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讀書09從田頭到炕頭：村民的地理

編者按

傳統農耕社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鄉村生活圍繞土地而存在，並追隨四季的節律，往返於田頭、炕頭之間。依存於土地的農耕生活，決定了村民們開展社會活動需在一日往返距離之內——集市、婚姻、祭祀、廟會乃至鄉裡村社組織，都在“十裡八村”這一範圍。韓茂莉發現，這個村民平日裡對鄰裡鄉親的稱呼，完美概括了村民的出行範圍與認知太空。“十裡八村”是村民的地理，也是作為學問的地理。

韓茂莉用“十裡八村”命名她的新著。書中用地理學的視角審視近三百年間的山西鄉村社會，同時運用歷史學、社會學方法，揭示出依山西推演出的“十裡八村”，也能夠推廣到整個中國傳統社會——十裡八村是國家的構成者，這裡的村民憑借一方水土鋪墊了中國歷史的物質基礎。

2018年4月9日，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舉辦了“從田頭到炕頭：村民的地理——《十裡八村》研讀會”，探討這項極富特色的研究。《文匯學人》刊發座談紀要，特此轉載，以饗讀者。

1909年5月，直隸平原，美國地質學家張柏林攝

韓茂莉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各位朋友好，感謝你們來討論我的新書 《十裡八村——近代山西鄉村社會地理研究》。以往的鄉村社會地理研究側重於討論地方歷史，沒有把太空、地理問題作為論述的核心。我的這本書雖然體量不大，但卻真正是在地理意義上表述鄉間農民的生活太空，我選取了中國人俗語中的“十裡八村”一詞來概括這個太空。從學術上來講，社會地理學探討的是社會中一個群體的形成、活動和地理分布，但這個定義聽起來很枯燥，我更認同的定義是——鄉村社會地理研究的對象是村民生活和生產過程中涉及到的所有太空，這個太空簡單來講就是從 “田頭”到“炕頭”。

土地是農民生存的基礎，在現代話語中土地被稱為 “不動產”，正是由於土地的“不動產”特徵，農民的生活和生產都被束縛在以土地為中心的地理太空之上。因此農民從事的活動都要保證在一日之內能夠往返，這個範圍基本上就是我們俗語中所說的“十裡八村”。“十裡八村”是對我這本書主題的概括，更重要的是它代表著村民活動的基本特徵。

生活太空和生產太空，是農民從田頭到炕頭的核心生活內容。在這兩個核心內容之外，婚姻、祭祀、行政和交易也是農民生活的重要環節。田頭地頭以外的太空裡最重要的活動是交易。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曾經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中國農民的社會交往太空不限於本村，還包括他們參與交易的太空。我對此十分認同，我們討論傳統農業階段的鄉村社會地理，不管是行政活動也好，祭祀、婚姻也好，最終都和交易活動有關。因此我想和大家交流的一個問題就是村民在集市上形成的認知太空。

村民在集市上形成的認知太空

從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廖什（August Losch）的中地論和區位論傳入中國之後，我們中國學者就把它奉為經典。但是，德國經濟學家探討的對象是19世紀的德國，德國地處平原，而且那時已經進入了工業化階段，歷史上的中國農村可能不適用於類似的理論。比如山西汾河左有太行、右有呂梁，生產方式以農業為主，山西農民的交易活動是以定期市為基礎的，當地的商業活動處於較低的階段。

定期市就是我們所說的趕集，趕集不是天天有，而是按照固定的周期舉行，不同地區定期市的周期和密度都不同，原因在於“門檻值”。門檻值是我們地理學界十分熟悉的一個概念，通俗來講，能夠確保商人和村民彼此都能盈利的客源基礎就是門檻值。能夠維持定期市長期存在的門檻值需要需求力度，也就是說，以定期市為中心的地理半徑之內的村民對交易有多大的需求。需求力度的高低與地區經濟有關，經濟發達的地區剩餘產品較多，門檻值就隨著交易力度的提升而提升了，那麽這個地區的定期市密度就會大。施堅雅研究過的四川就是如此，那裡定期市的設定大概在一裡半到四五裡之間。而山西就不一樣了，在這個高原丘陵地區，不是通過小面積、大人群的集聚度來達到門檻值，而是由一定地理半徑內籠罩更多的人群來保證門檻值。山西的門檻值能夠輻射的半徑有多大呢？那就是“十裡八村”，就是在一日之內既能夠往返，又能夠保證完成交易的距離。

集期的安排一般分兩種，有雙日集——逢二四六開集，有單日集——逢一三五開集。村民如果在二四六日沒有空閑完成交易，就會在一三五日到臨近的另外一個集市去交易。之所以存在單雙日這樣不同的集期，原因就在於客源區。單雙日集的交叉，使村落納入到一個共同的客源區之內。客源區是一個獨立的，具有共享性的地理太空，每一個單雙日交叉的集期所囊括的村落都構成一個客源區。村民在集市上進行交易，同時也認識了很多鄰村的朋友。所以我們說，集市對於村民而言並不只有交換剩餘產品的功能，村民同時也在集市上形成自己的社交圈甚至是娛樂圈，這為日後的結社、祭祀和婚姻等活動提供了一個交往的圈層。

1908年，山西的兩個獵戶和打谷場，美國探險家克拉克攝

我還想說的一個問題是，當代地理的一些學者會用當下研究的概念來探討歷史地理問題。比如他們用中地論為中國歷史時期框了一個類似於克里斯塔勒的六邊形，但實際上中地論對這個問題並不適用。為什麽這麽說呢？以晉城縣為樣本，能夠找到的數據顯示，縣城所在的城關鎮的商家數量和住戶數量都遠遠超過其他的集鎮。我們地理學界會認為城關鎮是一個較高等級的交易太空，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如果我們站在村民的立場上去考察他們的交易活動，由於他們被土地束縛，交易範圍以一日之內往返為前提，也就是說接近城關鎮的那些村落會前往城關鎮趕集，但是遠離城關鎮的村民就會去自己的“十裡八村”範圍內的集市。城關鎮這種較高等級的商業交易地點服務的主要是商人而不是村民。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村民並不會進行更高等級的交易，集市與集市之間物品交換的需求是由商人去完成的。商人在各個集市中往返，售賣日用品的同時也收購村民的剩餘產品。這就說明在中國古代重農抑商的官方政策下，商人還是有活動太空的。明清以來山西商人的貿易活動很有特色，中國的十大商幫之中晉商位居首位。晉商的交易軌跡和行商路線不但走出十裡八村，遍布整個中國，甚至可以衝出中國走向世界。我們都知道，晉商不但到達過日本、莫斯科，甚至在巴黎也建立過自己的商號。

十裡八村的村民和商人有著完全不同的交易軌跡，我以長治縣為樣本觀察到了山西市集的一些特徵。雙日集和單日集覆蓋的太空形成了一個個互相關聯的客源區，構成了村民的基本生活社交太空。國家的統治者會認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對農業社會中為國家提供基本物質來源的農民來說，他們的生命抵達不了遠在天邊的土地，他們基本是在腳踏實地能夠達到的太空裡完成自己的人生。

通過考察水權解答鄉村精英如何產生

接下來我要談第二個問題，關於鄉村社會的另一個層面——管理者。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就提出一個觀點，中國歷史上大多數王朝設定的基層官員隻達到縣一級，縣級以上的官員是由國家任命的，縣級以下包括劉邦曾經當過的亭長，還有鄉裡長、保甲長，就不屬於國家命官。這些官職由農民出任，不拿國家的俸祿卻代行國家職能，負責替國家維持地方治安。那麽這些官員的人選如何產生呢？20世紀 80、90年代，國外的一些學者比如黃宗智、杜讚奇等提出來，在中國鄉村之中存在著一批最具話語權的精英。但黃宗智、杜讚奇都沒有從根本上解釋這些精英是如何產生的，他們只是說這些人可能是鄉間的秀才貢生，也可能是退役的官員。我認為問題沒那麽簡單，在《十裡八村》中我通過考察水權問題解答了鄉村精英是如何產生的這個問題。

為什麽要分析水權呢？有一個背景是，山西是一個半乾旱地區，水對山西來說是生存的命脈。張藝謀的電影《老井》就講述了村民為爭水不惜性命的故事。正由於這樣一個特點，在半乾旱地區，水權超越了鄉村政權和管理權，涉及到生存權。同我們熟知的鄭國渠、白渠這樣的官渠不同，山西大多數灌溉農田的管道都是民間集資修造的民渠，管理者也是鄉間農民。農民雖然沒有多少文化，但是很有智慧。我在對山西的研究中就發現，農民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創造了很多非常天才的管理體系。與水有關的管理就形成了兩個體系。第一個體系是以渠系為中心的地緣水權圈，第二個體系是以家族為中心的血緣水權圈。由於水的重要性，西北很多地區留下了各個管道的水冊、渠冊，如今這些水冊渠冊就變成我們研究的依據。

山西的黃土分層，美國探險家克拉克攝

渠系地緣水權圈涉及到一個問題：整條灌渠雖然共享一處水源，但上遊和下遊之間的利益取向和水權要素完全不一致。通利渠是山西一條著名的民渠，它跨越趙城、洪洞、臨汾三縣，全長百餘裡。《通利渠渠冊》規定，上遊渠段擁有“自在使水，永不興工”的特權。什麽意思呢？上遊的村民可以不必按照地畝和時間使水，可以想怎麽灌溉就怎麽灌溉，這就叫做 “自在使水”；“永不興工”指的是每年管道清淤和修繕的時候，上遊村民都不用出錢和人工。為什麽上遊能夠獲得這些特權呢？事實上，上遊渠段是水源的所在地、所有者，他們通過將水源出讓給水渠的中下遊從而獲得了無限制使水的權益。另外，在各類渠冊的記載中和我們的實際考察裡，我們發現，山西、陝西地區的渠長都出自下遊地區。原因在於下遊是水最晚到達的地方，也是最難保證灌溉權的地方，只有出自這個區域的渠長才有爭取利益的迫切感，才能有效維持全渠在取水灌溉過程中的基本規則。

同時，因為水從上遊發端，下遊是利益最薄弱的地方，所以灌溉的次序也是先下後上。每年農歷三月份農耕開始之前，都是從下遊村落開始灌溉，這樣才能充分地保證下遊村民的水權。但是在乾旱年月，水源本來就非常稀缺，用水還要遵循先下後上的原則，上遊的村落就會在水渠上遊修建堤堰截住水流。渠長髮現這種違規行為後首先會進行交涉，交涉不成就引發械鬥。在西北每隔幾年就會發生一次械鬥，張藝謀的電影《老井》裡的械鬥也是因為村民沒有遵循先下後上的水規。

《老井》（1986），導演：吳天明

對以家庭為中心的血緣水權體系來講，灌溉的基本部門是一個個農戶，水冊將其稱為“利戶”。在同屬下遊的這麽多利戶中，從哪一戶選出渠長呢？水冊裡是這樣規定的，要選擇下遊村落中家道殷實、家風規矩的門戶。這是書面的記載，山西的各位學者對此也有大量研究，但是他們沒有考察這個規定背後的利益問題。我認為紙面上的規定背後更本質的利益驅動是“預付資本”，也就是說，這些家道殷實的人家在修渠的時候就比普通村民投入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這些人家就像現代企業中的董事會，他們之所以不同於普通的股民，就是因為他們在公司開業之前投入的資本遠大於其他人。渠長就在這些投入了大量預付資本的利戶中輪換，有的一年輪換一次，有的三年輪換一次。渠長在掌管整個管道的同時，也維護自己家族的水權。水流到自己地裡的時候，渠長就變成了血緣家族的代理者。管道的管理者擁有一定的話語權，這個權利還能夠帶來額外的利益，這也是大戶願意當渠長的另一個原因。農歷月份有的是三十天，有的是二十九天，而農村固定灌溉周期是一個月二十八天，剩下的一天或者兩天就交給渠長支配了。渠長可以利用這兩天的時間來澆灌自己沒有在水冊內的土地，也可以把這個水賣給別人。

每個利戶為了保證灌溉都投入了預付資本，但每戶的投入並不一定與他需要灌溉的地畝數相符，也許他付出的資本只夠灌溉五畝地，但他實際擁有十畝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村民創造出了一種灌溉規則，先測量出灌溉每畝地的時間可以燒香幾分幾寸，然後給每戶人家規定一個灌溉的香時。我們1990年代中期在山陝一帶做調查的時候，一些民國晚期當過渠長的村民還活著，當時已經80多歲了。他們說每年在澆灌的時候，那場面就像打仗一樣分秒必爭，這個利戶還在灌水，下一家利戶的戶主早早就在那裡等著，香時一到馬上就把水截住轉到下一個區域，不管你灌得滿意不滿意。這就是一種保證每家每戶利益的灌溉規則。

我正是從水權的問題出發觀察到了預付資本這個重要的概念。鄉間所有領域中推選掌握話語權的精英，依據的都是預付資本。預付資本的表現是多樣的，比如一個宗族的嫡傳人會成為家族的中心，圍繞著他繁衍出很多家族分支，這樣的血緣親疏關係也構成一種資本。

總而言之，鄉間的水權形成了渠系利益和家族利益兩個圈層。新中國成立後，1954年的第一部憲法規定了省、縣、鄉鎮三級行政區，把縣以下的層級也納入了國家管理。但是在此之前，歷朝歷代命官的任職隻到縣以上的層級，我們的鄉間卻在有序的管理中運行了千百年，這種秩序就是通過鄉裡長、保甲長這些基層胥吏來維護的。我的觀察是，這些鄉間精英的產生依據的是預付資本，他們在保障自家利益的同時，也能夠形成一種對鄉間利益的保障圈。村民的認知太空在十裡八村之內，鄉間精英也出自十裡八村，他們構成了鄉間社會的核心內容。

這就是我對於山西鄉村問題的一個初步探討。我沒有當過農民，也沒有在農村生活過，一切都是紙上談兵。現在有了山西這樣一個樣本，如果我還能頭腦清醒地工作更長的時間，我還希望對中國其他地方做一些研究，尤其是中國晚近以來的江南，商品經濟已經活躍起來了，我想研究一下那裡的村民會有怎樣的認知太空。今天請到了很多朋友，很多優秀的學者和年輕人，希望你們能給我提供一些新的想法。

山西曲陽附近的溝道，一條馬車隊行進其中。

《亞東印畫輯》第三輯（1927年12月出版）

農村是中國社會的基礎

唐曉峰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我先說一點。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沒有我年紀大，我可以說是個“老農”了。我在農村生活過四年，是真正的掙工分的農村戶口。我在讀韓老師的書的時候，自己的經驗在腦海裡不斷閃現。我在農村生活的時候正值人民公社、合作化時代，那個時代和韓老師講的時代有很大差異，這個差異恰恰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歷史的比較參照機會。

黃仁宇先生說過一句話，他說國民黨改變了中國的上層，共產黨改變了中國的基層。中國基層的改變在中國是非常明顯的，韓老師剛開始講了鄉間的交易、祭祀、婚姻、行政等等，這幾件事在合作化時期發生了很大變化。交易市場是非常重要的，裡面涉及很多問題，施堅雅很重視，但合作化以後，被統一的供銷社取代了。這種大小供銷社在農村廣泛分布，商品有計劃供給。土地制度當然更重要。解放初，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變成了集體所有製，以生產隊為核算部門，從生產隊獲得的報酬按照工分計算。與外面進行的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銷售，也都是以生產隊為部門來進行的。

我們去農村的時候，腦子裡帶著毛主席的一句話：“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教育農民什麽呢？有很多學者討論過，是教育農民交公糧，支援國家建設和工業建設。過去有一個講法叫剪刀差，工業商品價格很高，農產品價格被壓得很低，農村以廉價產品支援城市，為此農民作出了巨大的犧牲。我們對比合作化時代和韓老師講的傳統時代，可以認識到合作化時代改革的意圖，以及為什麽改了幾十年之後就做不下去了。這裡面有很多珍貴的經驗值得我們研究。

再說一點交易活動。公社時期，規模大一點的村裡都有供銷社，社員不用出村子就可以買到鹽、醋、肥皂、火柴、針線這些日用工業用品。那時，商品交換是在計劃中進行的。因為“以糧為綱”，農民除了糧食以外不大生產別的東西。我們當時甚至錯誤地把列寧的一句話用在了農民身上——“小生產者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願地、大量地生產資本主義”，以為不能給農民商業自由。實際上在韓老師所講的傳統二元商品體制下，農村是走不到資本主義的。韓老師指出，農民在十裡八村範圍內自給自足的商品交換，跟城鎮的商業是兩個系統。農民的那點商品交換發展到資本主義是很困難的。我們到底應該怎樣理解農民的經濟本性，這是很有意思的問題。商品交換的二元化是破解中國北方傳統農業社會的一個重要的觀察點。

1907年10月22-23日，大同府街道，法國漢學家沙畹攝

韓老師剛才講的關於水利的細節也很有意思，我們在農村都見過。當時我們沒有渠長，有的是幹部。比較大的生產隊裡都有幾個熟悉管道的人，幹部就和他們結合起來組織灌溉指揮小組。灌溉期間是非常緊張的，都是二十四個小時不睡覺，拿著手錶鬧鐘掌控供水時間。一片地、一片地，按著次序計時供水，誰也不能多佔。上渠是苦活兒，但也是好活兒，工分高，有魚吃。

關於鄉村精英群體的形成，我們那時已經沒有了預付資本的情況。但是在同一個生產隊裡，各家的光景依然看起來不一樣。殷實的家庭看不出有什麽特殊的經濟手段，區別就在於他們更加勤勞能乾，別人睡覺偷懶的時候他們去修一下自家牆頭或者去撿麥穗，在基本自給自足的環境中，勤奮和個人能力是很管用的。從社會學角度看，農村裡面有兩種能人，（這一點很像傳統社會），一種人有頭腦，對什麽問題都有高見，慢慢建立起威望，這種人有點像古代的蕭何。還有一種人，他們會在特殊的時候起很大的作用，他們很聰明，但不務正業，敢賴、敢鬧，這種人老鄉叫他們“揮旗杆子”，劉邦早年大約就有這樣的色彩。平時誰都煩這種人，也拿他們沒辦法，不過這樣的人在特殊的時候敢出頭。在一個穩定的，經濟水準、文化水準都不高的基層社會群體中，自下而上地出現這樣的一些角色，是常見的。

由此我們想到傳統農村有一種自組織的機制，這個機制維持著傳統基層社會上千年的運轉和穩定，進而形成了一種理念和傳統。比如農村蓋房子，打地基、上大梁特別重要，這時村民都會來幫忙，形成一種村民集體活動，這是一種合作機制，人民公社時還是這樣。另外，農村社會矛盾激化的時候，精英群體會出來維持社會的穩定，有會“主事”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種精英會結成一個反叛的機制，村裡頭那幫“揮旗杆子”就有這種潛質。傳統農村社會具有兩面性，不同的時期不同的人獲得機會，產生不同的旋律。農村是中國社會的基礎，我們應該研究農村，應該了解中國農村的歷史，這太重要了。

1907年10月2日，靈石縣，汾河與鄉村，法國漢學家沙畹攝

韓老師層層深入，講述了“十裡八村”這個詞對於農村太空的意義。我一邊聽一邊回憶，那時，除了自己的村子，常常談到的周圍村子，也差不多就是七八個。我們知青還喜歡到縣城去逛，去買東西，農民很少去，他們不需要到城關。農民的生活範圍確實非常小。當然也有極個別的，我去過一個社員家，他居然掛著穿西服的照片，那是個敢到外面闖的人，找機會“倒黑市”，但這種人非常非常少。費孝通說村子是熟人社會，這樣的社會容忍性強，他在外面倒黑市，回來照樣是鄉親。有個有意思的情況，在熟人社會裡，名字其實也是不重要的，一看臉就知道是你，還起什麽正經名字啊。農民不需要到陌生的太空去對陌生人講自己叫什麽。我認識一個老漢，叫“季三肉蛋”。他原來用不著名字，後來政府登記戶口說你得有一個名字。他姓季，排行老三，腦袋瓜很大。行了，你就叫季三肉蛋，寫在戶口本上了。

現在農村全變了，前年，我回到農村，看到的是完全陌生的世界。村子裡壯年人都不見了，這個小社會變得殘缺不全，人氣蕭條，“熟人”也熟不了幾天，幾乎是整年地散在天南地北。作為群體社會，群體文化，它們還存在嗎？另一方面，過去農村婦女乾活，直接太陽曬著，不在乎。現在一看，草帽、口罩、手套全戴上了。這還是農民嗎？農村未來是什麽樣子的，真是說不清楚。

韓茂莉：我特別愛聽唐老師講農村，因為農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體會不到農村有意思的地方，但是知識青年的視角就不一樣。唐老師說到“揮旗杆子”，他們早期也是規規矩矩付出預付資本，但中期以後管理層不斷洗牌，因為“揮旗杆子”開始出現了，造成了頻繁械鬥。我們在調查中發現，預付資本包括械鬥，械鬥中能打的就變成渠長，也有在械鬥中死了人的人家，這家人就很可能持續地當渠長。

歷史地理研究是根據“是什麽”解釋出“為什麽”

馮健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副教授）：我本人是研究城市社會地理的，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各種活動太空相對複雜。韓老師研究的鄉村社會地理問題有的我也考慮過，但我沒有找到突破口，原因在於沒有意識到鄉村社會地理的複雜性。韓老師的研究綜合了地理學、歷史學、民俗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視角，比如社會學比較強調社會精英的作用，這一視角也被韓老師吸收到其研究中。我在上大學之前，當了十八年的農民。我是江蘇沛縣人，劉邦的同鄉，從小聽著《大風歌》、聽著劉邦的故事長大，我們老家的整個地域文化風格都受劉邦影響。我給劉邦的定位跟唐老師略有不同，我認為他是一個英雄或者梟雄。豐縣曾經有人反叛過劉邦，他感到傷心，因為豐縣是他真正的老家。後來他把沛縣父老召集來，寫了《大風歌》，免了沛縣若乾年的賦稅，但不免豐縣賦稅。沛縣豐縣一直交好，沛縣父老跪地請求他也免去豐縣賦稅，他便同意了。我覺得從劉邦的心胸包括他用人的策略來看，他是一代梟雄，當之無愧。

我老家所在的村是一個自然村，村莊非常小，最繁華的時候也不足200人。從我家所在的村往南走不到一公里路就是我姥姥家所在的行政村，是個一兩千人的大村。後來我注意到大村和小村的經濟發展狀況有所不同。聯繫到《十裡八村》裡講到的農業生產太空的工作半徑問題，我認為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依然存在。在我家所在的小村，村民都勤勞致富，家裡蓋二層小樓的非常普遍，村民們多經營蔬菜大棚。因為每家每戶離田地非常近，隻相距幾百米，便於管理蔬菜，而且他們會在地頭上打一個小井，從家裡扯電線來用抽水機給菜地澆水。我姥姥那個村的人就遊手好閑，經常能夠看到婦女們嗑著瓜子在商店門口聊天，很多青少年無所事事，村落的經濟狀況也比我們村差很多。在那個年代，在經濟欠發達地區，“耕作半徑”真就成為決定村莊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小村的耕作半徑小，便於田間地頭的管理和看護；而耕作半徑過大，農田就不好管理，村莊沒有形成大規模種植蔬菜的經營生產習慣。當然這是針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傳統農業經營方式而言。

我在碩士期間研究蘇南地區的小城鎮，後來到了北京大學後基本上都在研究大城市。不過我在一些地方規劃項目裡會關注鄉村城鎮化，後來積少成多，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專著《鄉村重構：模式與創新》。但鄉村社會地理一直是個薄弱環節，想碰而不敢碰。從中國整個社會地理學術界來看，我覺得鄉村社會地理的研究也是非常薄弱的，幾乎沒有太重要的成果。與歷史地理研究相比，現代地理研究是一個相對短時間尺度的範疇，獲取數據也相對容易，但現代鄉村社會地理的研究卻難在研究框架的建設。相對而言，鄉村歷史社會地理研究的難點在於有效數據的缺乏，韓老師通過挖掘史料，也運用了一些地方志、文學作品甚至是電影的材料，解決了研究數據的問題，與此同時，她通過強調解釋“為什麽”而建立起作品的研究框架，有效地概括出了鄉村太空的內涵，找到了研究抓手和研究的突破口，在此向韓老師表示祝賀！

韓茂莉：歷史地理研究就得這麽乾，沒有現成的材料。我跟民俗學、人類學和社會學也打過一點交道。我覺得他們做田野調查下了很多工夫，最後呈現給大家的是 “是什麽”，歷史地理研究就是根據“是什麽”解釋出“為什麽”。

馮健：可以說您這本書填補了鄉村社會地理學的空白，而且加入了鄉村太空機理——“十裡八村”的分析，這個非常重要。我覺得村莊的治理是必要的，但要尊重村莊的原始自然生態和文化機理，否則鄉村文明可能都要消失。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村莊的世俗化，給村莊文明帶來很大的衝擊。現在農民都出去打工了，導致性別比例失調，農村男人娶不到媳婦，娶親的經濟代價特別高。我在河南做一個鎮子的調查，那裡娶親要求三個“邊”：第一，房子建在馬路邊，因為村莊裡的老宅基地都廢棄了，村民通過各種手段在馬路邊上建房子，交通乾道與生活太空相互影響，其實非常不安全；第二，父母的年齡要靠近 “五十邊”，因為六七十歲看不了孩子做不了家務；第三，停車位要在房子邊。

現在的農村，並不是像這本書封面上畫的那樣，一群樹圍繞著一個小村莊，那樣的生態環境早就沒有了，以後都是類城鎮建築。我覺得鄉村振興應該把尊重鄉村的太空機理放在第一位，否則在任何其他“高大上”的目標下（尤其是節約土地的目標），鄉村文明都會消失。

百裡為縣的區劃原理

杭侃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我的導師說過，考古學是一門鄉土學科，想去做考古，一定要了解鄉土。這是韓老師的書總是對我自己的研究有啟發的原因。

我老家在江蘇南通，我小時候也是在農村長大的。我對農村有一些比較深刻的印象，比如小孩子拿一個竹籃子，裡面放點食物，沉到河裡慢慢慢慢撈上來，就撈到了很多小魚小蝦。再比如放風箏，風箏上有會叫的葫蘆，繩子有小孩的手腕那麽粗，多少人一塊兒拉，一放就好幾天。後來父母把我接到城市，我媽知道我要回來提前幾天準備，問鄰居要了好幾斤牛奶，我一口氣全喝完。她說你怎麽一下子喝完了，我說我在農村沒啥吃的，我媽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

農村確實非常鮮活。我們考古學需要跟農民打交道，比如跟農民談賠償，今天看到他們地裡種的是莊稼，明天正式談的時候全都變成了樹苗，因為樹苗賠償得多。這樣的農村的故事還有很多。回到學術層面，山西在地理上呈一個相對固定的單元，山西的古建築是全國範圍內保存最多的，尤其是晉東南。我和我們院的徐怡濤老師討論韓老師新書的時候，他說2001年在山西的時候沒有導航，需要問路，一般村民熟悉本村的古廟，對鄰村的部分知道，對遠村的基本不清楚。這跟韓老師新書的觀點相似。

我還關注這本書對我們考古有用的部分。我們這個行當的人在調查的時候，如果發現一個早期建築，就會感到非常興奮。但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還很多，比如這個廟是怎麽分布的，裡面是怎麽建築的，祭拜的人從哪裡來。韓老師講到社交的太空同時承擔婚姻活動，在婚姻後面我又看到家族和墓葬，然後是祭祀。這都跟古建築有關。古建築的一套術語看起來很難，但只要經過專業訓練很快就可以掌握。我想我們的學科也需要去解決“為什麽”的問題，韓老師就做了很好的示範。比如《十裡八村》講到玉皇廟這個例子，廟裡有宋代、金代、明代的碑，通過分析不同時期的建造者、維修者，就能折射出“十裡八村”的意義。

“十裡八村”的問題對山西適用，那麽我的家鄉南通是薄荷之鄉，中國大部分的薄荷都是在南通產的。如果南通的村長在薄荷地頭喊 “十裡八村的鄉親們”，這個話南通的村民會不會認呢？這個問題我也很感興趣。

1907年10月1日，韓侯嶺山腳關帝廟，法國漢學家沙畹攝

陳曉珊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韓老師的書封面是一副風景畫，提供了一種鄉村意象，也很符合我對鄉村的想象。在沒看到這本書的時候，鄉村在我腦海裡就是一個村莊，房子倒不是特別明顯，但是會有很多飛鳥和樹，在黃昏的時候鳥從四面八方飛回到樹林裡面去。

黃昏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古代的人都像飛鳥一樣，在日升日落中作息，這種現象不止農村有。北宋王安石變法的時候，一個重要內容是撤掉全國一百多個縣，那撤縣的標準是什麽呢？其中之一是密度。在平原上，一個縣的範圍大概是一百裡，為什麽呢？縣令清早出門考察，看看水塘、溝堰修得怎麽樣，中午他走到縣的邊緣，下午再折返，正好在傍晚黃昏的時候到家。這就是古代行政區劃的原理之一，百裡為縣。如果密度太大或太小，就要拆分或者合並，形成新的行政區。

剛才老師提到，對江南市鎮的情況很感興趣。我想“十裡八村”的規律在江南也會起作用，只是產業和經營方式不同，會有一些細微的具體變化。有一些學者研究過江南的這樣一個特點，在紡織業發達的地區，人們清晨抱著布到集市上出售給布商，吃早飯之前回來，這樣吃完早飯還能乾一天的活。江南交通發達，水網密集，這裡的商品經濟是一種建立在發達交通網絡之上的形態，區域經濟一體化水準比較高，今天網絡購物中的“江浙滬包郵”可能就是這種歷史形態的當代遺存。

中國農民有很獨特的生存智慧。我們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的同事寫了本關於山東早期修鐵路的書，講德國人修鐵路途經很多村民的祖墳，村民抗議鐵路打擾了祖先的安寧，德國人表示理解，願意出錢賠償這些村民。沒想到賠償的事情剛一定下來，很多村民就自己動手把祖墳搬到了鐵路線上，有的人家還多造了幾個祖墳。德國人這才意識到，中國人可能沒有他們所說的那樣絕對尊重自己的祖先。從《十裡八村》裡也能看到，現世生活對中國人來說歷來才是最重要的。

1907年10月，五台山腳下村莊的一塊影壁，法國漢學家沙畹攝

我看韓老師的書的時候還在想，如果我來做鄉村研究的話我會怎麽做？我沒有在農村長期生活過，但我老家在皖北，現在那裡的村子空心化非常嚴重，很多人家用磚頭把門窗封死，舉家到南方打工去了，之後過得都還不錯，也不打算再回家。長輩們都在感慨，如果鄉村的景觀徹底消失了怎麽辦？

如果消失了，我們也還要做鄉村研究，怎麽做呢？我想應該像韓老師一樣，先去讀一些關於鄉村的小說，讀一些祠廟裡的碑文，增加感性認識。我這幾年研究鄭和下西洋，不可避免要去看相關傳奇小說和戲劇，裡面雖然虛構了許多妖魔鬼怪，但也能反映一些社會狀態，比如當時的軍隊組織體系在小說裡就有一定的描繪。《紅樓夢》裡有一副賈寶玉非常討厭的對聯，其中一句是“世事洞明皆學問”，我倒覺得做人文社會科學，總是要多了解一些世事人情，才能從冰冷枯燥的數據分析中看出鮮活的歷史和鮮活的生活狀態。非常高興能在韓老師的書裡讀到這麽多好故事，以後我再看到“十裡八村”這個樸素的詞的時候，會覺得這個詞是帶著光環的了。

原文整理：施美均

責任編輯：石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