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於2019年9月5日《南方周末》）
一名大三學生向調查組反映宿舍收費漲價時，調查組工作人員問：“2400元你是否接受？”該生答：“超過1200元都是違規的。”
貸款利率和物價的大幅上漲，造成學生公寓公益性與市場化行為的矛盾日漸突出。此前，湖南二十餘家企業聯名起草報告，請求政府頒布政策回購社會化學生公寓。
社會化學生公寓出現不同程度的“政策性虧損”，其中湖南和河北等地的問題較為突出，成為矛盾重重的“定時炸彈”。
沒有人願意再多談一句話，哪怕是理性地剖析這場“天價宿舍”鬧劇背後的經濟账本。
“市委、市政府都來人了。”2019年8月30日，南方周末記者在學校辦公室見到了孫正林，這位東北大學秦皇島分校（以下簡稱東秦分校）黨委書記行色匆匆，眉頭緊鎖。他將問題推給了該校宣傳部，但截至發稿，南方周末記者並未得到校方回應。
而在同一天，在秦皇島鵬遠高校後勤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鵬遠公司）駐校辦公室，一名工作人員同樣回復：“無可奉告。”
4天后，秦皇島市政府聯合調查組調查通報公布，將上述校方和企業各打五十大板。
學生公寓二人間每生每年16640元，未繳費斷水斷電、恐嚇催繳……這些極具爭議性的細節都有了官方調查的蓋棺定論，但學生公寓的社會化改革難題仍未塵埃落定。
“最大的問題就是校內宿舍不夠住。”在看到官方通報後，東秦分校的一些學生認為問題依然“含糊不清”。
校方和企業緘默的背後，是已延續20年的高校學生公寓社會化改革。在湖南等地，問題蓋子早已掀開，而東秦分校“天價宿舍”只是這股暗流裡的極端樣本。
由來已久的積怨
2019年8月27日，在“天價宿舍”網上曝光之後，鵬遠公寓管理人員來到宿舍，要將二人間改成三四人間。入住的大一學生吳寧沒有同意：“（鵬遠公寓）既沒有給出改房間的設計方案，也沒有說怎麽退款。”
這一天，秦皇島市政府成立聯合工作組進駐學校開展調查。
處於新聞暴風眼的鵬遠公寓，是2002年秦皇島市鵬遠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與東秦分校簽訂合約、投資建設的後勤服務園區，屬於社會化企業辦的學生公寓。目前鵬遠公寓共有六棟宿舍樓，從六人間到一人間不等。此外，鵬遠公司還在校設有一個餐廳，提供自助購水、購電、洗衣等服務。
除了鵬遠公寓，東秦分校還有校管宿舍，後者分六人間和八人間兩種。據官方通報，截至8月28日,在校管宿舍住宿5843人,在鵬遠公寓住宿3990人。
新學期伊始，吳寧到校報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通過鵬遠公寓App自助選房。其中有標價16640元一年的“豪華二人間”。儘管覺得貴，但人少、獨立衛浴的條件優於其他宿舍，最終她自願選擇了二人間。
如今這個App已無法登錄。
吳寧的宿舍依然有一股刺鼻的甲醛味。這個引發輿論圍觀的房型配有密碼門鎖，二十餘平米的空間裡，配置有兩床兩桌、一組衣櫃。豪華二人間共有7間，其中5間在女生公寓樓。吳寧繳納的16640元中，包含住宿費1200元、設備使用押金100元、預存一卡通費用740元和增值服務費14600元。
另一名學生王浩入住的是六人間。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兩年前入學時，入住校管宿舍需要提供家庭貧困證明。校管宿舍住滿後，王浩只能選擇鵬遠公寓六人間。當時，六人間的費用是2340元，包括1200元住宿費，300元服務費和840元“捆綁消費”。服務費屬宿管人員打掃衛生的費用，“捆綁消費”則是500元飯卡費、340元水卡和其他設備使用費。而二人間當時的費用是6240元。
事實上，學生和鵬遠公寓的矛盾由來已久。一名2010級學生回憶，2010年，由於鵬遠餐廳餐費過高，學生曾採用集體不在鵬遠餐廳進餐的方式來反抗。
住宿費漲價則是核心矛盾。過去數年間，鵬遠公寓已數次漲價。第一次“突然漲價”發生在2016年秋季入學時，三人間突漲兩千。矛盾進一步激化是在2018年，已經繳納2400元四人間住宿費的學生被告知，收費漲至3000元。學生要求鵬遠公寓開具正規發票，否則拒絕繳費。而今，在學生向南方周末記者展示的“發票”中，只有1200元的住宿發票和百元不等的增值服務費收據。
漲價之後，針對未繳費的學生，鵬遠公寓曾兩度強製斷電，甚至在2019年畢業前夕,鵬遠公司將22名欠費學生起訴,後又撤訴。
鵬遠公司並未透露漲價的具體原因。在官方調查報告中，認定這一調價行為“未履行與東北大學秦皇島分校簽訂合約中關於漲價行為須經雙方書面同意的約定”，鵬遠公司收取增值服務費不透明且存有虛構成本問題，存在捆綁消費，對少數學生欠費行為處置不當。而東秦分校的監管工作中則存在不作為、慢作為問題。
根據2008年印發的《河北省大高職學校學生公寓住宿收費管理暫行規定》，非財政資金建設的學生公寓，按照宿舍室內生均使用面積、內部設施條件等劃分為三個等級，其中一級標準室內最多居住4人，室內生均使用面積4.5平方米，配有電扇，生均配套設施桌、凳、櫃、書架，收費標準為每生每年1200元。
2019年8月30日晚，調查組到鵬遠公寓征求學生意見。一名大三學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他向調查組反映宿舍收費漲價時，調查組工作人員問：“2400元你是否接受？”該生答：“超過1200元都是違規的。”
歷史遺留的產物
鵬遠公寓是較早一批高校社會化學生公寓。
回溯到20年前，1999年,國務院頒發《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決定》,明確提出“加大學校後勤改革力度,逐步剝離學校後勤系統,推進後勤工作社會化,鼓勵社會力量提供後勤服務,發展教育產業”。
這一決定的背景是當時第一批高校開始擴招，宿舍資源急劇短缺。
一位已退休的高校後勤處處長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此後4年，每年他都要參加一次全國高校後勤社會化改革工作會議。尤其是在2000年12月第二次全國會議上,明確提出重點是加快學生公寓的建設。
1999至2003年,高校社會化公寓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據中國教育後勤協會提供的數據，包括社會化學生公寓在內，其間全國新建大學生公寓3800萬平方米——超過了從新中國成立至1998年底50年建設面積總和。
各地高校社會化學生公寓的開發模式不一。2011年，時任湖南大學經貿學院教授的劉宛晨及其團隊實地調查了湖南多所高校後發現，主要分為4種開發模式：其一為完全社會化模式，全權由投資企業征地、建設並經營管理，鵬遠公寓正是屬於這一模式。其他的還有BOT(建設-經營-轉讓)、企業建成後交由學校管理、由從高校分離後組建的學校後勤服務實體開發建設並管理。
據上述高校後勤處處長回憶，當時各個會議上，並未特別討論到社會化學生公寓收費問題。2002年，教育部等三部門下發通知，其中提到學生公寓住宿收費標準控制在每生每學年1200元以內。不過當時通知是針對一些高校招生存在超標準和巧立名目亂收費等情況。
這一標準也一直延續至今。
然而，學生公寓社會化的道路並沒走多遠，建設與運營成本就橫亙在高校、企業面前。
據2014年《中國教育報》報導，有企業家稱，隨著經營時間的推移，社會化學生公寓虧損越來越大，導致投資規模大、貸款比例高的投資企業無法支撐。政府也難以根據每年的通貨膨脹率對扶持政策和財政補助做出相應調整。
不過，社會化學生公寓確實享有教育用地拿地成本低以及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2016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曾明確，自2016年至2018年，對高校學生公寓免征房產稅，對與高校學生簽訂的高校學生公寓租賃合約免征印花稅。這項政策在2019年也得以延續。
有企業家表示，起初承接學生公寓項目，原本期待社會化學生公寓的住宿標準可以有上調的空間。
河北鵬遠集團董事長朱立秋曾為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她亦曾建言要實現後勤服務價格市場化和上調學生公寓收費標準，該提議遭到否決。
河北省發改委在答覆朱立秋提議時，明確表示：“1997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釋義》將教育收費列為涉及公眾利益的重要的公益性服務收費，不宜以利潤最大化為經營主體的行為目標。學生公寓住宿費標準總體上繼續保持穩定，控制在每生每學年1200元以內的政策沒有變，各地應認真遵照執行。”
回購成唯一出路？
有相當一部分社會化企業辦學生公寓辦不下去，主動請求學校回購。這一問題在湖南表現得尤為突出。
此前，湖南二十餘家企業聯名起草了《關於請求解決全國高校社會化學生公寓經營困境、維護社會穩定的報告》，請求政府頒布政策回購社會化學生公寓。
貸款利率和物價的大幅上漲，造成學生公寓的公益性與市場化行為的矛盾日漸突出。
更早之前，湖南部分高校已經開展社會化學生公寓的回購工作。公開資料可見，有些回購洽談的時間長達十餘年。
前述高校後勤處處長介紹了學校回購社會化學生公寓的過程，一般由雙方確認回購意向之後，先是由雙方共同委託的社會第三方評估機構對公寓進行估值、測評，審計投資成本。以審計結果為參考依據，校方開出回購金額之後，就是漫長的討價還價過程。直到最終簽訂回購協議，再向地方教育部門報備。
至於回購款是由政府出還是學校出，不同地方情況不一。總體上看，學校出“大頭”，財政狀況良好的地方政府，給予學校的補貼會多一些。
湖南大學的天馬公寓於2012年被回購。天馬公寓佔用的土地屬於長沙市嶽麓區天馬村村民集體所有。因此，天馬公寓起初是由村委會和另外兩家企業共同建設。
天馬村一名村幹部給南方周末記者算了一筆账：一間4人宿舍實際面積20平米左右，加上公設面積共40平米左右。每名學生一學年繳納1200元住宿費，意味著一個4人寢室每月收益是400元。“但在市場上，按照40個平方，我們的市價是1400塊錢，虧了大概1000塊錢。”
天馬村村民的一些市場行為也不被學校允許。回購前，他們曾在學生公寓前做生意。公寓入口處有十多個門市，一年收入兩三百萬左右，但不久即被學校叫停了。
高校後勤部門自組公司建設的模式也難以收回成本。
浙江大學在2000年時就開始建設社會化學生公寓。在浙江大學宿舍管理處的基礎上，由浙大全資成立浙江大學新宇物業有限公司進行建設與運營。6年之後，浙大新宇集團要進行股份製改造，但學生公寓這塊資產憑借有限的住宿費無法收回成本，也就無法進行股份製改造。於是，浙大新宇集團向學校提出回購申請。
“學校資金充裕後，讓企業有一定利潤的前提下，把資產重新拿回來。”浙大新宇集團的內部人士如是概括回購的原因，“企業虧本主要因為住宿費十幾年沒漲，人工翻了好幾倍。”
宿舍難題重現
2019年，考上複旦大學的專碩生劉洋在學校旁邊租了房子，月租2760元。劉洋說，今年起，複旦大學不再為專碩生提供校內宿舍，隻提供社會化學生宿舍愛久公寓，收費標準和校內宿舍一樣。但愛久公寓離校較遠，不少學生選擇自行就近租房。
近年來，隨著高校研究生又一次擴招浪潮，學生宿舍短缺的難題重新出現。
南方周末記者梳理發現，不惟複旦大學，北京大學早在2018年的招生簡章中就明確說明，“專業學位研究生和人事檔案不轉入我校的學術型研究生，學校不安排住宿”。北京師范大學的專碩只有推薦免試生才能住學校宿舍。南開大學對於面向非應屆生招生的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一律不提供住宿。
對此，複旦大學官網亦做出解釋：“從2019年起，學校將穩步推進研究生社會化住宿改革，一方面尋找校外夥伴，按照學校的要求和標準，為學生提供校外租賃房源；另一方面，按照‘暗補變明補’的思路，為校外住宿的學生提供交通補貼。”
對於住宿費成本的問題，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在2017年委託中國教育後勤協會學生公寓專業委員會，啟動了“住宿費成本研究重點課題”。課題組收集了全國31個省份的住宿費標準，發現住宿費用上漲已逐漸成為共識。其中，執行1200元/生·年標準為上限的共15個省份，佔樣本近半數。突破這一標準的共12省份,佔38.7%。低於標準的共4省份。
各地標準上浮源於2014年教育部的一次表態。當時，發改委就《關於重新發布中央管理的全國性及中央部門和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標準的通知（征求意見稿）》向教育部征求意見。教育部提出建議，建立（屬地化管理）住宿費標準動態調整機制，各地可對不同配備標準實行不同收費標準政策。國家不再規定全國統一住宿費標準。
“1200元畢竟是二十年前定下的標準了，是根據當時的成本計算下來的。現在浙江普通公辦高校四人間住宿費上漲到1600元。”上述浙大新宇集團人士說。
社會化學生公寓出現不同程度的“政策性虧損”，其中湖南和河北等地的問題較為突出，成為矛盾重重的“定時炸彈”。
中國教育後勤協會在上述課題的研究報告中提出，社會化學生公寓的運營面臨幾個問題：首先，學生公寓住宿成本總體上漲趨勢明顯，隨物價和人工成本逐年上漲；其次，學生公寓全成本核算的是實際投入成本，各地各高校住宿成本差距懸殊。而學生公寓服務和管理中的不少問題與學生公寓的投入相對不足直接或間接相關。
而按照標準化學生公寓建設標準，學生公寓住宿成本還會持續上漲。該協會調研發現，按照2016年發布的最新《全國高校標準化學生公寓創建指導標準》，相當部分的高校學生公寓“並未達標”。
報告對社會化項目學生公寓的收入與支出狀況的調研數據顯示，38.7%的項目收入低於支出，45.2%的項目收支基本平衡，16.1%的項目收入高於支出。
而回到東秦分校，這似乎是社會化學生公寓的另一個極端。
2019年8月27日下午，一位入住二人間的學生簽了宿舍改造同意書，當她外出兩小時歸來後，宿舍就改造好了——只是在原本的兩張床中間加了一張床。“現在還沒有新人入住，一萬六退了六千多。”這名學生說。這和官方通報裡提到的“高級三人間”收費標準一致，每生每年9800元。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吳寧、王浩、劉洋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賀佳雯 南方周末實習生 馬晨晨 任淼琳 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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