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國際合作方面中國要注意三個問題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盧鋒

3月以來，我國抗疫形勢持續好轉並在19日首次本土新增病例清零，然而國外疫情快速蔓延惡化，主要發達經濟體先後采取高強度普遍隔離措施應對疫情。

疫情發展誘發美歐和新興市場股市多次大幅下跌，全球經濟衰退逐漸成為學界和機構的主流預期。目前形勢下，應對疫情惡化和經濟承壓的雙重衝擊，各國特別是主要經濟體亟需加大全方位國際合作和政策協調加以應對。

　　就此我簡單講三點初步思考：第一，為什麽國際合作非常重要；第二，面對這一輪衝擊，國際合作做了哪些事情，有什麽不足和困難；第三，如何推進全方位國際合作。

　　全球政策協調和國際合作非常重要

　　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中國經濟較早受衝擊及溢出效應，規模估計達到千億美元級別。從2月數據和目前機構預測看，或造成3000-4000億美元損失。

　　第二個階段是疫情蔓延至國外。目前看來，疫情在大約在150個國家，包括G7快速蔓延惡化，可能造成兆美元級別的經濟損失。疫情和經濟衝擊比中國遲約1個月。

　　第三個階段是中國經濟減速與外部衰退的互動影響。這一影響已開始顯現，估計到4月和二季度會全面顯現，可能還會導致額外兆美元的損失。

　　這三個階段的劃分並不是絕對的，不同階段的經濟衝擊影響具有時間上的繼起性，也會同時並存共時交叉。

　　但更重要的是，三個階段對經濟產生的影響並非固定不變，取決於後續三方面的因素影響：➀ 各國控制疫情的措施與有效性；➁ 各國穩經濟、穩金融措施及其有效性；➂ 不同層面國際合作措施與有效性。

　　圖1表示三個階段的衝擊給整個經濟所帶來的損失或者影響。“疫情衝擊經濟損失線”的位置高低和斜率大小，取決於包括國際合作措施及有效性在內的多方面因素，這也是為什麽全球政策協調和國際合作很重要。

圖1 疫情三階段經濟衝擊示意圖

　　三方面掣肘因素下

　　國際合作水準仍有不足

　　應該說，國際社會在應對新冠疫情過程中早已實施國際合作。

　　中國二月份前後抗疫最困難時期，得到了像日本、巴基斯坦、蒙古、柬埔寨等很多國家不同方式的熱心支援，美國華僑留學生和企業家也提供了各種援助；WHO做了很多協調指導抗疫的工作，包括國際分享疫情信息、國際科學界在新冠基因測序與研發疫苗方面的合作。

　　中國在二月中下旬疫情趨於穩定後，支持國外抗疫的合作規模也在不斷擴大。據不完全統計，截至3月19日，我國共向幾十個國家和地區提供了各種援助或表達合作意願。

　　此外，國際機構與協調機制對二月底以後全球金融動蕩和經濟衰退風險方面發表聲明或聯手行動。截至3月19日，G7、IMF與WB、G20財長和央行行長多次發表聯合聲明應對疫情經濟衝擊影響，闡述國際合作應對疫情和經濟困難的意願和思路；美聯儲與多國形成貨幣互換協議，以應對市場流動性等風險。3月16日G7視頻峰會後，次日各國聯手頒布貨幣金融政策救市，宏觀政策協調作用明顯。

　　然而就危機嚴重性及與2008年金融危機相比，此次全球協調和合作的水準仍似不足有待加強。

　　出現這一情況或與以下幾點困難有關：

　　第一，新型“人獸共患病（zoonosis）”流行病引發金融和經濟衝擊帶來的兩難性質。由於沒有疫苗和特效藥，應對疫情最基本、最重要手段就是高強度的普遍隔離，但隔離在客觀上派生的經濟效果類似於保護主義，在國內是地區分割，而在國際上是邊界控制，由此導致合作困難。控制經濟後果需要合作，控制疫情客觀上要隔離，是疫情派生宏觀經濟衝擊重要特徵之一。

　　第二，疫情和金融經濟雙重衝擊的各自嚴重程度以及發生時點，在不同國家存在差別，各國現實壓力的差異使得特定時點國際合作訴求在一致聚焦形成行動能力方面派生困難。這方面因素可能在疫情經濟衝擊的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比較明顯，隨著第二階段後期國外的金融經濟衝擊普遍加劇，特別是到第三階段各國經濟下行壓力和衰退因素互相傳導，上述因素有望減少或消失。

　　第三，國際環境階段性轉變與大國關係短期變化派生困難。與十多年前的危機相比，近年全球化與國際環境出現階段性轉變，特別是美歐國家出現較有影響的質疑全球化社會思潮。WTO改革推進艱難，爭端解決機制停擺，多邊治理機制面臨壓力，美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導致傳統經濟全球化規則面臨質疑和重塑。

　　另外這次疫情發生後，美國個別媒體發表辱華言論，美方高官對新冠病毒概念錯誤表述，我國有關機構人士質疑美軍向我國輸入新冠病毒可能性，使得雙邊關係出現新的困難和敏感因素。

　　中國需先行謀劃是否激活“清邁協議多邊化”

　　G20層面采取行動的緊迫性急升

　　3月20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出，國際社會正面臨聯合國75年歷史上前所未見的雙重衝擊，一是全球健康危機，這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衝擊”，二是疫情導致全球經濟衰退“幾乎是肯定的”，可能達到“創紀錄的規模”。

　　在這樣的背景下，應對疫情和經濟“雙衝擊”需要更有效的國際合作。中國作為負責任的新興大國，應在推進國際合作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以造福中國與世界。就此問題，我從三個層面進行梳理和討論。

　　第一，推進雙邊合作應對危機。

　　此次疫情中，雙邊合作聯手抗疫有更多空間，中國在雙邊合作上也有很多的空間和潛力。3月19日我國本土新增病例清零，國外疫情仍在整體加劇。我國在物資裝備供給、醫護專業人才、最早抗疫經驗等方面具有綜合優勢，隨著國內抗疫形勢穩定，有條件通過更多雙邊合作為全球抗疫做出更大貢獻。

　　外部金融危機風險加大以後，對雙邊合作可能會提出一些新的挑戰。譬如，危機後美元仍然有避險的功能（the safe-haven currency），結果如下圖顯示的，幾次股市波動後美元反而出現升值趨勢以及全球流動性緊缺與利差飆升。依據歷史經驗以及2014年和2018年前後情況，上述情形持續往往誘發新興經濟體金融風險爆發。

　　目前緊張形勢如果不能較快緩解，不排除宏觀經濟基本面存在脆弱性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面臨國際收支困難甚至金融風險加劇局面。

圖2 近期美元走強與Libor利差走高

　　如出現上述局面，我們在雙邊合作層面至少要考慮兩個問題：

　　一是執行雙邊貨幣Swap需求可能超常增加。

　　全球金融安全網絡（GFSN）由國別儲備、雙邊互換、RFAs、IMF構成。我國在雙邊貨幣互換層面佔據重要地位，央行《2019人民幣國際化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末，雙邊有效本幣互換協議30份，總金額3.48兆元。目前可能有35份，金額在3.5至4兆元之間。

　　依據對這些國家國際收支和宏觀數據觀察，一些國家對外部環境變化承壓能力較弱；即便目前情況尚可的國家，在雙衝擊環境下也可能面臨新困難。危機風險可能推動執行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急劇增長。

　　如果在合作應對危機時大量執行或激活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或許會出現對外方增加數千億甚至更多人民幣供給的情況，這對中國人民幣國際化政策來說是一個機會，但對離岸人民幣市場前景和人民幣匯率會產生什麽影響，還需適當考慮。

　　二是如果面臨的經濟金融衝擊更加嚴重，有些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周邊鄰國及與我國基於“一帶一路”倡議合作較多的國家，可能會提出超出雙邊貨幣合約上限或範圍的援助請求。

　　如果出現這類情形，中國當然可以考慮采取不同方式回應，加入采取雙邊合作方式，直接手段可能較多的是援助+無息貸款等。

　　在實施這類短期救助性質合作時，需考慮人民幣國際化政策目標，也要考慮在經濟發展方式上與合作對象國進行更多互學共鑒，做到“一帶一路”中提到的“五通”，甚至要考慮到未來貨幣區演變動向，把短期危機應對措施與長期發展目標較好結合起來。

　　第二，通過區域合作應對危機。

　　如果金融形勢進一步惡化，在區域方面需考慮新的應對措施，尤其是東亞地區。

　　新世紀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快速推進，中國在區域經濟影響力快速提升，這次衝擊可能也會進一步推動上述趨勢，區域合作應對“雙衝擊”重點在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

　　這其中存在一個重要議題是“雙衝擊”下清邁協議多邊化（CMIM）機制是否需要激活。這個由東亞“10+3”區域機制打造經營十幾年的區域RFA，直接目標是維護區域金融穩定和應對危機，長期來看與培育東亞區域貨幣的設想有關。

　　清邁協議（CMI）安排2000年建立，2010年開始多邊化成為CMIM；2011年以有限責任公司方式成立東盟中日韓宏觀辦公室（AMRO）作為CMIM支持機構，2016年AMRO升格為正式國際組織。

　　但CMIM問世以來從未被正式激活利用，那麽這次雙衝擊如果誘發成員面臨危機壓力是否要首次啟動救助機制？如何通過可能的首次或首批救助檢驗多年能力建設實戰效果？利用地區貨幣作為繳納貨幣戰略設想有無可能在危機應對中得到更多重視機會？這些問題需要成員國共同決定，中國作為最大出資國之一（同日本一樣，投資各佔32%）有必要先行謀劃。

　　在區域多邊化上，亞洲開發銀行可以有所作為。作為致力於發展中成員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區域性政府間金融開發機構，面對雙衝擊形勢，亞行需加強公共衛生與應對疫情投資及能力建設，為應該對目前雙重衝擊提供更多金融及非金融援助。我國應主動加強與亞行在相關領域合作。

　　另外，近年中國通過與中東歐國家“1+16”合作機制、中非“461”合作框架等，在“一帶一路”倡議共識基礎上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結合目前形勢，可適時增加公共衛生防控疫情、合作應對金融經濟衝擊的內涵。

　　第三，通過G20峰會機制多邊合作應對危機。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帶來全球衝擊，應運而生的G20峰會機制為當時全球合作抗擊金融危機發揮了重要作用，並成為此後國際社會應對全球性議題的最高政治層面協調指導的機制性平台。

　　這次疫情發生以來，WHO、IMF、WB、UN等常設多邊機構雖仍在發揮倡導協調職能，然而無一機構能取代G20峰會可能發揮的政治引領作用。

　　沙特是2020年G20輪值主席國，原定G20峰會於11月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舉行。由於G20沒有常設機構對必要的臨時緊急議程給以有力推動，加上包括大國關係出現上述新情況等方面因素，G20尚未舉行特殊峰會在最高政治層面商討部署應對當前形勢。

　　隨著3月中旬疫情全球蔓延和經濟危機風險持續上升，在G20峰會層面及時采取行動的緊迫性和國際呼聲隨之增強。從公開報導信息看，3月13日韓國首相向法國總統建議舉行G20特別峰會應對局面，15日韓國政府向美國提出類似建言，16日非G20成員國的西班牙也提出類似建議，都得到建議對象國的積極回應。

　　3月17日，沙特以G20主席國身份發布公告，表示正在與G20成員國溝通，計劃在下周（周一到周日為23-29日）舉行特別網絡G20領導人峰會，提出應對新冠疫情及其人類和經濟影響的協調反應。

　　在目前疫情和經濟都面臨危機形勢下，G20成員領導人能夠坐下來采取視頻這個史無前例方式商討應對目前前所未有危機局面，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積極進展，對抗疫情、穩金融、拚經濟是一個不可替代的關鍵利好因素。

　　就抗擊疫情而言，G20特別峰會可以在諸多領域提出指導意見。如總結分享比較成功抗擊疫情國家和地區經驗，協調整合對疫情肆虐最為嚴重國家以及抗疫資源能力最為薄弱國家的國際援助，協調推進各國科技界國際合作加快研發更有效率防護用品、檢疫試劑、治療藥品以及疫苗等等。

　　在應對經濟衝擊方面，G20峰會協調實施危機應對宏調政策效果會產生額外效果，且有效防範金融危機風險同樣需要多邊合作協調。

　　另外，在多國實施必要防控疫情隔離措施同時，也要通過協調合作減少對國際物流和全球供應鏈的不必要乾預，從而降低疫情衝擊的經濟損失以及全球經濟危機風險。

　　文章來源於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