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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漢唐到明清,這裡都是經營西域的根據地

文/笑看風雲

酒泉是漢朝在河西走廊設定的第一個郡,後來則以肅州為名,成為“甘肅”省名的一半來源,是漢唐經略西域的起點。即便在不思進取的明朝和行將就木的清朝,酒泉也還是西北防務的樞紐。而多民族的融合則給酒泉帶來迷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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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河西走廊最西端,屹立著一座有著兩千多年的城市——酒泉。它東連張掖,南臨青海,北通內蒙,西達新疆,自古便是溝通中原與西域(今新疆)地區的鎖鑰之地。

酒泉鼓樓

河西四郡的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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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月氏與烏孫遊牧於河西走廊東西兩端,戰國末年,月氏打敗烏孫,佔據整個河西走廊,秦漢之際,匈奴借中原動蕩之際,東擊東胡,西逐月氏,佔據河西走廊。

西漢初“白登之圍”後,漢高祖深感諸侯王是更重要的威脅,漢朝無法出全力與匈奴對抗,故而采取“和親”政策,與匈奴修好,以緩和漢匈關係,雙方經濟都得到恢復和發展。

到漢武帝時,漢朝諸侯王威脅漸去,國庫也積攢和搶劫了足夠的錢,為了攻打匈奴,一方面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以尋找盟友,另一方面,積極準備軍事力量,籌劃對匈奴用兵。漢元光元年(前133)年“馬邑之謀”後,漢匈關係破裂,和親終止。漢武帝開始大規模對匈奴用兵。

從元光六年(前129年)起漢武帝 先後發動“河南之戰”、 “漠南之戰”;奪取河套等地,元狩二年(前121年),為徹底打敗匈奴右部,漢武帝遣霍去病等發動“河西之戰”,進擊河西走廊。

《漢書·霍去病傳》記載:

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得,得單於單桓、酋塗王,及相國、都尉以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於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

是年,為加強對河西地區的控制與管理,漢武帝在河西疏勒河流域設酒泉郡。後又增設敦煌、張掖、武威,合成“河西四郡”。

酒泉“西漢勝跡”公園內的霍去病群雕

千年古泉

匈奴勢力被逐出河西後,為進一步實施對西域的控制,繼續打擊匈奴,西漢政府派張騫等經營西域,至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域最後一個大國車師歸附漢朝,漢政府在烏壘城(今新疆輪台縣境內)設西域都護府,至此,天山南北正式納入中國版圖,中原王朝的西北疆界擴展至伊犁河流域。

漢代絲綢之路與“河西四郡”

為加強對西域的控制,漢朝在酒泉置都尉,設烽燧,修關隘,築長城,其長城向北延綿至居延澤(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居延海),向西延伸至鹽澤(今新疆羅布泊)。酒泉作為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戰略地點,成為漢王朝經營西域的基地,敦煌則成為進出西域的前沿與橋頭堡。

西漢後期,中原動蕩,逐漸喪失對西域的控制,東漢經歷了與西域的“三通三絕”之後,到東漢後期,中原勢力完全退出西域。

“甘肅”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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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以降,中原地區經歷魏晉南北朝四百年分裂動蕩時期,河西地區先後出現前涼、後涼、西涼、北涼等割據政權,並先後被曹魏、西晉、前秦、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權統治。

由於地理相對偏僻,遠離了中原的戰亂,政治較為穩定,經濟持續發展,民族融合。在佛圖澄、鳩摩羅什等高僧的推廣下,佛教發展迅速,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石窟、玉門昌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等都在這一時期開始興建。

唐初,酒泉設肅州,歸涼州總管府(後更名涼州都督府),武德八年(625年)置肅州都督府。

貞觀十四年(640年)唐滅高昌,九月在西州交河(今新疆吐魯番交河故城遺址)置安西都護府,管理西域事務。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唐軍攻佔龜茲後,將安西都護府移至龜茲(今新疆庫車),武則天時期,又在天山以北設定北庭都護府。

在此期間,唐軍先後擊敗西突厥、吐蕃等對西域的進攻,穩定了對西域的統治,在這些軍事、政治活動中,酒泉不僅是重要的軍用物資轉運、供給基地,也是重要的人力補給站。

處於經營西域的需要,唐景雲元年(710年)置河西節度使,駐涼州,領涼州(今武威)、甘州(今張掖)、肅州(今酒泉)、瓜州(今甘肅瓜州)、沙洲(今敦煌)、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魯番)七州,加強了西北地區的軍事力量,保障了唐對河西、西域地區的控制,維護了絲綢之路的暢通,溝通了中外交往,繁榮了地方經濟。

“關西七衛”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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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後,酒泉地區先後為吐蕃、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統治。及至明代,退居塞外的北元政權仍然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經常威脅明北方邊境。

為了保證北方和西北邊疆安全,明中期在河西地區設甘肅鎮與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綏、固原、寧夏合稱“九邊”,作為修築長城、拱衛北境的主要力量。

明代疆域圖

同時,為了經營西域,“製馭境外之生夷,亦以扶綏境內之熟羌”,明在西北設“關西七衛”。

明代以嘉峪關為西北國門,嘉峪關以東為內地,嘉峪關以西稱“關西”。“關西七衛”即安定、阿端、曲先、罕東、沙州、赤斤蒙古、哈密等,又稱“西北七衛”、“蒙古七衛”。

其中安定、阿端、曲先、罕東歸西寧衛管轄,統轄範圍包括今青海湖西部及柴達木盆地西北地區;沙州、赤斤蒙古、哈密三衛歸肅州衛管轄,統轄範圍包括今酒泉市所轄玉門市、敦煌市、瓜州縣、肅北蒙古族自治縣、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地區大部。

當時,這一地區基本上是以蒙古族為主的西部少數民族聚居區,明政府對他們進行防範的主要力量就是肅州及嘉峪關地區守軍。

尤其是明嘉靖後期,漠西蒙古不剌部佔據青海,西北大量少數民族內遷肅州、甘州境內,這些部族之間矛盾重重,彼此爭戰不休,影響著河西地區的社會穩定,而“外防大寇,內防諸番”成為明代中後期西北防禦的重點,肅州衛則是這一防禦重點中的中心城鎮,戰略地位尤為突出。

與內地諸衛不同,關西七衛以當地少數民族為主體,其官員則由蒙古貴族擔任,一般以世襲方式延續,朝廷以冊封的形式維系統治,本質上是一種“羈縻”關係。

明政府給關外部族酋長一定的官爵封號,提供一些生產生活資料,使他們與明朝保持正常關係,既保護往來西域、西藏的使臣、商旅安全,又使“西戎、北虜兩不相通,則邊疆可永無虞,而國家之固如磐石矣。”

同時,關西七衛力量犬牙交錯,互相爭鬥,難以形成統一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這些部族對明政府的威脅,維系明在西北的統治。

收復新疆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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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入主中原後,酒泉西部仍被新疆吐魯番地方政權控制。康熙年間派兵平定準噶爾部,關西成為供給前方的重要通道。為保證前方大軍糧食、物資供應,清朝調取糧車三千兩,招募車夫九千人,“自嘉峪關至哈密,安設十二台,每台各分車二百五十輛,令其陸續轉運”。

康熙五十七年至雍正五年(1718——1727年),清政府先後在關西建成赤斤、靖逆、柳溝、安西、沙州五衛,完全恢復了對嘉峪關以西至哈密地區的統治。

清代疆域圖

清同治初年,烏茲別克地方長官阿古柏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新疆,沙俄也趁火打劫,派兵侵佔伊犁地區。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著手收復新疆,此時,日本侵犯台灣,東南防務吃緊,清廷內部出現海防與塞防之爭。在陝甘總督左宗棠的極力主張下,清廷同意左宗棠率兵收復新疆。

左宗棠像(攝於1875年)

新疆地處西北邊陲,遠離內地,交通不便,人煙稀少,糧食匱乏,加之連年戰亂,戶口凋敝。因此,左宗棠認為“糧運兩事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鈍遲速,機括全系乎次”。

鑒於這種情況,左宗棠采取“緩進急戰”、“先北後南”的戰略,組織了一套龐大的機構,專門負責軍糧采運工作。

糧源和糧運分南北兩路,北路以歸化(今內蒙古呼和浩特)為起點,採購歸化、包頭、寧夏一帶糧食;南路以肅州為起點,在此設一糧局,採購甘州、涼州、肅州等地糧食,採用節節轉運的方式,用車輛運至安西,再以駝運至新疆巴裡坤。

為了保障前線糧食的供給,左宗棠在在酒泉大力推行屯田,安置流民,疏通管道,推動酒泉農業生產的恢復、發展;為保證後方物資及時運抵,左宗棠抽調大批軍民,修築了從蘭州經河西走廊到新疆的主乾通道,即後世之甘新公路,路面寬1~3丈,可供兩台大車並行。

這一系列活動,有效保障了新疆的軍事行動和後勤供給。

除此之外,左宗棠在酒泉禁種鴉片,提倡種棉,修複書院,興辦義學,植樹造林,對於酒泉地區的發展功不可沒。

經過兩年多的準備,光緒二年(1876年)四月,左宗棠從蘭州移駐肅州,設大本營,揮軍西進。十月,收復北疆,至光緒四年(1878年)十一月,收復南疆大部,光緒六年(1880年),左宗棠出肅州坐鎮哈密,指揮三路大軍徹底擊潰阿古柏勢力。

光緒七年(1881年)初,中俄簽訂《伊犁條約》,中國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上遊兩岸領土。(霍爾果斯以西地區和北面齋桑湖以東地區卻被沙俄強佔。)左宗棠在維護國家領土完整、民族利益方面作出重大貢獻。

清軍進軍新疆與收復伊犁示意圖

幾千年民族融合的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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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漢代酒泉郡設立以後,酒泉就處在河西走廊的咽喉之地,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是中原王朝聯繫西域的鎖鑰之地,也是屏障關中、隔絕西北、西南少數民族聯繫的重鎮。

正是這樣的地理位置,使得酒泉融入了大量的少數民族文化。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及唐末五代時期,河西地區先後被鮮卑、突厥、回鶻、吐蕃、黨項、蒙古等少數民族統治,酒泉地區的文化就融入了大量的少數民族基因,敦煌莫高窟自不必言說,酒泉地區的許多文化都具備這樣的色彩。

比如,酒泉市瓜州縣下轄布隆吉鄉,原名布隆吉爾,實為突厥語的漢譯,意思是露頭泉水多、水草豐茂的地方 。玉門市下轄赤金鄉,實為蒙古語“赤斤”即“衛”之音譯。

又如,酒泉市宗教信仰中,既有漢傳佛教一支,同時還有大量的藏傳佛教內容。酒泉市西南三十餘公里的文殊山石窟,從公元四世紀開始營建,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歷史。明嘉靖年間,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遊歷講法途經此處,自此成為藏傳佛教興盛之地。

長時期的文化融合,以及長期作為軍事重鎮的存在,使得酒泉文化具有了濃厚的豪邁、粗狂風格。酒泉人好酒善飲,尤其是融入了蒙古族食肥羊、飲烈酒的風氣,逢年過節,朋友歡聚、婚喪嫁娶,必備高度烈酒待客,吃手把肉、飲高度酒為酒泉民風一也。

時過境遷,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今日之酒泉,已不再具備昔日之繁榮,然而千年的文化積澱與民族融合,以及作為進出新疆的門戶之地,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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