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誰真正乖巧，也沒有誰完全世故

我曾經認為，“90後”寫作不過是文學話語一種粗暴而有效的代際性歸類，隸屬於繁榮亢奮的文學生產的命名慣例，關於它的各種爭論與“70後”“80後”，或者“00後”的相關爭論雷同，再度顯現我們的制度、文化和意識形態綿延上百年的頑固的青年崇拜心理。在有關文學新人和青年寫作的一篇短文中，我曾戲稱：讚美青年，是無限正確的政治“雞湯”；謳歌青春，是經久不衰的代際“春晚”，文學新人只是“一種正在被秩序改造並重新命名的新的速朽”。如今，以上這些充滿敵意的、言之鑿鑿的論斷，我仍然深信不疑，包括文學權力顯著的區域性、機構性集中，它與政治權力強烈的同構性；文學新人與文學權貴們的相互“調情”；“成功”給青年作家帶來的老氣橫秋的、世故性的自大；他們的“正確”“乖巧”等等，這一切症候正在“90後”寫作的熱潮中不斷浮現、重演，甚至愈演愈烈。但是，這些貌似準確、犀利的論斷與代際命名存在同樣的問題，那就是過於粗暴、冰冷，甚至武斷，忽視了潮流中個體的個別性——他們“乖巧”、沉默的面孔下隱秘的“真相”，無需示人的快樂和傷感，寫作帶來的慰藉和圍困……所以就有了我與王蘇辛這場簡單的對話，希望從有限的誠實言語中得以管窺90後寫作者真實的困境和希望。

——何同彬

王蘇辛

1991年生於河南，現居上海。曾獲第三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短篇小說佳作獎，憑借小說集《白夜照相館》被提名第十五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最具潛力新人，另有長篇小說《他們不是虹城人》。新小說集《在平原》將於2019年出版。

何同彬

青年評論家，現任《鍾山》雜誌副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出版有評論集《浮遊的守夜人》《重建青年性》《歷史是精神的蒙難》，編輯出版《韓東研究資料》等。曾獲《文藝爭鳴》年度優秀論文獎、紫金山文學獎、紫金文藝評論獎、第十四屆中國當代文學優秀成果獎等多個獎項。

讀|家|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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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同彬：開場白是不是很粗魯？希望能得到你的指正，甚至批判。我們上次見面還是在一次規模巨集大的“文學聚會”上，你還代表“90後”寫作者做了一次“重要”發言，但是你說了些什麽，我現在已經忘了，因為“那個”地方的“那些”聲音過於洪亮，我感到恐慌，到後來甚至擠壓出很多羞恥感。你們在上面發言，我在下面寫下兩句話：一次性聽完如此多冠冕堂皇、擲地有聲的文學發言，真是對自己毫無憐憫之心的懲罰；一場盛大的節日，一場隆重的疾病（災異）……在我看來，你在那個台子上顯得很可憐，就像幼稚園老師排練節目，安排你去演你不喜歡的一頭小豬或一隻小猴子，你不想演，但老師說：你要珍惜機會，好多人想演都輪不上呢。你想，也是，於是就硬著頭皮上了舞台。以上純屬我的揣測，下面聽聽你的想法——關於你身上的“90後”標簽，以及你（也包括我）參與的那些情節雷同的一場接一場的“演出”。

王蘇辛：似乎有些粗魯？但好像也沒有什麽問題，甚至還有些過於正確。我記得那些場合——我們被要求講出自己的文學觀，即使很多時候自己的文學觀並沒有成型。而那些坐在我們對面的前輩們則努力在理解我們這些晚輩，即使聽到一些不太能接受的觀點，也只能包容，因為鼓勵年輕人已經變成某種政治正確，就像佩服（哪怕是表面上）文學前輩也是某種政治正確一般。我獲得的許多讚許，其實很多時候出於這種政治正確，並不真的是我的寫作已經多重要——甚至我們這一代中很多人，同樣面臨著這個問題。

回到發言的話題，要說“可憐”（我更願意用“辛苦”），我覺得辛苦是雙方的，甚至很多時候我願意對自己，對同齡人更苛刻一點。一些前輩們，他們期待年輕作家說出一些與眾不同的話，哪怕和他們互懟，但從我參加的文學活動來看，都沒有這種情況，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讓人失望了，由此得出“90後是乖巧的一代”等論斷，畢竟很多人都是這麽“正確”。但從我看到的，沒有誰真正“乖巧”，也沒有誰完全“世故”。文學活動上，大部分發言和對話仍是場面話——這是一種長期以來的現實，並不止90後身上特有。不過真誠本身就是一種能力，也是一種極大的消耗和養成，除了在自己的作品中，作家也確實沒有義務在其他場合保持真誠。我覺得基本人性是不會改變的，就像歷史總是在重複一樣，90後寫作者能和其他作家有什麽不同嗎？或者說，那些過去的文學大師們，他們在寫作之外真就那麽不同嗎？不同應該在作品中呈現。我和許多同齡人依然還在蟄伏期，還沒有寫出自己真正的代表作，應該把身上一些個性的東西藏進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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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同彬：你既是一名青年寫作者，又是一位敬業、專業的文學編輯、出版人；既熟悉你很多傑出前輩們的作品（比如你責編的林白、尹學芸、弋舟、王鹹、袁凌、艾瑪、田耳、李巨集偉、張忌、董夏青青等），也對自己同輩的作家，包括90後作家們的創作狀況比較熟悉，從你的經驗出發，你覺得你們這一代作家的寫作有什麽優勢，相應的，伴隨著怎樣的危機和困境呢？

王蘇辛：我們是資訊時代（或者說人工智能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很多細節對上一輩作家來說還稍微遙遠，對我們來說，早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依然在強調的問題，對我們來說，也算不得什麽問題。我們面臨的世界是熔煉的世界，很多事物的邊界在打破，原本看起來互不關聯的事物，它們的距離也在縮短。很多原本接觸不到的經驗，因為這個資訊時代，也能被我們看到。影響已從相互影響，變成牽一發而動全身。如果說我們的寫作有優勢，那就是我們有機會利用這種時代給予的經驗，直接去寫這樣一個熔煉的世界。困境則是，所獲經驗看似駁雜，但因為資訊過於密集，我們在任何一處都很難真正停留。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消化這些經驗，篩選真正有用的資訊，如何讓自己真正專注於一處，就變得非常重要。決定一個作家寫作品質和寫作生命的，未必是他懂得多少知識和經驗，而是他對知識和經驗的消化能力，而決定消化程度的，則是作家的專注能力。一個作家哪怕不能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也起碼要有一個他絕對了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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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同彬：最近看你的新作《東國境線》（未刊），不再說話的“鄭東陽”“鷹哥海”“隕島”“重建秩序的金魚”……與《白夜照相館》中的“余聲”“趙銘”的軌跡類似，你又在為你的小說主人公或自己繪製了一個解域性的“逃逸線”：“逃逸線中有各種瘋狂的、著魔的東西……逃逸線中總會有背棄……我們背棄的是試圖拖住我們的固化權力、大地上已然確立的權力。”（德勒茲）但是與《白夜照相館》及其他作品不同的是，我似乎在《東國境線》中隱隱覺察到某種無力感，一種因“方向”的超驗和虛構而導致的“逃逸線”的中斷或模糊化。我記得你說過：“寫作給了我一個通道，我通過書寫，得以‘修複’自己，從躲避的世界折回現實世界。那些生活中不能解決的問題，必然會在寫作中體現。”因此我是否可以認為你現在也是試圖從“躲避的世界”折回“現實世界”（對“逃逸”的猶疑或不信任？），以修複因“躲避”而形成的個人的缺失，但是，這一修複遇到了阻礙或者瓶頸？能否跟我們說一說你現在寫作及生活出現的問題？

王蘇辛：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過“鄭東陽”這樣的處境，起碼我自己是這樣——隨著自己精神世界的進一步生長，很多問題可以自己消化，不再需要傾訴，這讓我們和其他人（甚至是密友）之間的距離變遠，但同時自己又認識到更多新的問題，而身邊沒有一個能看得那麽遠的人（也不可能寄托閱讀可以解答），可以回答我們真的關心的那些問題，必須要獨自跋涉很長一段路，這個過程需要極大的耐心。

而“鄭東陽”不止如此，他更有他的志業，他不願意只是在已有教育秩序下做個改良，他前往小島，實現自己渴求已久的全新教育理念，也因此讓自己重獲了對世界的熱情。儘管有逃離的成分，但以“鄭東陽”的性格，他其實非常不願意說出不合時宜的真相去傷害別人，他害怕自己像某種“先知”一樣對身邊的人說出他們不想聽的話，反而希望盡可能讓家人在他們的舒適區之中，因為並不是人人都需要精神進步的。

我在看《月亮與六便士》時，常常想主人公結尾把自己傾盡畢生之力完成的作品燒掉了，其實他依然可以不燒，甚至如果他確信自己抵達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他更應該把作品留下，因為這時，留下已經成為責任。我沒辦法在小說裡給一個明晰的東西，結論也好，判斷也好，人物的未來也好，都不能。一旦知道一個人行為的複雜性，我們每個人，幾乎不可避免地過著毫無結論的生活，和一些很難定義的東西生活在一起。我一定程度上同意你說的“從‘躲避的世界’折回‘現實世界’”，寫這個小說，我確是想獲得一種直面現實的能力，我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像“鄭東陽”這麽做，同時，以我的經驗，還無法完全理解“鄭東陽”的思想變化，他是我渴望成為的人，他身上有我的理想。所以小說裡還有一個人“柳方蒙”，柳在追蹤“鄭東陽”蹤跡的過程中，也重新審視了自己。對我來說，這兩個人，包括小說裡其他人物，是在共同拚成一個完整的我心中的世界與自我。我不可能在生活中如此多面，甚至也不允許自己這樣不節製，但在小說中這些都可以構成一個個人物，他們的困境我都有，但我給了他們一個更龐大的背景，這個背景在小說中以現實面貌出現，但實際上它更多是精神的現實，而不全是當下的現實。

我不是那種準備了很久才寫作的人，我從來都是現學現賣。所以我差不多一直在寫超出我經驗範圍的小說，我的寫作沒有什麽“阻礙”和“瓶頸”，因為“阻礙”和“瓶頸”一直伴隨著我。但我也喜歡上我這種“死磕”式的寫作，畢竟有機會跳出寫作舒適區，對一個寫作者來說是幸運的。否則，即使能寫出還不錯的敘述質感，也依然是軟綿綿的，我不想要那種東西，我渴望接近一種硬核般的真實。

編輯 | 菜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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