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開始在全球範圍內“攻城略地”，投下令人惶惑的濃重陰影。
時至今日，人類與新冠病毒纏鬥正酣，全球範圍內已有5款新冠病毒疫苗開啟臨床試驗。而與此同時，科學家們又陸續在蝙蝠體內發現了多種新的致病性冠狀病毒。
據今日俄羅斯4月15日報導，印度醫學研究委員會（ICMR）的一項已發表的研究顯示，主要棲息地位於該國南部的兩種果蝠——盧塞圖斯蝠和印度狐蝠，對一種新型蝙蝠冠狀病毒（BtCoV）呈陽性反應。
而就在幾天前，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PLoS ONE）的一篇論文稱，一項關於緬甸蝙蝠的研究再次發現了三種新的α屬冠狀病毒、三種新的β屬冠狀病毒。
顯然，這一“密集”發現又為人類警鍾擰緊一圈發條——一旦新病毒發生變異與重組，那麽以它為原點，很可能延出一條始料未及的新傳播鏈，正如當年那個完成“菊頭蝙蝠-果子狸-人類”三級跳的非典病毒。
事實上，科學家依然在堅持不懈地追查新冠病毒源頭。許多人認為，輕率觸碰蝙蝠這一“天然病毒庫”，無異於掀開了“潘多拉魔盒”，使新冠病毒這樣的狠角色迅速從自然界滲透至人類社會，並成為災難之源。
但是，蝙蝠真的該被釘為“罪魁禍首”嗎？並且，病毒作為生物界個頭最小、結構最“簡陋”的存在，緣何能屢屢突破日新月異的現代醫學圍剿，甚至引發一場海嘯般的全球性大流行病？
>>>新冠病毒已現三個變種，“非常適應在人體內生存”
儘管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境內得到有效控制，但在世界範圍內，新冠病毒卻開始不斷蔓延，並呈愈演愈烈之勢。
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新冠肺炎疫情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台灣時間4月17日6時30分左右，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215萬例，共計2151199例，累計死亡逾14萬例。其中美國確診病例已逾66萬例，死亡超3.2萬人，成為全球確診及死亡病例最多的國家。
與此同時，《美國科學院院報》近日刊發的一篇旨在以地圖方式呈現新冠病毒基因演變和擴散的論文備受矚目——英國劍橋大學的研究團隊通過對160個來自世界各地的新冠病毒基因分析後得出結論：當前新冠病毒根據不同人群的免疫能力，已經“變異”出三個亞型，且病毒“正在快速突變，以適應不同人群中的免疫系統抵抗力”。
根據該論文，劍橋大學研究團隊按照病毒進化關係，將目前發現的新冠病毒分為A、B、C三型：A可以理解為原始毒株，B則是第二類型，主要存在於中國境內，而C主要發生在歐洲以及亞洲部分地區。
該論文主要撰寫人、劍橋大學遺傳學家弗斯特強調，新冠病毒發生了太多快速突變，傳統手段很難清晰追蹤其完整的家族譜系。目前，他的團隊目前已將研究樣本擴大至1001個病毒基因組，以期得到更具廣泛代表性的結果。
而鍾南山院士不久前也曾表示，“現在新冠病毒基因突變，已經非常適應在人體內生存”。許多人悚然一驚：新冠病毒不斷且“快速”的突變還會帶來什麽影響？最終會演進為“超級變種”嗎？
>>>病毒突變並不罕見，需做好持久戰準備
需要強調的是，病毒突變並非什麽新鮮事，尤其是RNA病毒（單股正鏈RNA病毒的新冠病毒正屬此列），突變更是常見。事實上，這也是為什麽流感病毒疫苗相對於B肝病毒疫苗來說更難研發的因素之一——前者是RNA病毒，後者是DNA病毒。
早在2月18日，耶魯大學流行病學專家內森·古魯巴夫（Nathan Grubaugh）就曾在《自然》雜誌子刊《自然·微生物學》上發表評論文章，指出病毒突變符合正常流行病學規律，不應引起恐慌。
而從科研的角度來說，“突變”更像是一個中性詞，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從病毒的毒力來看，變異後一般有兩種趨勢：
一類是毒力更強，潛伏期短、症狀嚴重、致死率更高，但由於高度致死性毒株能迅速殺死宿主，反而無法像致死性較低的毒株那樣有利於傳播，也更容易為現代醫學措施控制——比如致死率高達90%的埃博拉病毒扎伊爾亞型；
另一類則越來越弱，甚至出現無症狀人群，但這也意味著病毒可以悄無聲息、天長地久地與人類共存，等待下一次突變和爆發——比如20世紀人類的噩夢“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18個月間即感染全球5億多人、奪去幾千萬人生命，然而，在並無特殊醫療乾預的情況下，突然銷聲匿跡。
是來一場刀光劍影的大會戰，還是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人類與病毒的博弈，從來都是此消彼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在武漢大學醫學病毒研究所所長楊佔秋看來，此次新冠病毒的“快速突變”，受影響最大的是疫苗研發，“病毒亞型不斷出現後，需要針對性研發相應的多種疫苗。當然理論上也可能存在一種疫苗能同時對三個亞型的病毒都起作用，但這種疫苗的研發難度就增加了。”
>>>比起跟宿主共同進化，病毒更願意“另覓新枝”
病毒的“毒”生追求在於釋放盡可能多的遺傳物質，因此迫切需要劫持宿主的細胞資源，以便一遍又一遍地自我複製。如果沒有宿主，病毒便與“致病”、“毒力”毫無關係。
由於這種依賴性，某些病毒在整個進化過程中始終與宿主保持同步，每當宿主分化出新物種時，它們都會進行突變以與之匹配，這一過程被稱為共同進化。例如，人類和黑猩猩都會感染乙型肝炎，但兩者的B肝病毒版本又略有不同，科學家們普遍認為，它們可能是由400萬年前的同一病毒分別變異而來。
另一種路徑是跨物種傳播，也就是病毒“跳”入一個與原宿主毫無關係的物種中。而這種進化方式往往與一些嚴重的新興疾病有關，比如禽流感、艾滋病、埃博拉和非典。鑒於此，若跨物種傳播“罕有發生”，的確值得全人類額手相慶。
然而最近，一項發表於國際著名病原學期刊《公共科學圖書館·病原體》（PLOS Pathogens）的研究表明：跨物種傳播比人類意識到得更為頻繁，甚至於，它才是推動病毒進化的真正“黑手”。
▲病毒的兩種進化路徑示意圖。漢化自Quanta
雪梨大學病毒與進化生物學家愛德華·霍爾莫斯（Edward Holmes）及其研究小組運用病毒遺傳數據，重現了19個病毒家族的進化史，並與其宿主系統發育樹進行橫向對比——
如果病毒基本上與其宿主偕同進化，那麽兩者的系統發育樹會比較相似，即病毒“初號機”感染的是該宿主的祖先。但是，如果病毒在不同物種間“跳躍”，那麽系統發育樹將有所差別，且“跳躍”越頻繁，差異性越大。而研究結果表明，在19個病毒家族中，跨物種傳播相當普遍，且頻率“高得驚人”。
當然，病毒跳入一個新物種並成功感染，也需要不少“運氣”。畢竟，如果病毒無法利用宿主的遺傳物質並複製自己，那就再也沒有然後了。一種病毒很可能要經過數十年的反覆嘗試，不斷積累適當的突變，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複製和傳播路徑。
而這也就解釋了，為何此前的研究鮮少發現跨物種傳播在病毒進化中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20年左右的時間，你可能不會發現跨物種跳躍，但將時間軸拉至100萬年，你肯定會有所發現。”霍爾莫斯說。
>>>人類的“瘋狂”，成為病毒跨物種傳播的溫床
眾所周知，蝙蝠受到許多病毒的“青睞”，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多得嚇人”，而在數量極多的情況下，互相傳播病毒就是很容易的事。“一個簡單的生態規律是，宿主數量越大，所能攜帶的致命病毒越多，病毒發現易感宿主的幾率也就更高。”霍爾莫斯解釋道。
人類也是多種病毒的攜帶者——人口基數龐大，流動性相當高，這意味著人類能輕易地把病毒帶給更多新的易感宿主。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流行病學家賈斯汀·萊斯勒（Justin Lessler）認為，“如今在一場大流行病中，只需幾個環節就能把全球人口完全聯繫起來。15世紀，西班牙人帶著天花來到美洲，從此之後，沒有一個種群能夠完全與大流行病隔絕。”
在前哥倫布時代，文明可以崛起並繁榮於世界的這一端，而不會受到來自另一端的病毒侵害。500年間，天花也好、新冠也罷，病毒的傳播行為並沒有改變，但它們的人類宿主，行為模式卻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21世紀與早期時代的所有人類活動區別中，對疾病傳播影響最大的是，突破時空界限後人類社會的高度互聯互通。據不完全統計，2019年，全球商業班機約有4000萬架次，載客量約為47億人次。對於病毒來說，這相當於是47億顆蒲公英種子，每一顆都是其DNA的潛在載體，“飄”向任意一架班機所達之地。換句話說，“文明與病毒之間，隻隔了一個班機的距離”。
而讓病毒“青眼有加”的還不止於此。
“人類有著花樣繁多的提高傳播風險的危險操作——去一些不該去的地方，熱愛冒險，還要去吃一些可能根本不該入口的東西。”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比較醫學教授蘇珊·范德沃德指出，“我們可能才是（大流行病的）罪魁禍首，還可能是病毒跨物種傳播的終極目標，因為我們人類做了太多瘋狂的事情。”
>>>全球氣候變化，掀開病毒界的“潘多拉魔盒”
當然，病毒“莫比烏斯環”還有其他無法忽略的維度。
比如，地球正變得越來越熱。2016年、2017年和2019年相繼記錄到了史上最熱年份。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預測，21世紀地球還將進一步變暖，並出現降水和氣候方面的複雜變化。這讓許多流行病學家如臨大敵，頻頻發出全球大流行病警告。
全球變暖會使以蚊子和壁虱為傳播媒介的疾病分布至更廣，諸如寨卡、黃熱病和登革熱等，或將傳播到此前無法有效到達的地區。
而氣象模式的變化會增加病原體從動物轉移到人類的可能性。例如，不尋常的暴雨可能會為攜帶埃博拉病毒的蝙蝠創造更有利的生存環境，而不利氣象條件下的乾旱，可能導致齧齒動物數量激增，而能引發出血熱的漢坦病毒便迎來了爆發的好時機。
更重要的是，全球永久凍土層的融化或將釋放那些“封印”已久的“惡魔”。2016年8月，西伯利亞的凍土層中發掘出一具幾十年前的馴鹿屍體，結果導致多人感染炭疽熱，一名12歲的男孩因此喪生。而1918年西班牙流感和天花病毒的基因片段也在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亞的大型墓地中被發現，這些曾造成數億人死亡的病毒從未消失，不過是“潛伏”在永凍層中，等待機會重新肆虐。
更何況，那裡還掩藏著病毒界真正的“潘多拉魔盒”——遠古病毒。根據牛津大學科研團隊的資料顯示，北極永凍層中已經發現人類目前為止見過的最大病毒，它已經存在3萬年時間，體積為普通病毒的30倍以上，而它只是永凍層中上萬種超級遠古病毒中的一種。
2014年，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的進化生物學家克拉弗維（Jean-Michel Claverie），率領團隊成功“復活”了兩種封存在西伯利亞永凍土中長達3萬年之久的巨病毒，它們一經復活，即刻具有傳染性和殺傷力。
克拉弗維表示，“我們可以從早已滅絕的尼安德特人（約12萬-3萬年前居住在歐洲及西亞的古人類）的遺體上采集到該病毒，這表明能將一種病毒從地球上‘消除’的想法是錯誤的，那只是一種虛假的安全感。”
>>>病毒，如影隨行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不是所有的病毒都可以擊敗，不是所有的病毒都能找得出解決的辦法，”1958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喬舒亞·萊德伯格曾說過，“同人類爭奪地球統治權的唯一競爭者，就是病毒。”
毫無疑問，每一個新病毒的出現，都是在挑戰和考驗人類的既有經驗和認知。
比如說，對溫暖氣候的適應是病毒高效演化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而狡猾的新冠病毒不僅在傳播和病理學表現上彰顯了堪稱“高智商”的一面，而且在瞅準“全球氣候變暖”這一大趨勢上，似乎也“拿”得很穩。
在新冠肺炎爆發早期，不少人猜測它也會像SARS一樣，隨著氣象轉暖、氣溫與濕度升高，出現傳染力下降的頹勢，疫情也能由此“偃旗息鼓”。而現實是，自進入4月，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在乾燥炎熱的非洲蔓延，根據世衛組織4月9日的最新預判，非洲數國或將在未來幾周迎來疫情高峰。
正因為如此，許多專家紛紛發出警示：人類不可抱有僥幸心理，防疫的根本還是要靠主動出擊——控制傳染源，並積極研發特效藥和疫苗。
不可否認，病毒是自然創造的冷血殺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浩劫，不是生靈塗炭的世界大戰，不是慘絕人寰的種族屠殺，而是不分國界、種族、性別與年齡的瘟疫。但另一方面，它也像高懸人類頭頂的達摩克里斯之劍，時刻提醒狂飆突進中的我們，敬畏規則，敬畏自然。
作為存在了幾十億年的地球“元老”，病毒一直伴隨著人類演化，並深刻影響著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重塑人口結構、影響全球經濟、推動科研與醫療發展，甚至悄然改變人們的文化和飲食習慣。可以肯定的是，在極其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它都是、也將是人類需要不斷適應與應變的強大力量。
紅星新聞綜合自環球時報、新華社、參考消息、《中國公共衛生》、生物谷、返樸、Nature、Quanta、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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