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首》：大地上的詩意與悲憫

《古詩十九首》的出現，其意義不僅在於古典詩歌形式的發展與成熟，更在於詩歌精神的拓進：將中國詩歌精神的深度推向了最本質處，即對人的生存與生活之關注與思考，體現了中國文學對人及其命運的拷問與探索。在《古詩十九首》中，讀者能夠感受到一般感傷哀怨詩所沒有的詩歌精神與悲憫情懷。

詩歌與人

人們讀詩感受到的詩意是什麽？清風明月的閑逸，梧桐細雨的哀怨，金戈鐵馬的豪情，淺吟低唱的愉悅，這些都是中國古典抒情詩常見的情境；另一方面，我們往往會從詩歌的時代性與歷史意義去肯定一首詩的價值。但偉大的詩歌更是一項關乎自我生活又黏合人類命運的藝術。

詩歌與人之存在的關係，很容易使人想到“人，詩意地棲居”這個命題。這本是海德格爾在闡釋荷爾德林詩的時候提出的哲學話題。“‘人，詩意地棲居’這個短語其實是說：詩最先使棲居成為棲居。詩是那種真正使我們棲居的東西。”( [德]海德格爾：《系於孤獨之途：海德格爾詩意歸家集》，成窮、余虹、作虹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265頁。)這種“詩意”並非美好而虛幻的彼岸花，而是基於勞累的生活，表現人在此岸的存在本質。荷爾德林的詩曰：“如果生活純屬勞累，/人還能舉目仰望說：/我也甘於存在嗎？是的！/只要善良，這種純真，尚與人心同在，/人就不無欣喜/以神性來度量自身。/神莫測而不可知嗎？/神如蒼天昭然顯明嗎？/我寧願信奉後者。/神本是人的尺度。/充滿勞績，但人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我要說/星光璀璨的夜之陰影/也難與人的純潔相匹敵。/人是神性的形象。/大地上有沒有尺度？/絕對沒有。”(轉引自海德格爾：《“……人詩意地棲居……”》。[德]馬丁·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10月第1版，第203頁)詩中的關鍵詞是“詩意地棲居”“勞績”“大地”“神性”。“詩意地棲居”是人的本質存在方式；“勞績”（按：成窮、余虹、作虹譯本作“建功立業”）是棲居的具體形態；“大地”是存在的現實基礎（人棲居在此岸，非彼岸，亦非“第三條岸”或“別處”）；“神性”是一種天空的深邃尺度。

這是西方哲學家對詩意與存在的闡釋。“人，詩意地棲居”是存在哲學的命題，而其中的悲憫情懷則是文學的、詩歌的。詩歌的意義並不在於功利的教化，不在於成為經國之大業，而在於悲憫。這對於中外詩歌來說都是普適的，是共同的詩歌精神。《古詩十九首》對人的現實存在、生活狀態沒有任何回避與粉飾。讀者在其中能夠發現東西方詩意的共鳴——“充滿勞績，但人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只在“神性”這一層相異）

而人總是存在於具體的時代與社會之中，因此，《古詩十九首》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記。馬茂元先生在《古詩十九首初探》中說：“它圍繞著一個共同的時代主題，所寫的無非是，生活上的牢騷和不平，時代的哀愁與苦悶，並無任何神秘之處。”“在《十九首》裡，表現這種羈旅愁懷的不是遊子之歌，便是思婦之詞，綜括起來，有這兩種不同題材的分別，但實質上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馬茂元編著：《古詩十九首初探》，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17頁，第18頁。)馬茂元先生是從社會歷史意義來闡釋《古詩十九首》的現實性和思想性。然而，從更廣闊的視野看，詩中的“牢騷和不平”“哀愁與苦悶”與“純屬勞累”的生活、“充滿勞績”的“詩意地棲居”，不也存在著某種相關性嗎？因此，這一組詩歌的意義並不局限於一個社會、一段歷史，更是對人類存在問題的揭示與關懷。（下文二、三詳述。）一切人類存在的問題歸結起來總是一個問題，本質的問題反而正是日常的問題，自然也就“無任何神秘之處”。

優秀的詩歌總是直面人類存在的“勞績”與悲涼本質，並以各自的方式關懷現實。這無關乎往來古今、南北地方、東西文化。

人世之悲

東漢直至魏晉，那麽長的一個時代，卻是混亂、罪惡、恐怖的，正如曹操之所見：“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蒿裡》（按：即《蒿裡行》），《曹操集》，中華書局1974年12月第1版，第6頁。)

然而，人在本質上還是詩意的，或者是趨向詩意棲居的。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是“充滿勞績”的。“詩意”與“勞績”同在而又同質。《古詩十九首》揭示人的棲居狀態，正是讓人們首先睜眼直面人世間無法回避的困境、痛苦、悲觀、絕望等一系列的矛盾。

死亡——人之存在的最根本困境

在混亂的時代，人的生命無法得到保障，死亡是《古詩十九首》悲感的深源。但死亡又豈是戰爭罪惡時代之特有？這本是人類存在就要面對的問題。人一旦進入存在（所謂“人生”），便進入生與死的矛盾，在不斷流逝的時間中，行於成住壞空的過程。無法停留，無法回頭，不由自主。可是人渴望永恆“！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生年不滿百》）願之不得而生憂，所以在現實人世中感到悲觀。這一根本矛盾導致了變“主”為“客”的心理——對存在的懷疑“：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青青陵上柏》）於是，棲居只是“寄”而已“：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今日良宴會》）“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驅車上東門》）人生在世的主體歸屬感與存在感消解，代之以寄生之感，可不悲哉？“客”與“寄”傳遞著深沉而悲涼的詩意。

面對這個矛盾現實，人多麽無可奈何。只有逝者如斯的歎息：“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車駕言邁》）“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東城高且長》）面對生不覺其樂，想到死更不覺超然：“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驅車上東門》）“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去者日以疏》）悲涼之餘仍是悲涼！

時間之速，人生幾何，本是日常之歎。由於更進一步往往是悲涼，大多數人在感歎之餘還是回避了事，難得糊塗。回避是一種消極，直面得到的是悲觀。能夠直面，人生其實就已獲得了最大的勇氣。深味本質的悲哀需要勇氣。

孤獨——人之存在的又一本質問題

相聚固然使人歡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日良宴會》）但是，《古詩十九首》的時代，因為宦遊前途不可知、交通阻隔等客觀因素，人世間的常態是離散，不是團聚。“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裡，各在天一涯。”（《行行重行行》）“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青青河畔草》）“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涉江采芙蓉》）揮之不去的孤獨與離愁，是詩歌要讓人直面的又一個悲觀現實。

孤獨並不以空間為限：“河漢清且淺，相去複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迢迢牽牛星》）孤獨不僅是客觀存在的處境，更是心靈的寂寞無人知：“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西北有高樓》）孤獨不是某一時代、某一社會、某一群體的專利。人性大多喜聚不喜散，可為什麽“散”總是常態？即使交通、通信的問題解決了，為什麽也沒能解決心靈的孤獨與離索？一個人又能向誰傾吐自己內心的悲苦？因為人在本質上即是孤獨的。梭羅說：“太陽是寂寞的……上帝是孤獨的——可是魔鬼就絕不孤獨。”“我已經發現了，兩條腿無論怎樣努力也不能使兩顆心靈更形接近。”([美]亨利·戴維·梭羅：《瓦爾登湖》，徐遲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26頁，第123頁。)諸如契訶夫筆下車夫姚納的心靈悲苦，在現代仍然是一個存在的困境。

世態——更悲涼的社會處境

“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驅車上東門》）人在面對根本存在問題時是平等的。因此，人生雖令人悲，卻並不使人恨。

人本應該相愛，因為生命只有一次。友情的需要，也是人的天性之一。但是在社會之中，不念友誼交情，只因一些俗世的塵埃遮蔽了純淨的心靈，比如功名、富貴、仇恨之類。恨，其實是由人自己培養出來的，因為人世間出現了許多不平等。這些人為的世俗問題，如果也和本質的存在問題一樣難以改變，憤激就在所難免：“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青青陵上柏》）“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明月皎夜光》）

信仰上帝的語境也有類似之恨，由此產生罪與罰。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中大學生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故事。在上帝眼中人本來應該是一樣的，但是人卻人為地將人劃分為兩類——“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不平凡的人”制定規則，而“平凡的人”只能遵守規則，任人宰割。人都想要自由，趨利避害，所以拉斯柯爾尼科夫不願像馬爾美拉陀夫那樣任人宰割，他打算證明自己是一個很“不平凡的人”，走上了“罪”的路線，最終接受了神性的救贖。

人自己造出的罪惡，靠什麽來救贖？《古詩十九首》中的抒情者面對這一層問題產生了人生的虛無，抱以激憤的心理，或是遊戲人生的心理。

虛無——無法返鄉的悲涼

《古詩十九首》裡彌漫著人生如過客的慨歎，由此對世界產生了一種濃鬱的虛無感。遊子羈旅行役，功名未就，無法還鄉。功名富貴自是虛無，更悲涼的是感到了家園的滄桑與虛無：“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思還故裡閭，欲歸道無因。”（《去者日以疏》）返鄉因此而無法實現。帶著這種悲涼感，詩歌即使在描寫美好的事物，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青青河畔草》），也令人心生一種悲劇感，不禁會聯想到美好事物的流逝與凋零。

想快樂，想相聚，想永恆，可都沒有辦法。“無”成了永恆。天道本“無”，一切苦與恨，是人間自有或自生的。那麽，意義就需要人類自己來賦予。所以，《古詩十九首》揭示了人世之“悲”，也需有基於現實的關懷。

生命之憫

荷爾德林在詩中說道，“以神性來度量自身”“神本是人的尺度”“人是神性的形象”。有神性在召喚，其悲憫是基於大地棲居而向上引領的。而中國古詩的關懷還是回到了現實。

只在“及時”

雖然對“仙人王子喬”的神仙世界有著無限的羨慕與嚮往，但還是認識到“難可與等期”（《生年不滿百》），於是轉向現世：“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驅車上東門》）飲酒、被服，這類行樂之舉，在看透了存在之悲境後，只可謂一種無奈的現實關懷。更重要的是“及時”的意識：“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冉冉孤生竹》）“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生年不滿百》）時間無法停留，也無法逆流，但是卻可以珍惜。與時間同行，便能在流駛中找到現實的意義。

及時立德、立功、立言，“倜儻非常之人”如是。但《古詩十九首》表現的是一群中下層文人失意情緒的作品，反映的是大多數平凡人的問題，關懷的出發點也基於人類最基本的意義。詩中某些所謂及時為樂的做法，雖未免為聖賢所輕，卻揭示了人類的困境，展現出人類最真誠的心靈，這些詩篇至今仍舊感人至深。

在沒有神性尺度的語境中，對於平凡的人來說，他們生活在充滿勞績的大地上，過著勞累的生活，又何嘗不是詩意地棲居？建安時代的詩人悲慨於“人生幾何”，在現世往往追求建功立業。勞績與建功立業，二者在現實關懷這個層面並無本質區別。恰如上文所提到的，荷爾德林詩中的“勞績”一詞又被譯作“建功立業”。

君不見，一世之雄今安在？君不見，惟有飲者留其名。只是，一切貴在“及時”。

虛名有重名

《古詩十九首》裡有這樣一對自相矛盾的詩句：

良無盤石固，虛名複何益？（《明月皎夜光》）

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回車駕言邁》）

一個說：因為沒有永恆，要那些虛名作什麽？

一個說：因為人生短暫，把榮名當作寶貝吧。

一句是悲，一句是憫。平凡而真誠的想法。不能說追求名利就多麽可鄙，因為其實他在很艱難地掙扎、勞績。尚有這一點“榮名”來感動悲哀的心靈，誰能說這樣的內心也是汙濁不堪的？這大概就是詩意棲居，但又充滿勞績。像謫仙李白一面欲“散發弄扁舟”“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一面又念念不忘“願為輔弼”，謫居人間之仙，也不可避免地要存在於勞績中。又如柳永雖“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可他羈旅行役，也還是在意過功名的。有人心與神性之存在，“勞績”並不妨礙“詩意”，“虛名”或是“重名”，並沒有本質不同。

許多悲苦只因人不相知，只因無人傾訴。所以，《古詩十九首》中的抒情者最渴望並努力尋求的關懷應該是人之相知，希望得到知音心靈的相互理解與共鳴：“願為雙鳴鶴，奮翅起高飛！”（《西北有高樓》）“相去萬餘裡，故人心尚爾。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客從遠方來》）有此同心，何懼別離。

雖說人世間人心本難測，可也恰是這最難測的心靈，寄托著最美好而永恆的東西。這是平凡之人能夠得到的關懷。海德格爾說：“他們就以歌者的憂心傾心於那有所隱匿的切近之神秘了。基於這種統一的對同一者的傾心，憂心忡忡地傾聽的人就與道說者的憂心相親近了，‘他人’就成為詩人的‘親人’。”([德]海德格爾：《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12月第1版，第32頁。)《古詩十九首》並無神秘性，但憂心傾心於共同的人世悲憫，抒情者不親近嗎？讀者不傾心嗎？

《古詩十九首》佚名的作者們深味於現實人世之悲涼，還能善良地道一句“努力加餐飯”（《行行重行行》），可謂悲涼之餘還存有親人般的真誠關懷與安慰。這一組詩反映的社會或有別於現代，語境或有別於西方，然而其中表現的悲憫情懷是所有詩歌的共同精神，是現代的，也是世界的。

《古詩十九首》之動人不在於亭台樓閣之巨集偉綺麗，不在於春花秋月之淺吟悲懷。讀之，感受到的是一種大地上的詩意與悲憫，體會到的是人之為人的存在感的共鳴。其藝術魅力正如荷爾德林所說：“如果生活純屬勞累，/人還能舉目仰望說：/我也甘於存在嗎？是的！”(轉引自海德格爾：《“……人詩意地棲居……”》。[德]馬丁·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10月第1版，第203頁。)

文章轉發自微信公眾號“程門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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