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水之戰——宋襄公所面臨的地緣形勢

中央之國的形成 [第73節]

作者：溫駿軒

長篇連載，每周更新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中原及東方諸大國的情況。最先稱霸的齊桓公（公子小白）在晉文公登上君位之前就死了，齊國也開始了新一輪的君位之爭，並因此而陷入了周期性的衰弱，已經不具備爭霸的條件了。而昔日的河北大國——衛國，在戎狄的壓迫下，在齊桓公時代就已遷入河濟平原，成為了一個二流國家。

至於先知先覺的鄭國，已經耗盡了它的先發優勢。這個小霸之國此時正在遭受來自江漢平原的楚人的壓力。以至不得不選擇依附於楚國，讓楚國派軍隊駐扎於國都之中。

也許魯國有機會出來重新顯示一下自己的影響力，不過有齊國這個“天敵”在後面，魯國人的注意力依舊無法從泰沂山脈和泗水流域轉移出來。（鄭國當初能夠小霸，是因為它的後方是衰弱的王室）。

如此看來，那個被周人所不齒的南方蠻夷——楚國倒是最有機會入主中原的了。事實也正是這樣，在姬姓諸侯們已經不能同心同德的時候，楚人開始了他們的強勢擴張。南陽盆地的漢陽諸姬，淮河流域的蔡、陳、息等國，甚至之前的小霸鄭國，都為楚國所控制。楚人現在正向濟水滲透，如果不出意外，下一個霸主就應該是楚國了。

依楚國的地緣條件，在春秋亂世中稱霸一時幾乎是必然的。只是在這樣一個權力真空時，有這種想法的並非只有楚國。那個雖非姬姓諸侯，卻也有著高貴出身的“宋國”，也同樣有意競爭霸之位。

宋國在中原諸強中的地理位置居於東南向。國都所在地是在現在的河南省商丘市，這裡也是當年商王朝諸多都城中的一個。與其他諸侯國相比，宋國的地理特點就是“平”，無論從向哪個方向拓展，宋人基本都不會遇到山脈的阻隔。如果從城市建設和耕種的角度看，這無疑是非常適合居住的一片土地。但問題是，當你處在亂世之中時，這種沒有天然山脈保護的大平原地區，事實上會讓你四面受敵，成為所謂的“四戰之地”。

依托純粹的平原，並成為一方霸主的例子並非沒有，後期發跡於太湖平原的吳國就是典型的例子。吳國經營江東地區成功的經驗在於，提升了河流的戰略作用，在平原地區依靠人工修築引導，構築出一套河網系統。這一方面為農業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另一方面也為吳人提供了一套適合自己的戰略防禦體系。

吳國依托長江構築自己的防禦體系相比，宋國所能夠依托的河流主要就是濟——淮之間那些，南北向的河流了。這些河流基本都是淮河的支流。如果這片土地讓吳人來經營的話，他們會想辦法向北將勢力範圍滲透至濟水，向南延伸至淮河，然後再在商丘東西兩側，選取兩條甚至數條南北向的河流，構築一條可以循環的河網系統。事實上後來吳人可以北入中原爭霸時，也正是這樣做的，“深溝”的開挖就是這種戰略思維的產物。

不過對於春秋初年的宋人來說，他們並沒有吳人那樣的意識。無法象吳人那樣四季行船（冬季有可能結冰），是影響宋人乃至河、濟諸國以船代馬的地理因素（另外淮河的那些支流也沒有長江那麽寬）。問題是即使不能構築出封閉、全面的水面防禦系統，河流本身防禦作用依然是很大的。尤其是當宋人的威脅來自於西南方向的楚人時，那些南北向的淮河支流，仍然可以為他們的逐級抵抗提供支持。

在齊國陷入內亂時，宋國的君主正是那個以“仁義”著稱的宋襄公。現在的問題是，宋襄公圖謀稱霸時，並沒有將地緣因素考慮進去。在他看來，資格似乎是排在第一的。如果王室的控制力依然存在的話，即使需要在諸侯當中找出一個領袖人物的話，也只可能在姬姓諸侯中作出選擇。

在那個時候，魯國是最具有資格成為諸侯領袖的。而齊國以非姬姓諸侯的身份成為春秋首任盟主，讓宋襄公也看到了機會。儘管宋人和楚人一樣，都是屬於非華夏體系。但宋國殷商王族的身份，還是讓他自視比楚人更有資格成為新的盟主。

如果宋人能夠認請形勢的話，他們應該會清楚，在春秋亂世之中，如果不通過與其他大國進行一場，甚至數場戰爭，是根本無法獲得霸主地位的。而宋襄公的悲劇在於，他僅僅通過對幾個小國的勝利（如曹國），就認為自己已經具備了稱霸的實力。所以在他召集齊、楚兩國會盟，試圖讓自己“盟主”的地位獲得大國認可時，悲劇便發生了。

首先齊國與魯國這兩個有實力的國家根本就沒去；其次楚人早有準備，將企圖論資排輩“以德服人”的宋襄公扣了下來，後來又在諸侯的調解之下放了回去。畢竟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領袖往往並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不能征服這個國家，僅僅扣留一個君主，並不會當然的取得勝利（有時候對於對方來說反而是好事，可以另立一個更有能力的君主）。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應該說，宋楚兩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了。戰爭即可以說是宋襄公挑起的，因為他向已經依附於楚國的鄭國發起了進攻；也可以說是楚國挑起的，因為楚軍旋即以救鄭的名義，進逼宋國的國都。其次戰爭是誰挑起的並不重要，因為無論是還對稱霸抱有幻想的宋國，還是自視最強的楚國，都需要用一場戰爭來證明自己的實力。這場戰爭由於發生在宋國西部的泓水之濱，因此被稱之為“泓水之戰”。

宋地緣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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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楚軍來犯之時，宋軍可以依托的防線正是泓水。問題是這條天然的防線並沒有發揮任何戰術作用，原因則是宋襄公一定要等楚軍渡河並列陣之後方才應戰。這種被毛澤東喻為“蠢豬式的仁義道德”其實並非宋襄公所創，因為在上古之時，戰爭的多是采取邀戰的方式，即雙方約定在一片開闊地，然後列隊廝殺。

這種戰法實際上是一種“貴族式”的戰法，春秋之時還能看到些許案例，到了戰國時期則基本看不到了。那時國家之間的戰爭已經變為全方位的對抗了，國家的整體實力、地形、計謀的運用等都成為一支軍隊是否能夠贏得戰爭的重要因素。從這個角度來看，宋襄公只是因為他那不合時宜的行為，成為了“最後的貴族”。

如果宋襄公生在歐洲，他可能會覺得更適應些。因為在歐洲，即使是在中世紀和火器盛行的年代，歐洲的軍事貴族們，依然熱衷於這種“優雅”的戰爭方式。東西方之所以會在戰爭形式上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別，主要是因為中國早在春秋戰國之時，國家的組織形式就已經開始由層層分封製，向中央集權製轉變了。

到了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內部的權力基本都已經集中在公室手中了。在這種情況下，各個國家都有可能快速的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打一場全軍破敵。而西方所一直延續的層層分封的“封建制”（這才是真正的封建），所造成的後果就是，地緣結構非常複雜，很少有國家有足夠的實力和膽量打一場全民皆兵的全軍破敵，因為你的對手可以是一個，也可能是數個乃至數十個。在這種情況下，將戰爭的範圍主要限定在貴族之間，即可以保證領地內部的穩定；也可以讓戰爭的損失被限定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貴族的命總是比平民要更值錢的）。

實際上，無論宋襄公采取什麽樣的戰爭形式，宋國“四戰之地”的地理條件，都很難讓它成為一流強國。如果宋襄公及宋國歷代君主能夠正視自身的地緣劣勢，制定出正確的拓展方向，也許能讓宋國的命運得到些許改變。在這方面，東遷之前就為自己選定一塊風水寶地的鄭國，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當楚軍在“泓水之戰”中佔用宋軍後，楚人儼然已經成為了中原的霸主了。可以說，濟水以南的諸侯基本都在楚國的控制之中了。楚人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河濟平原，對於一個有志於稱霸中央之國的諸侯來說，能夠將勢力範圍擴張至溝通河、濟兩水之間的河濟平原，是能否成為盟主的必要條件。因此河濟平原在春秋之時，無數次成為會戰與會盟的地點。即使是到了春秋末年，當時戰敗了楚、越、齊國，勢力如日中天的吳國，也將會盟的地點選定在河濟平原的黃池之上。

在楚人圖謀河濟平原之時，這塊夾心地上除了周邊大國所佔據的土地之外，最大的諸侯國是“衛國”。在衛國一節中我們已經分析過了，在齊桓公剛登上君位後不久，衛、邢兩國就因為戎人的進攻，而被迫遷至河濟平原之上。只不過在楚宋泓水之戰後3年，邢國就被同姓的衛國所滅。衛國之所以敢對受到齊國支持的邢國下手，正是因為他選擇了楚國作為後台。

無論衛國這種依附蠻夷，向同宗下手的行為，在春秋之時有多麽的讓諸侯們所不齒（所謂“春秋無義戰”的說法，也正是由此而來的），楚人都已經具備稱霸中原的必要條件了。而能夠給楚人製造麻煩的，似乎只有那個還未被打服的宋國，和余威尚存的齊國。

在公元前632後，也就是泓水之戰後五年。楚人決定解決掉這兩個麻煩。這一次，宋國的國都——商丘，以及齊國在河濟平原的邊邑——谷邑（現屬山東東阿），同時成為了攻擊目標。之所以選擇了攻擊齊國在河濟平原的突出部，而不是齊都臨淄，是因為泰沂山脈的存在，讓楚人無法象圍攻宋都商丘那樣直擊齊國的心髒。而如果將齊國壓縮至濟水以南的話，那無論楚人是否再乘勝追擊，齊國都無法再對中原地區施加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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