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殯葬門市裡，工作氛圍有一種奇妙的融洽感，員工與員工之間是平等的。沒有人需要隱藏過往，也不存在誰看不起誰。
文|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圖 | 新京報記者 浦峰
編輯 | 胡傑 校對 | 郭利琴
本文約6465字，閱讀全文約需12分鍾
范三左手食指上戴著一枚深褐色琥珀戒指，那是朋友送給他“辟邪”的。
自今年8月份開始，52歲的范三成為沈陽的一名殯葬師。他的日常工作，是為亡者淨身、穿戴好壽衣放進紙棺，再送至殯儀館火化。同時，還為家屬提供出殯、淨宅等“一條龍”殯葬服務。
范三個頭高高，體型中等，架著一副黃色偏光眼鏡。
在此之前，范三有另外一個身份：重刑刑釋人員。2013年最後一次出獄前，他曾先後五次入獄，共計在監舍度過23年人生。
這個年輕時靠打打殺殺過生活的男人，現在口中最常出現的詞是“服務，讓家屬滿意。”
范三所在的是一家叫“媽媽送你去天國”的殯葬連鎖門市，在沈陽共有三家。和范三一樣，在此工作的十幾名員工都有過十五年以上的服刑經歷。
這些懸掛著“中國首家重刑刑釋人員創業基地”招牌的門市，得到了法學界一些學者專家的支持和鼓勵——甚至被看作是重刑刑釋人員出獄後的一次就業探索實驗。
在遺留人間的最後時刻，“范三們”給予逝者體面和尊重。這是大多數普通人不願涉足的特殊行業，卻為他們提供了一條生路。
有人在此獲得安穩的生活，也有人將此視為人生還罪的自我救贖。還有更幸運的少數人，重拾回曾經不敢奢望的愛情和家庭。
“他們來了，我就心安”
12月1日凌晨兩點零九分，一位直腸癌晚期患者被醫院宣告死亡。
護士撤下了最後一根點滴的導管。刷著淡綠色油漆的急救室裡，隻留下那具被病痛折磨到乾瘦的男性身軀。沒了氣息後的遺體透著蠟黃，口部張開，保留著佩戴呼吸機時留下的姿勢。
逝者的姐姐靠在門外的牆邊泛淚，把屋內的空間讓給了匆匆趕來的殯葬師。
辣椒剪開了逝者的病號服，從身上緩緩褪下。接下來是淨身。
浸潤了高度白酒的白色毛巾從臉部開始擦拭，途經胸腹部直至腳部。每一處都要細細顧到。空氣中滿是烈酒的味道。
為逝者翻身，至少需要兩名男性殯葬師互相配合，辣椒這次的幫手是亮子。辣椒的媳婦兒也上手幫忙，取來衛生紙和尿墊做緊急處理。
淨身完畢後，殯葬師給逝者換上一套深藍色的西服款壽衣。壽衣是有講究的，衣服4層、褲子3層，總數算起來得是單數。鞋襪穿好後，還要用細細的紅線固定住逝者的腳部和雙手，放置於金色花紋的薄被上。裝飾性的首飾和口金放置妥帖後，再蓋上銀色的緞面被單作為結束，俗稱“鋪金蓋銀”。
凌晨，沈陽463醫院的走廊安靜極了。這位50歲的患者生命終結時，只有他的姐姐在旁。看得出來，她有些害怕，戴著淺藍色的口罩，全程都沒敢踏進最後的病房。
辣椒和亮子趕到時，她低聲對一旁的護工說了一句，“他們來了，我就心安。”
這是辣椒從事殯葬行業的第四年。過去幾年中，有一千多位亡人在人間的遺留時刻由他完成。當他工作時，專注、肅穆、手腳麻利，給予逝者最後的體面和尊重，你很難把辣椒和他過去的“亡命生涯”聯繫起來。
這個行業，常年與死亡和屍體為伴。外人印象中，除了天然的恐懼感，還有傳統觀念中的忌諱。
殯葬的買賣並不好乾。殯葬師每天需要往返於醫院的各大高危病房，有時還要在家屬不理解和嫌棄的言語中學會轉圜。
比起家屬的冷語，還有一些不可控的場面，更讓人從生理上本能地反感。
比如說冷凍後的遺體，人類的軀體不再柔軟，光是脫衣服就耗費大量心力；屍檢結束後，冰開始融化，遺體變得濕漉漉，穿衣又是一道難題。
殯葬師楊平在夏天處理過一具去世了好幾天的高腐屍體。淨身的毛巾剛沾上遺體就開始掉皮。腐屍的味道實在太濃，在場的人包括法醫、警察都跑出去嘔吐。乾完這趟活的好幾天，楊平都沒吃下飯。
鐵球接過一個“這輩子都忘不了”的活兒。在醫院裡的一個小屋，那位逝者因為長久以來的疾病內髒腐爛，淨身時嘴裡、眼睛、耳朵開始往外冒蛆。
“我哇哇吐，”但活兒還得接著乾，他和同伴戴上手套，硬是拿白酒往裡灌，才遏製住那驚悚的場面。
這份工作的最難之處，便是要同時克服生理上的反應和內心的恐懼。但大多數殯葬師說沒想那麽多，他們說服自己，“人生老病死很正常，就當他睡著了。”
“我們這些底兒潮的人”
有過案底、進過監獄的人，在東北話裡叫“打過罪”，“底兒潮”。
年輕時，大家管范三叫三哥。按范三自己和一些知情者的講述，二十來歲的時候，三哥手底下的資產已經囊括：兩家塑料廠、兩家飯店、三台大解放汽車和日進千元的存折。
就像電影《江湖兒女》中廖凡扮演的“斌哥”一角，那時，靠義氣混世便能贏得尊敬。
范三說，自打幼時父母離異，他從小被大孩子欺負，便學會“以暴製暴”，而衝動之下，就極易引來禍事。
自1990年他第一次入獄，“就像打開了這扇門似的，”此後幾十年，范三牢獄之災未斷過。
在一眾罪名中，打仗（當地方言，指：打架）通常是入獄最多的原因。
亮子就是在打群架時捅死了人，一把沾血的刀最終換來15年刑期。
鐵球也是用刀，他帶著十幾個人衝進歌廳，群毆中結束了對方生命。而這場衝突的起因，是為爭奪同一個女朋友。
在一家遊戲廳，辣椒因小事和一個人“吵吵”起來，對方甩出幾句極髒的話，惹毛了他。“我這輩子最反感的就是罵我媽。”辣椒用一支五連發獵槍朝對方連開三槍，被判死緩，從看守所轉到凌源二監，“差27天到20年。”
但並非所有人都曾有“混社會”的經歷。楊平出事前，就是一個生活在沈陽法庫縣城的普通農民。
1996年，29歲的楊平騎著自行車回家途中，和一個趕驢車的路人發生口角。小爭吵更新成打架，他掏刀捅死了對方。
趕巧的是，這把致命的刀是他剛從集市上買的，只因出門前父親交代他，“今年羊不好賣，買把刀回家把羊殺了賣羊肉。”
服刑結束時，當年的大小夥子變成了被規範行為的中年人，皺紋、白發甚至傷病也一起留在了身體中。
在監獄的日子，他們失去的不光是自由和健康——幾乎所有人都提到了對父母和家人的愧疚。有人失掉了雙親，連離世前最後一面都沒見上；有人失去了妻兒，原本幸福的家庭按下中止符。
但不管過去他們姓甚名誰、因何事入獄，這些曾經“底兒潮”的人，如今做著同一份工作。
在殯葬門市裡，工作氛圍有一種奇妙的融洽感，員工與員工之間是平等的。沒有人需要隱藏過往，也不存在誰看不起誰。
說起來，這終究是一份普通人不大願意涉足的行業。扎根在沈陽各大醫院附近，憑借服務積累的口碑和略低於行業平均水準的收費策略，為“范三們”打開了生路。
重生的困惑
在成為殯葬師之前，“范三們”都曾走過一條坎坷的回歸社會之路。
自立首先得解決生計問題。但無論是商場保安、餐廳服務生、建築工地的泥瓦匠，還是網約車司機、工廠流水線上的工人，只要是正規招聘，最基礎的工種也都需要一紙公章：無犯罪記錄證明。一旦有過前科，便無法從警察機構開具。
為此，出獄後的那幾年，刑釋人員想要生活下去，只能從一些不太正規、可以規避掉要求開具證明的臨時性工作中選擇，其中不乏一些灰色產業。
回到老家農村後，楊平在村子裡找一些彩鋼、泥瓦匠的活兒乾。村裡乾活沒有那麽多限制，但臨時工看天吃飯，收入並不穩定。
陳月生告訴記者，他出獄後經歷過很多被拒絕的時刻。
剛回家時，他嘗試過賣水果、賣菜，都沒賺到錢，也沒固定的地方住。生活不下去，他去街道社區尋求幫助，幾乎是用哀求的語氣懇請對方，“我低保都不要了，就供我一頓飯都行。”
去年，亮子曾南下廣州，在一家湖南老闆開的服裝廠負責熨燙。後來生意衰頹，老闆跑路。一眾工友提起了勞動仲裁，但最終隻領回兩千多元的象徵性補償款。
還有一些人，變成了催債公司和高利貸公司的馬仔，把自己再次置於高風險的環境中。
社會的歧視無法在短時間內消除，但可見的生路實在有限。最糟糕的情況，莫過於繼續萌生犯罪的念頭，通過暴力的歧路獲取錢財，重返監獄。
2014年，華東政法大學《法學》月刊曾刊登署名為“應培禮”的文章《論刑滿釋放人員回歸社會的制度排斥》。文章中統計了當時對刑釋人員制度排斥的相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檔案，共計362部。
排斥的首要領域是就業，其次是戶籍。
論文中梳理出過去二十年中對刑滿釋放人員制度排斥的特點，比如限制期限動輒終身，限制範圍動輒全部。
阻礙並不止於此。大多數刑釋人員經歷的這段“被隔絕的人生”，恰巧是中國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飛速發展的二十年。
世界變成了他們陌生的模樣。
辣椒入獄時，還是上世紀90年代，五年前回到家，他按照以往的習慣去坐公車，以為“上車就有售票員，給錢就行”。後來才知道，“得從前門上車，投幣刷卡。”
聽朋友說起影片電話，他不敢相信，“瞎說啥呢，拿電話還能看到人？”90年代，他印象中最上等的通訊工具就是大哥大和BB機。
至今，他們中仍有人學不會手機拚音輸入法，只能依靠手寫體。
北京工業大學法學教授張荊認為，長久的牢獄生活很容易形成“監獄人格”，懂得服從，但難以在社會自立。
他給出一組數據：在犯罪學界，有公認的二八定律：社會上80%的犯罪是由20%的人實施，一個人可能重複實施了多起案件。而幫助這20%的人走上正軌，成為降低犯罪率的關鍵。
張荊的觀點是，監獄對罪犯的行為規範起到了作用，但社會仍然有責任提供對刑釋人員的福利、幫助和自立教育，這從一定程度上也能降低重新犯罪率。
“出獄之後，他們就是一個普通公民，一個平等的人，”張荊呼籲，除了幼師、國家保密部門等特殊職業可以限制有前科的人員進入，其他職業領域應當適度給與松動的空間。
20世紀80年代我國公布的《罪犯改造白皮書》認為，我國的重新犯罪率長期控制在8%以下，但張荊表示，犯罪學界的學者調研顯示，這一數據應當在15%左右。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皮藝軍提出關於控制重新犯罪率的思路：共生與調控。
皮藝軍認為，我們面對罪惡，不應隻抱有鋤之殆盡進而後快的義憤和天真，而要準備好用理性的心態與罪惡共生，將社會罪惡調控在一個合理的限度之下——這不僅需要司法的強製力，也考驗社會成員的寬容和智慧。
比如，在具體操作層面，可以用適當減免稅收的方式，鼓勵企業家接納有前科的刑釋人員到自己的公司就業。
“是否可以無歧視、無偏見地迎接那些失足者重歸社區，”皮藝軍提出，“讓他們不再是‘他們’，而是成為‘我們’中的一員。”
一次探索實驗
在此前的媒體報導中，正在沈陽開啟的“媽媽送你去天國”殯葬門市項目，被看做是一次接納刑釋人員回歸社會的探索實驗。
“媽媽送你去天國”，其中的“媽媽”是指項目的發起人，66歲的付廣榮。
付廣榮在當地的公益人圈子頗具名氣。二十年來，她陸續撫養了多名無家可歸的孩子，也因此被稱為“付媽媽”。
“當初就是看到這些女犯出獄後生活艱難，才想著能不能做點什麽幫助更多的刑釋人員。”付廣榮說，她想到了一條路徑：把公益與企業相結合。就是現在“媽媽送你去天國”這種項目的模式。簡單來講，她去找願意投資開殯葬門市的企業家，為對方介紹合適的刑釋人員作為員工。
從八月份至今，三家殯葬門市在沈陽開業。每家店鋪都不大，30平米以內，選址都在沈陽最有名的大醫院附近。
門市招牌都是統一的。深藍的底色，除了門頭上的“媽媽送你去天國”，上面還有一行金色的小字：中國首家重刑刑釋人員創業基地——每家店鋪內的牆壁上也掛著同樣的金色招牌。
落款題字的是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法學家夏家駿。事實上，這個創業項目得到了國內法學界一些學者、專家的支持和鼓勵。
59歲的王明秋是辣椒所在門市的老闆。
這位妝容精致、打扮入時的女老闆也曾有過猶豫。一方面，是她對殯葬行業不了解，多少也有點忌諱，“過去看到這樣的店都避開走”；另一方面，想到員工都是“坐過牢的人”，她從未和他們打過交道，“心裡沒底。”
王明秋說，後來付廣榮多次找到她，向她講述開店的社會意義，她被感動，便答應下來。
每家店鋪的老闆要負責店鋪的租金、貨物成本及員工工資，自負盈虧。
截至目前，三家殯葬店陸續安頓過近二十名走出監獄的刑釋人員。隨著殯葬店的名氣逐漸在刑釋人員的圈子裡傳開，許多出獄後無法找到工作的人慕名而來。
比如錢亮、鐵球、范三、楊平，都是通過辣椒介紹而來。
他們大多通過此前相熟的獄友介紹，或是撥打付廣榮開設的電話熱線前往此處。目前，已經有70多名全國各地的刑釋人員報名，希望能得到就業安置。
下一步怎麽發展？付廣榮的規劃是，先在遼寧省各大城市拓展殯葬門市的業務，吸納更多的企業家和刑釋人員參與。等未來形成相當規模後可向全國複製推廣，並且可以利用刑釋人員在獄中學到的技能，開設壽衣製作廠和骨灰盒廠等產業，形成產業閉環。
但當下就有更現實的問題亟待解決。
比起大量等待安置的員工，要找到合適的老闆並不容易，第四家門市的開業暫無具體時間表。行業特殊，員工特殊，顧慮自然就來了。“很多老闆並不想和刑釋人員打交道”，付廣榮說，最關鍵的是“得認可做這件事的社會責任。”
等待被救贖的心
穩定的收入和生活，是曾經的“亡命徒”能安心扎根的第一步。
殯葬師的工作有保底的薪資，如果勤奮肯乾，能按每單利潤的30%提成獲得額外收益。
目前，這些已經正式上崗的殯葬師大多能拿到的月薪在四千至萬元不等，業務極其出色的員工，最高月工資曾拿到兩萬元。
辣椒技能嫻熟，是很多新手殯葬師的司機，他就是那個曾拿到月薪兩萬的“業務能手”，還因此重拾愛情和婚姻。
媳婦兒小獅子比他小14歲，從醫院的電梯員轉行乾起了殯葬，一來二去認識了辣椒。
“那會兒也沒想這麽多，搞對象要錢沒錢，人長得也磕磣，啥也沒有，還打過罪服過刑，”最初，辣椒壓根沒抱希望，尋思“能跟我嗎？”
父母不同意，小獅子就先斬後奏，拿著戶口本去民政局領了證。
夫妻倆就住在殯葬店的內間。簡簡單單的一架高低床，上層放著生活用品，下層床鋪全都換上了喜色的床單和被罩。
靠牆那頭，是一幅結婚時拍的婚紗照：辣椒還是不愛笑，一隻手搭在妻子肩頭。小獅子穿著湖藍色的抹胸禮服裙，笑著露出了牙。他們還一起養了一隻叫“小年兒”的泰迪狗。
一個曾經為了義字亡命闖蕩半生的男人，就這樣被愛情收服了。
他收起了往日暴躁的脾氣，做事前先想想“家裡有個惦記的人”。用積攢下的幾萬塊錢買了一輛二手的別克商務車，用作殯葬頭車，繼續拚命賺錢。他開始學著疼人，早早起來熬好粥再叫她起床，甚至在考慮攢錢買個屬於自己的小房子，“寫她的名兒，別苦了她。”
鐵球的對象也談得艱難。2012年出獄後，他在一場飯局上認識了現在的妻子。長達五年的戀愛長跑後，兩人於去年的5月20號結婚。從此，無名指上多了一枚銀色的婚戒。結婚時，兩個人都沒有錢，靠妻子刷信用卡辦完儀式。
談戀愛時，有一回在朋友的飯局上，他喝多了罵人，媳婦當著所有人面“給了他兩個大嘴巴子”，鐵球一句都沒吱聲。“我就能做到這點。”他知道以自己的條件，找個媳婦不容易，也倍感珍惜。
如今，命運賜予了這個男人更珍貴的禮物，妻子已懷孕四月，他將擁有自己的孩子。
能找到合適對象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人，是不敢找。經濟能力不達標，他們怕給不了對方想要的生活，房子、車子、彩禮，隨便拎出一項就能讓他們沉默。
“我還是那句話，人先立業，後成家，”陳月生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數出獄人員，“作為男人，難道還讓人家養你？”
他現在想得通透，就是憋著一口氣，“讓社會看看我們並不是廢物。”也有人則將此視為積德，他們的想法是，“以前做過的壞事，就通過這個來彌補吧。”
但並非所有顧客都能坦然接受這份“贖罪”。即便到了今天，這些刑釋人員在與逝者家屬接觸時，也不敢主動談起自己的過往歷史，他們怕被瞧不起，更怕對方介意。
就在上個月，一位來為父親買骨灰盒的家屬進到店裡，前半程都聊得挺好。一抬頭看見了牆上掛著的“重刑刑釋人員創業基地”牌子，試探著問陳月生，“大哥，你們這是......”
陳月生有些不好意思，只能尷尬笑笑，搓著手朝對方點了點頭。
在內心深處，他們情緒相對敏感，也渴望被認可，特別需要那些能與過去的自己做切割的評價。
“很在乎，相當在乎，尤其像我們這種人，”亮子覺得，他最希望別人眼裡的他是這樣的人，“你看那個出來的，挺老實，不像打過罪。”
（文中刑釋人員姓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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