子，而無暇幫助其他國家渡過經濟難關，這必將會對其他歐洲國家的經濟及貨幣帶來深遠的影響。果然，英國政府對於提振國內經濟漸覺力不從心，不得已向德國聯邦銀行提出了降低利率的要求，卻收到了後者的堅決反對。面對英鎊匯率的一再走弱，英格蘭銀行無奈之下只得購入33億英鎊來乾預市場，但仍未能扭轉頹勢。
此時的索羅斯，已瞄準了他的獵物，蓄勢待發。
1992年9月16日，索羅斯一口氣拋售了70億美元的英鎊，並買入60億美元的馬克，同時又賣掉了巨額的德國股票，買入了大量的英國股票。緊接著，國際資本瘋狂跟進，紛紛拋售英鎊。儘管英格蘭銀行動用了高達269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進行乾預，甚至以一日內兩度升息的極致手段表示決心，但最終還是慘遭失敗，英國政府不得不宣布退出歐洲匯率體系。這一天，被英國人稱為“黑色星期三”。
經此一役，索羅斯聲名鵲起，據公開信息顯示，索羅斯一人動用了100億美元，並於當天從英鎊空頭交易中豪取10億美元的巨額利潤。《經濟學家》雜誌盛讚索羅斯是“打垮了英格蘭銀行的人”。
此後幾年，索羅斯繼續在國際金融市場翻雲覆雨：1994年，他瞄準了墨西哥經濟發展模式中的弊端和墨幣比索的弱點，在期權、期貨市場大規模賣空比索，致使墨西哥國家外匯儲備短時間內告罄，引發了比索大幅貶值與本國股市的一瀉千里；1997年，索羅斯故技重施，以泰國為切入點，對匯率存在高估的東南亞國家發動了貨幣攻擊，引發了多個國家貨幣體系和股市的崩潰，並直接推動了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而索羅斯自己收獲的財富，可以購買價值19萬美元的勞斯萊斯轎車5790輛，或者為哈佛、普林斯頓、耶魯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每個學生支付3年多的學費。
雖然索羅斯一次又一次地聲名大噪，其擁躉也越來越多，但仍有不少國家對於索羅斯的投機行為痛恨不已，諸如“金融流氓”、“金融惡棍”、“金融魔鬼”之類的謾罵聲鋪天蓋地席卷而來。索羅斯對此卻不以為然，他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一書中寫下了這樣的話：
“在金融運作方面，說不上有道德還是無道德，這只是一種操作。金融市場是不屬於道德範疇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於這裡，因為它有自己的遊戲規則。我是金融市場的參與者，我會按照已定的規則來玩這個遊戲，我不會違反這些規則，所以我不覺得內疚或要負責任。從亞洲金融風暴這個事情來講，我是否炒作對金融事件的發生不會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樣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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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一次成功尚屬運氣，那麽接二連三的成功就一定是實力了。
雖然索羅斯被世人公認為金融投資大師，但他本人卻並不喜歡這個稱謂，而是更願意將自己定位成一個哲學家。在實踐中，索羅斯將自己的投資思想概括為“金融煉金術”，這一思想源自於他的一個別樣的哲學理念——認知的“可錯性”。
在索羅斯看來，人類對於事物的認識反映同現實世界的真實情況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其中必然存在某種認知與現實之間的偏差，即便是在個別情況下認知與現實完全相符，充其量也是偶然的和一時的，而作為認知主體的人類本身，既不能在事先預知這種偏差，也未必能在事後完全把握，這便是“可錯性”的含義，它繼承了卡爾·波普“可證偽性”的思想。
基於“可錯性”的邏輯，金融投資者同樣不可能完全具備傳統經濟學假定的理性，金融價格也不可能是金融資產內在價值的無偏估計，因此只要承認人類認知與行為存在犯錯的可能，就必須要重視這些認知與行為偏差對金融市場價格發展的實際影響，這就是索羅斯金融投資思想的精髓所在。
歸納起來，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反身性理論”。
在傳統經濟學中，均衡的概念佔有重要地位。但索羅斯卻認為：“均衡是極為荒謬的概念，它使經濟理論的一切結論喪失了與現實世界的聯繫。在金融市場上，均衡是不存在的。”這是因為金融市場的參與者是人，而人是有思想的，人的思想在金融市場上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參與者希望了解其所參與的情況；另一方面，他的了解將作為決策的基礎，並影響事件的發展。這兩種角色會不可避免地相互干擾，若是僅從某一方面來探索市場，必然無法完整地把握市場規律。索羅斯稱這種互動作用為“反身性”。
索羅斯認為，“反身性”之所以存在，一個最為根本的原因恰恰在於認知的“可錯性”，為此，索羅斯對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表達了極大的失望，因為傳統經濟學的另一個基本假設就是理性經濟人。按照索羅斯的觀點，人們對金融市場的認識永遠不可能達到一個完備的程度，亦或者說，錯誤一定存在於人們對市場的認知當中。
第二，從市場的錯誤中獲利。
由於“可錯性”與“反身性”的存在，金融市場價格的演化勢必要同時受到價值“基本面”和“認知偏差”的影響，而市場價格也很難精準地表達其價值，因此索羅斯堅決反對“有效市場理論”的基本觀點，並堅稱市場失靈是普遍存在的，市場崩潰只不過是問題長期積累而呈現出來的一種極端現象。
正因為索羅斯堅信市場是錯的，因此他才能從市場的錯誤中大獲其利，比如1992年索羅斯對英鎊的成功狙擊，便是充分利用了當時英格蘭銀行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值得一提的是，索羅斯同樣認為自己犯錯誤的可能性與別人一樣大，這種敢於直面自身錯誤的勇氣難能可貴。
第三，反對投資中的一般性方法論。
索羅斯認為，不可能概括出贏取超額利潤的通用方法，否則人們便可以運用它通吃市場，市場將不複存在。基於這一思想，索羅斯提出了“金融煉金術”，其真諦在於：金融市場的發展是一個不斷驗證投資者市場猜想的歷史過程，人們可以從某個合理的邏輯猜測起點出發，構造某種反身性的市場假說並將其付諸投資，然後以市場實際發展進程來檢驗該假說的有效性；但市場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倘若該假說為市場接受，那麽投資者便可從趨勢把握中獲取超額利潤，否則投資者就應該盡快拋離原有假說並尋找新的邏輯起點。考慮到不同的假說有著不同的邏輯起點，故而並不存在能夠穩定獲利的通用方法。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消費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社科院管理學博士，專注研究消費零售、數字經濟、產業經濟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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