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為何一口氣，特旨造了四十張床？

萬歷時期工科給事中何士晉所匯輯的《工部廠庫須知》，對於萬歷及后宮們歷年來的各項器用有詳細的核算，其中有關臥寢用床之記載如下：

表列有不少“龍床”的成造，分別是萬歷十二年（1584年）十月禦用監為“慈寧宮等處”所造，十六年九月司設監為“金殿”成造，二十六年禦用監為“乾清宮”等題造，還有親王之國的“龍床”。其中，萬歷十二年萬歷皇帝的禦前所用最引人側目：

“查萬歷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禦前傳出紅殼面揭帖一本，傳造龍鳳拔步床、一字床、四柱帳架床、梳背坐床各十張，地平、禦踏等俱全。合用物料除會有鷹平木一千三百根外，其召買六項計銀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六兩，工匠銀六百七十五兩五錢。此系特旨傳造，固難拘常例，然以四十張床費至三萬餘金，亦已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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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的一張床費至千兩

對此禦前傳出命令禦用監成造的四十張床，何士晉認為，雖然不是常例，是“特旨傳造”，但是，除原已有的“鷹平木”一千三百根之外，仍需“召買”的六項材料居然還要“費至三萬餘金”，確實是“亦已濫矣”。

按：萬歷中期，全國每年稅入也不過四百萬兩，三萬餘金的數額相當於每月稅入的十分之一，算下來平均每張床至少用銀八百兩以上，這還不包括主體的用材“鷹平木”。一般成造床具，木料為主要開銷，所費不貲，應至少佔總體經費三成以上，因此，如果包括用料，萬歷的一張床至少在一千兩以上。

明代中晚期的吳承恩所寫的《西遊記》雖系小說，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的物價。

有一段記唐三藏師徒投宿趙寡婦的客棧，趙寡婦開出三個等級的食宿費用，包吃、包住外帶“陪唱陪歇”的“上樣兒”是一天五錢；自行喝酒，“不用小娘兒”的“中樣兒”一天兩錢；“沒人伏侍”的方便吃宿是“隨賜幾文”。

就算這“隨賜幾文”是將近一錢的話，將三種價位平均折算，一天約2.5錢，則萬歷與后宮們的一張床，未計木料，還足夠一個江南地區的出外人吃住十年以上。

何士晉所言並非言過其實，發揮了身為言官的盡責本色，而宮中用度之奢靡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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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贓的工程款

晚明宮中用度之奢靡，除了萬歷的態意揮霍，也許還另有不為人知的“內情”。觀察萬歷中期為人廉潔嚴刻的內閣大學士李廷機，曾對祭酒李騰芳提及：

“國家工役，切莫先估計。估計皆內相大臣為政，彼但索已橐，故一倍至二三十倍。吾不先估計，且猛浪起工，彼雖日有所需，然不能計成數多少，工止而彼散矣，更無積聚錢俟彼分贓。”

李廷機認為內廷太監對國家的工程多所染指，往往多估一倍至二三十倍用以納入自己的囊袋，李廷機於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先開工再說，儘管太監們還是日有所求，但就無法成倍地高估工程款去肆行分贓。

明亡前的崇禎十四年（1641年）重立孝陵碑石，“戶部給石價四千金，石出宜興山中，實七百金”。崇禎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關後，南京的弘光朝以武英殿為正朝之所，將殿重漆，僅五根柱子的小殿，“工部僅塗朱費三千七百餘金”，負責的官員說：“若民間，不過三十金耳。”

明代官工之浮冒似由來已久，且習以為常，即使在風雨飄搖的南明小朝廷，太監們仍不改其本色。

以此推測，萬歷十二年成造的四十張床，內廷相關太監們的“油水”可想而知。

萬歷十七年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獻“四箴”，批評萬歷縱情於酒、色、財、氣。清人也批評萬歷：

“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也許萬歷真是大明帝國衰亡的罪魁禍首，酒色財氣“四箴”之說並不為過，但是，有關“財”的罵名，大伴馮保被攆走後，內府太監的“坐地分財”，如果不是“居功厥偉”，相信至少也是“從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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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四十張床的形製

這40張床中，較具體的形製有“龍鳳拔步床”及“四柱帳架床”。前者依字面看來，應是支架式“拔步床”再於圍板或床項四角雕龍刻鳳作為紋飾。

不過，明代的《魯班經》“敘述江南民間建築的大木、裝修、家具的式樣做法……明中葉以來，以長江下遊為中心，傳布於附近諸省”。

也就是說，《魯班經》是明代中期以降，江南民間建築或家具製作的通行依據。所說的“江南”，大致在今安徽、江蘇、福建與廣東一帶。

該書有一幅大床圖式，在原來的六柱架子床加設前簷，有如“在架子床外增加了一間小木屋”與北方或西北地區的“屋中之床”結構相近，但“此屋非彼屋”。

雖然也是三面圍板封住，但前者槅扇門上有綿密的紋飾、下有檔板，床板下密不透風，後者兩根支架間的下擺施低矮的圍欄，其下簡化的雲紋腿足間可見床下架空，簡短的出簷門楣缺乏建築元素如鬥拱構件等。

出入口也特別寬敞，結構上顯然還是以輕巧通暢為主，有別於北方或西北地區整器“堅實封閉”的特徵。

目前所知《魯班經》的最早版本是收藏於寧波天一閣的明中葉《魯班營造正式》，唯其脫落過多，未見有關家具的繪圖，而萬歷刻本的《魯班經匠家鏡》系據此增編而成的，是以所出現的家具，包括如屋的大床等，應在萬歷時期或更早就已通行民間。

據此推測，此如屋的大床具備了正德以來北方及西北地區“如屋似龕”床製的部分元素，是否輾轉南下之後，為求適應江南悶熱潮濕的環境而有所改良，保留隱秘性高的如屋外觀，內部仍具備簡明輕巧透風的架子床特色，形成外北內南的“大床”形製，仍待進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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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一口氣特旨傳造四十張床？

萬歷皇帝一口氣傳下特旨成造四種不同的床製各十張，在家具的製造上算是不小的工程。

這四十張床應非萬歷一人所用，應包含后宮後妃們的所需。即便如此，若說宮中一時短缺四十張床，似不近情理，也非比尋常，此中的背景、緣由也許有跡可尋。

萬歷自十歲登基以來，內有生母慈聖太后與其耳目太監馮保，外有太師兼太傅內閣首輔張居正，三人對年幼的萬歷管教十分嚴厲。皇帝萬歷八年（1580年）還曾因酒醉失儀被太后逼下《罪己詔》。

萬歷十年六月，輔政長達十年的張居正去世，二十歲的萬歷親政，半年後就以“欺君蠹國、罪惡誅重”之罪將“大伴”馮保謫調南京守陵，接著在萬歷十二年四月抄了張居正的家，至八月時猶認為張居正犯了“箝製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等罪。

於此其間的七月下此特旨傳造這四十張床，從時間上推測，此“左打馮保，右批張居正”的一連串作為，應系反映長久以來被兩人左右夾製之束縛頓去，大權獨攬之後，在物質需求方面的“小試身手”。

此四種床製可能均為當時江南傳來的時尚新品，大內罕見之物，自欲盡情把玩，或分賜後官。

此推論也許有待進一步證明，但無論如何，此段記載至少反映年輕的萬歷皇帝好不容易親政後，其獨當一面的快意作為之一，也造成宮內用床因而呈現多元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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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吳美鳳著《明代宮廷家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