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裡吳音相媚好，白發誰家翁媼”——辛棄疾《清平樂·村居》
上面這首詞為南宋著名詞人辛棄疾的作品，體現出一副寧靜祥和的江南田園景色，這裡的“吳音”指的自然是江南地區的漢語分支——歷來以溫婉柔軟著稱的吳語。談到“吳語”當今大家第一時間想到的應該是蘇南和浙江，即傳統文化意義上的“江南”地區。不過，辛棄疾的這首《清平樂》其實並不是在江浙寫的，這首詞的寫作地點是江西上饒。
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辛棄疾任知隆興（今江西南昌）府兼江西安撫使，次年辛棄疾受到排擠彈劾被罷官，於是他來到了江西上饒帶湖一帶建立莊園，安置家人，過起了閑居的生活。也正是在此地，辛棄疾寫下了這首《清平樂》。
上饒辛棄疾雕像
那麽問題來了：上饒屬於江西，可上饒人說的是吳語嗎？是的，江西上饒不僅說的是吳語，甚至其本身也曾經和浙江連成一體超過百年，一直到明朝初期，其又再歸江西。
那麽，上饒和江西、浙江兩省又有什麽淵源呢？
上饒地級市
先要解釋這裡“上饒”的含義，現在如果說到上饒，江西人都知道：這是整個江西省內文化最為複雜、版圖形狀最為怪異的地級市。出現這種情況實際上是因為如今的上饒地級市在行政區劃上將舊時的以鄱陽為中心的饒州府也並進來了，之後又析出了鷹潭和景德鎮兩個小型的工礦交通類城市，導致現在江西東北部行政區劃極為獨特。不過本文所提到的上饒指的並不是整個上饒地級市，而是以上饒主城區為核心的上饒西部地區。
這個事情還要從唐朝乾元元年(758年)說起了，中國唐代以前的行政區劃有一個最明顯的特點：北邊密集而南邊松散。原因在於中國的經濟政治重心都在北方，人口密集的北方地區自然會細劃行政區，而南方沒有開發的地方，自然是分散的。
注：東漢十三州，明顯出現“北密南疏”的情況
而唐朝一開始也是一樣，貞觀元年（627）唐朝給全國設置了十個監察區（和行政區還是有一定區別，行政區是替皇帝管理地方事務的，而監察區是替皇帝監督地方長官的，但中國古代一般都存在監察區轉變為行政區的現象），稱為“道”，而今天的江西和浙江，都屬於“江南道”！
大唐十道
從圖中可以看到，江南道面積非常之大，其下面管理的“州”才是正式的行政區，此時贛東北地區的行政區劃和現在區別很大，整個贛東北地區，均屬於饒州；而浙江的西北地區也是一樣，衢州並沒有建制，它屬於婺州。
不過之後由於南方漸漸得到開發，所以南方地區的行政區劃也漸漸細化了。
武德四年（621年），分婺州而得到了衢州。
乾元元年（758年），詔割饒、建、衢、撫四州地置信州析置了信州。
這是贛東北地區行政區劃的一件大事，贛東北地區一開始開發的是以鄱陽湖和饒河為核心的東部地區；而之後信江流域各縣也得到開發，終於能有獨立建制了（信州主要還是來源於饒州），這之後1200多年，贛東北地區的建制雖然有時有些反覆，但大體都保持這個狀態：饒信分治，即饒河流域和信江流域分設兩個州府級別的行政區。
江西水系分布，可以看到贛東北地區有饒河和信江兩條河流，這兩條河流的流域分別形成了饒州和信州兩個行政區
“析婺州之西境，仍於信安縣置衢州。州西有三衢山，因以為名。”——《寰宇記》
監察區方面也有變動，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分江南道為江南東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這裡的“江南西道”就是今天“江西”地名的由來，不過此時的江南西道和如今的江西在轄區上差別非常大，當時，饒州仍然屬於江南西道，由饒州新析出來的信州，當然也是屬於江南西道。
至於江南東道，也於乾元元年（758年）被分為浙江東道、浙江西道和福建道。這便是蘇南+浙江，與福建的前身。
此時的信州和衢州還並不同屬，信州是屬於江南西道的，而衢州則是屬於浙江東道，不過衢州和信州畢竟山水相連，並沒有剪斷聯繫，這裡最典型的就是玉山縣的歸屬問題，公元695年，玉山縣設置後本屬於衢州，但公元758年又改隸信州。
衢州和信州分屬不同的監察區（行政區）是很符合地理規則的，江西的省界向來以穩定著稱，其根本原因就是江西邊界有著天然的地理間隔，除了北邊是長江外，其余三面都是山地，而江西與浙江的邊界，就是屬於東南丘陵的懷玉山。
不過，和贛湘省界（羅霄山脈）與贛閩邊界（武夷山脈）不同的是，浙贛之間的懷玉山是橫向的，所以並沒有完全阻攔住江西與浙江兩省，中間開了一個口子，信江河谷地帶形成了 一條連接江西、浙江兩省的走廊。
江西被稱為“吳頭楚尾”，而上饒地區正好處於傳統的楚地（兩湖+江西等）於吳越一帶的邊界，交通地位相當重要，古代這兩處的交流，基本就是依賴於這麽一條通道：鄱陽湖——浙贛懷玉山山路走廊——錢塘江。唐代以來，由於信江流域得到了大大的開發，所以信州與浙江一帶的經濟聯繫也漸漸緊密，這條信浙通道也開始被民間商旅所用。
浙江地形圖，可以看到紅圈內部正好在東南丘陵地帶“擠”出一條走廊，這正好通往信州地區，形成浙贛之間的一條“山地走廊”
到宋代，這種聯繫仍然在加強，尤其是到了南宋，由於北方盡失，朝廷定都（行在）於浙地臨安（杭州），這樣連接浙江的信州地區的交通地位突然增加了一份政治含義，變得極為重要，《信州新建牙門記》雲信州“地控閩粵，鄰江淮，引二浙，隱然實衝要之會”，《上饒志》也說：“福建、湖廣、江西諸道，悉出其途，昔為左僻，今為通要。”
注：信州與上饒，現在的“上饒”是地級市名稱，而信州是上饒的主城區，但古代這是相反的，信州是州級的行政區，而信州的核心，即城區（附郭縣）叫上饒縣
根據當時一些文人筆記，“衢、信之間，華堂逆旅，高屋蓋道，憩車擊馬，不見晴雨。列肆青樓，倚門成市，行者如織。”可見衢州與兩浙一帶聯繫之廣，尤其是由於臨安（杭州）的崛起，都市異塵餘生能力大大加強，除了江浙一帶外，信州也受其異塵餘生。但是，儘管聯繫緊密，但信州在行政區劃上仍然並不歸屬兩浙，信州和浙地仍然是分離的。
出現此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浙贛之間交通路線的水準問題，這裡畢竟是山地地區，所以這條走廊的通行能力有限，當運輸壓力增大時，便力不從心，所以雖然信州地區會受政治、經濟文化發達的浙地的異塵餘生，但仍然無法和浙地形成一個緊密的整體。而且在歷史沿革上，信州與浙地畢竟有差別，尤其是在五代十國時期，浙江屬於吳越國，而信州則和江西一起屬於南唐，長期的分離對峙狀態也使得兩地在文化認同上有一定隔閡：信州歷來被認為屬楚，而浙江屬越（吳），這是大部分人的基本印象。
上饒雖屬於楚越之間，但是歷來都被認為屬於楚地，
但是到了元代，中國行政區劃發生了天翻地覆一般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行省製” 的誕生，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軍攻佔南宋都城臨安府（在今杭州市），此時的南宋幾乎全境已納入大元版圖，元朝在南宋的核心地區置江淮等處行中書省，統兩淮（淮南東路、淮南西路）、兩浙（兩浙東路、兩浙西路）地方，之後，東南地區的行政區劃演變成了江浙行省，江浙行省範圍非常大，轄境包括今江蘇南部、安徽南部，浙江、福建二省全境及江西部分地區。
元代的行省一開始是一種類似軍區的機構，屬於中央政府（中書省）的派出機構，但後來脫虛向實形成了正式的行政區，所以劃分相當粗鄙，就江浙行省而言，其不僅將信州劃了進來，甚至連饒州都劃了進來。
當時江浙行省分江南浙西道、浙東道、江東建康道和福建道四道，這其中的江東建康道（轄寧國、徽州、饒州、集慶、太平、池州、信州、廣德八路及鉛山一州）在行政區劃上和兩浙關係實在不大，不過這其中的信州，相對而言與兩浙的聯繫要緊密一些。
出現這種情況，從根源分析，還是因為兩宋之際，江南經濟實力飛速增長，經濟重心完全南移，導致蘇杭一帶異塵餘生力增強，贛東北、皖南地區與江浙聯繫更加緊密。
元代的這個決定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明朝初期仍然是繼承了這一沿革，元順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部將胡大海攻取信州路，改為廣信府，仍然屬於浙江（元末明朝初期行政區劃變化比較頻繁，廣信府迭隸於中書分省、浙東行省、浙江行省）。
注：廣信區，“信州”改成“廣信”使得上饒有了兩個古名，2019年7月29日，江西省人民政府發文，同意撤銷上饒縣，設立上饒市廣信區
不過，問題仍然很大，信州地區歸屬浙江從根本上來說，是南宋之際江南異塵餘生能力增強的結果，但信州和兩浙一帶的交通聯繫畢竟還是較為困難，而且文化上也有隔閡，信州自古屬於江西，而且由於明朝定都南京，杭州不再是政治中心，兩浙異塵餘生能力下降，所以當地很快就發現不便，行省郎中余德讓便請求讓廣信府改隸江西，原因在於漕運實在是不方便。於是，洪武二年（1370年），廣信府又改隸江西。
江西方言區，可以看到西部有吳語區，即使不包括就饒州府地區，僅以上饒為核心的廣信府方言也相當複雜，“信郡界接徽閩，土民土語七邑各異。”——《上饒縣治》
對於上饒來說，這無疑是更合適的歸宿，元代將江西的饒州與信州劃歸江浙行省本就屬於比較粗糙的決定，朱元璋崛起後，饒州府和廣信府很快就重新歸屬江西，不過饒州畢竟屬於江右腹地，從來就是贛文化區，而以上饒為核心的信州（廣信府），雖然行政區劃上與江西更緊密，但在文化上卻染上了很濃的吳地色彩，舊廣信府的西部地區，即目前上饒市信州區、上饒縣、廣豐區、玉山縣等縣以及鉛山縣的鵝湖、青溪一帶及德興縣的龍頭山仍然使用吳語，這便是唐宋之際信州與浙地長期貨流形成的結果，反映了上饒與浙江在歷史上的淵源。
參考文獻：《贛東北漢語方言接觸研究》——胡松柏
《試論浙_贛省界的形成_以明初廣信府的改隸為中心》——宋可達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