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計廣：“五期”疊加下中國外貿的“穩”與“變”

　　作者：李計廣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教授

　　來源：《中國外匯》2018年第17期

　　“五期”疊加下，中國外貿在求“穩”方面，要做到穩預期、穩政策、穩增速；在謀“變”方面要做到變目標、變工具、變動力。

　　2018年7月31日，中央提出穩外貿的總體要求。在國內外形勢均已發生較大變化的背景下，中國外貿如何在求“穩”的同時謀“變”，以呈現穩中向好的態勢？筆者思考如下。

　　外貿發展環境面臨“五期疊加”

　　當前，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面臨的形勢和環境異常複雜多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增速連續下台階，跌破過去長達約20年的兩位數高速增長。2009進出口總額首次出現負增長，2010年和2011年在低基數下實現了恢復性增長，2012年至2014年增速均不及預期增長目標，2015年和2016年再次出現負增長，2017年以來雖然呈現出穩定向好的態勢，但並不牢固。

　　外貿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也在相應弱化。2009年貿易收入彈性首次出現負值，為-1.95，出口對經濟增長呈現出反向拉動作用；2010年和2011年貿易收入彈性有所恢復，分別為2.88和1.60；2012年後，出口增速再次落後於GDP增速；2015年和2016年再次出現負增長，且貿易收入彈性均為-0.28；2017年以來儘管外貿恢復了增長，但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大；2018年上半年，淨出口對GDP的拉動率為-0.7%。總之，外貿下滑速度之快遠超預期，超調幅度大於全球平均水準，已成為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和下行周期的重要因素。

　　同時，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還面臨著“五期疊加”的內外環境：

　　一是發展動力轉換期。隨著勞動力、土地、資源等國內生產要素價格上升，傳統比較優勢弱化，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外移，國際競爭力隨之下降。同時，資本積累成為重要的比較優勢來源，資本密集型產品逐漸佔據了我國比較優勢產品籃子的主導地位。在此背景下，外貿發展動力由價格優勢向綜合競爭優勢轉換，亟需探索新的發展動力，培育新的增長點。

　　二是經濟結構調整期。我國進入工業化中後階段，服務業在經濟中的佔比超過了製造業。中國經濟已跨過了工業化高峰期，以不變價格計算的工業增加值份額在2010年達到42.7%的最高點。經濟結構的趨勢性變化，意味著我國外貿發展已進入轉捩點。儘管這並不一定意味著我國外貿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會立即下降，但必將對我國外貿中長期增速及其結構產生重大影響。

　　三是全球價值鏈重構期。過去二三十年，推動全球貿易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是全球價值鏈的形成與發展。而自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全球價值鏈在總量上出現下滑，在區域上出現重組。全球價值鏈的重構，成為影響全球貿易發展的核心變量。據測算，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指數在2011年達到峰值後逐年回落，加工貿易在外貿中的佔比大幅下滑。這勢必會對我國外貿發展產生結構性影響。

　　四是外部需求不確定期。世界經濟呈現弱周期復甦態勢，發達國家之間、新興經濟體之間，經濟增長出現分化；同時，世界經濟增長中的風險因素也在不斷累積，一些大國保護主義抬頭。這些都使得我國外需在復甦中仍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特別是美國“301”措施已正式落地，我國也采取了相應的反製措施，這使得美國對我“最惠國待遇”名存實亡，對美出口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

　　五是外貿政策轉向期。加入WTO後我國外貿的高速增長，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出現，推動外匯儲備屢創新高。而目前，我國外貿政策目標已經轉向，“貿易平衡”成為重要的政策目標。2004年提出“對外貿易適度增長”，2005年提出“國際收支基本平衡”，2007年提出“緩解外貿順差過大”，2008年至2009年全球危機期間仍然以“穩外貿、促平衡、降順差”為目標。隨著外貿增速從兩位數下滑至個位數乃至負增長，仍然保持“貿易平衡”政策目標至今。

　　求“穩”謀“變”之策

　　綜上，在國內外形勢均已發生較大變化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外貿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還要不要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尤其是還要不要努力擴大出口，成為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命題。2018年7月31日，中央提出穩外貿的總體要求。如何在求“穩”的同時謀“變”，力爭短期政策符合中長期發展方向？筆者認為，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在求“穩”方面

　　一是穩預期。從微觀外貿市場主體的角度看，穩定可預期的發展環境至關重要。從國家巨集觀調控的角度看，只有穩定了市場預期，才能使穩外貿的目標真正落地。改革開放四十年的過程中，我國“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飽受批評，且越是在大的全球經濟危機來臨之際，批評的聲音越是強烈。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貿易強國”已被世界歷史證明是大國經濟崛起的可行之道。特別是近十年來，在我國經濟增速逐年下降的情況下，僅靠內需就很難保持巨集觀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實際上，要素稟賦、經濟結構、發展階段決定了我們要繼續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因此，應從國家層面明確對外貿易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與作用，給予市場主體明確的發展預期。特別是在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的情況下，應制定外貿發展緊急補償機制，補償外貿企業的損失，以明確預期、增強信心。

　　二是穩政策。首先，穩外貿的關鍵是穩加工貿易。加工貿易是中國特色工業化路線的重要載體和表現形式，對於推動經濟增長、就業、技術進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8年以來，加工貿易在我國外貿中的比重從半壁江山降為三分之一左右，成為外貿超調的主要因素。對此，應采取措施繼續保持加工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其次，穩加工貿易的關鍵是穩加工型外資。加工型外資是我國加工貿易的主力，部分加工型外資撤離是導致我國加工貿易下滑的重要原因。對此，應在利用外資政策中繼續強調發展加工型外資；同時，改變選擇性引資的做法，著力構建公平競爭體系，改善外資營商環境。最後，促進貿易政策環境的持續穩定。要營造穩定、可預期的政策環境，需要將提高政策透明度作為“穩政策”的重要工作抓手。特別是不宜將出口退稅政策作為產業政策使用，並減少出口退稅稅率的調整頻率，盡量全額足額退稅。

　　三是穩增速。就外貿高品質發展而言，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還是發展。而發展就要求持續穩定的增長。因而，沒有外貿的持續穩定增長，就不可能建成貿易強國。隨著2012年以來外貿增速連續低於規劃目標，我國2016年開始不再設外貿增速目標。然而，為了有利於外貿的穩定發展，實現外貿強國發展目標，我國應恢復外貿增速目標調控，可實行區間調控。如果從全球貿易平均增速看，隨著我國外貿規模越來越大以及在全球貿易中份額的增加，我國外貿增速與全球增速趨同將是大概率事件，以此衡量，我國外貿增速可保持在3%—4%。但如果從我國經濟增速看，外貿增速與GDP增速之比起碼應保持在1左右。唯如此，外貿才能發揮維持經濟增長“穩定器”的作用。這就意味著，我國外貿增速宜保持在5%—6%。兩相綜合，外貿增速較合理的區間目標應在3%—6%。

　　在謀“變”方面

　　一是變目標。我國當前的外貿政策目標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轉型更新，主要成效來自於國內中間品在國內市場替代進口中間品，其結果是降低了對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從國內市場規模、生產要素條件、比較優勢狀況看，我國外貿轉型更新既依托國內市場實施進口替代、完善國內價值鏈，又謀求構建以我國企業為主導、以中間品出口為主要特徵的全球價值鏈。因此，轉型更新目標應再更新，實現“兩條腿走路”，兼顧側重國內價值鏈的“美國模式”和側重全球價值鏈的“日本模式”。另一個是貿易平衡。其結果是，雖然貿易依存度指標和經常項目順差佔GDP比例指標降至“相對安全”的範圍，但在“貿易平衡”目標下進行的政策調整也惡化了我國的營商環境，導致出口增速超調乃至失控，甚至可能導致經常項目逆差和人民幣貶值預期。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貿易平衡與否都不應成為政策乾預目標。

　　二是變動力。傳統的比較優勢逐漸弱化，意味著我國參與縱向國際分工的基礎減弱；而新的比較優勢的逐步顯現，則給予了我國更多參與橫向國際分工的新機遇。隨著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中國的大國市場逐漸成為新的比較優勢來源和開展國際貿易的新動力。按照作為新貿易理論代表的橫向分工觀點，更大的內需意味著更強的出口競爭力。對規模經濟產業和個性化產品而言，龐大的內需是參與國際分工的重要優勢。中國是典型的大國市場，隨著這一市場的繼續擴大，將在規模經濟明顯的產業獲得新的比較優勢。這一優勢已經在電子信息、跨境電子商務等產業得到印證。未來，隨著我國進一步放開有關產業的市場準入，放開競爭，有望在汽車等規模經濟產業獲得新的貿易機會，也有望成為中國下一代出口產品。

　　三是變工具。過去，我國以勞動力紅利為基礎，融入了具有縱向分工特徵的全球價值鏈，通過土地、稅收、補貼等政策工具，積極吸引FDI來發展對外貿易，形成了縱向分工開放政策體系。如今，我國以國內市場為依托，參與全球分工模式正在向縱向分工和橫向分工並重轉變。這就要求建立更加符合橫向分工的開放政策框架。在與貿易有關的政策工具選擇上，隨著我國自主擴大開放措施的落地，以擴大市場準入為主的開放措施將告一段落。下一步的重點，將從邊境措施轉向邊境內措施，從重視國際市場開拓轉向建設統一開放的國內市場，從補貼出口轉向支持研發、人力資本建設，從補貼外資轉向公平競爭體系建設。總之，外貿高品質發展的重點不在外而在內，穩外貿的重點，某種程度上也不在穩外部需求而在穩內部市場。這也符合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整體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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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