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創團隊
藝術家徐冰，他以藝術上不間斷的突破力，在國際藝術界擁有極高的聲譽，曾獲得美國文化界最高獎——麥克阿瑟天才獎。裝置作品《何處惹塵埃》獲得了英國Artes Mundi大獎。2015年，由於他的作品致力於推廣文化間的相互包容，被授予美國國務院頒發的藝術勳章。首部影片《蜻蜓之眼》在國際上入圍多項電影節，並獲得瑞士洛迦諾費比西獎國際影評人一等獎、天主教人道主義獎特別提及獎等多項大獎。
本片由著名詩人，意大利“Ceppo Pistoia國際文學獎”得主翟永明擔任編劇兼製片。金馬獎最佳剪輯得主、法國剪輯師馬修（Matthieu Laclau）擔任剪輯兼製片。藝術家張文超為聯合剪輯。李丹楓擔任音效指導。半野喜弘擔任原創音樂。張撼依為聯合編劇。
故事梗概
當今社會每個人平均每天會被監控攝影頭捕捉到300次，一個叫蜻蜓的女孩也不例外。她17歲時被送進寺院，身上保有未被紅塵沾染的天然氣質。因不滿寺院的改變而還俗。她在奶牛場打工時，遇上技術員柯凡。柯凡被蜻蜓的獨特原真所吸引，狂熱追求，並為她進了監獄，出獄後到處尋找蜻蜓，而蜻蜓已消失於人海。柯凡認定網紅瀟瀟就是改頭換面的蜻蜓。瀟瀟由於“網絡暴力”失蹤，柯凡錯失了挽救她的機會，追悔莫及的他整容成過去蜻蜓的形象，體驗她的社會境遇。
導演自述
2013 年我就想用監控影片做一部劇情電影,但那時可獲取的監控資料不足以成片,三年前中國的監控攝影頭接入雲端,海量的監控影片在線直播,我重啟了這個項目,搜集大量影像,試圖從這些真實發生的碎片中串聯出一個故事。
我們的團隊沒有一位攝影師,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影頭24小時為我們提供著精彩的畫面。我們的電影沒有主演，各不相乾的人，闖入鏡頭，他們的生活片段被植入另一個人的前塵後世。故事中的他和現實中的他們，究竟誰是誰的投影？這個時代，已無法給出判斷的依據。
我們的電影沒有演員，主角蜻蜓和柯凡的軌跡是由不同的人構成的，這使得影片擴展出一層更深的含義。佛教的一個核心的命題在於它不注重人的肉身本身，而是靈魂和輪回的部分。此刻，我在這兒，你在那兒，是不是真實的自己？你也許是多少代前一個姻緣的替身，或者靈魂附體，所以故事是從寺院開始。這些看起來毫不相乾的人之間到底是什麽關係？電影用他們的某一段生活拚接出了主角軌跡，主角存在嗎？
《蜻蜓之眼》是一部81分鐘的故事長片，像是戲仿了一部類型片，表面上是在講一個愛情故事，而把實驗性的部分深藏其中。
它寓言式地表述並揭示了日常生活中隱藏的危機以及超出我們控制範圍的事件。反映出人的私密情感的脆弱性與當代生活處境的焦慮與不安。
這部電影以世界現場為依據,重現了 1998 年電影《楚門的世界》的想象。數據表明截至 2014 年,全球安裝了約 2 億 4500 百萬台監控攝影機,並極速增長著。今天的世界真的變成了一個大影棚,無數的監控攝影機每天產出大量精彩的影像,成為我的電影創作取之不盡的資源,也為我提供了全新的電影製作方式的可能。我感興趣的是,尋找一種與當代文明發展相匹配的工作方法。
人類正處在一個知識和科技發展的巨大轉捩點上，急速的變異，人類舊有的的宗教、法律、哲學、人的邊界，也包括電影的邊界，已經是沒有一個現成的概念能夠把這些說清楚，人類的思維是被動的。這個電影在向人們提問：今天我們依據什麽對這個世界作出判斷。
電影製作越是進入尾聲,越讓我有一種不安,我們與這些從未謀面的人們是一種怎樣的關係?我們在做什麽?邊界在哪兒呢?從而我們花了很大精力尋找在我們影片中出現的人，以了解他們的現實生活和他們對這件事的態度，並獲得了絕大多數人肖像權的認可。
不管怎麽說,我與團隊共同做了一件無中生有的事情；就是，過去世界上本沒有這樣的電影，但是由於我們的工作有了。
徐冰簡歷
1955年生於中國重慶。1981年獲得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學士學位，1987年獲得中央美院美術學碩士學位。1990年移居美國， 2007年回國就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教授，2015年辭去副院長職務，專心創作。現為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及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工作、生活於北京和紐約。
徐冰的作品曾在紐約現代美術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美國華盛頓賽克勒國家美術館、倫敦大英博物館等藝術機構展出；他的作品曾參加過45屆、51屆、和56屆威尼斯雙年展、雪梨雙年展、聖保羅雙年展等國際展。
1999年由於他的“原創性、創造能力、個人方向和對社會，尤其在版畫和書法領域中作出重要貢獻的能力”獲得美國最重要的個人成就獎，麥克阿瑟“天才獎” (MacArthur Award)。2006年由於“對文字、語言和書籍溶智的使用，對版畫與當代藝術這兩個領域間的對話和溝通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獲全美版畫家協會“版畫藝術終身成就獎”。2010年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予人文學榮譽博士學位。2015年由於他的作品致力於推廣文化間的相互包容年被授予美國國務院頒發的2014年度藝術勳章， 同年四月他被美國康乃爾大學授予安德魯－迪克森－懷特教授稱號。
國際媒體反映
《蜻蜓之眼》被稱為：影史上首部沒有攝影師，又沒有演員的劇情長片，影片素材全部來自公共管道的監控畫面。在所參與的世界各大電影節上，這部奇特的電影總是獲得強烈反響，成為最受關注和討論的焦點作品之一。
西班牙第一大報《世界》發文稱：“ 徐冰用他挑選出的這些影像的粗礪度震撼了我們，他的剪輯精湛無比，儘管用它們來形成一段敘述略顯拙感，但它同時又展示出令人嫉妒的精細，特別是在那些指引我們反省和沉思的時刻: 從個人在這個暴力的、不體面的世界的身份和沉重感，到作為整體的邪惡的邊界。”
美國媒體《銀幕》的評論是：“《蜻蜓之眼》冷靜得讓人不適，充斥著不安，但又富有詩意。”
瑞士洛迦諾國際電影節官方雜誌Pradolive評價此片：“這部影片迫使觀眾去懷疑對真實的定義。”
《Screen Daily（每日熒屏）》的Fionnuala Halligan說：
“《蜻蜓之眼》是一部電影形式的觀念藝術，迫使觀者陷入思考，創造出一個不斷反射自我的馬賽克狀的鏡面。”
《Cinema Scope（電影界）》的Robert Koehler說：
“蜻蜓變成網紅瀟瀟的情節固然奇怪，但它的意義不在於戲劇上或心理上的可信度，而是它作為一個寓言的邏輯性——這裡所說的寓言圍繞著一個極端現象：人們改變他們自身的現實，並將其替換成某種虛假卻取代了現實的東西。”
《Art Asia Pacific（亞太藝術）》David Frazier說：
“徐冰在另一層面取得了成功，那便是成功展示出當今技術現實中深刻而駭人的奇詭感。”
《Frieze（弗裡茲）》的Ela Bittencourt說：
“（徐冰電影）顯著的一點是它突出了“地球村”的戲劇性：我們有權變得獨一無二卻又平淡無奇。”
《Hyperallergic（超敏感）》的Dan Schindel說：
“結果是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偷窺視角看到的世界。”
（電影編劇，著名作家、理論家、批評家）李放說：
“《蜻蜓之眼》的最大吸引力就是百分百的探頭影像；比紀錄片還客觀的現實記錄，比紀錄片還真實的生活本身。這種影像的魅力強大到即使在上面鋪陳一個限定性很強的虛構故事，它仍然會自動散發著超越單一敘事的、迷人的無限可能。”
以下為徐冰談《蜻蜓之眼》：
“我產生製作這樣一部電影的想法應該是在2013年。我當時在電視的法制節目上看到了監控畫面。這些畫面對我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這吸引力一定是監控影像特有的，又是在通常的影像中難得的東西。是什麽呢？是被拍攝對象的不意識之下的真實感，以及視角和構圖的特殊。我當時就在想，如果誰可以用這些影像組接出一部劇情長片來，那將會非常有價值，因為迄今為止我們所看過的劇情長片都是演出來的。”
“憑直覺與經驗，我相信這個概念和想法是值得去做的，我開始行動。我托朋友、保安或者電視台的人，尋找監控影像的資料。我拿到的第一份是一段醫院停車場的監控影像，為了證實這個想法是成立的，我迫不及待地把材料放在機器裡，試著給裡面的情景和人物附加故事和對話。這次試驗之後認定，如果有足夠的素材，這個想法一定是可以實現的。但那時很難獲取監控影像。沒辦法，項目就暫停了。直到2015年初，我發現在公共網絡平台上，突然間有大量的、實時的監控影像被上傳，之豐富超出形象，我重啟了這個項目。”
“有了這個想法後，我谘詢了很多電影界的朋友。幾乎所的意見都是，你這個想法實現不了，為什麽？因為它違背了劇情片的幾個鐵律；沒有攝影師，也沒有主演，你這個故事怎麽往下推進。我開玩笑說：那索性我就講個整容的故事，整容可以變臉，由此讓不同的人承擔一個角色，把故事往下推進。”
“《蜻蜓之眼》這部電影，實際上在戲仿一部大片，表面上是在講一個愛情故事。我製造了一個表面，從而把實驗性的部分深藏其中。而實際它要觸碰到的問題遠不止看起來向你認真講述的故事。這部電影我並不想過於直接地談論監控，因為在今天可以隻使用監控影像就可以拚接出一部劇情長片來，這已經說明了當下人類與監控的關係，並可以提示有關人類處境等多層次的反思。”
“自己給自己設定的“死角”卻逼著你思維走的更遠。其實整容與監控，特別是這一技術被普遍化後所帶出來的人臉識別、網紅經濟等之間，有著更深層的社會、哲學、現實與虛擬、真與偽的人類永恆命題有著內在的聯繫。我努力將這些局限性轉換成這個電影獨特性的地方。比如說劇本裡本來有一段有意思的監獄場景，但沒想到監獄的畫面很難找到。”
“最後只好將監獄這一段有“三年以後”字幕的黑場。其實這種幫助處理，深化了主題。在一般概念中，監獄在哪都是監控頭最多的地方，影片裡卻一帶而過，而監獄之外卻有這麽多。再比如，由於沒有一個演員，主角蜻蜓和柯凡是由不同的人構成。這使得影片擴展出一層更深的含義。佛教裡的一個重要命題是不注重人的肉身本身，注重的是靈魂的部分和輪回的部分。比如說此刻，我在這兒，你在那兒，誰是真實的自己？我們存在於何處？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的。你可能是過去不知道多少代的一個姻緣的替身，或者說靈魂附體，是精神層面或者靈魂層面的東西，所以故事為什麽從寺院開始。這些看起來毫不相乾的人的某一段生活片段，被植入到另一個人的前塵後事，構成了主角，這個主角到底存在不存在？故事中的他和現實中的他們，究竟誰是誰的投影？今天的人，每個人都拿著手機，這手機如同另一個演雙簧的自己，向世界發布著偽自然的自己。這個時代，無法給出判斷的依據。”
“為什麽我們在影片中穿插了很多異常的鏡頭，一是為了營造氣氛，另一個目的是為了讓觀眾走出影院後意識到，原來我們身在其中的這個世界是危機四伏的、不可控的，任何的奇異的事情都可能發生的。這種感覺是我們的團隊工作了一段以後，大家共同的感覺，變得出門都特別小心。監控有機會讓我們同時看到世界各地同時發生的事情。所以我想把這種感覺植入電影中。同時也是為了反襯人類永遠會有的、私密情感的脆弱與微小，這在今天卻變得更加微不足道。實際上，主角柯凡與蜻蜓都是認真的人，科凡可以說是與標準化抗爭的唐吉歌德，與蜻蜓的價值觀是錯位的。人類共有的情感願望與現實的錯位，是被這個時代現實給撕扯的更大了。”
“很多人都會問到這部電影是先有劇本還是先有影像？這部電影由於製作手法的特殊性，甚至可以說，劇本還沒有，已經開始拍攝了。在劇本發展與影像材料之間是一個不斷的相互補充和相互發現的過程。從搜集素材開始，到編寫故事，又發現新素材，再改變故事，來來回回不知多少次。編劇翟永明和剪輯馬修真的很辛苦。”
“監控影像可以幾百個小時什麽都不說，冷靜的嚇人，也可以瞬間發生超出人類邏輯範疇的情形。這些影像不斷改變和打擊著我們已有的知識範疇，甚至說它不斷改變著我們的歷史觀。因為，經常會出現我們的認識無法判斷與解釋的現象，卻又實實在在地發生著。有時我在想，在人類或者自然的歷史中，曾經一定發生過奇異的現象，但我們不能說它發生過，因為沒有被記錄。而今天，這些奇異的現象就會因為廣泛的監控影像的堅守而被記錄在案。如果人類能把這些影像留給後人（但目前是自動被刪除的），那將是不得了的。我們在工作過程中類似的新認知，在不斷充實、豐富、深化著這個電影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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