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君臣：作家張楚的小城和宇宙

張楚的小城和宇宙

文/郭君臣

原刊於《上海文化》2017年三月號

2014年，張楚發表過一篇散文《野草在歌唱》，講了一個追尋夢想的故事，還有半個成長故事。

河北灤南縣城，一個稅務員，一個生產鐵鍬的工廠主，一個開廣告公司的老闆，因為文學夢想走到了一起。他們為此激動不已，“在小小的光亮裡，你們發現了彼此，你們小心翼翼地觀察著對方，揣摩著對方，其實腳步早就不由自主地朝對方蹭去。你們知道，你們膚淺傷感的靈魂渴望對方的撫摸。”在這樣一個縣城有這樣一種夢想，本身就是極大的不安分，就像是種子落錯了土壤，天空得雨露又遙不可及，工廠主L羞於當眾顯示自己寫小說的夢想，它太怪異了，以至於像一個玩笑，隻適合藏在內心裡，和二三朋友相互激越，然後在時間和生活的雙重磨礪中消磨殆盡。廣告公司老闆老周則喜歡顯擺自己是個詩人，“當我走在大街上，走在人群中，一想到我是個詩人，我就驕傲地留下了眼淚……”，但生活那麽艱難，人性有諸多弱點，這種超拔於生存土壤之上的強悍努力最終付出了代價，2005年老周看似高興地過完生日後上吊自殺。稅務員拒絕任何把這自殺合理化的解釋，只是出奇地憤怒，“他太雞巴懦弱了”，“我一輩子都不會原諒他”。

那個稅務員就是張楚。他同樣為自己的夢想感到羞恥和驕傲，只是不那麽敏感劇烈罷了。一天晚上，三人在酒場上受了侮辱，羞恥、憤怒連通起多年來大片的失敗彷徨、辛苦酸楚，他們“在街上抱頭痛哭”，招來了個蓬頭垢面的流浪漢，“他拄著破拐杖披著麻袋片觀察著我們，然後也貓頭鷹鳴叫般哀怨地抽泣起來”。這樣的哭泣，張楚心中生發出的不是徹骨的人世寒意，而是同命相連、惺惺相惜的情誼。老周死後一兩年，“我一篇小說都沒寫。我也沒寫過任何一篇關於他的文字。”

《野草在歌唱》再寫老周，已是將近十年之後，這意味著張楚可以給老周和L一個交代了嗎？2015年，在散文《孤獨及其所成就的》中，張楚追溯自己的寫作歷程，“作為一個從來都沒有自信過的寫作者，我總是將自己隱身到一個自認為最隱蔽最安全的地方。多年後回想，這是多麽的可笑。如果真的把文學當成一種信仰，那麽他最應該做的，就是在大庭廣眾之下，用平常的語速和日常的表情和朋友談論著他的信仰。不卑微，不造作，不矯情，不傷懷。我很慶幸我現在做到了這點。對我來講，這是多麽緩慢的進化過程。”

這當然是一個交代，對自己的，也是對朋友的。有了這個交代，以往的痛楚和恥辱沒有白費，那個稅務員的故事化為一個完整的成長故事。張楚有時會說寫作是信仰，寫作是修行的方式，對他來說，寫作是理想，也是調整理想和現實關係的途徑。

接下來，我們看看這個成長故事中，那些艱辛而美好的風景。

一

李敬澤有一段話評述張楚小說裡的人物，說的特別準確“他的人困於此時此地，但幾乎所有的人都有一種內在的姿勢：向著遠方。遠方的朋友、遠方的星星和冰雨、遠方的工作和機會，或者僅僅就是不是此地的遠方。”順著李敬澤的話，擴展下去，可以說人永遠困在“此時此地”，又總心懷希翼“向著遠方”，兩者的糾結自有人以來就是生活的基本主題。按照赫西俄德《工作與時日》裡的講法，希望原來打包在潘多拉的瓶子裡，是諸神送給人類的災禍之一，後知後覺的人娶了誘人的潘多拉，也惹上了瓶子裡飛出的一萬種災禍，只有希望被蓋在了瓶子裡，留在人的心底，而這也正是天神宙斯的設計。因此希望究竟對人來說意味著什麽，很是個問題，尤其需要辨明的是，既然希望已經潛入了人的心底，那有沒有希望促成人達致幸福的路線？赫西俄德的陳述乾淨利落，“永生的神靈在善德和我們之間放置了汗水，通向它的路線既遙遠又陡峭，出發處路面且崎嶇不平；可是一旦到達其最高處，那以後的路就容易走過，儘管還會遇到困難。”（赫西俄德《工作與時日》9-10頁，張竹明、蔣平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張楚寫出了人世間希望的複雜面相，寫出了它初歷險阻後的樣態，也寫出其達致一定高處的部分景致。

《曲別針》中，曾經的詩人，現在的鐵鍬廠老闆李志國，喜好玩曲別針的技藝，無聊或倦怠之時常會折出些美好的圖形，但這喜好和向往不過是無心面對混亂生活的一種消遣，他並沒有打起精神認真對待憤怒的情婦，哭泣的妻子，以及懇求他回家的女兒。《草莓冰山》的男人差不多，買來妻子，渴望過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可妻子出去賣淫，希望破滅，他自暴自棄，虐待女兒，最後帶著女兒不知去向。《疼》裡的希望更是虛妄，為了和無業遊民馬可過上正常生活，妓女楊玉英拋棄舊業，馬可卻想著放高利貸發財，楊玉英不同意，他便找朋友演了一出苦肉計，搶劫自己和楊玉英，結果楊玉英被殺死，這時馬可才深深地感到了“疼”。

這幾篇小說色調陰鬱，寫人世的悲苦和不幸，張楚不是向壁虛造，而是對現實敏銳的捕捉和凝練的表達，疾病、縱欲、偷情、謀殺、自殺、賣淫、買賣人口、虐待兒童、無恥、邪惡，張楚寫出人心失序後那些幽晦而深廣的領域，“惡很容易為人類所沾染，並且使大量地沾染，通向它的路線既平坦又不遠”。（赫西俄德《工作與時日》9頁，張竹明、蔣平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幸好希望深藏於人們心底，還能重新希望。

《長髮》寫踏踏實實的向往，“出發處路面且崎嶇不平”。王曉麗離婚又盤算著結婚，希望有一個正常家庭，願望卑微，要付出的代價卻很大，她不得不容忍小孟和前妻的曖昧關係，又在賣頭髮籌錢給未婚夫買二手摩托車時遭到強暴，不過“那五百塊錢還硬扎扎地暖著心髒，她的心就放下了。”付出的代價之大和希望的卑瑣渺小，顯出的是人生存境況的極度逼仄，但有什麽辦法呢，在絕望的境地中，人甚至需要以命相搏，才可能期望命運轉機，《細嗓門》中的林紅就陷在這樣一種境遇裡。她是個溫婉的屠婦，早先希望找個可以照顧自己和妹妹的人，就順勢和流氓韓小雨結婚，從此墜進了人間地獄，丈夫虐待她，多次強暴妹妹，她忍無可忍，殺了韓小雨。這是《細嗓門》中若隱若現的背景，和前幾篇小說不同，張楚沒有渲染林紅處境的陰鬱和絕望，而是極力寫林紅挽救朋友婚姻時的奔波勞碌，張楚開始嘗試寫在汙穢殘酷生活中，人心的向往開出美好情感和行為的能力，張楚說這篇小說寫得很艱難，艱難自有它的道理，這是以往小說邊界上向外拓展的努力，更進一步可沒那麽容易。

進一步海闊天空，很快張楚就寫出了有光彩的作品。2008年發表的《刹那記》，寫長成中學生的少女櫻桃，知道了人世更多秘密，受到了更大傷害，之前張楚寫過《櫻桃記》，其中櫻桃憑借悍然的青春朝氣開始了一個女孩變為女人的過程，《刹那記》是這一過程的延續，這一次櫻桃能夠安然度過危機，得益於母親和鞋匠繼父深藏的愛意，特別是繼父，他的出現完全改變了櫻桃壓抑、陰鬱、危機四伏的成長環境。他不過是個卑微木訥的鞋匠，哪裡來的那麽大能量？

小說主要寫櫻桃，字裡行間我們約略知道鞋匠希望有溫暖的家庭，父女相親，夫妻相愛，他對櫻桃很好，引起了櫻桃母親裁縫惡毒的猜忌、咒罵和廝打，他就忍著，還是對她們好，裁縫看到櫻桃懷孕的假相，曾想毒死他，明了真相後馬上就釋然了，之後是完全的信賴和依靠。小說最後鞋匠剁下小指，震懾住侵犯者，長久籠罩於家庭之上的恐懼、猜忌、麻木和冷漠，一掃而空，這個家有了相依相托的暖意。

在小說最初的版本中，張楚讓鞋匠死掉了，編輯王繼軍說鞋匠身上有光彩，不能死，這個“不能死”提醒得好。張楚最終寫活了鞋匠，讓櫻桃陰鬱的青春世界有了乾坤郎朗之感，能寫出人世這般剛健的色調，張楚的小說也就不一樣了。

二

與之前的小說相比，2011年發表的《七根孔雀羽毛》明顯世界大了起來。小說有兩條線索，主線故事是宗建明的向往和努力，他決定重新做人，爭回兒子的撫養權，擔當起父親的責任，也擁有父親的尊嚴。因為這樣的覺醒和決心，他聽得懂李浩宇怪異的疑惑和思索，李浩宇說話常引用聖經，視人為宇宙裡的細菌，關心這細菌要不要道德的問題,這是小說的副線，不連貫，只有幾個場景化的碎片，卻極大拓展了小說太空。宗建明會不自覺地把自己比作宇宙裡的細菌，懇求曹書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這些看似胡亂的比附和引用，把宗建明心底裡向上的衝動和更高的秩序關聯起來，上帝和宇宙成了宗建明向往和努力的背景。

小說中有一個隱喻，宗建明無端特別看重箱底不知從哪裡來的七根孔雀羽毛，小說也以此為題，它們究竟意味著什麽，有很多猜測，考慮到小說裡的宇宙和上帝，我們可以試著往高裡說說看：對宗建明來說，它們是神示和天啟之物，從它們那裡，宗建明瞥見神性的光芒和自己的渺小，意識到生活的全部問題和困境，產生了提升自己的願望。這麽說好像把宗建明心裡那點小火光說大了，他對七根孔雀羽毛刻意珍重的態度，正如他爭回孩子撫養權的衝動一樣，過於偏狹，非常像是任性，但它們僅僅任性嗎？又不是，它們並不僅僅是欲望和情感的恣肆呈現，也是堅守、忍耐、犧牲和擔當的領地，擴而充之，可以通向上帝和宇宙。看來，在這大小高低之間，宗建明的七根孔雀羽毛還有可以澄清的余地。

《夏朗的望遠鏡》，寫對宇宙遼闊的向往並不就意味著生活的遼闊，夏朗的望遠鏡被他的嶽父從陽台一步步撤到廁所壁櫥裡，他的生活也是，一步步他成了自己家裡的外人。《野薄荷》寫兩個為各自希望努力的人是如何相互傷害的，蘇芸想籌錢給父親治眼病，成了拉皮條的，麗梅傍大款，是要給弟弟買IPad，以免他去賣腎，結果金主不給錢，兩人就把怨恨宣泄到對方身上。小說中有意提到蘇芸父親在反右和文革中的善德，更顯出眼下時代人心的無序和偏狹。再就是《因惡之名》，直接涉及善惡問題，說屠夫鄭京東想把女婿李國勇培養成惡人，其核心教義是“這世道，只有我比你更壞，你才怕我，你才敬我，你才會拿我當個人看。”他成功了，李國勇慢慢地把這條教義回敬給他，導致了家庭的悲劇，兩人都得重新想想怎麽著才是個人的問題。在這些小說裡，張楚還是描摹人如何在悲苦和不幸當中希望，以及希望又如何參與了悲苦與不幸的製造，從而顯示出人通向善德的路如何“遙遠又陡峭”，又是如何“崎嶇不平”。

摸清了漫長路線上的陡峭和崎嶇，終於在《野象小姐》中，“七根孔雀羽毛”式的向往，生成為一段艱辛而美麗的故事。

小說中，“我”是一個乳腺癌患者，身體的殘缺和對丈夫的猜忌讓生活變得一團糟，其他病友也是，強顏歡笑，各有各的心事。肥胖的清潔工野象小姐能給大家帶來樂子，她醜陋、愚笨，滿是沒心沒肺的歡樂，但慢慢地她讓“我”開了眼界，她稱出自己的靈魂有五斤種重，還告訴“我”靈魂可以“跳來跳去，在電線杆上跟麻雀嘮嗑，在野地裡跟田鼠搶麥穗，在馬背上跟跳蚤討論下屆美國總統是誰。”這些把戲和言辭隨著故事的展開，越來越加添了深沉厚重的力量，“我”發現他居然是酒吧裡的紅角兒，能激情澎湃跳鋼管舞，還是默默養著一個腦癱兒子的未婚母親。於是，這個過客永遠在“我”生命中留下了印跡，小說最後“我”在拙劣的痛風廣告裡，看到她傻乎乎花枝招展地扮演著病人，笨重可笑地扭起了秧歌，“舞著舞著她忍不住咧開大嘴笑了一下”，“那是我漫長、卑微、瑣碎的一生中看到過的最動人的笑容”。這笑容有救贖的力量，小說裡每當“我”焦慮不安時，常恍惚看見屋頂上有耶穌兒時的影像，他蜷縮在聖母瑪利亞懷裡吮吸乳汁，或貪婪，或焦灼不安，這個“無所不能的人”的力量和榮耀在哪裡？顯然它們在野象小姐的苦難中，在她的笑容裡，也在“我”們各自艱難的生活裡。

張楚說，“‘野象小姐’在電視裡朝著鏡頭傻笑時，我的心仍然抽搐了一下。於是我知道，自己還沒有老，對寫作也沒有厭棄和絕望。”在艱難的勞作中，張楚的文學向往容納下越來越深廣的人心，也達致高處，瞥見了神靈和宇宙。因此當朋友抱怨寫評論沒意思時，“我跟他說，這個世界上有什麽事情是有終極意義的？沒有。所有的文明、科技、道德、文學，對洪荒宇宙、對時間而言，都微不足道，都等同於‘無’。可對於地球上的‘我’、‘我們’——這些卑微天真、熱愛文學的生物而言，唯有寫作能讓存在感凸顯。在白駒過隙的年華，留下讓我們曾經為之唏噓、為之流淚的文字，可能是愛這個世界的最好方式，也是證實我們確實存在過的最好方式。”

拿宇宙比照自己的寫作，承認自己的渺小，同時擔當起這渺小，這就是在“用平常的語速和日常的表情”談論自己的文學信仰吧，“不卑微，不造作，不矯情，不傷懷”。

三

大致劃分一下的話，以《七根孔雀羽毛》等作品為界，張楚的小說有一個明顯變化，之前的小說用張楚的話說，屬於後青春期寫作，大都是寫自己生活經驗，有意凸顯生活的迷惘和痛楚，難免刻意和生硬，這時給他的作品貼上小城或小人物文學的標簽，倒是比較準確。但從《七根孔雀羽毛》等作品開始，張楚顯然從自己狹隘尖銳生命體驗中超拔出來，看見身邊人物的忍耐、寬容和善良，顯出小城的喧嘩和騷動，給人心設定更巨集闊的時空背景或靈魂秩序，這時張楚已經可以說自己筆下的小城，“這個步履匆忙、滿面紅光的小城，無非是當下中國最普通也最有典型性的縣城”，他的作品中洋溢的是眼下中國大地上躁動、重濁時代氣息。

還有一條線索。幾乎與《曲別針》同時，張楚就在《旅行》中寫出鄉村祖輩們簡單清澈的世界。小說裡多是奶奶的嘮叨和爺爺的沉默，幾十年的辛苦艱難，眼前世事的譸張變幻，在這嘮叨和沉默的映襯之下，少了許多乖戾之氣，世事無常，但人心有常，爺爺奶奶有情有義，懂得忍耐、同情和犧牲，也知道擔當、驕傲與尊嚴。張楚再配以春風細雨，草長蟲鳴，大鳥星空，有聲無聲之間，塵世的苦難和人心的美好相互隱現，顯得肅穆而莊嚴。

這篇小說的基底是張楚對祖輩和父輩的回憶，張楚有一系列類似作品，2006年發表的《蘋果的滋味》，2014年發表的《伊麗莎白的禮帽》，寫剛健明朗的母親，他們在張楚的寫作譜系中別具特色，構成了人心清朗有序的一極。張楚將其加以發揮，與筆下人心失序的世界糾結到一起是在《刹那記》，之後人心有序和無序世界的對峙，就成為張楚小說創作的重要主題。

《良宵》寫一個曾是京劇名角的老人住到村子裡，因想照料一個艾滋病兒童，不得不跟所有人決裂。《老娘子》寫小城裡的拆遷，為了應對強拆，90歲的蘇玉美不得不拿出當年對付日本鬼子時的果敢和堅毅。題材來自現實裡發生的時事件，背景是眼下“人越來越物質化和機械化”的時代，世事喧嚷，人心騷動，難掩城市和村落裡正蔓延開來的冷漠和麻木。張楚讓兩位閱盡世間滄桑的老人與欲望恣肆、人心冷漠的世界激烈對峙，可謂用心良苦。兩篇小說結尾都畫面感極強，《良宵》是“孩子冰涼的小手緊攥住她榆樹皮似的掌心”，《老娘子》中蘇玉美則徑直坐到鏟車鬥裡，“然後，將老虎鞋放到離眼睛不到一寸遠的地方，舔了舔食指上亮閃閃的頂針，一針針的、一針針的繡起來。”張楚寫的是她們一世艱難鑄就出的果敢堅毅、淡定從容的風度，也暗示出當下時代重建人心秩序的艱難險阻和漫漫長途。

今年剛剛發表的《盛夏夜，或盛夏夜憶舊》，在《創作談》中，張楚說“人心的欲望無論肉體還是物欲都從未如此之赤裸與睚眥”，小說中那個房地產商人把家鄉的河神都逼入窮途末路，可他因此倒有了更多向往，想能睡著覺，想繼續賺錢，想搞更多女人，“想把想不清楚的事情都徹底想清楚”，但他怎麽能想得清楚？“永生的神靈在善德和我們之間放置了汗水，通向它的路線既遙遠又陡峭，出發處路面且崎嶇不平”，這個房地產商人，以及自《曲別針》以來，張楚筆下所有的那些任由欲望恣肆而又有創痛感的人們，都不過是站在這條路線的起點上。河神對那個房地產商人說，“靠想是沒有用的”。

這也正是眼下這個時代，我們每個人都置身其間的處境。那個房地產商人提到了宇宙大爆炸，說自己老是琢磨時間問題：時間的開端和終結，以及時間存在的意義。他太把自己當回事了，將宇宙和自己混亂的欲望和生活的倦怠放到一起。人不過是宇宙裡一個細菌、一粒灰塵，帕斯卡稱其為“質點”，如果要和宇宙相比，人的尊嚴不在於向外求索，以圖佔據其“無法填充的時間和太空”，而在於向內求索，看他在多大程度上能提高了自己，也就是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宇宙，並把它放在自己心裡。（參看帕斯卡《思想錄》144-145頁，何兆武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其間的距離既讓人興奮，又讓人絕望。所以，就自己的寫作，張楚說“我希望——無論40歲、60歲或是80歲，都懷著一顆敏感的、柔弱的、歹毒的心，來讚美這個世界、這些惡光陰以及繁複人性在刹那放射出來的光芒和美德。”他是要一生都走在縮小人心和宇宙之間距離的路上，敏感和柔弱是遜順，是應納，歹毒一詞用得妖冶詭詐，張楚解釋卻很素樸，說是“主動地防禦、對抗”，是強悍地把世界奧秘納入自己心靈世界的努力，於是在張楚那裡，寫小說成了“一場有關自我創造和自我追尋的沒有終點的感傷旅程”。

因此，作為讀者，我們可以期待——那個稅務員寫作的故事會接著延續下去，生發為這個時代裡一個更大的成長故事。

郭君臣，1979年生，山東平邑人，複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做過小學、中學、大學教師，編纂有《衙門》、《書評選》等書籍，曾發表現當代中外中外作品評論十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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