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秦朔
一段時間以來，儘管中央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和“三個沒有變”（見文末注1），要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但在多因素並發的情況下，中國經濟還是遭遇了極大壓力，民企尤其如此。
越是風雨交加時刻，越要相互體諒，相互鼓勵，同舟共濟，共謀出路。這本是不爭的道理。遺憾的是，這幾年的社會輿論，尤其是被流量法則和流量經濟綁架的社交媒體，充滿了對民營經濟和企業家的發泄與抨擊，似乎當下的各種經濟社會問題，他們都難辭其咎。
按照新發展理念，民企過往的一些發展方式需要調整；民企特別是有實力者，也有責任更多考慮新形勢下社會的新要求。但這些都不應導向對民企的價值與作用的否定。而且中央講得非常清楚，要實現14億人共同富裕，必須腳踏實地、久久為功，首先要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鬥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後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確處理增長和分配關係，把“蛋糕”切好分好。
但社交媒體上，把做“蛋糕”的民企當成剝削者加以討伐的聲音是相當普遍的，甚至有知名學府的經濟學教授也說，“如果一個老闆真的有本事，百分之一二的股權就代表著極大的財富了。為什麽不與別人共點富貴呢？”這種想法很樸素，民企自覺回饋社會也值得倡導，但如果其含義是化私為公，再來一次“公有化”，就完全違背了憲法中“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製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規定。
但類似聲音和情緒，在社交媒體上絡繹不絕，暢通無阻，很多民企因此不能不陷入迷惘，以至“潤”成了今年的一個熱門詞。
如何看待民企的作用？民企的未來在哪裡？還要不要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他們的發展？不久前我來到福建泉州晉江，希望用活生生的事實進行回答。
為什麽是晉江？
首先，晉江是中國縣域民營經濟的典型。
民營經濟在全國具有“56789”的特徵，而在泉州這個2021年GDP超兆（1.13兆）的地級市則是“78899”（72%的稅收，83%的GDP，87%的研發投入，92%的城鎮就業，97%的企業數量），在晉江這個2021年GDP接近3000億（2986.41億）的縣級市更是達到了“99999”（95.3%的稅收，91.2%的GDP，96.3%的技術創新成果，95.1%的城鎮就業，93.6%的企業數量）。
晉江因民營經濟而生，因民營經濟而興，縣域經濟競爭力多年來名列全國前五，社會發展文明有序，城鄉環境美麗和諧。
其次，晉江是民營經濟內生進化的典型。
總有一些人或明或暗地覺得，民企的發展少不了跑冒滴漏、歪門邪道。晉江的民企發展史證明，民企主要是堅持市場化導向，堅守實體經濟定位，愛拚才會贏奮鬥出來的。某些民企在某些歷史階段確實有過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不是不可以進化與超越。晉江民企是從簡單粗放到內涵發展、集約發展、創新發展，不斷升級進化的。
晉江陸域面積649平方千米，以佔福建1/200的土地創造了1/16的地區生產總值，連續28年保持福建縣域經濟首位，目前擁有超過26萬戶市場主體、50家上市企業、42個中國馳名商標，湧現出安踏、恆安、盼盼、勁霸、柒牌、九牧王、利郎、七匹狼等一大批行業領頭羊，匯集了“鞋都”“傘都”“體育之都”“拉鏈之都”等十餘個國字號稱號於一身，打造出一個超兩千億（鞋服）、一個超千億（紡織）、兩個超五百億（建材、食品）、三個超百億（集成電路、智能裝備、醫療健康）的產業集群，這就是民企從小到大、到強、到優的進化能力的證明。
最後，晉江是親清新型政商關係的典型。
歲月不會平白靜好，背後有人遮風擋雨。晉江民營經濟的發展，與服務型政府是分不開的。改革開放之初，晉江既無特區政策優惠，又無國家投資，當時縣委、縣政府冒著風險頒布政策，支持民企自己乾，大膽闖，有問題就改，改了再闖，一路保駕護航。
幾十年來，晉江政府一屆為一屆打基礎，一任接著一任乾，因勢利導當好“引路人”，千方百計當好“推車手”，精準服務當好“服務生”，從企業需求出發，堅持“不叫不到、隨叫隨到、服務周到、說到做到”和“馬上辦、網上辦、就近辦、一次辦”的“四到四辦”服務理念，親而有度，清而敢為，而且富有前瞻性，不斷創造條件引導民企上台階，上層次，上水準。
置身晉江民企之中，我感到了三種力量，一是發自內心地感恩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二是相信國家會繼續支持實實在在做實業、心無旁騖做主業的民企的發展，三是自身要繼續奮鬥，絕不躺平。感恩、相信和奮鬥，是他們真實的寫照。
在市場上奮鬥，在奮鬥後回饋
晉江地處福建沿海，土地貧瘠，1978年人均GDP154元，低於全國平均水準，是“一方水土難養一方人”的貧困農業縣。
但貧瘠的土地之下，深蘊著不甘沉寂的社會資本。泉州是宋元時期的海洋商貿中心，閩越文化與中原文化在此匯聚，閩越文化有爭強好勝的原始衝動，中原文化有家族團結的禮儀規範，海洋文化則有“十戶人家九戶僑”、漂洋過海下南洋的傳統以及在陌生環境中與人合作、講究契約等特質。凡此種種，注定了一旦有政策的春風化雨，這裡就會機甲狂潮出難以想象的能量。
1979年，晉江安海鎮後林村，25歲的青年農民許連捷聽到開放的消息，對父親說：“天不再下雨了，要下金子了。”許家多年來窮得連個睡覺的地方都沒有，三兄弟從小睡祠堂，夏天蚊子奇多，要把雜草點著了熏蚊子。1979年底，許連捷在村裡辦了一個服裝加工廠。是為恆安集團之始。
也是1979年，安海農民柯子江一邊種著幾分田，一邊在務農間歇打零工，替別人賣機械配件。聽說廈門機械廠要擴大生產規模，尋找做加工配件的協作廠，他靈機一動，想辦法與機械廠的業務人員聯繫上了。對方要來實地考察，他臨時托人找到一個廠家，把考察應付了過去。等拿到委託加工合約，立即召集熟悉的24位農民，一人出點錢，既是股東又是力工，講好一年不發工資，然後租廠，組織生產。是為晉工機械之始。
“沒錢，可以借；沒廠，可以租；沒人，可以請。”這是柯子江說的話。後來被總結為晉江民企的“三閑起步”（閑房，閑錢，閑人），廠房是農村的閑置房子，辦廠錢不夠就找親戚朋友湊一湊，工人是村裡的閑置勞動力。
1980年農歷六月十五，剛好45歲生日的英林鎮農民洪肇明，拆下兩扇門板當裁床，踩著“大後架”腳踏車，開始創業。他家有10個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二，因生計所迫，很早便扛起養家重擔，除農活外還殺豬，賣水果、芋頭、化肥。他說：“以前賣化肥，1袋才賺1分錢，1天累死累活賺不了10元錢，而賣1件衣服就能賺10元錢，1天賺200元沒問題。”是為勁霸男裝之始。他兒子洪忠信還是個小孩子，跟著父親當跟班，父親要他去問問一塊花布多少錢，他就趕快跑到市場上去。
這樣的創業故事，在晉江數不勝數。
安踏集團董事局主席兼CEO丁世忠說，晉江的企業家只要給一點空間，就能夠發光，只要給一條縫，就能見縫插針。他的父親丁和木1981年變賣了家中的稻穀、家畜等一切可以換錢的東西，又跟親友借了點錢，跟他人合辦了一家製鞋廠。1991年再次創業，辦了自己的鞋廠，並正式注冊了“安踏”商標。
現為勁霸男裝董事長的洪忠信說，要讀懂晉江經驗，最核心的是要讀懂晉江的人。在閩南話裡，“人”和“狼”同音，晉江人並不介意被稱作晉江狼，因為他們從小就受到熏陶，窮則思變，勇於拚搏，百折不撓。
白手起家、市場打拚的晉江民企，成功之後，樂善好捐，蔚然成風。
1993年，晉江機場改擴建為軍民合用機場的申請獲批，需要自籌建設資金2.6億元。而晉江1992年的財政收入僅有2.2億元。為此，泉州、晉江兩級政府提出“政府發起、民間捐資、財政兜底”的眾籌模式，倡導全民參與，許多中小學生把1元、2元、5元的零花錢也放進了捐款箱，不少民營企業家把公司全年利潤的很大部分捐了出來。注冊資金為136萬元的恆安公司（當時還不是集團）就捐出了200萬元。海外鄉賢也傾力相助。
海內外晉江人眾籌出了一個機場，這是民航史上罕見的事。1996年12月12日，晉江機場首次通航。
2002年12月18日，晉江市慈善總會成立，是全國首家縣級慈善總會，特點是企業發起、鄉賢主導。在構成理事會的部門和個人中，黨政領導和部門理事佔14.2%，民營企業家理事佔85.8%，19個鎮街的慈善聯絡組組長均由民營企業家擔任。截至今年7月31日，慈善總會累計募集善款42.69億元，累計投入27.96億元開展解困、助學、助行、助聽、複明、安居、被征遷群眾困難補助、“兩癌”特困婦女救助、扶助被征地低保人員養老保險等慈善活動，累計救助困難群眾18萬多人次。
去年安踏集團成立30周年之際，宣布捐贈100億元現金和股票成立“和敏基金會”，首個捐贈項目為20億元，全資捐建上海第六人民醫院福建醫院（福建和敏醫院）。今年3月，勁霸集團宣布投入2億元，全資捐建英林中心小學新校區項目。恆安集團1998年上市至今，公司及主要股東累計捐款超過17億元。
網上經常有晉江企業家的子女結婚或孫子輩生日宴的氣派場面，此時往往也是慈善捐款之時。今年9月，就有晉南集團董事長蔡文淵夫妻在長孫舉行16歲生日宴時，向安海慈善協會捐贈200萬元；安踏集團“和敏基金會”在董事局副主席丁世家之子新婚時捐資1億元，在未來5年內資助“和敏助學”與“和敏健康援助”兩個項目；福建盛達機器股份公司董事長蘇永定夫妻在長子結婚時，向慈善總會捐贈500萬元。
飲水思源，回饋社會，已是晉江企業家的一種文化。
政府“引導+服務”，助力企業進化
晉江民營經濟的發展是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從“僑鄉‘三閑’起步，鄉鎮企業開路”，到“引進利用外資，成片開發邁大步”，到“構建市場基礎，經濟發展加速”，到“提高、創新、突破，拓展發展道路”，再到正在推進中的“強產業、興城市”雙輪驅動，做好“高新技術、大企業、無形通道、城市能級、新型服務型政府”五個“後半篇文章”，爭創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典範，晉江從未止步。而晉江企業家愛拚才會贏的精神，也不斷增添著誠信才會贏、愛學才會贏、專注才會贏、創新才會贏、走向世界才會贏等等新內涵。
企業敢闖，政府肯放；企業敢拚，政府能挺；企業有問題，政府要乾預，也敢擔當；企業有瓶頸，政府主動幫。這一長期穩定、建設性的親清政企關係，是晉江發展的一大利器。
在民企發展之初，晉江頒布了許多政策，最重要的關鍵詞是“允許”。
1979年晉江縣委頒布《關於加快發展多種經營和社會企業若乾問題的決定》，允許集資辦企、股金分紅、雇工、價格隨行就市、供銷人員按供銷額提取業務費；1983年春頒布了十條規定，包括允許青陽、石獅、安海三鎮開辦小商品市場，允許長途販運，允許集體企業和個體商業在銀行建立账戶、給予貸款；1984年頒布《關於大力發展鄉鎮企業若乾問題的決定》，要求大膽放手發展群眾合資或獨資辦企業，並且根據物資短缺實際情況，允許超出“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銷售）的規定，走“市場-技術-原材料”的新路子。
只要多一些允許，民企很容易就會風生水起，到1985年，晉江全縣參加“聯戶集資”辦企業的群眾達3.46萬戶。
不過，如果政府只是無為而治，缺乏必要的引導和規範，市場也會出現無序。
1985年晉江爆出全國聞名的假藥案，一些鄉鎮企業將冰糖、銀耳、豆粉之類食品貼上“衛檢編碼”，冒充藥劑銷往全國，涉案金額達2000多萬元。此後又爆出只能穿一個星期的“禮拜鞋”事件，讓“晉江貨”一度成為假冒偽劣的代名詞。舒華體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維建回憶說：“那時晉江人闖市場太難了，人家一聽說你是晉江來的，二話不說，扭頭就走。”
“假藥案”後，晉江縣委、縣政府痛下決心，陳埭鎮黨委書記等17名幹部被判刑或處分，200多家企業被停辦或撤銷。不少民企也從頭腦發熱、無視法度中猛醒，深刻意識到，蒙騙可能得利於一時，但要把企業做大，必須講誠信。張維建說，“在晉江，可以說沒有一個真正做事的企業家再敢無視產品質量”。
晉江政府不僅講規範，更從符合經濟規律的角度，有目的地對企業的經營加以引導。如針對“滿天星”的產業布局過於分散的情況，集中規劃，成片開發，逐步向“一鎮一業、一村一品”的產業集群邁進；又如引導中小企業走聯合發展道路，積極推動“聯戶集資”的企業改造為股份合作製企業。
1989年曾有一段時間，要求各地將非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重新定性換證，晉江民企陷入“姓資姓社”的恐慌。縣委、縣政府冒著政治風險，果斷制定了保護民營經濟發展的“非常舉措”：幫民企戴上了“集體企業”的“紅帽子”和“三資企業”的“洋帽子”，使其生產、經營免受衝擊。政府明確提出用“四個有利”來評判“鄉鎮企業”：有利發展生產；有利增加社會就業機會，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有利興辦企業事業和集體福利事業；有利增加國家收入。
而隨著企業的進一步壯大，政府又敏銳意識到，以前給民企戴的“紅帽子”，造成產權不清晰，股權不明了，變成推動企業上市、做大做強的改製瓶頸。為此，政府成立了專門的領導小組幫助處理，使1000多家企業明晰了產權，為進一步發展、上市奠定了制度基礎。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晉江政府都與時俱進，在大力推動、放手搞活民營經濟的同時，先後實施了質量立市、品牌立市、資本興市、營造產業生態、推動科技創新、數字化轉型等方略。
2002年晉江啟動企業家領航計劃，2003年委託北京大學開辦“中國企業總裁高級研修班”，分三批讓幾十家民企的創始人和高管前去封閉學習兩周。政府提出，晉江經濟要從依靠投入拉動轉向內涵提升，內涵提升的核心是人的素質提升，包括政府素質和企業經營者的素質都要提升。
我採訪了九牧王創始人林聰穎，當年他就是學員之一，他說原來覺得自己已經爬得很高了，學習之後覺得才在半山腰，必須從戰略定位、組織結構、經營方式等方面重新審視自己，否則，企業已有一定規模，假如思想跟不上，一個決策失誤就可能導致企業的墜落。今天九牧王是全球銷量領先的男褲專家，已專注男褲33年，每7秒賣出一條男褲。
安踏的丁世忠當時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北大這次上課，教會了他系統性、前瞻性地看問題，“安踏現在的發展形勢不錯，但戰略方向還不明確。這次學回去，就要做遠期戰略規劃”。據說，安踏第一個戰略規劃就是北大老師幫助做的。
很多政策是全國一盤棋，如何因地製宜加以落實，很能見出地方政府的水準和用心。2016年底，晉江和全國一樣打響了金融風險化解戰，政府一方面嚴厲打逃追贓，另一方面也幫助一批“有訂單、有專利、有潛力”，卻因擴張過快造成資金鏈吃緊的龍頭企業渡過難關，讓一批企業解鏈重生。
說到政府的服務，我採訪的丁世忠、洪忠信、林聰穎、張維建等企業家都表示，晉江政府的風格就是“企業需要解決什麽問題，我們就著力解決什麽問題”。每年大年初一，政府領導都給企業拜年，了解情況，優化營商環境是泉州、晉江多年的“一號改革工程”。
恆安集團總裁許清流說，一個有眼界的政府，勝過任何財政獎補、土地優惠政策。
今年，在經濟壓力和疫情雙重壓力下，7月5日，泉州“萬名幹部進萬企、一企一策促發展”專項行動啟動，市、縣（市、區）、鄉（鎮、街道）三級聯動，對全市超萬家規模以上企業、商貿重點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全覆蓋、全掛鉤、全聯繫”，力爭“一企一策”“一事一議”。專項行動設立總協調室，按照“日反饋、周調度、月通報”要求，對企業問題實行“實時流轉、分級調度、落實反饋”的閉環式管理。一個多月，就推動市、縣、鄉三級領導掛鉤企業9434家，累計走訪企業9109家（次），答覆企業問題2135個，正在推進解決問題311個。
例如，缺資金怎麽辦的問題。僅僅用了20天左右，全市已開展政銀企對接活動71場，授信金額280.92億元。晉江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發動企業申報省級第六期紓困資金，共審核通過510家製造業、信息傳輸、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企業，推動214家企業成功與各銀行機構對接。
商場如戰場，要在競爭中勝出，主要靠企業家的精神和能力。但縱觀晉江民企發展，政府持之以恆的引導和服務也起到了不尋常的作用，難能可貴。
晉江經驗的意義
以強大的民營經濟為依托，晉江在城鄉發展一體統籌，公共服務一體共享，產業、生活、生態一體融合，文明文化一體推進方面也走在全國縣域前列，可見物質文明的發展是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等發展的基礎。
例如，“新晉江人”佔晉江常住人口一半以上，晉江堅持“同城同待遇、保障全覆蓋、待遇均等化”，2011年就在全省率先推行居住證制度，賦予持證人員30項市民化待遇，實現“新老晉江人一個樣”。
《晉江經驗》一書作者、曾任潯興股份總經理的吳樂進說，推動縣域經濟發展有三種偉大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市場的力量和創新的力量。“每個人、每個家庭都有著對於幸福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各級執政者應該凝聚起這股強大的力量，保護和引導好來自基層群眾的改革和創業精神，推進經濟社會的全面健康發展。”
晉江民企，愛拚搏，講誠信，堅持生產性創新，成功不忘回饋社會，也得到政府和社會的大力支持。這一正向循環證明，民企完全可以成為商業文明的推動者，社會發展的正能量。
晉江的品牌企業普遍有“一個人一輩子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不得了”（洪肇明）的聚焦專注，有“未來中國的頭部企業，一定是全球的企業”（丁世忠）的雄心豪情。不少民企雖有家族成員參與並扮演重要角色，但都按照現代企業治理和職業化方式運作，而且在家族傳承方面十分用心，如定期召開家族會議，制定家族憲法，厘定清規戒律（如家族成員一律不許賭博），加強學習培養等。品牌企業高度重視合規，一家上市公司創始人說，依法納稅，稅交了，錢卻沒少賺。錢從何而來？是堵住漏洞的結果。企業如果沒有正氣，就會有很多陰暗角落，會有多少雙手在掏“後腰包”的錢？堵住漏洞，盈利自然就提高了。
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原會長莊聰生說，學習晉江經驗，推動民營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就要引導廣大民營企業家做到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在合法合規中提高公信力、影響力和競爭力，“不踩雷區、不碰紅線”，不采取非法手段謀取不正當利益，依法依規約束政商交往行為，自覺抵製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利益輸送，做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的推進者和實踐者。
2002年6月，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專程到晉江調研，總結提出了“六個始終堅持”（文末見注2）和“處理好五大關係”（文末見注3）的“晉江經驗”。
2019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福建代表團審議時指出：“我到省裡工作以後，多次到晉江做了調研，全省推進‘晉江經驗’。福建省如果有若乾個晉江，福建就不一樣了。應該說，‘晉江經驗’現在仍然有指導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多次提出，要“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製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制定非公有製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
他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市場活力來自於人，特別是來自於企業家，來自於企業家精神。
他還指出，“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僅沒有陷國有經濟於絕境，反而為國有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創造了優越的外部條件，實現了不同所有製經濟的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同發展”。
怎樣看待民企的發展和未來？怎樣對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奮力前行的民營企業家群體？晉江實踐和晉江經驗給出了清晰而堅定的解答，那就是毫不猶豫地支持民營企業大膽創新、放心創業、放手創造，把民營經濟搞得更好。
民企精神是偉大的創造精神，也是不斷自我超越的精神。
讓民企精神永不落幕，是關係到中國經濟長治久安、永葆活力的大問題。
就此而言，“晉江經驗”是昨天的故事，是今天的故事，更是明天的故事。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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