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評論：將小偷正面照示眾並非法治的彰顯

一個多月前，成都市同和路一小區發生多起盜竊案。警方抓住小偷指認現場時，有業主將小偷正面照片拍下，並列印出來貼在小區門口。照片在小區門口張貼一個多月。

《華西都市報》報導稱，小區業主對此紛紛“點讚”，稱能警示和威懾盜賊。居民張貼小偷的照片顯然不妥，涉及侵犯人格權，有損當事人尊嚴。四川潤方律師事務所律師方樹斌表示：小區被盜居民憤怒的心情大家都理解，如果要張貼小偷照片做提醒，也應當采取遮擋的措施，“比如給當事人面部打馬賽克，不能發正面清晰照片，同樣可以起到警示作用。”

小區業主對治安環境提出訴求，完全是合理正當的。但是，將小偷照片不加遮掩地示眾，並非合法的維權方式，也很難說對維護治安環境能產生多少實質意義的效果。

在古代，對違法犯罪人員實施的懲罰往往與遊街示眾相伴。示眾甚至成為古代司法文化的一部分。在魯迅的小說《示眾》中，生動地描述了面對遊街示眾圍觀者的看客心態。小區業主之所以對張貼小偷照片如此認可，跟沿襲至今的落後社會文化心理不無聯繫。

即便到了近現代，將違法犯罪分子示眾依然較為普遍。我國直到改革開放以後，在司法部門的推動下，遊街示眾現象才逐步減少。例如，1986年，最高法、最高檢、警察部、司法部等四部門發布《關於執行死刑嚴禁遊街示眾的通知》；1988年，最高法、最高檢、警察部發布《關於堅決製止將已決犯、未決犯遊街示眾的通知》。

如今，除了個別法治觀念極其落後的地方，在政府、司法機構層面，對違法犯罪人員示眾的現象已基本絕跡。但是，對示眾的期待和認可，某種“欣賞”遊街的扭曲心態，恐怕不止於國家機構層面。

警方帶犯罪嫌疑人指認現場，犯罪嫌疑人並未被定罪。小區業主匆忙拍攝小偷照片並公示，頗有點有罪推定的意思。換言之，如果最後證實犯罪嫌疑人並沒有在該小區作案，豈不是搞了個大烏龍？

即便是已被定罪的犯人，也享有法律賦予的人格權。新聞媒體在播放有違法犯罪人員的畫面時，一般都會注意在其面部打馬賽克。將小偷照片公開張貼，同樣是一種公共傳播行為，侵犯了當事人的肖像權。

對於司法機構，在公開通緝在逃犯罪嫌疑人時，如果需要使用照片，也要遵循嚴格程式。根據法律規定，只有警察機構有權發布通緝令。其他任何機構、部門和個人都無權自行發布通緝令。人民檢察院需要追捕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時，應當由警察機構發布通緝令。

總而言之，小區業主將小偷照片示眾，既是一種落後法治觀念的體現，也跟其身份不相符。照片在小區門口張貼了一個多月，已足以說明該行為所反映的錯誤認識並非個例，至少獲得了小區業主甚至物業公司的群體認同。

建設法治社會，除了國家機構提高現代治理能力，還需要廣大公民的培養法治意識。一個社會的文明基準線在哪裡，取決於普通人的文明水準。公民與國家機構的法治意識和能力是相輔相成的。公民法治意識較強，能夠倒逼國家法治化進程加速；而國家機構提高治理能力，也能創造文明、法治的現代社會。

人們總期待自己的權益邊界更大，觸犯自身利益者的權益邊界更小。然而，在現代社會中，社會成員之間的權益協調並不是此消彼長的，更不能以一種原始的道德觀念來取代法律對社會秩序的管理。對於雞鳴狗盜之徒，自然有法律程式加以規製和懲罰，而不能任由公民擔當“義警”。

公開張貼小偷照片，絕不是正義的彰顯。相反，該行為所透露的錯誤觀念，已構成對法治和文明的羞辱。張貼照片的人，圍觀並對該行為認可的業主，肩負管理之責的小區物業，都應當深刻反思。

撰文/王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