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將動搖美元霸權的根基

《中國經濟周刊》 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責編：張偉 陳棟棟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周刊》2019年第10期）

規則和秩序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成果。在規則和秩序的前提下，國家之間可以通過談判、講道理，或國際組織仲裁解決彼此爭端。但在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的整個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國已經不再講道理，不再遵循任何國際規則，而是一味將吞噬對手當成唯一訴求，並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

這還是文明世界嗎？機制性的恃強凌弱，實際就是把人類拖回“動物世界”，拖回食物鏈中本能的弱肉強食。

不同的是，美國會造謠誣陷、會顛倒黑白。明明是倚仗美元霸權讓美國佔盡便宜的全球貿易失衡，卻被川普冠以“美國吃虧論”，強行壓製中國與之貿易平衡。

地球人都知道，美國精英階層更是心知肚明，以貿易失衡為由大打貿易戰，不過是顛倒黑白的說辭，背後則是美國遏製中國的企圖。試想，如果真正尋求中美貿易平衡，美國就應該加大對華出口，但為什麽要限制甚至停止對中國的一般性電子類商品（包括芯片）出口？難道這不是美國的比較優勢？不是美國重要的利潤來源？失去這項出口，中美貿易失衡不是會更嚴重嗎？

美國為什麽如此對待中國？

有人刻意把中美經濟問題“政治化”，認為這是意識形態或政治文明的衝突，但真是這樣嗎？事實明擺著，過去40多年中國改革開放，創造性地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成功駕馭和發展市場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尤其是進入新時代之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更加明顯，中國經濟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更加行穩致遠。

反觀美國，儘管寡頭資本富可敵國，而且愈發強大，但在寡頭資本全球布局的背景下，它們會給“美國本土經濟”留下什麽？

分層觀察，強大美國背後的隱憂

筆者認為，美國經濟需要從兩個層面看，其一是資本階層，包括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在內，都屬於資本階層；其二是政府和民眾階層。目前看，與資本階層相關的一系列數據，比如就業、GDP、公司利潤等應當說“還不錯”。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美國農業，2018年的數據顯示，美國西部6個州的農民破產率上升30%，許多農民認為，他們正在經歷最艱難時刻。儘管這可能與貿易戰相關，但從總體影響看，美國本土的底層產業，其脆弱性是非常明顯的。

但其他全球化布局的產業資本則不一樣，它們更容易在“東方不亮西方亮”的騰挪中受益，而美國股市連續8年上漲已經讓他們吃飽了股權資本，增強了創新實力，如遇經濟不測，最差也能挺上幾年。

美國政府不能通過農業補貼緩解農民的痛苦嗎？實際上，美國對農業一直都有補貼，比如鼓勵休耕的政策。但面對額外補貼，政府恐怕無能為力。從美國媒體的報導看，5月10日對華加征關稅之後，美國政府宣布對農民提供150億美元補貼，川普甚至說政府要大量採購農產品。但是，美國農民不相信政府的承諾，因為政府去年宣稱要給予農民120億美元補貼，但到現在也還沒有落實。

這個例子反映了美國政府和民眾階層的真實狀況。金融危機之後，各路寡頭資本對社會的欠账轉嫁給了政府，以致美國政府債務規模高速增長。截至4月16日，美國國債餘額已達22.18兆美元，相當於美國GDP的110%；而據美國金融網站ZeroHedge的統計，在8次加息之後，美國財政部已經累計為美國國債支付了超過5兆美元的利息。另據美國財政部4月7日發布的財務年報顯示，2018財年，美國政府收取了3.4兆美元的稅收，但花掉了4.5兆美元，淨虧損1.16兆美元。

公開消息顯示，有關美國國債的最新進展是：第一，美聯儲“縮表”過程中必然大量拋售美國債務，外國投資者也跟隨美聯儲連續5個月拋售，而且拋售數量屢創歷史紀錄；第二，大量拋售美國國債的各國央行開始大量增持黃金，這是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後不曾出現的新情況；第三，進一步提高美國國債餘額上限的難度不斷增加，美國財長姆努欽已告知國會山，其正采取額外措施，6月5日前將暫停美債發行工作；第四，美國國債市場已經出現越發嚴重的利率倒掛（長期利率低於短期利率）的情況，這一態勢引發全球對美國經濟再陷危機的擔憂；第五，減稅政策進一步加劇了美國政府的債務負擔，歷史地看，減稅之後至少3到5年不會有效增加政府稅收。

除此之外，美國股市也遭到全球投資者的集中拋售。據美國金融網站ZeroHedge統計，截至今年2月，外國投資者已經連續10個月出售美股，創下了史上最長拋售周期；而過去12個月累計出售了2050億美元，今年2月賣出美股速度再創紀錄。

再看民眾層面，近5年來，美國消費增長依然是支撐美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能，這當然得益於美國就業的不斷增長。但現在的情況是，美國失業率已經跌至4%以下，還有多大的下跌空間？如果失業率減少達到了極致，那美國消費增長的動力還有多大？美聯儲的調查數據顯示，2013年，無法立即支付400美元用於救急的美國民眾數量開始從50%下降，2018年3月降至40%，但2019年3月的調查顯示，這個數字已經回升到42%。

從過去40年的情況看，美國低收入群體越來越大，正在越來越多地依賴信用卡透支，維系消費水準，而且信用卡透支餘額越來越大（見圖1）。這會不會引發更致命的危機？

至少應當看到，第一，透支相當於每位美國公民都在“發行貨幣”用於消費，並通過美元霸權對外輸出通脹而達成本國經濟平衡，如果美國大打貿易戰，會不會使美國民眾的“信用透支”失去在國外的購買力？美國的消費增長還能持續嗎？第二，一旦經濟增長停滯或回落，勢必率先壓製公眾透支，消費萎縮，美國經濟和公眾消費惡性循環，斷崖式衰退。實際上，從“佔領華爾街運動”到“惡性槍擊案頻發”，美國社會亂象已經變得越發粗暴，社會穩定的基礎已經非常脆弱。

美元光澤驟暗

基於上述新的變化，全球金融市場開始提出顧慮：美國大打貿易戰，各國美元獲取數量一旦因此縮減，那美國未來每年超過1兆美元的財政赤字由誰買單？美國社會穩定、經濟穩定是否可持續？會不會如投資大師羅傑斯的預判：正在醞釀的美國金融危機將遠遠超過2008年？

毫無疑問，在現行全球經濟格局不可能立即徹底轉變的前提下，世界對美國政府的信任是美國信用能力的基礎，同時也是美國國債發行與規模增長的基礎，更是美元霸權橫行於世的基礎。實際上，2008年金融危機已經嚴重震撼了美元霸權的基礎，如果現在美國執意要打貿易戰，顛三倒四地失信於國際社會，那美元霸權的根基勢必受到更加嚴重的威脅。

從歷史上看，1972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後，為延續美元在“金匯兌本位”時期的霸權地位，美國重構國際經貿關係和規則，大力推行全球經濟一體化，構築了“全球資源品交易以美元計價和結算”的國際貨幣和貿易體系，大致呈現三大特徵：一是美元核心；二是金融主導；三是全球化產業分工。三大特徵合成了美國霸權的巨額利益——鑄幣稅收入：美國企業出口技術、標準、服務等具有壟斷利潤的商品，而最終商品生產加工則通過全球競爭、以“性價比最優”為原則、交給其他國家完成。在此過程中，加工國承擔資源品的進口消耗，所以必須儲備美元。正因如此，美元變成全球通行貨幣，可以在其他國家任意購買自己所需的商品，尤其是一般消費品。

用貨幣符號佔有他國人民的勞動成果，這就是最低成本、最高收益的“鑄幣稅”，也是巨額貿易利益之所在。為了維系這一豐厚的利益，美國不斷提升軍力、傳播新自由主義理論，並以此提高輿論和資源價格引導力，進而不斷提升金融和資本控制力，確保國際大宗資源交易使用美元計價和結算，確保美國金融巨頭掌控資源價格走勢，並使之成為製約弱勢貨幣國家發展的手段，甚至成為攻擊政治對手的武器，比如壓製油價以致蘇聯解體。

軍事、金融、理論、輿論——四大優勢構築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同時也構築了美元霸權的重要支點。但歷史是不斷演進的，2008年金融危機讓世界看清了美國構建的經濟大廈實際並不牢固，以此構建的美元霸權基礎隨之晃動。

第一，美國必須保持無限度的貿易逆差，向全世界輸出美元，而其他國家也願意儲備美元以備不時之需；美國必須不斷降低本國製造業比重（圖2），以確保美國不斷增加進口，輸出美元。但是，無論古老的“特裡芬困境”，還是美國金融危機帶給世界的傷痛，都在無情地告訴世界：這樣的“必須”不可持續。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統計，美元在全球支付市場的份額已從2008年前的60%以上，降至2018年的40%左右。這是否可以證明美元地位正在弱化？

第二，美國必須確保無限度的國債發行能力，以確保政府收入足以維系美國的社會保障和軍事能力，而且必須確保美國國債的絕對安全，這是美元霸權的前提條件。如前所述，2008年到2019年的12年間，美國國債從9兆美元漲到22兆美元，達GDP的110%（圖3），加上川普大幅減稅、增加政府基建投資等，美國政府因無法順利提高國債餘額上限導致政府關門的頻率越來越高、時間越來越長。這是否會弱化美國在全球的軍力保障？實際上，美國已經削減在北約、日本和韓國等軍事基地的保障能力，並試圖逼迫美軍所在國或地區增加軍費開支。

第三，需要外國投資者對美國國債擁有無限的增持熱情，這是美國國債極其重要的發行保障條件。但從2018年8月公布的數據看，總計34個海外美債持有國中，至少前12位的最大債權國都在集中拋售美債，俄羅斯和土耳其甚至清倉拋售。從佔比看，2008年，9兆美元國債，境外投資者持有4兆美元，佔比約45%；但2018年，21兆美元美國國債，境外投資者持有6.2兆美元，佔比30%左右。顯然，世界對美國國債的投資熱情正在消退。

第四，美國需要無限期容忍服務業主導本土經濟，尤其是金融對國家經濟的絕對控制地位，這導致美國必須無限期、無限度容忍貧富兩極分化不斷加劇。如果確信實體經濟、製造業是財富創造的主體，那服務業主導的經濟體必然是以財富再分配作為獲利手段，尤其是金融業。對美國本土經濟而言，一方面是財富創造能力的不斷弱化，另一方面是財富再分配能力的不斷強化，兩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必然是：貧富兩極分化加劇。

第五，美國必須永遠確保在全球擁有絕對的軍事優勢，確保資源輸出國出口交易以美元計價和結算。但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石油、天然氣輸出能力不斷增強，軍事力量也在恢復，從而不斷弱化美元在資源貿易中的佔比，削弱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撼動了美元霸權賴以存續的一個重要基礎。

當然，還有一些支撐美元霸權的重要條件也在弱化。比如，世界各國對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理論基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已經產生了懷疑；再比如，各國政府越來越多地關注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問題，這就弱化了金融的統治地位等等。

上述改變都說明國際經濟、政治和軍事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對美元霸權而言都是致命的，這恐怕也是美國政府變得越發狂躁的基本動因。但問題是，這樣的狂躁只能加速全世界“去美元化”的步伐。非常明顯的事實是，隨著中美貿易摩擦再度升級，各國拋售美債、增持黃金的動作越發清晰而急促。

筆者認為，當前，世界各國都在和時間賽跑，且不說美國總統川普是否可以帶給美國“再偉大”，至少各國尋求自保或抱團取暖的態勢清晰可見，這些國家密切關注著中美貿易戰發展的每一個細節，並相應做出預案、加固工事，防止自身受到同樣遭遇。畢竟，美元的頭號對手不是人民幣，而是歐元。歐元誕生本身就是歐洲尋求擺脫美元控制的一種努力。現在，歐洲借助伊核危機，在美國控制的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之外另起爐灶，就是例證。

中國必須警惕“項莊舞劍”

在科技實力、人才實力擁有絕對優勢的美國，還愁美國本土“再工業化”不能實現嗎？沒那麽簡單。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長期實踐，已經讓美國寡頭集團習慣了低成本的全球性生產布局，美國的技術能力往往是“牆裡開花牆外香”，跨國公司在美國本土之外獲取的利潤也會因避稅而大量留存海外。與此同時，這些跨國巨頭的債務卻有很大一部分留在了美國本土，美國政府和民眾在無法獲得這些跨國公司足夠好處的同時，還需要承擔幫那些跨國公司背負巨額債務的風險，這不僅使美國本土經濟愈發脆弱，而且威脅美國國家信用和美元霸權。

這幾乎是個無法破解的死結。川普上台後採用一系列“胡蘿卜加大棒”政策手段，試圖引誘或威逼美國寡頭集團把利潤輸入國內，把投資放回本土，但熱鬧一陣後，並未產生什麽特別突出的效果，而且受到寡頭資本代言人的強烈反對。這是否表明，在現實條件下，美國幾乎無法實現本土經濟的“再工業化”？實際上，在川普各種政策手段之下，美國在全球直接投資中的佔比不升反降，而貿易逆差不降反升。這或許表明全球經濟一體化慣性強大，不是川普想變就能變的。

無法破解，但可以“重構”。從川普大打貿易戰的行動中，隱隱感到了美國的另一種訴求：為美元霸權構築實體經濟支點。但是，我們應該明白：美國的“再工業化”可以不是本土經濟的“再工業化”，而是可以通過大規模兼並收購實現的“美國對全球實體經濟的再控制”。鑒於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完備的工業體系，所以，當美國把焦點對準中國時，我們需要特別小心，要確保中國工業體系控制在中國人的手上。

必須謹防美國“項莊舞劍”。一方面，以川普為代表的美國民主黨勢力舞動貿易和技術大棒，摧殘中國工業體系，同時逼迫中國無度敞開國門；另一方面，以共和黨為代表的寡頭財團勢力則對中國實體經濟資產虎視眈眈，通過金融手段摧殘中國工業企業價值，通過中國股市，一手洗劫中國公眾財富，一手尋求一切時機廉價收購中國實體經濟和金融資產。之後，美國資本和技術嫁接實體經濟，資產價值暴漲，從而完成“全球實體經濟再控制”。

從經濟學邏輯看，從東南亞國家的歷史看，這樣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如果美國可以在中國完成上述動作，第一，美國標準實力、科技實力、金融實力和產業服務實力將實現價值最大化；第二，上述實力綜合在一起，將帶來巨大實業資本價值，而這個價值將徹底充實美國債務和貨幣泡沫；第三，由軍事、科技、金融、實業等構築的美元霸權“完全支點”，將使美元霸權徹底掌控全球經濟，而且牢不可破、堅不可摧；第四，歐洲、日本的工業體系將再無優勢，而所有國家將永遠失去擺脫美元控制的機會和可能。

站在這個角度看中美貿易談判，背後很可能是“吞噬與反吞噬”的世紀大較量，很可能是美國面對自身無解困局並可能導致極限崩潰的恐慌，更可能是美國無法掌控中國而惱羞成怒之後的抓狂。當然，這其中也包含了美國老謀深算的戰略和戰術安排。

其實，世界各國都明白，世界正在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中國頂不住壓力，那世界的未來將進一步成為“只有美國的世界”，這其中絕非唇亡齒寒的簡單因果關係，而是如何把握人類命運走向的命題。

面對嚴峻形勢的五點思考

中國華為公司被美國政府全面封殺，但華為人卻毫無懼色地坦蕩面對。為什麽華為可以如此從容不迫？因為其“備胎”充沛；為什麽華為“備胎”充沛？因為華為人早有銘心之信條：向死而生。

什麽叫“向死而生”？實際就是底線思維，放棄一切幻想，在極致情況下拚出生存空間。

國家更是如此。筆者認為，面對嚴峻態勢，我們應該摒棄患得患失的算計，化被動為主動，勇敢面對數倍於我的強大勢力。為此，筆者提出5項建議：

第一，把握“接招兒”與“不接招兒”的辯證關係。所謂“不接招兒”就是：你想打、你就打，我不一定陪你打。因為我對你沒有幻想，所以中國一切經貿行為要以中國利益最大化為前提，美國製裁已損害我出口利益，但我不能自損進口利益，如果要損，也是因為更大的利益。這就是所謂“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對需要的進口商品，應以成本最低、性價比最高為原則，該怎麽進口就怎麽進口，不排斥從美國進口，但一定要把“正義的反製手段”當成“達摩克利斯之劍”，壓低我對美進口成本，讓廣大中國人民受益。這樣的做法可以讓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貿往來盡可能少受甚至不受中美貿易戰的影響，更讓國際市場放棄“漁翁之利”的貪念。

與此同時，對那些被川普政策所害的美國農民，中國應當采取特殊方式保持一定的貿易數額，比如通過定製採購、定點採購與美國農民或農場保持特殊貿易往來，以此分化對手，把握主動，進一步贏得國際社會的讚譽、同情和支持。

第二，把握好“妥協”與“不妥協”的辯證關係。從勢態發展看，當美國把中國列為主要戰略對手時，就已經擺明，美國的訴求不再是“簡單的談判與妥協的合作模式”，而是針鋒相對的鬥爭模式。在此背景下，單方面妥協幾乎沒有意義，而妥協將變成對方加高籌碼的基礎、得寸進尺的新起點，如此沒完沒了。

況且，對中國虎視眈眈，貪念“漁翁之利”者大有人在，它們也會躲在美國背後對中國獅子大開口，所以妥協只能更被動。但是，不妥協，並不意味著我們排斥在允許的領域主動采取措施擴大開放，先與友善國家互惠互利，共同開發彼此的市場。

第三，愛談不談。因為不抱幻想，所以在談判桌上，要談，我們歡迎你來談，但必須拿出平等姿態，要妥協則對等妥協，否則沒得談。

第四，為主動尋求中美貿易平衡，中國是否可以考慮針對輸美商品實施“臨時彈性關稅制度”，關稅收入返還企業。所謂“臨時彈性關稅制度”大致有三重作用：其一，“臨時彈性關稅制度”充滿不確定性，說不準何時增加，也說不準何時降低，更說不準何時停止，以此干擾對手國內的物價預期；其二，以此不確定性，提醒試圖搶奪中國市場的他國勢力，不要盲目投資，說不定哪天中國調降對美出口關稅，你的投資可能血本無歸；其三，關稅收入返還出口企業，彌補其對美出口可能造成的損失。

此外，還可以通報世貿組織和國際社會，中國實施“臨時彈性關稅制度”是被美國逼的，迫不得已，這樣的措施隻適用中美貿易，不適用任何其他國家。

第五，加大中國輿論氣場，向國際社會釋解和傳輸中國主張，站在法律、規則和道義的制高點上，揭露美國貿易戰、技術戰背後可能存在的險惡訴求，見招兒拆招兒，破解一切謊言和計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